20世纪上半叶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研究
《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释词
《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释词
景盛轩
【期刊名称】《语言研究》
【年(卷),期】2008()1
【摘要】朝鲜王朝(1392-1910)所编汉语教科书可视为元明清三代的口语实录,是研究近代汉语的一份极其宝贵的语料。
文章即以《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为材料,利用文献考察和方言印证的方法,对其中的"一和"、"控"、"便与"等几个词语进行了解释。
【总页数】4页(P30-33)
【关键词】朝鲜;汉语教科书;词语;考释;方言
【作者】景盛轩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134
【相关文献】
1.朝鲜王朝《骑着一匹》系列汉语教科书方言词语选释 [J], 金茗竹;邹德文
2.《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字词选释 [J], 杨继光;张荣荣
3.历史上的汉语教科书——读《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 [J], 曾昭聪
4.域外汉语教科书研究的典范之作——评岳辉《朝鲜时代汉语官话教科书研究》[J], 邹德文;
5.近十年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研究综述
——以《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涵盖的四种文本为主 [J], 王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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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中国语Ⅰ》教材与教法研究
韩国《中国语Ⅰ》教材与教法研究韩国《中国语Ⅰ》教材与教法研究引言作为一个邻国，韩国对中国文化和语言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因此，学习中文在韩国一直都是热门的课程之一。
韩国《汉语Ⅰ》教材是韩国高中生学习汉语的入门教材，它的任务是帮助学生掌握汉语的基本语法和词汇，打下坚实的语言基本功。
本文旨在探讨韩国《汉语Ⅰ》教材与教法，剖析其特点和优势，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改进建议。
一、韩国《汉语Ⅰ》教材的特点和优势1. 任务明确韩国《汉语Ⅰ》教材的任务是帮助学生在初学汉语时掌握基本的语法和词汇。
教材从最基础的发音、简单的日常用语出发，逐步引导学生学习汉语的基本语法和词汇，确保学生在初学阶段建立起对汉语基本结构和表达方式的理解。
2. 有趣易上手在编写《汉语Ⅰ》教材时，考虑到韩国学生对汉语的兴趣和接受能力，教材注重设计有趣的故事情节和情景对话。
这样的设计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记忆生词和语法知识，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3. 灵活的教学方法韩国《汉语Ⅰ》教材采用了多种教学方法，如直观教学法、兴趣教学法和任务型教学法等。
通过听、说、读、写等多种互动性的教学活动，帮助学生提高运用汉语的能力，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韩国《汉语Ⅰ》教材存在的问题1. 语法重于实际运用韩国《汉语Ⅰ》教材在教学中注重语法的讲解和练习，但有时忽视了实际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
学生可能会因为过度关注语法规则而在实际交流中出现困难，无法流利地运用所学的词汇和句型。
