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安陆市赵棚镇抗日事迹之千塘百坝
湖北省安陆市赵棚镇抗日事迹之血染土桥店

血染土桥店叶培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侵华期间,大肆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妄图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手段来制服其侵略统治。
1938年10月27日日本侵略军侵占安陆以后,先后制造了五次重大屠杀事件,“血染土桥店”就是其中一案。
土桥店在赵家棚街东边五里远的一座小山岗上,是一处很小的小街。
但它是一条南北驿道必经之地。
抗战时期,它是敌我双方都力图控制的地方。
日本侵略军军队一入侵赵棚,土桥店不少老百姓在中国共产党教育下,就公开或隐蔽地参加了抗击日寇的斗争。
新四军第五师在那里开办了兵工厂,生产手榴弹急需铁及煤炭。
土桥店有几位农民,经常冒着危险到平汉铁路王家店车站附近为兵工厂收购煤炭及钢铁。
频繁地买铁买炭活动,引起驻守王家店日伪军的注意。
土桥店有一位农人叫魏世富,因为口齿伶俐,被称作“魏嘴巴”。
他是一位秘密的基干队员,农闲时挑货郎担串乡,以做小生意为掩护进行着收集敌方情报的工作。
一次,他在离日军碉堡不远的萧家店街上听一屠户说,碉堡里的鬼子兵经常下乡骚扰,其中一个日本兵特别邪乎,几乎每次逢热集都来要一块猪肉,不给钱,还时常打人。
经过多次观察,魏嘴巴已掌握了鬼子兵的行动规律,就决心惩办这个胆大妄为的鬼子兵。
不久,他约了一位伙伴带上绳子到萧家店,看好行动路线后就守侯在那个鬼子兵必须经过的地方,等鬼子兵提了肉走出巷子口时,魏嘴巴飞快地用绳子套住了他的脖子,与同伴挟持着鬼子兵冲出萧家店西后街,一过街边的沙河就把鬼子兵勒死在一个沙坑中了。
驻守王家店磨山北碉堡的日军发觉少了一名士兵,就四处追查起来。
萧家店街上一个认识魏嘴巴并且看到了惩办鬼子兵的过程,但丧失了国格人格的家伙,向日本军队告密,出卖了魏嘴巴。
驻扎在王家店的日伪军以此为由,决定实行报复。
1940年12月26日,制造了惨绝人褰的“土桥店血案”。
那天五更,土桥店东北方向的葫芦包村村民李朝阳在村头上厕所时发现有大队人马走来,等判断出是日本侵略军队后就连忙大声向村中人们报警,第三句“日本人来了”还没有喊完,就被日本鬼子刺死在厕所里。
湖北省安陆市赵棚镇抗日事迹之日寇两烧赵家棚

日寇两烧赵家棚赵苏清抗日战争时期,安陆赵家棚是李先念师长创建军的鄂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
赵家棚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即安应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在地。
由于我抗日武装不断袭扰日军,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抗日的烽火席卷鄂中大地,因此,日军视赵家棚为眼中钉、肉中刺。
从1938年到1945年间,日寇在赵家棚地区,为了搜捕我新四军和地方抗日武装,对赵家棚地区实行数十次的“围剿”、“扫荡”和“清乡”,犯下了滔天罪行,赵家棚人民受尽了日本侵略者的深重灾难。
赵家棚集镇曾两度被日寇焚烧。
1939年8月4日,日军调集了驻扎应山城、花园、安陆城三方约1000余兵力日伪军,分三路对赵家棚进行“扫荡”。
由于事先我根据地军民得到准确情报,在日军未到之前已组织了居民转移到附近深山老林中躲避,大的牲畜几乎都随人带走了。
此时的赵家棚街空空荡荡,只有少数不听劝告的“犟”户和家财较多的富余户未转移。
当日中午,日军气势汹汹的长驱直入,很快占领了赵家棚,整个街上布满了荷枪实弹的鬼子兵。
日军见街上关门闭户,冷冷清清,人走房空,想捕获抗日军政人员,大抢财产几乎成了泡影。
无奈之下,还是向未转移,举着“太阳旗”欢迎日军的“良民”开刀。
