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性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性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性九十年代以来海内外知识界就的"后"进行了持续的讨论，构成"新时期"之后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热点。
本文无意对这场尚未充分展开的讨论和争论作任何。
因篇幅所限，也不拟对"后现代性"或"后现代主义"这样的基本概念作详细的说明。
在此，我只想从一个表面问题入手，谈谈"后现代"与"中国"这两个符号之间的相关性和矛盾，进而探讨"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性的深层关系。
首先我想对以下讨论的前提作一点说明。
第一，从"近代"到"现代"，从"现代"到"当代"的阶段论在不同的条件下有极为不同的含义。
在此我们关注的不是中国史范围内的具体分期，而是全球范围内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范式的整体性变化。
这当然是一个极为庞大、复杂的历史问题和问题，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宏观上大致把握住问题的要旨。
英国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其新著《后现代主义的假象》(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中简明厄要地归纳了"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他写道："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置疑客观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这样的经典概念，置疑普遍进步或人类解放，不信任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大叙事、或终极性解释。
与这些启蒙的规范相左，后现代性认为世界充满偶然性、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是多样化、不稳定的；在它看来，这个世界没有一个预定的蓝图，而是由许许多多彼此不相连的文化系统和解释系统组成......"他指出，这种思潮的"物质基础"是"资本主义的新形式"，诸如瞬息万变的、非中心化的技术领域，消费社会和文化；这种新的物质环境造成了传统的制造业被服务业、业和信息产业取代，也促成了传统的以阶级为核心的领域向各式各样的（基于族裔、性别、社区等的）"身份认同的政治"转化。
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的关系
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的关系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前者对后者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1）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中国的先锋小说出现了非常强烈的后现代倾向。
中国先锋小说的繁盛期，正是现代主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广为流行的时期，由于受到多种西方现代思潮的的影响与渗透，中国的先锋小说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的混合体。
先锋小说的后现代倾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中国先锋小说有着十分明显的解构传统小说观念的倾向大多数中国先锋小说，都表现出了对传统小说整体性、连续性、规律性等程序和规定的叛逆，体现出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种种特征：矛盾、排列、不连贯性、随意性、虚构事实的混乱，等等。
如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在故事结构上，颠覆了传统小说整体化、有序化虚构的结构方式；在叙述方式上，叙事者与叙事视角也不断地发生变换，破坏了了传统小说的统一性；在叙事方式的选择上，也破坏了传统小说的因果制约的逻辑；等等。
②中国先锋小说体现出十分明显的“后现代自我”的特征“后现代自我”，是对“自我”这一逻各斯中心概念的消解，它并不制造新的中心概念。
它不是一个人格心理学意义上的概念，不意指自我的人格构成，其实是一个非概念或反概念。
许多中国先锋小说都在文本中有意识地消解自我，有着非常明显的“后现代自我”的特征。
如格非的《迷舟》中的萧，被叙述人有意抽去了本应具有的人性特征，成为一个毫无生气的平面化人物。
余华的一系列充满X腥暴L 的先锋作品中，人也是平面的与零散化的。
③中国先锋小说存在着强烈的反主流话语的倾向中国先锋小说一个非常明显的动作，就是对历史话语的神圣性和主流话语的权威性进行毫不留情的质疑与消解，存在着强烈的反主流话语的倾向。
如余华的《往事与刑罚》，对历史进行了非常残酷与彻底的解剖和消解，体现出十分明显的反历史的特征。
