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元文》出版的一点回忆——兼及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出版中的

●出版手记●关于《全元文》出版的一点回忆———兼及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出版中的相关问题姜小青【摘要】《全元文》作为凤凰出版社出版的规模最大、周期最长的古籍整理项目，其出版历程十分艰辛，其中不乏值得总结的经验。

本文以亲历者的身份回顾了这一历程，并对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出版的经验进行总结，值得当下学界和业界参考。

【关键词】《全元文》凤凰出版社大型古籍整理项目编辑DOI:10.19325/ki.10-1176/g2.2019.01.015《全元文》至今仍是凤凰出版社出版的规模最大（3000多万字，61册）、出版周期最长（10年以上）的单品种古籍整理项目。

笔者是1997年3月开始接手负责该项目出版工作，接到主编李修生先生第一封信的时间是当年的4月10日（当时我的分管领导吴小平副总编给李先生打电话，告之我任出版社总编辑助理，将具体负责《全元文》），其时项目前5册正在编辑审稿阶段，因此，本人见证了《全元文》出版全过程并有幸参与其中（终审了全书的6—61册，1—5册由吴小平先生终审）。

《全元文》出版后，本该写篇文章，只因当时出版社更名不久，全社仅留下18人从事古籍编辑出版工作，杂务繁多，后又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出版社生产经营、管理方面，静不下心来，加之疏懒，文章的事就一拖再拖，转眼十多年，不禁感慨。

日前因退居二线，少了行政杂务，故有时间对自己近30年的古籍出版工作，特别是2003年至2018年15年间主持更名后的凤凰出版社古籍出版工作进行一点总结，就想选择几部自己经手的出版项目，从编辑出版角度，进行一点回顾，并通过这些项目出版过程及遇到的相关问题，尤其是出版周期较长的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在出版过程中如何少走弯路，略081中国出版史研究2019年第1期述个人心得。

当然首先想到的就是《全元文》。

只因时间过久，记忆总不会完整，虽有当时一些往来信件、审稿记录帮助回忆，但肯定是挂一漏万。

《全元文》是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立项的大型断代文献总集，分别被列入国家、“古委会”（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重点图书规划，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原所长李修生教授主编。

项目于1987年启动并开始文献普查、编纂（编纂情况详见李修生先生《〈全元文〉编纂始末》，《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2期），1991年与江苏古籍出版社（现名凤凰出版社）签订出版协议，最初估计并约定全书约4000万字，1994年底完成点校，分三批交出版社，1996年底前一次性出版。

由于当时对编纂难度（包括文献获取、整理难度等）、出版能力（包括编辑人手、编校进度等）估计不足，编纂整理和编辑出版进度远低于预期，后经双方商定，考虑到一次性出版不太现实，故改用单册书号的形式，每年出版5册，1994年前5册发稿，1997年出版，其时仍是铅排，从第6册开始改电脑照排，至2001年共出版25册。

后双方认为这样的出版进度太慢，于2001年又签署“补充协议”，除对原比较低的稿酬标准作了适当提高外，对余下部分各册交稿、出版时间又进行了重新约定，计划全书于2004年底前完成。

2002年出版社更名，人员变动，编辑工作有所耽搁，除了发排26册—37册，2002、2003两年没有出版新书。

2003年11月，在北京师范大学，由北师大古籍所和凤凰出版社联合召开了“元代文化研究暨《全元文》编纂研讨会”，参加会议的学者，包括邓绍基、陈高华、傅璇琮、袁世硕、杨忠、杨廉等先生一致认为，为适应学术研究需求，应该加快《全元文》出版进度，傅璇琮先生在会上说，“《全元文》这样的总集出来，对于元代文化研究、文学的研究都会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杨忠先生说到，由于出版社经济方面的原因，《全宋文》出版目前暂时停下来了，希望更名后的凤凰出版社一定要把《全元文》坚持出完。

会后，经“古委会”、北师大古籍所和凤凰社共同商定，计划于2005年底前完成其余部分出版，故出版社对正文部分尚未出版的26—60册均留好了2004年的书号，第61册索引配2005年书号，全书共计61册，约3000万字。

从版权页信息显示，《全元文》出版于2005年。

实际上，《全元文》全部出齐是2006年下半年。

2006年1月初，北京师范大学、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召开“《全元文》出版座谈会”，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等领导，以及郭预衡、蔡美彪、邓绍基等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会场展示60册图书中（不含索引）的最后两册是非正式出版的“样本”。

《全元文》出版后，先后获教育部“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提名奖等。

简单回顾《全元文》出版过程，确有“事非经过不知难”的感慨。

《全元文》是新编大型元代文章总集，收录有元一代的汉文单篇散文、骈文以及诗词曲以外的韵文，共计3140余人，33400余篇文章。

全书正文60册，另编《索引》（含作者、篇名）一册。

出版社从1994年收到《全元文》第一批书稿，到2006年全书最后一册“索引”出版，十多年间，对于这样一个出版周期长的大型古籍整理项目，编辑工作除了通常核对版本、辨词析句、统一体例等，针对其繁复，包括出之众人之手，特别是因出版社更名、多名责编调离的情况，仍基本做到有序出版，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编辑工作，还有五个方面，值得记一笔。

一是建立档案。

《全元文》的编辑工作，自1991年签订图书出版合同，到2006年全部出齐，前后历时十几年。

为保持工作的延续性，以防“各行其是”，出版社指定资深编辑卞岐先生作为项目编辑负责人，自始至终负责编辑出版统筹，对来稿、审稿、发稿、出书等情况，进行登记，做好书稿档案，对遇到的各类相关问题及解决办法，一一记录。

