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坚持了共同的理论渊源、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以及目标和价值追求，在内容和本质上一脉相承，而又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实践基础上，做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共同形成了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

然而，有了马克思主义这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就能够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形势在发展，实践在深化，要想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挥其指导作用，必须结合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实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一步地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历史过程。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

而要想深入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入手。

一、从历史进程初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思想首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理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迎接新世纪的时期，“三个代表”重大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还在继续。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密结合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任务，继续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它们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依据中国的实践经验和历史文化，为解决中国的民族解放和国家振兴的历史课题，在不同时期所进行的理论思考和创造，即它们都既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又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和实践，是一脉相承的。

而这些理论成果之间不仅仅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更是后人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依据不同的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立足于新的社会实践，不断发展创新、与时俱进的关系。

从联系的角度来看，后来形成的理论都是在前面理论基础上的新发展。

因而，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间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它们辩证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实践中，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二、从内容及本质深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从内容及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同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上，都毫不动摇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都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这是一脉相承的。

（一）共同的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有共同的理论渊源，即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并在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各个历史阶段，始终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虽形成于不同的时期，面临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都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从本质上看，这几大理论成果在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上，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同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点是一脉相承的。

（二）共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有共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即实事求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理论成果，其精髓都是实事求是，因为正是把握和运用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才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创立和发展。

实事求是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基本内容的各个方面。

坚持实事求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问题上，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并不断的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三）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有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追求，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四大理论成果，虽然形成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都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目标都是为了亿万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奋斗。

尽管时代不同了，但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没有变，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依然是共产党人的庄严承诺，实现共产主义依然是共产党人的伟大目标。

三、从实践基础深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间与时俱进的关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都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而它们之间不仅仅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更是与时俱进的关系。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基础是发展着的实践，新的实践又需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

面对不断发展的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不断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课题和其产生的土壤。

毛泽东思想是在我国新民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20世纪70年代以后，时代主题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实践基础。

因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将第三代领导集体治党治国治军的新经验加以概括和总结而创立出来的。

而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既面临着历史机遇又面临着严峻挑战。

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在深刻总结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实践基础看，由于实践在不断发展，因而理论也需要不断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生动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基础上的与时俱进。

它们都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为解决新的实际问题，而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不断在前人的基础上与时俱进。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是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综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形成的是一个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

它们同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上，都毫不动摇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都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有着共同的理论渊源、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以及目标和价值追求。

同时，它们又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辩证地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实践中，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参考文献：[1] 周连顺．探索、出路与启示--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 曾长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创新[M]．湖南：中南大学出版社，2007．[3] 唐宝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M]．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4] 陈晖阳．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考［J］．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