但是，中国先锋小说作家们的作品很难说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作品，它还受着现代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当代生活经验等多方面的制约，呈现出比较复杂和独特的创作风貌。
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主义
20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早期中国文化界中,由一群 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革新运动。 1919年5月4日前夕，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 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德先生 Democracy与赛先生Science），批判传统 纯正的中国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一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反对马克思 主义，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 家学说，即为新文化运动滥觞。在这一时期，陈 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 物，这一运动并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导。
法国历史学家费．布罗代尔则赋予工业革命决 定性的作用，并把世界的时间划分为两个阶段： 即18世纪前和18世纪后，18世纪被认为是资 本主义真正诞生的标志。 由于资本主义起源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就 不能把现代性起源与之简单等同起来。现代性 的起源应该是一个更广泛更深远的政治、经济 和思想文化的历史变迁过程。 以此看来，把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兴起看成现 代性缘起的时期比较合理。
所谓建设性（建构性）的后现代性，就是试图在批判和 反思现代性的同时，重建超越现代性的价值观，以“无 根基”的后现代性完全取代现代性。也就是说，要摆脱 现代性普遍模式，通过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 人的新型关系，才能真正达到目的。 所谓虚假（迪斯尼式）的后现代性，主要是要摧毁现代 性的过程中种种理性和普遍性力量对人的控制与压抑， 寻求思想和生活上的自由的最大化，从而最大限度地释 放出被现代性所压抑的创造性。 概而言之，尽管后现代性思想的发展呈现出各种各样的 形式、内容和色彩等，但总的来说，后现代思想家一致 认为，他们的理论或学说“终结”了包括现代性在内的 所有传统，以寻求“不拘泥于形式和不追求确定结果的 自我突破的创造性”的态度和方式面向未来。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艺四个基本审美特征：1．主体消失。
在后现代文化氛围中，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等级制度被颠倒了，现代主义中的个性和风格被消除得一干二净，主体成了某种破碎的幻象。
2．深度消失。
现代主义艺术总是以追求乌托邦的理想、表现终极真理为主题，而后现代主义艺术则放弃了作品本身的深度模式，不再具有思想，不再提供解释，拒绝挖掘任何意义，仅仅追求语言快感。
3．历史感消失。
历史永远是记忆中的事物，而记忆永远带有记忆主体的感受和体验。
现代主义艺术因追求深度而沉迷于历史意识，而后现代主义艺术中，历史仅仅意味着怀旧，它以一种迎合商业目的的形象出现。
4．距离消失。
在现代主义艺术看来，距离既是艺术和生活的界线，也是创作主体与客体的界线，它是使读者对作品进行思考的一种有意识的控制手段。
后现代艺术中，由于主体的消失，作品失去深度和历史感，仅仅具有作用于人感官的刺激性，而没有任何启发和激扬的功能，换言之，它强调的只是欲望本身。
应该看到，由于政治的和文化的原因，后现代主义对东方文化的影响更多地是理念上的启迪。
后现代文化在文学上，作为一种叙述话语和风格，表现为无选择技法、无中心意义、无完整结构，叙述的过程呈发散形，意义的中心被消解、发散到文本的边缘地带。
受它的影响，我们的身边既出现了孙甘露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也产生了消费者文学及其代表“王朔现象”。
现在来看，现在断言后现代主义是否能成为东方文化的主流尚为时过早，但应看到，全然取消精神衡量指标和存在维度，消解历史意识已渐成为一种风尚。
排除几个不可能的后现代主义定义。
第一，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风格概念。
那种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风格的观念，之所以不能成立，乃是因为，不管以什么样的风格术语来界定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人们发现两者其实难于区分，或者，后者只不过是前者早已拥有的某些风格的强化或变调而已。
人们早已指出哈桑关于后现代主义的那些区别性特征（如“不确定性”、“内在性”等等），根本不能成立。
“现代性”及其前后
彭富春：“现代性”及其前后１．问题２．前现代性３．现代性４．后现代性１．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来说，现代性成为了一个问题。