2. 文化知识片面韩国《汉语Ⅰ》教材对中国文化的介绍比较片面，过分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忽略了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这样的设计可能导致学生对中国的认知存在偏差，没有全面了解中国的多样性。
三、针对问题的改进建议1. 引入实际情景教学在韩国《汉语Ⅰ》教材的编写中，应增加大量的实际情景教学内容，培养学生在真实情境中运用所学汉语的能力。
通过模拟真实的语言交流情境，如购物、旅游等，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实际应用汉语的技巧。
古朝鲜汉语教科书《老乞大》口语会话课本文体来源探析
古朝鲜汉语教科书《老乞大》口语会话课本文体来源探析张辉【期刊名称】《昆明学院学报》【年(卷),期】2014(36)4【摘要】Old Qida,the model of Chinese conversation textbook in the late Koryo,was the pioneer for the Chinese conversation educa-tion in Korea and the important mark of the stylistic formation for the modern Chinese conversation textbooks.However,doubts still ex-ist for the source of the stylistic pared with the styles in the textbooks from the Warring States,Sui,Tang and even Song dynasties in China,Old Qida was created on the base of Chinese ancient conversational style with the content to meet the need of Chi-nese learning and the excerpts from the journey to Ming dynasty.%《老乞大》会话课本文体产生于高丽朝后期，是朝鲜朝时期汉语口语会话课本的典范。
其开辟了朝鲜汉语口语会话教育的先河，是近代汉语口语会话课本文体形成的重要标志。
但对于这一文体的来源，学界却一直存疑。
通过与战国、隋唐、宋朝时期的会话文体及中国古典文献口语会话文体的对比分析发现，《老乞大》是在中国古代会话文体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其文本内容为适应汉语学习的需要借鉴并摘取了朝天游记中的部分内容。
20世纪初期中韩字典的编撰及特点
20世纪初期中韩字典的编撰及特点中韩字典是指汇编了中文和韩文词汇对照的辞书，在20世纪初期，中韩字典的编撰工作先后在中国和韩国进行，这些字典对于促进中韩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下面将介绍20世纪初期中韩字典的编撰过程及特点。
在中国，20世纪初期的中韩字典编撰工作主要由志士学社和学字社等民间团体承担。
这些团体的成员大多是留学日本归来的学者，他们以《实用中韩辞书》、《中韩检字图解》等作品为代表，致力于收集整理中韩古代文献中的词汇，并进行汉字到韩字的对照。
这些字典的编撰不仅受到了古代中韩文献的影响，也借鉴了日本的字典编纂经验。
这些字典在编撰过程中，注重将中文单字和汉字在韩国的发音和词义进行对照，准确反应中韩文化的异同。
与此韩国也开始了自己的中韩字典编撰工作。
当时，由于韩国正处于殖民地统治的时期，所以韩国学者在字典编纂工作中受到了日本学者的指导和影响。
20世纪初，韩国学界相继出版了《汉字撮要》、《楷模英汉韩日辞典》、《中韩新旧辞典》等中韩字典，这些字典的编撰和出版对于推动韩国语言文字的独立化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 汉字注音：这些字典在对照汉字和韩字时，不仅提供汉字的解释和词性，也提供了韩国的发音，以便读者能够正确理解汉字和韩字之间的联系。
2. 文化比较：这些字典除了提供词汇对照之外，还增加了文化对比的部分，通过比较中韩文化的异同，使读者更好地了解两国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3. 双向学习：这些字典不仅适用于中国人学习韩语，也适用于韩国人学习汉字。
