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科学文化高峰

攀登科学文化高峰2009-07-18 07:38:00来源: 解放军报(北京)跟贴0 条手机看新闻作者简介：蒋乾麟，上海市人，1954年3月生，1971年10月下乡，1972年入党并入伍，曾任总政宣传部宣传局局长、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总政宣传部副部长，现任南京政治学院院长，少将军衔，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的一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业余时间决定的我们这一代人的科学文化基础先天不足。

“文革”之初，我小学未毕业就失学了，后来虽然复课进了中学，但由于所谓的“教育革命”又没学到多少知识。

记得那时不设数学、物理、化学课，统称“工业基础知识课”和“农业基础知识课”，外语课唯一留下记忆的是用英语喊政治口号和唱《东方红》，3年多中学学习生活就有一年在工厂和农村劳动。

随着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和逐步深入，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激起了多少青年求知成才的渴望。

然而，能考进大学的毕竟是少数，已经入伍担任连队副指导员的我甚至连报考的机会也没有。

科学文化教育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程。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77年12月召开的军委全体会议上指出：“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过，军队要办成一个大学校。

在新的条件下，我们重新强调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显得特别重要。

”“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技术，还要学点数理化，学点工农业知识，学点外语。

”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指示精神，1978年12月总参、总政、总后联合发出《关于军队开展科学文化教育几项落实措施的通知》，把科学文化教育正式列入部队教育训练内容。

于是，部队各种补习科学文化知识的业余学校应运而生。

我报名参加了初中文化补习班，原以为参加补习的都是与我差不多的年轻人，没想到还有大我10来岁的团职干部。

为了给我们鼓劲，时任学校副政委的吴暇在动员时说：“大家别自卑，你们虽然学历低了点，但阅历、经验堪称社会大学毕业，就是拿复旦大学的毕业生换你们我也不换！但大家也别骄傲，军队干部要知识化、专业化,你们确实有差距，所以要抓紧学习，迎头赶上。

”我们备受鼓舞，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大口大口地吃着文化知识大餐，始终没有饱的感觉，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知识都吃进去。

正在这时，传来了中央电视大学中文专业招生的消息，可是已经过了入学考试报名的时间。

我毫不犹豫地决定自学跟考，为了早一点把“文革”耽误的时光追回来！那是难忘的1982年。

那一年，我从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宣传部调入上海空军政治学院。

临行前，我特别敬重的一位首长语重心长地说：“你回上海老家安居乐业了，我希望你乐业安居，要始终把乐业放在第一位。

”他的话，我一直铭记在心。

就在那一年，我既补习初中文化，又开始在没有围墙的电视大学自学攻读大专。

也就在那一年，我儿子出生了，欣喜之余深感做父亲的不易，我给孩子起名为“蒋騋”，用了“将来”这个谐音，意即现在尽管有许多困难和艰辛，但将来肯定是美好的。

回忆那3年的业余学习，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错过了最佳学习年龄的我们，在爬数理化之坡时都气喘吁吁。

而电大的考试是全国统考，没有老师面授机宜，甚至连考试题目的形式也不知道，其难度可想而知。

但我们没有退缩，也没有退路，因为电大考试如果不及格，3年后才能补考，所以每次迎考都夜以继日，不敢有丝毫懈怠。

记得第一门课考《中国通史》，我做了上百张学习卡片，画了数十张每个朝代历史坐标图，还特意买了录音机，将自己背的声音录下来，做家务或步行的时候反复播放复习，以加深记忆。

为了检验自己学得是否扎实，我将一本10多万字的复习资料给即将小学毕业的侄儿和外甥女，让他们随便问，我如果答不上来就罚钱。

他俩问了我半天，结果一无所获。

这门课考试我得了96分，为上海一万多名考生最高分。

我的信心大增，更加勤奋好学，每通过一次考试就像攻克了一个山头，那胜利的喜悦足以将一切的艰辛忘却。

3年后，我以上海考生总分第一的成绩从电大毕业，获得了非常有纪念和珍藏意义的“00001”号毕业证书。

学习的进步促进了工作水平的提高，这3年我因工作成绩突出先后被嘉奖和记3等功一次，1985年1月从副营职干事被破格提拔为宣传处副处长，两年后又当了处长。

业余学习的收获使我一辈子受益。

它给予我的，不仅仅是文化知识的丰富和学历层次的提高，也不只是工作水平的提高和职务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使我养成了业余学习的良好习惯。

如果说当初业余求学主要是为了弥补自己科学文化基础先天不足，在竞争发展中不被淘汰，功利和实用色彩较浓、外在压力较大的话，那么今天则更把它当作了生活的需要、日常的自觉。

从那时至今，我几乎没有晚上12点前睡过觉，总要看一会书才睡得实；如果哪天没有看书学习，感觉就像没有吃饭、洗澡一样。

重要的角色转换是人生成长的关节点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为适应干部“四化”的要求，军队院校大幅度增加在职干部学历教育。

尽管业余学习获得了大专毕业文凭，可是我总有点不甘心，尤其因为在学校工作，更感到自己的学识水平不够，希望能够入校接受正规培训。

当时我是机关最年轻的处长，政治部董润民主任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前辈。

当我忐忑不安地向董主任汇报这一想法时，没想到他欣然答应，说“年轻人爱学习要鼓励”，还带我一起到学院施志清院长、张集合政委那里当面请示。

首长们都表示支持，施院长还明确要求到其他院校去培训，不要“近亲繁殖”，每次放假要向他汇报学习情况和其他院校的教学经验。

我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着觉。

那是恢复军衔制的第二年初秋，肩扛中校军衔的我去南京政治学院报到。

“首长，您找谁？”一位清秀可爱的年轻哨兵很有礼貌地问。

我心里美滋滋的，不无自得地回答：“我是来上学的！”进了政工系二班，同为中校军衔的班主任张晓为热情地将我送到宿舍，耐心指导我蚊帐怎么挂，鞋子怎么放，被子怎么叠……我得知，我们班29名学员参差不齐，职务连营团都有，年龄差了一轮，我是全班职务最高的，也是全院学历教育唯一的正团职学员。