但现代性原本只是一个西方的问题，而且只具备一重的意义，不具备多重的意义。
这就是说，它是自启蒙以来西方历史独特的规定性，而不是全球历史普遍的规定性。
但现代性目前也许变成了全球的问题，至少也变成了中国的问题。
如中国十九世纪以来关于现代化和现代性等等的话题的出现，讨论和实践。
问题不仅意味着对于已经存在之物的质疑，而且意味着对于未来存在之物的探询，因此也是对于我们当下存在境遇揭示的追求。
问题本身包括了提问和解答，并具有多重维度：它是什么？它为何是？它如何是？现代性作为一个问题也是如此，如现代性是什么？现代性为何建立？现代性如何建立？这些问题已经向中国提出。
但现代性作为中国的问题并不只是这样。
它实际上意味着，人们不仅没有回答现代性的问题，而且没有提出现代性的问题，也就是没有将现代性的问题性作为问题性来思考。
中国现代性的问题性集中体现在所谓的对于现代性的焦虑。
焦虑体验到了问题本身对于人们的压力。
但压力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一物对另一物产生了重量，并使另一物无法承受。
问题作为压力，让人们对于问题束手无策，亦即人们不知道如何理解问题，同时也不知道如何解决问题。
现代性的焦虑本身就交织了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正好掩盖了现代性的问题性。
首先，中国是否要完成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变？其次，中国也是否要完成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最后，西方的道路对于中国是否具有某种借鉴意义？这些问题都相互纠结在一起，使人们往往处于思想的两难处境而焦虑。
为了解除思想的焦虑，我们必须进入到问题自身，探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各自意味着什么，它们的边界立于何处，同时它们的差异和关系是什么，它们是如何转换的，并由此比较中西历史的不同，借此来揭示当代中国思想的建设之路。
２．前现代性为了确定现代性的独特意义，我们必须将它置于历史的维度，即分析现代性与它相关并被中断了的前现代性的关联。
现代性、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概念的梳理
多哲学家们强调理性 的原则和主体性原则 ， 而坚持这样的思想原则 的哲学 家们都是现代哲学家。既然 理性 主义 原则 体 现在一 切领 域 中 ， 那 么人 们 当然可 以在各 自的领域从 不 同的角度 去理 解现 代性 。比如 ，
在政 治领 域 ， 人们会 认 为 ， 如果一 个 国家 在政 治制 度上 建立 了相 互监 督 的 、 类 似于 三权 分裂 的体 系 ， 那 么 这个 国家就属 于 现代 国家 ， 具有 现代 性 。从 这里 ， 我们 可 以看 出 ， 现 代 性 的概 念 首 先是 在 西 方 文化 的背 景下 来理 解 的 ， 人 们从 不 同 的角 度把 西方 现代 社会 中出现 的各 种 主要特 性看 做是 现代 性 的主要 标 志 。
现代主义则彻底否定一切意义。超级 现实 主义是 后现代 主义 的 一种 形 式， 它消除 了想象和 真实 的对
立， 超 现 实主 义 则 仍 然 保 留 了想 象和 真 实 的对 立 。 关 键 词 ：现代 性 ； 现 代 主义 ；后 现 代 主 义 ； 超 级 现 实 主义 ；超 现 实 主 义 中图分类号 ： Ｂ ５ ６ ５ ． ６ 文 献 标 识 码 ：Ａ 文 章 编 号 ：１ ６ ７ １ ． ７ ０ ２ ３ （ ２ ０ １ ７ ） ０ ５ ． ０ ０ ０ １ ． ０ ８
作者简介 ：王晓升 ， 华 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 博 士生导师
收 稿 日期 ： ２ ０ １ ７ — ０ ２ ． １ ３
① 第一部分第 一节和第 二节分别叙述 了这两个意义上的现代性。
…… ．
擘 斜技大 荸 学 讼 社会 科 学 版
入 一个 机器 系 统 中 ， 这个 机器 系 统就 能够 进行合 理 计算 而做 出合 适 的法律 判决 ＿ ４ Ｊ １ 鲫。在 精 神层 面 上 ， 许
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内容提要: 本文系作者1999 年5 月26 日在北京大学为文科学生所作的演讲, 主要介绍美国学者杰姆逊关于" 后现代" 文化研究的方法、观点及其对西方社会的认识价值, 并借助其理论来观照分析当代中国( 包括大陆和台港地区) 的一些文化现象, 文章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中国当代文化是否已经进入杰姆逊所称的" 后现代阶段"? 作者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事实上并没有完成, 同时试图解释" 后现代" 问题何以在中国引起热烈争论的原因。
" 现代性" 和" 后现代性" 相互交融的状况, 正说明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复杂性。
1985 年秋天, 美国教授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Jameson) 在北大举行了为期四个月的演讲, 这些演讲后来辑成《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 北京大学出版社最近又再版了这本书," 后现代", 或者说"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这个名词, 据我所知就是杰姆逊教授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