无论这几户“良民”怎样孝敬皇军,但日寇的侵略本性改变不了,悉数将几户富裕户财产抢光。
一群日军到一户抢东西时,见一中年妇女躲在房内,顿时兽性大发,当场在这家堂屋剥光了该妇女的衣服进行了残无人道的轮奸,至使这名妇女下身流血不止。
街上有两户魏姓居民,见日军实行强盗暴行,惊慌地拔腿向外跑,后来被日军发现,举枪射击,有两名男子应声倒在血泊中,另有4名受伤居民却逃脱了敌人的追杀。
日军在赵家棚闹腾了一天一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为了不空手而归,强行在富裕户中抢夺了整整十多马车物资,临走时,令士兵纵火焚烧房屋。
点着的房屋,无人灭火,风助火威,大火在赵家棚街上烧了三天三夜,除少数富户和单独的房子幸免外,九成连片的街房被烧毁。
湖北省安陆市赵棚镇抗日事迹之千塘百坝

千塘百坝汪立波一九四一年(辛巳年),安应地区一连八十三天没有下雨,田干地裂,禾苗枯槁,广大农户连种子都收不回来,人无下锅米,牛无到栏草。
加之日本侵略者频繁地进行“扫荡”,天灾人祸,使我根据地蒙受十分严重的灾难。
有些农户被迫离乡背景,四处逃荒。
眼看经过几年艰苦发动而积聚起来的革命力量,没被日本侵略者扑灭,将有被严重旱灾压垮的危险。
然而,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面前,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安北工委在领导军民抗击日寇侵略的同时,又领导群众向大自然开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千塘百坝”运动,终于战胜了困难,夺得了丰收,巩固了安应抗日根据地。
一、调查旱灾发生的根源安应根据地,东靠大别山麓,北连桐柏山脉,境内丘陵起伏,沟溪纵横,水源丰富。
有这么好的自然条件,照理说,是不怕干旱威胁的。
但很久以来,干旱的瘟神却一直盘踞在这里,使这里成了一个“百年难逢全收年”的地区。
为了搞清旱灾频繁的原因,我们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
有一位老先生告诉我们说,明朝时,应山有个宰相叫杨琏,年年向皇帝谎报旱情以减免田赋。
后来,皇帝知道了,气愤地问他:“你们应山年年旱灾?!”黄帝是金口玉言,他敕封应山年年遭灾。
从那以后,安应一带十年就有九年旱。
一些地主老财又说,应山打通武胜关,十年就有九干。
”意思是修了平没铁路,斩断了“龙脉”,致使风不调,雨不顺,年年受旱。
这些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用来愚弄人民,要老百姓乖乖地接受他们剥削的鬼把戏。
还是安应地区广大农民说得好:“塘底象灯盏,塘埂象弓弦,十天不落雨,田地未干塘先干。
”主要原因是塘堰年久失修,本来数量就不多的塘堰,又不能蓄水,怎么能防旱抗旱呢!过去,地主豪绅年年向农民勒索水利捐款,而广大农民的粮钱到了地主老财的手里以后,他们却肥吃肥喝,挥霍殆尽,结果是一事无成。
年复一年,水利设施都破坏了,一遇上四一年这样的大旱,广大农民只有望天兴叹。
通过调查,安应地区旱灾的原因找到了,广大农民纷纷要求民主政府领导人民兴修水利。
湖北省安陆市赵棚镇抗日事迹之赵家棚抗日女干部的故事

赵家棚抗日女干部的故事刘厚中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陈少敏从河南竹沟南下鄂中,在安陆赵家棚建立起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的第一个主力团队一—挺进团,随之就开辟建立起赵家棚抗日根据地。
当年,一大批女青年抛开了优越的学习、生活条件和温馨的家庭,先后来到赵家棚投奔抗日的队伍。
为了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利益,贡献出了她们火红的青春岁月,同这里的人民群众结下了鱼水深情。
下面讲述的就是这样几位抗日女干部的故事。
默默奉献的石墨兰1938年寒冬,寒风刺骨,草木萧条。