当天晚点名，张主任非常正规地一一呼点全班学员，又非常认真地要求我们尽快实现从部队到院校、从工作到学习、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学员的“三个转变”。

出人意料的是点名一结束，他居然把学员带到我宿舍床前，说：“内务，就照老蒋的做。

”我这才明白他白天对我特别“指导”的用意。

无形中，我成了“样板”，整理内务乃至其他，丝毫不敢马虎、松懈。

熄灯睡觉，躺在床上的我怎么也睡不着，不只是因为刚入学兴奋，而是因为长期养成的“夜猫子”生活习惯，此刻正是读书、思考和写作的最佳时间。

当一个人不想睡觉而硬让他躺在床上时，那个痛苦真不堪言，于是辗转反侧，一夜无眠。

第二天发了校徽。

也许是宣传处长的职业习惯使然，我到学院门外书店去看看有什么好书、新书。

脚步刚迈出校门，只听见后面一声断喝：“站住！出入证？！”回头一看，正是我报到时给我指路的那位年轻哨兵。

我指了指马路对面的书店，心想这还要什么出入证。

“不行！学员没出入证不准出门。

”真有点训你没商量。

我悻悻地往回走，心想昨天的“首长”和今日的“学员”，差别怎么这么大呢，不由感叹道：“当你佩上白色的校徽（教员干部发的是红色校徽），就意味着到了最基层。

”第一次集合站队出操，第一次检查头发指甲，第一次打扫卫生评比，第一次行进唱歌、第一次紧急集合……这么多“第一次”对我来说既是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真有点“参军入伍18年，一夜回到新兵连”的感觉。

如果说管理上的不适应只是初期阶段性的话，那么学习上适应与不适应的矛盾，则一直伴随着在校培训的全过程。

记得刚开始对老师课堂提问有点打憷，尤其是上英语课，大家基础普遍较差，可是教我们英语的年轻教员张永喜特别认真，常常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真让人感到有点下不了台。

个别学员也许角色尚未完全转换过来，面对年龄比自己要小10来岁、职务比自己低好几级的教员提问，有时就出现了拒不回答的尴尬局面。

好在成年人的心理调节能力相对强一些，我们渐渐地适应了这种提问、测验、考试接踵不断的学习方式。

压力变成了动力，后来英语水平提高之快连老师都叹为奇迹。

我从入学时所记英语单词不足以装备一个排，跃升到毕业时能装备一个加强团，第二年参加全军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外语统考，几乎没费什么劲就顺利过了关。

我深知在自己的军旅生涯乃至一生中，入校培训这样的角色转换属于“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再告诫自己要多学一点、钻深一点、学好一点。

结果考了20多门课，我绝大多数优秀，其余也是良好，还在《人民日报》、《南京政治学院学报》等报刊发表了18篇文章，并参与编写出版了4本书。

实践表明，同样本科毕业和授学士学位，其含金量是不一样的。

我想，如果少一点学历意识，多一点成才观念，少一点自我放纵，多一点自我激励，那么在校就一定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将来也一定能抓住更多的机遇。

两年入校培训很快过去了。

当我作为全校唯一的优等生毕业时，并没有太多的欣喜，却有了更深的感悟。

人的一生其实是在不断地变换角色，由此丰富着我们的经历和阅历。

重要的角色转换是人生成长的关节点。

能不能及时作出调整，适应角色的转换，反映出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也考验着一个人的发展潜力。

学习的最高境界是学会学习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拉开了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帷幕，对军事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长期在机关工作的我，萌生了到人才培养第一线去当教员的念头。

经过南京政治学院两年的系统培训，更坚定了我当教员的决心和信心。

后来，我与裘克人教授、栾景顺教授主编出版了《军队政治工作理论新探》一书，被评为全军院校政治理论优秀成果一等奖。

这时空军政治部拟提拔我到政研室工作，通知先去帮助工作。

在空军机关半年多时间，领导几次谈话就正式调动征求我意见，我都表示还是想当教员的愿望。

返校一年后，时任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冯永生来学院出席空军院校讲课观摩比赛，听了我临时抽题仅一天准备的“为人民服务”一课，他给了我很多鼓励，评委们给这一课打了最高分。

学院领导认定我在教员岗位上很有发展，有意识地加强培养，决定让我到复旦大学在职进修，攻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学位，为我将来当博导创造“45岁以下博导须有硕士学位”这一必要条件。

复旦大学与我所在的空军政治学院相邻，一直是我所仰望和向往的地方，能到这样一所著名高校学习进修，真让我兴奋不已。

导师邱柏生教授是复旦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以前就认识，他笑着对我说：“你本来就是硕导，再来读硕士不必太费力；不过复旦有规矩，读书、听课、讨论和作业等，该做的还得做，该交的还得交。

”几个学期下来，让我领教了什么是名校、什么是名师，高层次高素质人才是怎么培养出来的。

我所有任课老师都会给学生开出必读书目，这些书目大都是本学科前沿或经典之作，导师的学识水平从开出的书单中就可略见一斑。

接着组织讨论，题目经常是规定阅读书目观点之间的比较分析，如果没有认真阅读和思考，讨论发言就无从谈起；讨论的方式类似“头脑风暴”，导师鼓励学生有独特见解和创新观点，最后归纳点评都很精辟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