在当时来说, 此举相当大胆, 因为他80 年代初才开始从单篇文章中提出了他的后现代理论, 而他的那本" 大书" 《后现代主义--- 后期资本主义的逻辑》, 就是访问北大后问世的。
换言之, 他第一次向世人介绍自己的后现代理论和文化理论, 是在北京大学。
我想这对于北大是一个相当大的荣誉。
最近我又重读这本书, 仍然觉得受益良多。
来北大之前, 我又买了一本杰姆逊教授最新出版的论文集---TheCulturalTurn (Verso,1998), 译成中文名为《文化转向》, 意即当代整个文化批评和文化理论的文化转向。
书中收录了他写于1983 年到1998 年的8篇论文,1983 年那篇经典性的论文《后现代主义和消费社会》也在其中。
现代性、现代化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现代性、现代化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一、现代性的起源与分类按照一般的说法，现代性发源于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到18、19世纪之交初步形成，是一个摆脱迷信、愚昧和专制的过程，也是一个追求理性、科学和自由的过程。
[1]但其实，现代性的来源要复杂得多。
姚斯认为它于十世纪末期首次被使用，它用于指称古罗马帝国向基督教世界过渡的时期，目的在于把古代与现代区别。
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种面具》中，认为现代性观念起源于基督教的末世教义的世界观。
历史学家汤则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黑暗时代（675－1075），中世纪（1075－1475），现代时代（1475－1875），后现代时期（1875－至今）。
他划分的“现代时期”是指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
而他所认为的后现代时期，即是指1875年以来，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崩溃为特征的“动乱年代”。
现在一般意义上把现代性视为与资本主义同源的东西，但即便如此，资本主义的起源依旧是一个含糊的时间段而决非明晰的时间点。
现代性无疑是一个意识形态范畴的概念，内涵比较庞杂。
因此，如果要进行详细的辨析最好先对其进行分类。
韦伯从宗教和形而上角度分离现代性，从而得到科学、道德和艺术三个方面。
加拿大学者Charles Taylor的文章《两种现代性》中，他综合了一般国外学者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提出了现代性的两种模式，其一就是从韦伯的思路发展出来“科技的传统”，出发点在于所谓现代性的发展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从西方的启蒙主义以后，理性的发展，工具的理性，工业革命到科技发展，甚至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发展，加上资本主义，这一系列的潮流是不可避免的。
韦伯当时创出了一个名词，叫“合理化”。
这个传统后常为一般的社会学家所用。
在科学现代性方面，现代性标志着资本主义新的世界体系趋于形成，世俗化的社会开始建构，世界性的市场、商品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的流动；民族国家的建立，与之相应的现代行政组织和法律体系……。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性九十年代以来海内外知识界就的"后"进行了持续的讨论，构成"新时期"之后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热点。
本文无意对这场尚未充分展开的讨论和争论作任何。
因篇幅所限，也不拟对"后现代性"或"后现代主义"这样的基本概念作详细的说明。
在此，我只想从一个表面问题入手，谈谈"后现代"与"中国"这两个符号之间的相关性和矛盾，进而探讨"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性的深层关系。
首先我想对以下讨论的前提作一点说明。
第一，从"近代"到"现代"，从"现代"到"当代"的阶段论在不同的条件下有极为不同的含义。
在此我们关注的不是中国史范围内的具体分期，而是全球范围内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范式的整体性变化。
这当然是一个极为庞大、复杂的历史问题和问题，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宏观上大致把握住问题的要旨。
英国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其新著《后现代主义的假象》(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中简明厄要地归纳了"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他写道："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置疑客观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这样的经典概念，置疑普遍进步或人类解放，不信任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大叙事、或终极性解释。