字典编纂者考虑到了两国学习者的需求，并努力使字典具有互通性。
20世纪初期的中韩字典编纂工作起到了促进中韩文化交流和语言学习的作用。
虽然这些字典在编纂过程中受到了西方字典编纂学和日本字典编纂经验的影响，但它们在整理中韩古代文献的词汇和对照中文和韩文的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两国语言学习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朝鲜朝前期的汉学家成果和吏学政策
朝鲜朝前期的汉学家成果和吏学政策关于《朝鲜朝前期的汉学家成果和吏学政策》，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 要：朝鲜朝的“事大交邻”外交政策影响了历代君主对汉学的重视程度，也成就了当时朝鲜王朝汉学家们卓越的汉语造诣。
朝鲜朝对汉学的各种奖励制度，汉学机构的建立，汉学者的培养政策推动了整个王朝译学教育的发展。
而朝鲜朝前期的政策影响了整个朝鲜朝汉学政策的走向和发展。
关键词：朝鲜朝前期; 汉学政策; 汉学教育; 汉学家; 吏学政策;国内关于朝鲜王朝的汉学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偏重于具体汉学教科书和汉学书籍的研究，对于朝鲜朝的汉学政策介绍却是很少，朝鲜朝能出现很多优秀的汉学家、汉学教科书和汉学书籍，肯定有其政策上的可取之处。
本文将结合朝鲜朝前期的汉学教育讨论其汉学政策、史学政策、汉学家和汉学作品，以期为现代汉语对外教学政策及研究提供一定的历史依据和借鉴。
一、朝鲜朝的汉学政策朝鲜朝的汉学政策始于太祖时期，太祖元年八月太祖制定了科举法，设立文科、吏科、译科等三科，让吏曹掌管。
太祖二年九月颁旨设立了司译院。
司译院提调契长寿等人制定司译院制度，并强调根据生员的学习成绩和学习态度对其进行严明的赏罚。
朝鲜朝初期非常重视汉语的口语教学，汉语译官甚少有精通经史之人，在与明朝来访官员交流时，没有办法对经史义理对答如流。
所以，从太宗时期开始，汉学教育不再单单针对汉语口语，对译官的经史教育也投入很多。
太宗四年八月司宪府上疏建议道：“任命精于汉语者为训导官。
”[1](4）太宗十三年六月为了教授司译院学生们经史义理，在司译院设置了“文官训导官”之职，并在《经国大典》中，规定“汉学教授（从六品）四员、二员文臣兼，汉学训导（正九品）四员”。
[2](34）而在世宗朝时，世宗设立“汉学讲习官”之职，教授译官汉语知识和经史义理知识。
世宗十五年选拔优秀聪敏的子弟在司译院常习汉语，对此，礼曹记载道：“礼曹启，以入学选拣子弟二十人，并令仍会司译院，讲习汉文汉语，每於使臣赴京，以从事官，差送，从之。
浅析《老乞大》和《朴通事》对早期对外汉语教学的贡献
浅析《老乞大》和《朴通事》对早期对外汉语教学的贡献作为早期对外汉语教材的《老乞大》和《朴通事》,不仅在当时掀起了研究风潮,对当今社会更是影响深远。
本文主要从体例、内容和教材的教授以及学习者的认知等方面来阐述它们对早期对外汉语教学的重大贡献。
标签：《老乞大》《朴通事》对外汉语教学众所周知,《老乞大》(以下简称《老》)和《朴通事》(以下简称《朴》)是旧时高丽和朝鲜人为学习汉语而编写的两本非常重要的教科书。
时至今日,两书的作者已不可知,只能推测出它们的成书时间大约在元末明初时期。
李朝语言学家崔世珍为《四声通解》一书作序时说:“夫始肆华语者,先读《老乞大》《朴通事》二书,以为学语之阶梯。
”[1]崔世珍的一番话说明了这两本书在对外汉语教学界举足轻重的地位。
《老》、《朴》的传世,为我们保存了几百年来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的宝贵史料,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思考如何有效地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传授给外国人。
无论时光如何变迁,对外汉语理论研究有多先进,《老》《朴》留给我们的语料价值是不可磨灭的。
一从体例上看,《老》、《朴》都是依情景为主编写的会话课本,它们都由一则则对话构成,且对话通俗易懂、朗朗上口。
如《老》文章的开头:(1)大哥,你从那里来?我从高丽王京来。
[2](2)如今那里去?我往北京去。
