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庸》《论》《孟》中的心性义理基础朱熹《四书集注》理学思想系列之一
《四书章句集注》：朱熹最具代表性的理学名著
《四书章句集注》：朱熹最具代表性的理学名著作者：钟岳文来源：《月读》2020年第01期“四书五经”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名词，常用来代表儒家经典。
其实，细究起来，“四书五经”包含两个部分：“四书”和“五经”。
“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
谈到“四书”，就不能不提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这部书被视为注解“四书”的儒家理学名著，受到后世学者的广泛重视。
学习“四书”，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甚至研究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都离不开这部著作。
歷史上，每一个思想理论的产生，都离不开时代的文化根源和思想根源。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成书，以及朱熹“四书”学的形成，与宋代的历史文化，宋代理学思潮的兴起、发展以及宋代的社会环境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北宋王朝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吸取和总结了唐末以来藩镇拥兵自重的历史教训，为了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防止再次发生兵乱分裂，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并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大将的军权，将军事大权收归皇帝手中，由此形成了“重文轻武”的局面。
而文士在宋朝的地位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且宋代的文化政策相对开明，文化环境相对宽松，因而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繁荣。
另外，宋代的思想家继承了唐代韩愈提倡道统、重整儒学的做法，孙复、石介、欧阳修、王安石等人主张复兴儒学，统一道德，重整伦常，强调人道、人理之义理规范。
不同于汉唐经学重章句训诂的治经之法，宋代学者研治儒家经典，不再局限于文字声韵、名物制度等表面文字的考证，而是深入到经典的内部，探讨内在的义理，将其体现的儒家伦理发扬光大，从而为社会治理服务。
这些做法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尊孔读经的活动由此展开。
应该说，讲求儒家经义，探究儒家经义之理的义理之学，是朱熹注解“四书”的重要思想渊源。
北宋中期，儒学的复兴运动引发了理学思潮的兴起。
在吸收了佛老之学后，带来了传统经学上的革新，形成了新儒学——理学。
朱熹《四书》学的诠释方法（二）
朱熹《四书》学的诠释方法（二）朱熹《四书》学的诠释方法（二）(2006-08-01 15:53:33)二、“文献——语言”的《四书》诠释方法经典诠释活动必须要面对一个要解决的难题，那就是时间问题。
由于经典文本、诠释者之间始终存在着鲜明的历史性、时代性的时间差别，这种差别构成了对经典诠释活动的挑战。
朱熹在他的《四书》学中，是如何通过“文献——语言”的诠释方法来统一经典诠释中历史性与时代性的鸿沟的呢？《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这四部儒家典籍，本来就是先秦儒家学者留下来的重要历史文本，它们是以语言——文献的形态保存下来。
那么，对《四书》的诠释，首先就是对这几部历史文献及其表现形式即语言的阅读、理解与解释。
然而，朱熹以毕生精力精研《四书》，完成《四书章句集注》等一系列《四书》学代表著作，其原因当然不是一种好古、玩古的历史兴趣，而是一种既要承传儒家传统文化、又要开拓现实王道事业的人文使命。
他在许多地方均阐述了自己诠释《四书》在承传儒家道统方面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由于《四书》在道统史上的重要地位，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授受的道统，到了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等儒家先圣先师的《四书》系统中得到保存与弘扬。
但是，孟子以后，道统“遂失其传焉。
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而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甚矣。
”[1] 而二程、朱熹对《四书》的重新诠释，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传承孔孟道统、开拓王道事业。
当然，经典是产生经典的那个时代的各种典章制度、社会活动、文化观念的历史记载，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历史文献，“《六经》皆史”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作为历史文献，它所记载、描述的总是某个特定时期的活动，某个历史时期的制度以及那个历史阶段的思想、观念、心态等等。
那么，诠释经典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还原历史，也就是还原以“文献——语言”形式存在的经典所记载的那些历史活动、典章制度，尤其是那个时代及其先圣们的思想、观念和心态。
四书的义理
四书的义理
《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四部著作,是中国儒家经典之一。
《大学》讲述了如何成为一位“有志向、有品德、有才能”的人,强调“中庸之道”的思想,认为人应该遵循适度的规范,但不能过于放纵自己。
《中庸》则阐述了“中”的概念,即居中之道,认为人应该保持平衡,不偏不倚地走自己的人生道路。
