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结构”发展模式与小城镇建设

<div class="article_tit"> “三元结构”发展模式与小城镇建设 </div> <span>作者&nbsp;:&nbsp; 毛锋张安地</span> <p> 摘要：本文阐述了和谐社会的内涵和目标；针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实践和现存的城乡、工农和贫富差异滞胀及“三农”问题困惑，提出了以加强小城镇建设为轴心的“三元结构”发展模式；此后，提出了发展小城镇，实现“三元结构”发展模式的对策和建议。

<br/> 关键词：和谐社会；“三元结构”；小城镇 <br/> 作者简介：毛锋(1954－)，男，陕西西安人，博士，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综合发展决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br/>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5－0076－04 收稿日期：2007－06－23 <br/> <br/> 一、“三元结构”发展模式与和谐社会建设 <br/><br/> 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贫穷与富裕之间的结构性差异是人类社会演化进程中的客观存在，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解决均衡与非均衡发展中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针对城市先进的工业部门和农村传统落后的农业部门同时并存的局面，于1954年提出了“二元结构”理论(阿瑟?刘易斯，1989)，认为二元结构是因市场机制的作用自然形成的；且认为虽然城市工业与农村农业存在差距，但生产要素可以在城乡间流动交换，在相互促进、协同发展中依靠城市化和工业化有助于缩小二者之间的滞胀差异，进而驱动国家或区域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

<br/>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以农业、农村为主的经济、社会格局逐步转向城市与农村、农业与工业并存发展的二元结构体，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的必然。

所不同的是中国以计划经济体制为背景，通过行政指令在促进城市和工业较快发展的同时，亦强化了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和对立，这种特殊的国情和社会背景造就了中国二元结构问题的特殊性。

虽然历经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城市工业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但是城市经济的发展还不足于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有限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加剧上涨的房价及环境压力还难以承载更多的农村人口享受城市发展之文明；较低素质的农村人力资源、不成熟的劳动力市场和限制性的户籍管理制度仍维系着二元结构，落后的农业、农村经济和过度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依然加剧着城乡的贫富差异；日益严峻的城乡环境污染、城市扩展中的土地和水、能源紧缺，亦往往令政府和民众堪忧。

现时的亿万农民工作为一个流动的“活塞”游历于城乡，既支持、促进着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亦因其主客观约束和文化、生活习俗等而难以成为永久性的市民和导致农村“386199”(妇女、儿童和老人)现象的困惑；城乡、工农和贫富差异的二元结构困局并未因此而消弭，“三农”问题依然在此二元结构羁绊中难以解套，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只能步履维艰。

<br/> 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贫穷与富裕的二元结构形态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难以避免的客观格局，解决其间的差异冲突和防止其间的二律背反，依靠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及财政补贴等措施来加快二元结构的转化，缩小“两两”之间的差异是可行的策略。

然而，多年来的发展实践表明仅仅围绕二元结构的互动转化并非有效。

尽管各类城市的经济、人口和用地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群、城市带蓬勃兴起，但城市化率增长缓慢，环境污染加剧，水资源紧缺危机频现，城市投入产出效应令人堪忧；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候鸟”式的迁徙转移，既加剧了交通运输压力，也困惑着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城乡社会的稳定；“新农村运动”和农业现代化进程有助于促进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使其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然因村舍大力改造和道路固化性建设却会滞胀农村人口的转移、扩大土地资源的非生产化使用和消耗大量的建材等类资源，以及加剧农村的面源污染和阻碍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显然，围绕“二元论”来消弭城乡、工农和贫富差异，解决“三农”问题和构建和谐社会，难免饮鸩止渴、事倍功半。

<br/> 有鉴于此，积极倡导和推行以小城镇建设为轴心的“三元结构”发展模式，是实现我国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想途径。

其概念模型如下图所示。

<br/> 从图中易知，“三元结构”是指在空间发展上形成城市、小城镇与农村人流、物流、财流和信息流合理聚散的三足鼎立格局，即不同梯度规模的城市为人流、物流、财流和信息流的高集聚区，小城镇则较之分散、低集聚的农村形成诸流的适度集聚。

这样，有助于发挥城市向小城镇的辐射作用和小城镇直接带动农村发展的聚集效应，有利于多种要素在合理聚散和流动中促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就人口聚集而言，不同规模的城市可容全国人口的1/3，现约1.9万个建制镇和近2万个小集镇所能承载的人口未来应占1/3强，另外不足1/3人口则分散于农村。

即在空间集聚上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分布“橄榄形”结构，这样不仅有利于全国社会的稳定，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

由于小城镇是周边农村人流、物流、财流和信息流的集聚中心，相同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和较低的居住成本，更易于吸纳农村人口的就近转移，亦为农村生活污染的集中处理创造了条件。