座落在安(陆)应(山)边界的吉阳山,不时传来豺狼的嚎叫。
一天,一对夫妻拖儿带女,挑着破旧行李卷,翻山越岭,来到赵家棚东面的张家冲。
从此,男的每天挑着货郎担或游乡叫卖,或赶集兜售;女的就在住处张罗衣食,不大抛头露面。
在兵荒马乱的年月,要饭的乞丐遍地都是,人们对这两位不速之客,并不感到新鲜或疑惧。
谁会晓得,这对患难夫妻,就是党组织秘密派往鄂中的汪立波和石墨兰同志。
石墨兰是1932年入党的老党员,湖北黄安(今红安)人。
黄麻起义时,她是乡苏维埃的妇女委员,起义失败后与区赤卫队长汪立波相识并结为夫妻。
1931年,汪立波参加攻打黄安城,左腿负伤致残,由党组织安排,转移到大别山隐蔽活动。
石墨兰与汪立波一起,住石洞,吃野果,冒着搜山被捕杀的危险,坚持斗争。
几年后,她和丈夫离开大别山,到过许多地方,后又来到平汉铁路线上的应山县杨家寨。
1938年日本鬼子侵占武汉前,才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接上组织关系,并就地秘密开展党的活动,为党发动敌后游击战争作准备。
在杨家寨、高家店、李家冲建立起党的组织后,相机来到了赵家棚,这时,安陆已被日寇占领。
一天,石墨兰的房东张世金见国民党区署将一个交不起枪款、马料的农民,绳索捆绑,不给饭吃,气得青筋直冒,跑进屋来还骂了几句,通过交谈,石墨兰从他口中了解到赵家棚也是土地革命的红色区域,有着光荣的斗争传统。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安陆县第二区区长兼第二游击支队长杨弼卿,收集国民党溃军遗弃的枪支,拼凑了十余人枪的地主武装,打着“抗日”和“保境安民”的旗号:抽丁派款,借机勒索。
湖北省安陆市赵棚镇抗日事迹之疑阵

疑阵李顺文在赵家棚这片革命热土上,有着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抗日故事,“破庙智退敌人”的故事,一直在当地流传着。
那是一九四一年深秋的一天,正在破庙山下棋家湾的安北抗日游击大队长汪立波接到消息:一股约百人的日伪鬼子,从王店开来,想经赵棚、穿破庙、去会寨,扫荡接官亭。
上级要求安北抗日游击大队务必阻止敌军前进,并尽可能消灭这股敌人,以挫败敌人西进的阴谋。
当时,安北抗日游击大队的主力到陈家巷执行任务去了。
汪立波身边只有十二名手枪队队员。
情况紧急,汪立波一面派一名手枪队员去陈家巷与主力部队联系,一面和大家商量退敌之计。
最后商定,由基干队队长邓以恕把刚刚组织起来的基干队员和十名手枪队员连同邻近的两湾百姓,带上破庙,做好战斗准备;由另一名手枪队员和基干队员余新家抄近路赶到刘家大湾,组织力量,发动群众,准备接应破庙,夹击敌人;汪立波本人因腿脚不便(黄麻起义时,一条腿受伤致残)在山下联络、指挥。
他安排妥当后,赶紧换装,肩背一个大水罐,手拄一根大竹杖,脚拖一双破草鞋,衣服破烂不堪。
等他走到棋家湾东头的碾子旁时,与鬼子遭遇了,汪立波立即就地躺在碾子旁,安然闭目,听凭鬼子从身旁走过。
当鬼子行到山脚处,听见“叭”的一声枪响,一个走在最前面的小鬼子应声倒地,此时山腰山顶同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还伴随着满山的喊杀声,震天动地;半山腰至山顶的树林中,一下子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红旗。
鬼子见状,慌乱地趴下,向山上射击。
“巴格呀噜,上!”日伪军仗着自己武器装备的优势,往上冲。
正在这时,刘家大湾的后山上,棋家湾对面的山林里,同时响起了洪亮的喊杀声:“冲啊!冲啊!”喊杀声漫山遍野,人们拿着铁锄、长刀、扁担,借助树林、浓烟的掩护,从山顶、山坡、田坎潮水般地冲向敌人。
惶惶如丧家之犬的鬼子兵,以为碰上了新四军的主力,害怕被“包了饺子”,乱糟糟地调转头来,仓惶地向北面夺路而逃。
敌人西进的计划成了泡影,人们拍手称快。
湖北省安陆市赵棚镇抗日事迹之难忘的军民鱼水情

难忘的军民鱼水情肖春芳安陆的赵家棚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