简单的一问一答带领读者步入学习汉语的胜境,使学习者能够在诵读中很快地识记课文中的读音和词汇,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体例,读者在认知不同例句中的词语搭配时,能更好地学习并掌握文中的基本语法,进而尝试简单的会话。
这种教学形式让学习者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自始至终贯穿着“角色”和“情景”的观念,这不仅在当时的对外汉语教学史上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对于当今第二语言教学同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老》、《朴》经历了多次的校订与修改,最终才形成今天所通行的版本。
李朝语言学家崔世珍把二书翻译成韩语,用训民正音为汉字注音,即“谚解”,并逐段逐句译成韩文,以便两种文字穿插对译,从而编成了《翻译老乞大》和《翻译朴通事》。
20世纪初期中韩字典的编撰及特点
20世纪初期中韩字典的编撰及特点作者：冯璐来源：《现代语文》2019年第10期摘 ;要：20世纪初期，中国和韩国都处于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社会语言发生极大变化。
在本国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相似背景下，以《新字典》为代表的字书应运而生。
以中国《新字典》和韩国《新字典》为例，介绍两部字典的编纂情况，并通过对二者的比较分析，归纳出近代中、韩字典编纂的主要特点。
关键词：20世纪初;中韩;《新字典》;编纂特点“字典”一词源于中国，在《康熙字典》问世之前，中国称字典为“字书”，并将它作为解释汉字形音义工具书之泛称。
中国第一部自成体系的字书，是东汉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
作为中国第一部篆书字典，此书对字典的编排体制与说解体例予以了规范。
南北朝时期，随着楷书的通用，顾野王的《玉篇》作为中国第一部楷书字典应运而生。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玉篇》作为代表历史汉字从古文字到今文字的第一部汉字总汇，成为研究中古历史汉字的基本坐标。
”[1]（P1）至清代初期，张玉书、陈廷敬等主编的《康熙字典》系我国历代字书的集大成者，它是历代收字最多、规模最大的汉字字典。
以上三部字典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相关研究数不胜数。
不过，在《康熙字典》以后尤其是20世纪初期的汉字字典却很少能够进入学界视野。
实际上，在这一特殊的背景之下，中国、韩国产生的汉字字典颇具时代气息和学术价值，其中陆尔奎编撰的《新字典》、朝鲜光文会编撰的《新字典》尤其具有典型性。
一、中韩《新字典》的研究现状（一）中国《新字典》可以说，中国《新字典》的产生是新旧文化冲突的大时代背景的反映，遗憾的是，在当时并未引起时人关注，之后学界对它的研究也是凤毛麟角。
宗清元的《陆尔奎与〈辞源〉》[2]、王佳伟的《出版家陆尔奎其人其事》[3]均提到，《新字典》是陆尔奎在编纂《辞源》过程中衍生出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裴梦苏在《超越〈康熙字典〉，开启〈中华大字典〉——清末民初中、韩〈新字典〉价值和意义》一文中，对中、韩《新字典》在注音和释义体例方面进行了比较，并着重对两部字典所收新字新义进行了阐述[4]。
浅析《老乞大》和《朴通事》对早期对外汉语教学的贡献
浅析《老乞大》和《朴通事》对早期对外汉语教学的贡献作者：孙萌来源：《现代语文(语言研究)》2010年第01期摘要:作为早期对外汉语教材的《老乞大》和《朴通事》,不仅在当时掀起了研究风潮,对当今社会更是影响深远。
本文主要从体例、内容和教材的教授以及学习者的认知等方面来阐述它们对早期对外汉语教学的重大贡献。
关键词:《老乞大》《朴通事》对外汉语教学众所周知,《老乞大》(以下简称《老》)和《朴通事》(以下简称《朴》)是旧时高丽和朝鲜人为学习汉语而编写的两本非常重要的教科书。
时至今日,两书的作者已不可知,只能推测出它们的成书时间大约在元末明初时期。
李朝语言学家崔世珍为《四声通解》一书作序时说:“夫始肆华语者,先读《老乞大》《朴通事》二书,以为学语之阶梯。
”[1]崔世珍的一番话说明了这两本书在对外汉语教学界举足轻重的地位。