<br/> 就工农业发展的空间格局来说，大中小城市应以高新技术、资本集约和低污染型工业为主体，而逐步将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业、小型配套工业、轻纺服装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和相关服务业等产业转移到小城镇发展，从而形成城市工业、小城镇产业和农村农业发展的“三元结构”体。

由于小城镇产业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服务类经营为主导，因而我国未来的就业人口则可更多地集聚于小城镇，这为相对较低文化素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创造了条件，为农业的规模化、现代化经营奠定了基础，亦使全国的就业人口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结构。

此外，由于小城镇产业的发展规模相对较小，又往往会以地方资源保障下的特色经济发展为主导，加之周边大气扩散能力较强和易于处理“三废”污染，因而既减轻了城市资源调配和环境污染压力，亦能保障小城镇乃至农村的环境质量。

<br/> 如果说城市人口为相对富裕的收入阶层，农村人口较之贫穷，那么未来小城镇人口应成为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加之与其人口格局相匹配，因而具有“橄榄形”的社会收入分配结构便可以形成，这从整体上对于缩小全国贫富差异、保障社会的和谐发展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也就是说，在城市高收入与农村低收入社会阶层之间有了小城镇中等收入这个缓冲器、稳定器，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便具备了强有力的空间格局支撑和易于协调的自组织能力。

<br/> 显而易见，倡导和推行这种“三元结构”发展模式不仅能有效地解决困扰了中国数十年的二元结构滞胀，而且能对中国城镇化及工业化的发展提供富有价值的指导思路，更能为构建和谐社会从空间支持和内涵发展上奠定合理可行的框架体系。

由于这种发展模式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从人口生活改善、人口就业安置和人口收入分配的空间布局出发，有助于在“三元结构”论的指导下探讨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进而构建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相互和谐的社会。

另外，以小城镇发展为轴心构建的这三个相依发展的“橄榄形”结构亦正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最佳途径。

由于其中的城镇化(人口空间结构)对应于农村问题，工业化(就业人口空间结构)对应于农业问题，而富裕化(收入空间结构)则对应于农民问题，因而该发展模式也为解决中国棘手的“三农”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系统的指导思想。

<br/> <br/> 二、加强小城镇的发展极、增长极和稳定极作用 <br/> <br/> 依据“三元结构”发展模式来解读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小城镇应是其进程中重要的发展极、增长极和稳定极。

小城镇作为“三元结构”发展模式的支撑点，将发挥着重要的轴心作用，这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br/> <br/> (一)小城镇的轴心和集聚效应有助于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作为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贫穷与富裕的结合部，小城镇的轴心作用对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环境质量的改善举足轻重。

由于小城镇的经济定位于劳动密集型的工业、配套于工农业和农村的服务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和以地方资源保障为主体的特色经济，因而既有助于加速城市工业的升级换代和减轻城市资源、环境压力，亦因其适度规模的集聚使分散于农村的人力、财力和物质资源产生应有的规模和集聚经营效应；由于小城镇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普遍较小，基础设施和环保投资不大，因而易于建设和发展；由于小城镇近邻农业和农村，更有助于从资金、技术方面“反哺”农业，从文教卫的规模集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蓬勃农村的发展；亦由于全国为数众多的小城镇“镶嵌”于东西南北中，因而有助于全国城乡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

显然，在中央和地方财税、政策的惠顾、城市工业转移的技术人才等的支持，以及广大农民脱贫致富积极性的推动下，小城镇的勃兴无疑会成为我国经济社会重要的发展极、增长极和稳定极。

<br/> <br/> (二)小城镇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人口有序转移的理想场所。

导致中国“三农”问题长期难以有效解决的症结，在于庞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增多和转移滞胀。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经济的较快发展和进城“门槛”的降低引发了“民工潮”的澎湃，但面对日益增多且技术素质较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其吸纳和安置能力毕竟有限。

另则，日益增高的城市居住成本、“水土不服”的生活习俗和农村家庭的“拖腿”，迫使这些“农民工”只能游历于城乡，既加剧着交通压力又引发了子女教育、老人照顾和夫妻情感等社会问题及农业生产的弱劳化。

因而，小城镇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人口转移的根本出路和有效场所，具有如下优势：一是可以减少剩余劳动力外出的盲目性和过度流动性；二是可以弥补农忙时期劳动力的不足，避免“386199”弊端；三是通过农村人口的适度移居，有助加快全国人口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富裕化进程，带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我国农村现有2亿多剩余劳动力，倘若至人口高峰期的2030年现近4万个建制镇和乡级集镇平均每镇吸纳3000～5000个剩余劳动力，则可大大缓解日益增加的人口就业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