土地革命时期,这里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安北起义”,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地主豪绅的反动气焰。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9年5月李先念等同志率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从竹沟南下,第一站到达鄂中赵家棚,领导军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辟了以赵家棚为中心的安(陆)应(山)县抗日民主根据地。
整个抗战期间,这里是豫鄂边区党、政、军机关的经常驻地之一,边区党委机关报——《七七报》及其印刷厂也在这里活动达3年之久。
党的军政人员同安应根据地的人员建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下面是我回忆当年《七七报》印刷厂人员与赵家棚人民的血肉联系的几个片断。
取名“党救”1944年麦收季节,《七七报》印刷厂的排字房设在黄家中湾的黄长权家里。
一天,排字人员除坚持工作的外,都下地帮老百收割去了。
正在排版的“杨胡子”(即杨楚华,因他蓄有“八字胡”,人们管他叫“杨胡子”)忽然闻到了一股大粪恶臭气味。
“老百姓都在割麦,无人起粪,那来的大粪臭气?”他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于是,立即疾步屋外查看,果然见到一个4岁左右的小孩在一口1公尺多深,满是粪液的粪窖里挣扎,生命已受到严重威胁。
他见到此状,当即跳进粪窖救起小孩,抱到水塘中清洗,换上他的干衣后,又去找附近医生抢救。
待孩子的父母黄富玉夫妇闻讯赶来时,孩子已转危为安。
黄富玉夫妇为感谢“杨胡子”救子这恩,要将孩子拜他为“干爹”。
“杨胡子”婉言谢绝,他说:“我们是共产党新四军的干部,你要感谢就感谢共产党、毛主席吧!”黄富玉说;“对!对!应该感谢共产党、毛主席!为让孩子牢记党的恩情,就给孩子起名叫‘党救,吧!”从此,“党救”的故事在赵家棚各地广为流传。
群众“采买”1944年秋,《七七报》印刷车间移迁赵家棚王家西湾。
当时赵家棚地区农民无生产商品蔬菜的习惯,加之因被日伪军封锁,外地的食盐、蔬菜又不能进入赵家棚地区各乡镇,这里的军需民食很困难。
车间秦事务长(四川籍)因口音不同,易被敌人盘查,不便去安陆城、洑水港、应山陈家巷等敌占区采买;平时,为让工作人员能吃好饭,一日三餐他不是买豆子,便是拾黄松菌、地渣皮(一种形似黑木耳的菌体)炒熟给大家充当菜咽。
湖北省安陆市赵棚镇抗日事迹之薛家山骚扰战

薛家山骚扰战赵苏清话说1939年5月,李先念奉中央军委之命,从河南竹沟率南下部队,到鄂中安陆赵家棚创建了第一块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我抗日武装巧妙灵活运用游击战术,狠狠打击日本鬼子。
赵家棚地处交通要道,驻扎在应山城日军第三师团派遣了一个中队日军及一个中队伪军扼守赵家棚。
日伪军在赵家棚地区烧、杀、掠、抢,无恶不作,犯下了滔天罪行。
这部分日伪军害怕我抗日武装的打击,修筑了多处坚固的碉堡,碉堡工事连成一线。
赵家棚街西北侧一座林木茂密的的薛家山上,日军修的一座用青石垒起的大碉堡格外刺眼,除四周挖了一人多深的壕沟工事、布满了铁丝网外,一面太阳膏药旗斜挂在碉堡上,晃晃荡荡,发射出阴森的寒光。
这座碉堡正处交通要道旁,它像长在赵家棚根据地上一颗毒瘤,成为我抗日军民的眼中钉,肉中刺。
1940年6月,当时任鄂豫挺进纵队司令员的李先念,指示在赵家棚地区活动的安北抗日游击大队,狠狠打击一下赵家棚日军的嚣张气焰。
汪立波大队长立刻命令当时任二中队指导员的邓立藩负责完成此次骚扰任务。
邓立藩接受战斗任务后,立刻进行了周密的侦察和部署,决定选择一个闷热的黑夜骚扰敌人。
那天,夜幕刚刚降临,邓指导员率领中队80多名精神抖擞的游击队员,趁着夜色悄悄地潜伏隐蔽在薛家山敌人碉堡周围荆棘茂密的草丛中。