《老》、《朴》的传世,为我们保存了几百年来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的宝贵史料,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思考如何有效地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传授给外国人。
无论时光如何变迁,对外汉语理论研究有多先进,《老》《朴》留给我们的语料价值是不可磨灭的。
一从体例上看,《老》、《朴》都是依情景为主编写的会话课本,它们都由一则则对话构成,且对话通俗易懂、朗朗上口。
如《老》文章的开头:(1)大哥,你从那里来?我从高丽王京来。
[2](2)如今那里去?我往北京去。
简单的一问一答带领读者步入学习汉语的胜境,使学习者能够在诵读中很快地识记课文中的读音和词汇,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体例,读者在认知不同例句中的词语搭配时,能更好地学习并掌握文中的基本语法,进而尝试简单的会话。
这种教学形式让学习者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自始至终贯穿着“角色”和“情景”的观念,这不仅在当时的对外汉语教学史上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对于当今第二语言教学同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老》、《朴》经历了多次的校订与修改,最终才形成今天所通行的版本。
李朝语言学家崔世珍把二书翻译成韩语,用训民正音为汉字注音,即“谚解”,并逐段逐句译成韩文,以便两种文字穿插对译,从而编成了《翻译老乞大》和《翻译朴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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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20世纪上半叶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研究 作者：毕信燕 来源：《东疆学刊》2017年第03期
[摘 要] 20世纪上半叶，朝鲜半岛编纂了一批数量可观的汉语教科书。这批教科书是《老乞大》、《朴通事》等朝鲜朝时代汉学书的传承，其多为北京官话会话教材，内容涉及衣食住行、学校、通商、通信等，以不分等级的单册居多，并与同时期西人汉语教材共同构成域外汉语教材体系。
这批教科书的编写体例为朝鲜文字母逐字标音、圈声标调、朝鲜文对译、译官语法随文注解，它们为北京官话研究和早期现代汉语研究提供了新鲜的材料，具有口语化和域外视角的特征。
[关键词] 域外汉语教科书；朝鲜半岛；北京官话；初期现代汉语 [中图分类号]H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7）03-0008-06 20世纪上半叶是朝鲜半岛的日帝殖民时期，大致相当于中国的民国时期。在此期间，朝鲜半岛出于学习汉语的需求，编纂了一批数量可观的汉语教科书。这批汉语教科书大多为汉语会话教材，也有少量语法书和汉语词典。据笔者在韩国六大主要图书馆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国会图书馆、高丽大学图书馆、延世大学图书馆、首尔大学图书馆、庆北大学图书馆。的调查，并参考韩国相关学术论文，确证了四十余种资料。今后随着文献调查和整理的深入，将会发现更多的文献。
一、20世纪上半叶朝鲜半岛的汉语学习与教科书出版背景 20世纪上半叶，朝鲜出于与中国贸易通商、赴华留学、移居东三省等需求，民间的汉语学习相当活跃。朝鲜王朝时代（1392-1910年）出于“事大交邻”的外交需求，汉语是朝鲜王朝最为重视的外语。近代开港之后，为了学习欧美和日本新知，英语、日语、法语、德语等外语语种的学习不断扩大，但汉语仍然是朝鲜半岛最为重要的外语语种之一。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侵华，并在其殖民地朝鲜推广汉语教育，进一步掀起了汉语学习的热潮。当时朝鲜半岛正规的汉语教学机构数量较少，大部分朝鲜人是通过自学、广播汉语讲座、夜校学习汉语的。朝鲜半岛汉语学习情况，通过当时朝鲜报纸可以窥知。如，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1）1928年6月2日《东亚日报》4版 “中国语讲习会”广告。本文所引韩国报纸原文来自韩国“naver新闻图书馆”数据库（newslibrary.naver.com），为便于读者阅读，略去韩国语原文，代以笔者翻译的汉语译文。