这项工作十分琐碎，稍不留神，容易忽略。

上世纪九十年代，人员往来、通讯联络都不似如今便捷，前后共有十多位编辑担任过《全元文》的责编。

由于编纂与出版分别于京、宁两地，点校整理者也有数十人之多，古籍整理书稿中的许多问题又是特别具体，每一位编辑与整理者之间沟通的问题，既有属于全书编纂与编辑工作的共性问题（如基本体例问题等），也有大量不同文献点校中的个性问题（如底本、校勘、异体字处理等问题），在时间跨度长、经手人员多，且编辑人员变动大的情况下，《全元文》编辑工作基本能够保持前后一致，没有出现大的差错，并较顺利出版，首先要归功于书稿档案建立。

二是排列顺序。

依《全元文》编纂体例，“所收元文一律按作者生年先后编排”，“为便读者引用，本书仍按旧式编纂法分卷。

每卷收文一万字左右，文多者一人多卷，文少者数人一卷”。

据此，图书编辑出版的排序、分册、分卷也以此为原则。

但由于书稿是多人分别点校整理，进度快慢不一，由主编终审通过后，分批从北京邮寄到出版社，往往先寄来的书稿，需要编排在后寄来的书稿之后，有些多人合册的还需待全部书稿寄到后才能分卷。

此项工作仍由卞岐先生一人统筹，先对来稿进行分册分卷，然后再交由不同编辑审稿，其中调整分册分卷是常事，有的甚至出校样后还得重新调整原定册数与卷数。

查当时发稿记录，第55册原发稿是20卷（卷1670—1689），实际出版为19卷（卷1675—1694），第56册原发稿是26卷（卷1690—1716），实际出版为25卷（卷1695—1720），第58册原发稿是28卷（卷1745—1773），实际出版为28卷（卷1762—1790），第59册原发稿是41卷（卷1774—1815），实际出版为29卷（卷1791—1820）。

这里录一段第29册初审意见：“本册收录作家人数较多，有不少只是一二篇文章的作家，比较杂乱，加之编者后期工作较粗，有不少诸如不合体例、次序颠倒一类的问题……本册字数较多……届时调整一部分到第28册。

”可见不同责任编辑之间，经常因分卷调整只能相互抽换校样重新编排。

全书60册181关于《全元文》出版的一点回忆———兼及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出版中的相关问题281中国出版史研究2019年第1期1880卷，是由编辑一次次不断调整、精心编排而成的。

即便如此，第60册（卷1821—卷1880）所收大部分文章是整理者在编辑出版过程中陆续发现的缺漏，因前面各册或已出版，或已进入付印阶段，无法再按体例插入到相应各册，只能单编为一册，故与编纂体例稍有不符，也算一点遗憾。

三是增加校次。

图书编辑，按要求三审三校，《全元文》稿件大多是在各类刊刻本复印件上点校，好处是编辑能看到底本原貌，缺点是有些字迹比较模糊，特别是从影印出版的各类丛书中复印的元、明本有二十多种，字迹模糊情况更常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复印机的清晰度不如现在，加之刻本中还存有大量的俗体字、异体字，这些都给排版公司造成了很大难度，一校样的差错率比较高，有些字编辑虽然能辨识，排版人员不一定认识。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上世纪九十年代，电脑排版逐渐被出版社接受，社会上电脑照排公司也随之增多，《全元文》前5册是铅排，从第6册开始改电脑照排，当时南京一家照排公司通过熟人介绍，承接了6—10册的排版，正如上述，不但校样差错多，而且对不能辨识的俗体字、异体字以及一些刻本字体等，均以造字处理，一册50万字校样，造字多达2万多个。

由于排版中造字费用相对较高，是单独结算的，当时双方在结算成本时还闹了一点不愉快（出版社随即换掉了该排版公司）。

另外，前面也提到，由于分卷分册不断调整，不同责编之间的校样经常要调换，书眉、页码都会变动，也容易出现错误。

面对这些问题，出版社没有回避，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增加校对次数，大多书稿都在四校以上，对书稿中存在的问题一遍遍检查，将编校差错率尽可能降到最低。

四是拾遗补缺。

古籍整理图书，因其专业特点，编辑过程中的增删改等，都需要编辑有一定的相关学科专业素养，有时编辑还要充当整理者的角色，对书稿整理不到位的地方予以完善或补充。

查《全元文》发稿记录，编辑不但在文字辨识、标点断句、版本核对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的甚至一整面稿件因漫漶不清整理者未能标点，最终由编辑完成（见42册发稿单）。

另外，编辑在改写、重写作者小传、校勘记也是做了不少工作。

《全元文》体例，作者名下有“小传”，校勘记在每篇文章之后。

虽然“凡例”中对“小传”“校记”有原则性要求，但书稿成于众手，如第35册收录作家150余位，文章580余篇，校点整理者多达几十位，由于水平、认识甚至态度不一，所撰小传或校勘记不但格式不统一，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有的甚至标了校勘记注码却忘了写。

编辑过古籍整理图书的人都有体会，改校勘记是很费心的事，所以有人就说，改写不如重写来得容易。

同时，编辑查找原书、核对版本比现在困难得多，那时查找文献不方便，也没有电子文献可以使用，编辑过程中，有时往往为了一两个字，跑南京图书馆，费时费力。

我们出版社当时的年终奖金计算，主要就是看发稿字数，在这方面，《全元文》的责任编辑吃了不少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