根据侦察,这座据点驻扎着日伪军各一个小队,约90多敌人。
漆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队员们不仅忍受着天气闷热,还要忍受队员们汗流浃背,忍受草丛中的蚊叮虫咬,他们不露声色神情贯注地注视着碉堡的一切。
夜深人静,据点里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岗哨,炮楼上刺眼的探照灯循环地晃来晃去,阴森恐怖,似乎一只苍蝇也难飞进。
午夜时分,敌人大都休息了。
见时机已到,邓指导员悄悄地向潜伏的队员们传达准备战斗命令。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邓指导员举起驳壳枪瞄准炮楼上的探照灯“啪”地一声响,灯立即熄灭,随着一声“打”,顿时枪炮齐鸣,仇恨的子弹射向敌方。
此时还在睡梦中的敌人,听到激烈的枪声,乱成一团,慌忙光着身子拿枪应战。
湖北省安陆市赵棚镇抗日事迹之铜墙铁壁

铜墙铁壁左铭安应,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敌后抗日的一个重要区域。
那时,我在安应县委担任组织部长,工作到抗战胜利。
每当我的思绪转回到烽火连天的抗战年代,就想念起曾经与我们患难相依,为抗日作出了巨大成绩的安应人民。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掀起了抗日救国的热潮。
但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推行片面抗战的路线,由于担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背弃了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结果使予鄂边区丧失了抗日力量大发展的良机。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寇气势凶凶,相继侵占了武汉和武汉外围各县。
广大中原人民,惨遭日寇蹂躏。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动员全国人民奋起抗战,党中央于一九三八年十月至十一月,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制订了深入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正确路线,并撤销了长江局成立了中原局,刘少奇同志任中原局书记。
会后不久,毛泽东、刘少奇同志,先后派李先念、陈少敏同志率领少量部队组成的新四军抗日部队,向武汉外围挺进,于一九三九年仲夏,先后到达了地处予鄂边区中心的安陆县赵家棚,领导和指挥予鄂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部队在赵家棚整编后,李先念、陈少敏同志即以游击战争的方式,开辟抗日根据地。
五月,争取了赵家棚地主武装杨弼卿部的中立,建立了赵家棚区委,汪立波同志任书记;七月,争取了青龙潭地主武装周淑平部起义,建立了安(陆)随(县)工委,胡山同志任书记;年底,安随工委与京(山)安(陆)应(城)县委合并,成立了京(山)安(陆)县委,黄德钦同志任书记;后来,赵家棚区与应(山)南、孝(感)北合并,成立了安(陆)应(山)县,王良同志任县委书记。
部队活动于安北的外围,连续打击了反共成性的地主武装和不可一世的日寇部队,打通了安北通往予鄂边区各县的道路。
为了推动抗日游击战争的顺利开展,李先念、陈少敏同志一再指示我们,要广泛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扩大抗日武装,同时抽调了—大批干部,组成宣传队,分赴集镇农村,开展抗日宣传,建党建军建政,开辟安应抗日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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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塘百坝汪立波一九四一年(辛巳年),安应地区一连八十三天没有下雨,田干地裂,禾苗枯槁,广大农户连种子都收不回来,人无下锅米,牛无到栏草。