仁川贸易即将突破1亿3千万元，其中对华贸易占1千6百万元。今后对华贸易将会继续增加，但仁川市民由于不通晓汉语，贸易上诸多不便，鉴于此仁川基督教青年会举办中国语讲习会。
时间：6个月，从6月4日开始，每周三次 学费：每月1元5角 讲师：中国领事馆通译官 张义信 （2）1930年2月14日 《东亚日报》 学事顾问栏目问答。 读者问：市区有教授汉语的教师吗？如果想要自学汉语，哪些教材合适？ 记者答：没有汉语教师。汉语自学书有《汉语独学》、《汉语指南》、《支那语集成》等。
（3）1931年1月23日 《东亚日报》 报道 “朝鲜应当在中学进行汉语教学”。 日本文部省决定在日本中学继英语、法语、德语之后开设汉语课程……朝鲜也应当早日在中学开设汉语课程……日本认为今后在国际关系和利害关系方面，中国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对朝鲜来说，诸般利害关系也是一样。并且朝鲜与中国接壤，满洲（东三省）有一百万朝鲜侨民；朝鲜国内也有9万多中国人定居。朝鲜每年对华出口贸易3千万元，进口贸易9千万元。这也就是说，除去朝鲜与日本的贸易之外，中国占据了对朝鲜贸易的九成以上。
（4）1937年8月13日 《东亚日报》报道 “第二次翻译招募启事”。 华北事变之后，日本陆军于7月28日决定招募汉语翻译若干名……要求精通汉语，其他一切限制全无。录用之后，根据成绩给予判任官待遇（月俸百元以上）或奏任官待遇（月俸60元以上）。
（5）1938年6月5日 《东亚日报》报道 “强化汉语教学，从华北聘请汉语教师”。 （朝鲜）总督府决定，从今年开始在专科学校和实业学校教授汉语。为切实强化汉语教学，通过华北新民会招聘汉语教师。华北新民会派遣郎恩文、金保天二人赴朝鲜教授汉语。二人已于4日从华北出发，路经天津，将于7日下午乘火车抵达（朝鲜）京城。二人抵达京城后将赴专科学校教授汉语。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6）1939年2月17日 《东亚日报》报道 “人才短缺，从朝鲜募集看守等各种人才”。 满洲以及华北正在进行大量土木建设，扩充生产力，人才严重短缺。由于朝鲜与满洲接壤，为开拓满洲和华北，从朝鲜募集官公吏、商业人士、教员、医疗机构、技术人员，甚至连看守也从朝鲜募集，派往满洲……
20世纪上半叶，中朝之间贸易往来频繁，众多朝鲜人前往东三省，加之日本帝国主义从朝鲜征用大量人力派往中国东北、华北。因此，当时掌握汉语的朝鲜人能够顺利找到工作，更有赴华留学和移民东三省的便利。
另外，从当时汉语教科书的再版情况和广告也可以看出朝鲜半岛汉语学习的热度。《自习完璧支那语集成》（宋宪奭）1921年初版以来，至1932年再版5次，刊印总数超过10万册。《汉语指南》（柳廷烈）1913年初版，至1923年再版5次。1938年初版，第二年再版的《标准支那语会话》（李相殷）由当时中国驻朝鲜总领事范汉生作序。1939年8月3日《东亚日报》新刊介绍。序言称，“每年从朝鲜迁往满洲和华北的朝鲜人有数万名，他们唯一的资本就是懂得汉语。”“（朝鲜）国内专科大学、中学都将汉语作为‘国策’普及，但由于学校数量少，仍然无法满足需求。”[1]（1）“李相殷先生精通汉语，他的著作给汉语自学者提供便利，初版上市不久即售罄。人文社克服纸张短缺等困难，推出第二版。”[2]
二、20世纪上半叶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的内容构成 20世纪上半叶朝鲜半岛的汉语教科书以会话教材为主，大多冠以“速成”、“自习”、“无先生”、“独学”等为书名，是以实用为主的自学教材。这批教科书中大部分是北京官话教材，也有少量东北官话教材，并冠以“满洲语”的书名，强调东北官话有别于北京官话的特质。这批教科书不具备现代教材的语法、词汇分级理念，内容包罗万象，无所谓“初、中、高”等级的划分，以单册居多。
这批汉语教科书的结构相似，主要包括散话问答、情景对话、分类词汇表三部分。部分教材书前有凡例，详细介绍汉语发音、方言等语言学知识。有的教材书后附有“动词用例”、“副词字应用”，标注发音，注释词义，并给出若干例句，类似一种小规模的汉语词典。