与这些启蒙的规范相左，后现代性认为世界充满偶然性、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是多样化、不稳定的；在它看来，这个世界没有一个预定的蓝图，而是由许许多多彼此不相连的文化系统和解释系统组成......"他指出，这种思潮的"物质基础"是"资本主义的新形式"，诸如瞬息万变的、非中心化的技术领域，消费社会和文化；这种新的物质环境造成了传统的制造业被服务业、业和信息产业取代，也促成了传统的以阶级为核心的领域向各式各样的（基于族裔、性别、社区等的）"身份认同的政治"转化。
与此相应，"后现代主义则是反映这种时代变化的文化风格。
它无深度，无中心，漂移不定，自我指涉；它是游戏性的，往往从别处借来观念和意象加以折衷调和；它是多元主义的，它无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划分，也模糊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线。
"诸如此类的对"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概括性描述早已不是是么新东西了。
但我们必需承认，这种基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和文化现实的理论话语，是任何有关"后现代主义"讨论的知识论上的出发点，尽管我们只能在具体的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现实中寻找"中国后现代"的定义。
伊格尔顿说他无意在"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划出严格的界限。
事实上，后现代主义的国际话语（包括中文世界的有关讨论）从来都是借助两者间概念上的摸糊性跨越种种现实的限制而进入问题的。
不妨说，后现代话语的具体性和抽象性、统一性和多样性赋予它某种"普遍性"，尽管该理论本身是以反普遍性起家的。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在《极端的时代：一九一四至一九九一的世界史》中对后现代的普遍思潮作了如下总结："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对客观现实的存在持根本的怀疑论态度，它们不相信人类能通过理性手段达到对现实的一致的理解。
它们都有激烈的相对主义倾向。
在它们看来，一个被技术彻底改造了的世界立足于某种世界的本质，而有关进步的意识形态则是这种本质的反映，后现代主义认为这两种对立的思想前提构成了这种世界本质的基础，而它们要对这种本质提出挑战。
"我要作的第二点说明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其西方的原生态环境中的含义在非西方或"衍生态环境"里会产生种种变异，带来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暗示和。
由于我们下面还要集中讨论中国后现代问题，在此我只想引一段旅美日本文学理论家酒井直木(Naoki Sakai)在一篇谈日本后现代文化的文章的开场白："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序列暗示了一种时间顺序，我们必须记住，这个秩序从来都是同现代世界的地缘政治构造结合在一起的。
现在众所周知的是，这种秩序基本上是十九世纪的历史框架，人们通过这个框架来理解民族、文化、传统、和种族在这个系统里的位置。
""后现代""作为这个序列的最后一项是最近才出现的，但""前现代""和""现代""的在历史和地缘政治上配对组合却早已成为知识话语的主要的组织手段之一。
因此，这个谜一样的第三者的出现所证明的也许不是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移，而是我们话语范式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是，我们以往认为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地缘政治秩序，即前现代－现代的秩序，变得越来越成问题了。
"酒井的语言虽然抽象，但却明确地指出了这个"越来越成问题"的认识论等级秩序的历史条件，那就是十九世纪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世界体系。
基于这样的历史记忆，"后现代"就不仅仅是"现代性普遍历史"的昙花一现的新，而是从西学内部和当代日常生活现实两方面提供了一个反思我们自身现代化进程及其哲学前提的机会。
酒井对"后现代"问题的理解在非西方知识分子当中是有代表性的，因为对这些知识分子来说，现代化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被某种外来势力和影响压迫、征服、同化、改造的历史，是一个融入由西方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主导和支配的世界格局的痛苦过程。
酒井的话还提醒我们，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过渡并不意味着物质世界里的霸权格局的根本改变，更不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曾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提出"近代的超克"、到头来却在战后的废墟上重作"现代性"的小学生的日本知识分子，对此也许有特殊的体会）。