加之日本侵略者频繁地进行“扫荡”,天灾人祸,使我根据地蒙受十分严重的灾难。
有些农户被迫离乡背景,四处逃荒。
眼看经过几年艰苦发动而积聚起来的革命力量,没被日本侵略者扑灭,将有被严重旱灾压垮的危险。
然而,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面前,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安北工委在领导军民抗击日寇侵略的同时,又领导群众向大自然开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千塘百坝”运动,终于战胜了困难,夺得了丰收,巩固了安应抗日根据地。
一、调查旱灾发生的根源安应根据地,东靠大别山麓,北连桐柏山脉,境内丘陵起伏,沟溪纵横,水源丰富。
有这么好的自然条件,照理说,是不怕干旱威胁的。
但很久以来,干旱的瘟神却一直盘踞在这里,使这里成了一个“百年难逢全收年”的地区。
为了搞清旱灾频繁的原因,我们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
有一位老先生告诉我们说,明朝时,应山有个宰相叫杨琏,年年向皇帝谎报旱情以减免田赋。
后来,皇帝知道了,气愤地问他:“你们应山年年旱灾?!”黄帝是金口玉言,他敕封应山年年遭灾。
从那以后,安应一带十年就有九年旱。
一些地主老财又说,应山打通武胜关,十年就有九干。
”意思是修了平没铁路,斩断了“龙脉”,致使风不调,雨不顺,年年受旱。
这些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用来愚弄人民,要老百姓乖乖地接受他们剥削的鬼把戏。
还是安应地区广大农民说得好:“塘底象灯盏,塘埂象弓弦,十天不落雨,田地未干塘先干。
”主要原因是塘堰年久失修,本来数量就不多的塘堰,又不能蓄水,怎么能防旱抗旱呢!过去,地主豪绅年年向农民勒索水利捐款,而广大农民的粮钱到了地主老财的手里以后,他们却肥吃肥喝,挥霍殆尽,结果是一事无成。
年复一年,水利设施都破坏了,一遇上四一年这样的大旱,广大农民只有望天兴叹。
通过调查,安应地区旱灾的原因找到了,广大农民纷纷要求民主政府领导人民兴修水利。
但是,一些地主老财却硬说是断了“龙脉”,得罪了“龙王”,在杨兴街、姜家庙、务丰店、东岳府等地搭台求雨,要人们光着头,赤着背,跪在滚烫的地上,上晒下蒸;或者抬着狗走东村,串西村,试图感动“龙王爷”,降下雨水,普救生灵。
二十余天过去了,安应地区还是滴水未落。
广大人民看穿了这套把戏,怨气冲天地说:“农闲不修塘,天旱求龙王,活见鬼!”眼见搜刮来的钱财也花得精光了,地主老财才不得不灰溜溜地拆台散伙。
一、群策群力,共商大计八月底,安北工委在艾家楼召开了区、乡以上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从讨论解决生活问题入手,研究如何把逃荒的群众请回来兴修水利的问题。
当时,虽然群众手里没有粮食,但是地主老财都存有大仓小仓的陈谷,供当地人民吃一年是没有问题的。
有的说:“我们开仓济贫或向他们借粮。
”但是,开仓济贫,不符合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精神,不利于团结抗日;借粮,又正中地主老财们的计,他们也就是想逼着农民向他们借。
于是,我把我的想法谈出来,征求大家的意见。
我说,安应地区年年受旱,水利设施太差,看能不能从现在起,开展一个兴修水利的群众运动。
修水利是有田者受益。
那么,田是属于谁的呢?大部分属于地主。
我们穷人出力,难道地主就不能出钱出粮?我的话还没有落音,就有几个同志说:“这个办法好,既修了水利,又解决了生活困难,两全齐美。