上述的表1略举两例展示了这批教科书的内容构成。其中，散话问答或是针对个别语法或功能，给出一问一答的短小对话，或是脱离语境单独的句子。“三字话”是借鉴日本汉语教材的编写体例，将三字一句的独立句子汇集成一课，例如“天亮了、你贵姓、怎么去、是新京”等等。散话问答提供了基础的字词、语言知识，是学习交际会话的基础。情景对话按照衣食住行、通信、季节、天气、访问、娱乐、旅行、商业、人事、学校等主题，设定情景，提供一段连贯的对话。分类词汇表不是课文中出现单词的索引表，而是为了扩展词汇量，分类列举的生词。各教材所列举的词汇少则十几类，多则几十类，每类为一课。
三、20世纪上半叶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的编写体例与特征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这批汉语教科书有一套固定的编写体例——使用韩文字母逐字注音、圈声标记声调、中朝文对译、采用译官语法随文注解。教材页面分为上、下两部分：上端是汉语原文，汉字左侧是韩文注音，包括用圆圈或符号标记的声调；下端是朝鲜语对译文，逐句对译，偏直译。遇有部分难解的字词、语法点，则随文注解。这是对朝鲜朝时代汉语教科书（《老乞大》、《朴通事》等）编写体例的继承，也是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极具特色的传统。
首先，使用韩文字母为汉字逐字注音。韩文有21个元音、19个辅音、7个韵尾，辅以特殊符号和元音组合，凭借其相对丰富多样的音位和音节，较理想地解决了汉字注音的问题。作者自行设定一套韩文字母与汉语声韵母之间的对应关系，以此为每个汉字注音。但由于各教科书设定的标记体系和对应关系不尽一致，因此各教科书之间标音并不统一。韩文字母对于韵母的注音比较准确；但对于声母，尤其是舌尖前音（z、c、s）舌尖后音（zh、ch、sh、r）的标记则相对混乱。这种混乱源于中朝两种语言语音对应上的空白，是韩文注音难以克服且普遍存在的障碍。
圈声标记是在汉字的上下左右加圈，以此表示该汉字的声调。右上为上声，右下为去声，左上为下平，左下为上平。
圈声标记也是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普遍采用的标调方法，例如《老乞大》、《朴通事》系列汉语教科书均采用此种标调方法，用汉字上下左右四角的小圆圈表示平、上、去、入四声。
另有教材用数字代替圆圈，在汉字上下左右标记声调。这批汉语教科书中只有部分采用了圈声标记，另有部分教科书仅注音，未做任何声调标记。这是由于当时朝鲜人对汉语声调与发音的关系认识有分歧。当时朝鲜人对于汉语声调学习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强调声调学习的重要性；一是忽视声调的学习。《自习完璧支那语集成》（宋宪奭，1921）在凡例中强调声调的重要性，“四声是四种不同长短强弱的同音异声，任何汉字都有四声之别，学习汉语最先应当留意四声。”“朝鲜人学习四声，最重要的是学会上声，其次是去声，其余声调多读多练即可掌握。”“汉语自学者尤其要注意上声”。另外，该教材还用语言详细描写了四声的调值。《速修汉语大成》（王运甫/1918）同样重视声调，尤其是上声的学习，并在附录中列出350个上声字表。然而《中语大全》（李祖宪，1934）则没有标记任何声调，该教材21课《学习中国话》中提到，“四声是中国人也不能都知道的，就在发音上用功好”，“叫初学的人先把四声学好，不但学得困难，并且因着四声，反坏了说话。所以先把发音学好，说出话来，自然而然的四声也分得出来了。”
散话问答、情景对话和分类词汇表，每一处汉语原文都有朝鲜语对译文，多为逐词逐句的直译，方便读者逐词对照学习。另外，对于汉语原文中生僻的词汇、难解的语法点，教科书会随文进行注解，提供释义或说明。这些注解多采用译官语法金敏洙（1980）提出了“译官语法”这一概念，即朝鲜朝时期译官学习汉语采用的方法，对汉字或词进行“辞、意、声”的随文注解。例如， “休，禁止之辞，休止”、“恰，适当之辞，恰便似”，“只，止此之辞，”.格式，多为词语注释，是传统的汉字解读手段，并非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语法说明。如《自习完璧支那语集成》中的译官语法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