《论语》则讲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和思想,强调了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并提出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思想。
《孟子》则强调了孟子的仁政思想,认为统治者应该实行仁政,
以使人民幸福安康。
同时,它还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
这些经典著作的共同义理是,它们都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倡人们应该追求道德、伦理和政治上的完善。
这些经典著作也被中国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朱熹的治家四本
朱熹的治家四本
朱熹是中国明清时期思想家、诗人和文学家，他最负盛名的著作是“治家四本”。
其中，《大学》是朱熹最具影响力的一本书，是由四部分组成的综合理论思想史著作，主要以正统的儒家思想为基础，涵盖了从古代传统的思想到明清思想的历史背景。
《大学》对儒家思想的传播及儒家传统文化的活跃，有着极深的影响，是朱熹在明清时期思想史中的一大杰作。
《中庸》是朱熹的第二本书，也是延续了《大学》的思想核心，提出了“仁义礼智信”四个基本思想。
它建立在道家观点上，勾勒出其中清白的道德标准，强调“仁”的重要性，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做一个有仁德的人，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生活更安定，有利于社会构建的完善。
《论语》是朱熹追求道德规范的第三本书，以孔子的言行操练方法，深入研究传统儒家文化。
它把教师和学生、父子关系、思想等多个概念统一起来，全面探讨了诸子百家的基本思想，尤其是对传统儒家文化影响最大的孔子思想作出了深入淆究。
《孟子》是朱熹最后一本书，也是为了深入思考传统儒家思想，延续孔子的思想传统而创作的。
《孟子》特别强调人的自律和行为的无私，强调要遵守传统的礼仪和法则，保持家庭的秩序和社会秩序，以此建立道德礼仪习惯，朴素简朴之风博得众多读者的喜爱。
四书章句集注 南宋朱熹哲学思想的代表作
四书章句集注南宋朱熹哲学思想的代表作
1、四书章句集注(南宋朱熹哲学思想的代表作)，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各1卷，《论语集注》10卷，《孟子集注》7卷。
参考前人成果，着力于己注，借以系统发挥理学思想和理论，是朱熹哲学思想的重要代表作，也是宋明理学的权威性著作。
2、宋代二程、朱熹推崇《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使三者与《论语》相并合为四书，并将其提高到经的地位，与五经（见六经）并列。
二程、朱熹这样做，目的在于树立一个由孔子经过曾参、子思传到孟子的儒家道统，而把自己表现为这一道统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朱熹倾毕生精力注四书，前后达40余年。
朱熹的治家四本
朱熹的治家四本
朱熹是中国明清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出版了四本著作即为《四书》，其中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
其中《大学》是朱熹在他“四书五经”之外另外编写的一部著作，它记载了朱熹对传统教育思想的发展和深刻理解。
他强调传统教育思
想中重视先祖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尊重和保护传统文化，更加重视
学业的文化素养，例如要教育学生道德良善，帮助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
《中庸》是一部深刻而富有启发性的关于民众治国的哲学思想著作，主要内容是朱熹的“中庸理论”，也被称为“中庸之义”。
朱熹
认为，中庸之道在于要强调度，以尊重和平为前提，以求得社会安定
而不仅仅是追求私利，以顺应体系而不革新，以正气正心正行而谋取
幸福与安乐。
《论语》是朱熹对传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主要内容是孔子的著作，记载了孔子的人格观、道德修养、政治观、文化思想等。
朱熹将
孔子的思想发扬光大，深刻地反映了朱熹关于仁义礼智、和而不同、
自律节俭和应当储备知识等精神观念。
《孟子》是朱熹认为重要的一部著作，主要内容是孟子的思想，它深刻地反映了朱熹关于仁、义、礼、智、信、容、恭、廉等思
想观念。
朱熹认为，教育应当以仁至上，即用仁者之心，去培养其德，去教育学生、去管理社会，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
朱熹“四书学”思想解读
朱熹“四书学”思想解读朱熹“四书学”思想解读（一）内忧外患的宋朝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宋代是一个内忧外患的转型时代。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以及“靖康之变”，不仅是造成南宋之初政局动荡、民族危亡的政治因素也是致使宋代人文精神发生巨变的关键之因。
宋代人文精神的巨变主要就体现在理学思想的构建和兴起。
所以，就理学产生而言，内忧外患的特殊社会形态就是宋代早期理学思想得以构建的时代背景。
就理学发展而言，南北宋迥异的政治领域造成了理学在文化领域中的不同阶段，正如刘子健所言：“11 世纪是文化在精英中传播的时代。
它开辟了新的方向，开启新的、充满希望的道路，乐观而生机勃发。
与之相比，在 12 世纪，精英文化将注意力转向巩固自身地位和在整个社会中扩展其影响。
它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怀旧和内省，态度温和，语气审懊，有时甚至是悲观。
一句话，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
”（[美」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赵冬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7 页。
）表现在思想文化上，就是北宋理学思潮的兴起和南宋转型所带来的理学发展与定型。
宋朝是中国历史中比较孱弱的朝代。
在此历史时期内，家国始终面对着北方少数民族的严重威胁。