”意见基本统一后,大家共同提出了四句话的口号:“有田者出米,无田者出力,以工代赈,共渡荒年。
”随后又研究了一些具体作法。
即以村为主,各修各村;粮食自筹,当日兑现;出工报酬,按劳动力的强弱分为三等:能挑一百斤以上的每人每天三升米,不能挑一百斤的每人每天二升米,小孩每人每天一升米。
特殊情况的,经群众评议,可增可减。
会后,我们把这次会议精神,分头向群众进行宣传贯彻,人人欢欣鼓舞,个个举手拥护。
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我们还在姜家庙召开了一次爱国民主人士会,到会八十余人。
会上,安北工委负责同志向大家讲明兴修水利的伟大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响亮地提出了“有田出米,无田出力,以工代赈,共渡荒年”的口号,并说明要按照田亩多少,进行合理负担的生张,要求大家发表意见。
抗敌动员委员会的委员、进步人士唐质民讲:“值此国难当头、灾害深重之时,敢于带领民众兴修水利者,非共产党岂有他哉?此乃百年大计,我唐某表示衷心拥护,并尽力给予支持。
”随之,梅松轩、杨明曾等先生也先后发言,表示拥护和支持。
有些地主老财心中反对,但慑于共产党、新四军的强大威势,敷衍道:“共产党、新四军带领民众修塘筑坝,我表示拥护,但因家境困难,恐力不从心。
”还有的说:“我家人口众多,全靠几亩薄田收租度日。
今年大旱,佃户无粮可缴,家中生活尚且无着,实难应酬。
”这时,几位进步的士绅又起来说话了:“诸位,兴修水利是大好事,请大家就不要推辞了。
‘家中有无金,隔壁有戥秤’,谁家有粮,谁家无粮,民众最清楚。
再说共产党有政策,实在是无粮,也不会让我们为难的。
”这样,一些不愿出粮的也再没话说了。
在进步士绅的带动下,到会人员都在形成的会议决议上签了名,以示赞同。
三、兴修“千塘百坝”经过一个多月的发动、筹备和实地勘测工作,决定首先在赵家棚西边胡王薛村前面的一条小河沟上筑一座坝,作为兴修水利的试验工程。
试验工程于农历十月初正式动工了。
这条小河沟发源于吉阳山,河里常年流水不断。
很早很早以前,小河上也曾筑过坝,挡水灌田。
但年长月久,堤坝被牛踏马踩,洪水冲刷,只剩下一条影影绰绰的坝基了。
河水年年流淌着,两岸六千余亩土地却年年受旱。
现在,确定就在这个旧坝基上搞个试验坝,群众都很拥护。
开工前,我们向几位进步士绅借了部分粮食,预支给无米下锅的农户。
开工那天,这些农户的大人小孩一齐上工,当天晚上结帐兑现,人人都领到了大米。
大家高兴地说:“如果不是共产党领导我们修堤坝,这用银子都难买到的白米,怎么能到我们的手里来呢?”“共产党真有办法,这样搞既修了水利,又救了我们大家的性命,真是一举两得呀!”有的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一个劲地高呼;“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由于水利工地严格执行按劳付酬,当日兑现的决定,农民们得到了实惠;加之我们党、政、军、群各个系统的负责同志和广大民工一样挑土、搬石、打夯,有些同志手打起了泡,肩磨破了皮,仍然照样坚持劳动,这就使群众受到更大鼓舞。
所以,每天天还没亮,工地上已经是人如海,歌如潮了,红旗猎猎,夯声阵阵。
你追我赶的啊嗬声,愉快的号子声,扁担的“吱吱”声和铁器家什的撞击声,交织成一曲威武雄壮的劳动的交响乐。
那种热烈的劳动场面,真是难以用文字表达。
不几天的时间,逃荒在外的人们都得到了消息,日夜兼程,赶回来参加兴修水利的运动。
经过大家近一个月时间的夜以继日的苦干,这座坝胜利竣工了。
接着我们把阵地扩大,仍在那条河上的河西杨、李家咀两处同时开工,再建两座堤坝。
人们战严寒,斗冰霜,精神抖数,干劲十足。
大家豪迈地说:“鹅毛大雪纷纷下,水利大军不下马,任凭冰冻三尺厚,我用热汗融化它!”在此期间,有些地主老财们看着自己的大米到了农民的手里,很有些心疼。
于是叫自己家里公子少爷、太太小姐们都出工,“以工抵米”。
她们一个个细皮嫩肉,弱不禁风,围着围巾,穿着棉靴,走路一步三摇,东倒西歪,惹得人们哭不是,笑不是。