它只是说，我们对"现代"、"自我"和"他人"的理解，我们对未来的想象，都可以放在这个新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上来看。
这在世界史和文化史的层面上暗示了后现代主义话语的潜在的解放性。
第三点说明是我对中国后现代问题的历史界定的一些想法。
我赞同把中国后现代问题放在中国和世界近代史的长时段中考查，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激进的价值相对主义、认识论上的反本质主义和文化上的折衷主义本身并不天然具有历史合理性。
相反，任何"超越现代性"的努力必须考虑到自身立场同这个历史长时段中尚未解决的问题的关系。
否则，中国后现代就会从当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脉络中游离出去。
另一方面，我想强调中国现代性本身的特殊性：它并不是对十九世纪世界秩序的臣服，而是对它的反抗。
以辛亥、五四为起点的中国现代史本身就是对"近代"世界秩序的激烈反抗，是对中国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近代化"努力的批判的超越。
可以说，中国现代性经验的"近代化"部分（相当于日本明治维新时代"文明开化"的现代化意识性态）本身就包含着一个悖论，因为它是以对近代工业、军事、和宪政体系的追求来抵抗和吸收以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为核心的近代世界格局。
这个悖论的"解决"就是中国现代性的激进化。
没有人能够否认，到为止，中国现代性的集大成者和最高形态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其历史意义在于大众通过社会革命而成为历史的主体。
从人的解放这个启蒙价值观的角度看，中国革命无疑构成了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以来的的现代性普遍历史的又一里程碑。
但从人的自由和"从（物剩┴逊χ薪馔殉?来"的现代性理想的角度看，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性却始终面对物质生产、技术革命、消费和日常生活领域的巨大压力。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于是不仅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迟到的"理性化"阶段，更在物质积累和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层面上为中国现代性的新阶段做好了铺垫。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性从来都具有某种与生俱来的"后现代性。
"更严格地讲，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文明的巨大的连贯性和相对的自足性使中国人本能地把"现代"理解为一种阶段性的、暂时的规范。
也就是说，在接受现代性的洗礼的同时，中国知识分子和民间社会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带着一种对"现代之后"的想象和期待－在这个"现代之后"的世界，现代不再是外在的、异己的、强加的"时代要求"，而是多元化的生活世界的自得其所。
这个把现代性无所不包的体系视为某种历史、文化和主体的异化阶段（哪怕是必要的异化）的集体无意识把中国现代性的"自在自为"的形态同中"后现代"视野融合在一起。
这种"过去"和"未来"在"现在"的时空里交汇，它造成的历史思想构造是中国"后现代"问题的蕴含所在。
同阶段表明，这个过程既包括了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进化论的超越，又在某些方面成为这种"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信徒（比如对苏联式化的迷信，或对美国式自由市场的迷信）。
在下面的讨论里，"中国后现代"的历史的大前提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一体化，而其更为直接的社会政治条件则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物质文化积累和意识形态沉淀。
它的性与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各个方面的转型、机遇和挑战息息相通，命运与共。
换句话说，中国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风格脱胎于"新时期"的人道主义和现代主义话语。
而由于八十年代在中国当代史上的特定的"反历史"姿态（"新时期"本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发明），"走出新时期"的口号也就包含了回到历史，回到传统（这个"传统"已不是"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中的那个"落后"和"停滞"的代名词），回到具体的中国人（而不是种种现代化的乌托邦），回到一个正在形成中的生活世界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