北宋时期，中原王朝不仅承受着来自辽国的强大压迫，而且即使在与西北较弱的西夏政权对抗中也是败多胜少，以至于每年都以沉重的“岁币”来换取一时的和平。
这种耻辱的对外政策严重伤害了士大夫阶层的民族自尊。
然而更大的灾难则源于金国的异军突起。
从公元1115 年金国一统北方之后即发动了对宋朝的战争，并于第二年一举攻占东京汴梁，掳走徽钦二帝，北宋灭亡。
南宋初期，面对支离破碎的家国和步步紧逼的来自金国的侵扰，使得士大夫们愈发感到国家未来的昏暗与迷茫，继而愈发忧心于道统的传承与延续。
尽管如此，但是由于朝廷的软弱，终究还是抵挡不住来自北方的外患对中原民族的危及，进而逐渐扩展为宋王朝的内患之忧。
金兵的摧残致使宋廷多地沦陷，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逃离，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
朱熹的治家四本
朱熹的治家四本
朱熹的治家四本书分别为《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这四本书代表了朱熹传统思想的全部。
《大学》：是朱熹在儒学方面的综合性著作，包括“四书五经”
以及礼记、孝经、春秋等书籍，也称为“经行孝义之书”，是朱熹整
体思想的代表作。
《中庸》：是一部论及道德行为的哲学著作，书中有“三调”的
理论，即“仁、义、礼”。
它认为人是通过“中庸”的道德行为、内
心平和才能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
《论语》：是孔子的著作，此书的思想核心是“仁”的概念，它
提出了“改过”、“制衡”、“合符天理”和“相顾而行”的原则。
《孟子》：是孟子所著，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作，书中核心是“恕”，也即“仁”的概念，书中同样提出了“改过”、“舍己从人”等原则。
这四本书是朱熹传统思想的代表作，它们提出了“仁”、“义”、“礼”以及“恕”等概念，提倡人们尽量努力改过自新、行善自德，
从而达到完美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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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杂志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汗”之说。
程颐《遗书》解“格”：“格，犹穷也；物，犹理也。
犹日穷其理而已矣”，是因《字汇・木部》之释。
不过程颐的解释重心不在训诂，而在义理发挥，“物”一提及即上升到“理”的抽象形态，反映了理学家建构理学体系的理论思辨心藉。
朱熹以“格致”范畴扩充理学理论基础的实施工作，集中在“补亡”“传之五章”中。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补亡”之言揭示主体致获知识的对象，是潜隐在事物中的本质之体的“理”，致获的思维执著是“穷究”。
主体致获知识的观念运动为何是“穷究”形式呢？这是因为：从“格物”到“致知”是主体认识逐渐积累并递相贯通的过程；从“致知”到“知至”是主体由物到物之极致的理的进取行程。
主体的这两种思维认识形式，以动态的格致为中介，而与物之理契接，实现了主、客体在认识接通下的同一。
诚如朱子之语：“致知，则理在物，而推吾之知以知之也；知至，则理在物，而吾心之知已得其极也。
”①
人心的思维之灵与天下之物的有理，构成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朱子“补亡”传一章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思想史上这一辉煌的智慧成果：“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未尽也”②。
人心之灵就是人的创造性思维意识，人的这种创造性灵机是人别于其他动物的类不同性本质。
人的心灵的求知本性积极地及向外在事物之理，而外在事物之理也存在着满足人的求知属性，这就是人的积极及向性与事物理本质的可知性以思维与存在的契接而实现的主、客体同一性。
“理有未穷”与“知有不尽”，共同构成人类认识发展的永恒前程。
“理有未穷”与“知有不尽”，是朱子所补阙略中的两个片语，前者揭示事物无限性决定其本质理的不可穷尽；后者揭示理之不可穷尽性决定人的认知不可尽止。
在宋代儒家的意识里，理作为天下之物“其极”，已经达到了对事物普・】】２・遍本质的理解。
这里无需去辨识宋儒义理之学的党性归属问题，只需要看其将理作为世界本原，就能见识他们作为中华民族思想家群体，将华夏民族思辨水准、思维结构及其方式层次所提升的高度，就不禁由衷地钦敬他们。
思维结构以及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思想素质的水平体现。
拟定哪种形态为世界本原是哲学的观念抉择，即使先验性的知识观也依然在一定层面上反映知识载体积极的主体思维运动，其动机在于将人的主体性意识推向发达。
（２）性、道、教范畴对理学的实践支持《中庸》本文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为人生的几项基本实践。
朱子称此为《中庸》文篇的“纲领”：“读书先须看大纲，又看几多问架。
如‘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是大纲”⑧。
这个大纲中的思想要件是“性”、“道”、“教”三范畴围绕“中庸一理”，散在人生诸事之中，发挥着践履原则的调节作用。
《中庸》文本是中庸观念的扩充性载体。
朱子将《中庸》文篇概说为“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④。
这个概说《中庸》文篇阐发中庸观念的表述形式，有因于程颐称道张载《西铭》“明理一而分殊”的色彩。
《中庸．》文篇旨在为人倡设人生践履的准则性体制，其所谓“中散为万事”即分布为道德践履、理念培养、器识塑造、生活日用等层面。
朱子在《中庸章句》里以注释形式深掘文篇义理，以此组构理学形态的中庸观念和中庸原则体制。
“性”、“道”、“教”是主体在理学认识与实践中的重要环节。
理学是儒学运行到宋代的新型思想形态，它虽有多层面的创新，但关心人的主体性及其资质建树却是它继
①《朱子语类》卷十六
②《朱子语类》卷十六
③《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④《朱子语类》卷六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