群众抱怨道:“这些太太小姐们来修堤,挡了我们的道,我们想快快不了。
”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给她们另划一方,让她们单独干,以方计工,以工抵米。
这样,广大群众的干劲倍增,工效迅速提高。
到年底,共修起了三座大坝。
恰逢开春,就下了一场春雨,十余里长的小河坝里装满了水,碧波荡漾,鹅鸭戏水,别是一番天地。
河流两岸久被旱魔捉弄的农民,眼看着六千多亩良田将要受益,那种快活劲儿真是无法形容。
河西杨救国会长、六十多岁的老农民张继全说:“我家几代人住在这里,门前的河水象一匹野马一样,无拘无束地奔跑;自从共产党领导人民筑起了大坝,河水如同驯服了的骏马,将为人民造福。
这样有益于人民的大事,只有共产党才做得到。
在这国难当头,灾难深重的时候,兴办这么大的工程,真是了不起!”这三座大坝建成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安应地区。
周围几十里路外的农民络绎不绝地来参观新坝。
这条往日十分寂静的河边,突然变得热闹起来了。
参观人群的身影映在水中,随微波跳动,宛若在光洁可鉴的地板上轻歌漫舞一般。
大家高兴得手舞足蹈,赞不绝口。
这三座大坝的修建成功,大大鼓舞了安北地区广大农民兴修水利的热情。
一九四二年初春,安北工作委员会又召开扩大会议,在总结了胡王薛、河西杨、李家咀三座坝的修建经验的基础上,决定在糟坊湾门首再修一座坝,在曹家冲兴建一口新塘。
扩大会后,我们立即把务丰乡和曹家冲的农救会长找到一起商议建塘修坝的筹备工作。
务丰乡农救会长李光章提议,可在糟坊湾门首对面山的石咀上筑坝,这样不仅省工省料,而且基脚坚固;同时,水的来路也大。
我们经过实地勘测,采纳了他的意见。
因为已有先例,广大农民的信心很高。
因此,准备工作也非常顺利。
农民们为了办好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水利建设事业,有的人把自己心爱的工具拿出来挖石挑土;有的人把自己准备修房用的术料献出来打桩用;有的人自愿借出石灰修坝基;连六、七十岁的老石匠,也都自动奔赴工地参加打石头的战斗。
从破土动工那天起,安北工委的领导同志们,就经常到工地和群众一起劳动。
特别是李先念司令员在万忙中抽出时间来大坝工地视察,作现场指导,参加劳动。
大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工程进展很快。
他一边传递石头,一边和身边的区、乡干部们说:“修塘筑坝这办法好,既修了水利,又度了荒年,是一举两得的事,是合乎人民要求的,今后要推广。
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多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人民才会拥护我们,跟我们抗日。
修塘筑坝不能单纯追求几升米,要注意质量。
塘要挖深,坝要筑高、培厚、夯紧,才会多装水,不漏水,寿命长。
”李先念同志视察工地后,回到边区,由他提议,经边区党委讨论决定,从边区建设银行拨出三百万元(合稻谷一千二百万斤),作为安北地区兴修水利的经费。
消息一传开,大家干劲更高,硪工们欢喜地唱道:“司令视察到工地,大坝隧长一丈儿。
大雨淋头洗个澡,轻轻快快把山移。
”在李司令的亲切关怀与指导下,建塘工地和筑坝工地开展了比进度、比质量的劳动竞赛,你追我赶,捷报频传。
结果,这期工程只花了一个月零几天的时间,赶在春耕大忙前胜利竣工了。
一九四二年八月,中共安应县委成立。
党为了进一步领导群众兴修水利,全面战胜旱灾,总结了前一年的经验,拟定了一个在全县范围内兴修千塘百坝的计划草案,报请豫鄂边区党委和边区人民政府审核,很快得到了批准。
计划一经批准,县委便马上抽调了一批精干的干部成立了县水利指挥部,我任指挥长。
“千塘百坝”运动立即在全县各地热火朝天地掀起来了,同时劳动的达三百多处。
谁知这样一全面铺开,水利器材成了很大的问题。
如炸药、钢钎、锤子和十字镐等,都供不应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