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_变戏法_还是辩证法_单传友

启蒙：“变戏法”，还是辩证法？*单传友（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200433）

［中国分类号］B5［文献识码］A［文章编号］1002－8862（2013）03－0042－06

学界关于《启蒙辩证法》的研究主要认为其代表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现代性的悲观主义诊断：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摧毁了神话，启蒙蜕变为神话，辩证法实际上沦为了“变戏法”。这种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第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确指出，“启蒙概念”的主题是：“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蜕变为神话”。第二，批判理论家的后继者如此判断，哈贝马斯认为，“悲观”作家“把启蒙的自我毁灭过程加以概念化。据他们分析，人们不可能再对启蒙的拯救力量报以希望。本雅明式的绝望在反讽意义上变成了希望：在这个观念的影响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不愿放弃充满悖论的概念化探讨。”［1］维尔默

指出，“在摧毁神话的同时，启蒙也逐渐摧毁了一切合法性认证（妄想），并且以启蒙后的理性取代了神话，这就是启蒙辩证法。最终，理性变成了某种实证主义或玩世不恭的东西。”［2］霍耐特也认为，《启蒙辩证法》是控制自然的悲观的历史哲学。第三，批判理论研究史学者也持这种观点，“我已多次强调，贯穿全书的音调是悲观的、凄凉的，人与自然的异化作为当代西方文明危机的中心看起来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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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解释却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第一，作者批判启蒙的目的在于，“将启蒙从盲目的控制中解放

出来，为一种积极的启蒙概念做准备”，“捍卫和传播自由，而不是间接地加速被管制社会的发展”，如果仅仅得出悲观主义结论，很难自圆其说。第二，《启蒙辩证法》是作者对辩证法研究项目的成果，而辩证法的思想来源主要是黑格尔和马克思，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对辩证法的理解都不是启蒙摧毁神话，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跌入神话，成为类似“变戏法”的解读。黑格尔认为，“辩证法却是一种内在的超越，由于这种内在的超越过程，知性概念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本来面目，即知性概念的自身否定性就表达出来了。”“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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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认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5］因此，作为启蒙的辩证法，必然蕴含着对启蒙的内在性否定，对启蒙的批判意味着不断启蒙的新的可能性。本文认为，在启蒙与神话的复杂关系中，存在着双重逻辑：一是作为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跌入神话的显性逻辑；一是暗含于其中的启蒙对自身的内在否定的隐性逻辑，这种隐性逻辑即为“有规定的否定”（thedeterminatenegation）。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吸收了犹太教的禁令思想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启蒙的辩证法意味着内生于启蒙的非同一性对同一性原则的有规定的否定。

一将《启蒙辩证法》解读成悲观主义文明论的主要依据是，《启蒙辩证法》将启蒙跌落野蛮主义追溯

24*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路径转向与视域开启———卡尔·曼海姆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11YJC710041）的阶段性成果。至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神话阶段，进而意味着批判理论走向历史哲学。哈贝马斯认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颠倒了卢卡奇所继承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卢卡奇从雇佣劳动的商品结构推导出物化意识，也即从交换价值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的物化意识结构以及与之相应的同一性思想。而在《启蒙辩证法》中，“主观理性和同一性思想，更加基础。交换抽象只是一种历史形式，在其中，同一性思想发挥其世界历史的影响，并决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交往形式。”［6］也就是说，构成神话与启蒙内在关联的是同一性思想，不是主导资本主义商品结构的交换价值导致了同一性思想，而是蕴含在欧洲文明发端处的同一性思想造就了物化结构。神话因其同一性思想已经是启蒙，启蒙的内在原则同样是同一性思想，因此，启蒙用神话的逻辑摧毁神话，只不过是走进神话的逻辑，启蒙蜕变为神话。霍耐特同样认为，“正如马克思将摧毁神话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视为重建人类历史的概念钥匙，阿多诺将在他所处的时代清晰可见的控制关系作为整个文明过程的结构范式的隐蔽逻辑来解读。”［7］法西斯主义不过是这种控制关系的体现而已。文明的过程同时也是退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人类起源性的退化”（retrogressiveanthropogenesis），也即是人类的宿命，或曰先天性症候，这构成了历史哲学的内在组织原则。因此，两位作者不是从社会历史的发展而是从理性的历史间接证明了欧洲文明的过程，其分析的基本的原则是工具理性，商品交换只不过是工具理性的一个历史发展形式。“由于他们的历史哲学，他们将文明的过程解释成了对自然的控制、社会阶级的控制和对人的本能的控制加剧的过程。”［8］

这种对启蒙的历史哲学解读模式构成了《启蒙辩证法》的显性逻辑。难怪罗尔夫·维格豪斯追问年轻的法兰克福学派能从《启蒙辩证法》中读到什么时，回答为：几乎都是老掉牙的东西，一无所获。“法西斯主义诱发他们形成悲观的历史哲学，这种悲观的历史哲学追溯极权主义的起因，一直追溯到人

类历史的初始。斯大林主义只不过加强了他们的看法。战后的宰制社会无法令他们修正看法。他们看出，人类面对自然伸张自我，是一种关键性的原罪，这种原罪从一开始就不仅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推上了灾难性的道路，而且将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推上了灾难性的道路。”［9］

然而，这种对启蒙与神话关系的解读并非历史哲学的解读模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我们的历史概念并不是超越历史之上的，也不是仅仅以一种实证主义的方式跟在历史后面亦步亦趋。”［10］换言之，作者对欧洲文明的解读并不是历史哲学的解读模式，也不是历史主义的解读模式。从前者看，历史哲学本质上是超越于历史之上的，“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11］因此，将同一性逻辑追溯至神话，并不意味着，同一性逻辑抹杀掉了其内在差异，成为一种抽象的理智形式。“启蒙的概念”的第一个附录，“奥德修斯，神话与启蒙”所探讨的正是神话自然与启蒙自然的联系与区别。从后者看，作者对启蒙的批判不是跟在实证科学后面亦步亦趋，也即不是跟在启蒙后面进行一种外在的批判，而是通过对启蒙的内在哲学批判，分析启蒙逻辑的内在限制。从这个角度讲，作者对神话与启蒙关系的解读，目的在于呈现这种启蒙的内在性批判逻辑。启蒙代表了人的主体性觉醒，代表着对世界的祛魅，代表着对神话的摧毁。但被摧毁的神话本身已经是一种启蒙。在代表着欧洲文明起源的《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见证了启蒙与神话的纠缠关系。民间宗教本身作为神话还并不是启蒙，但荷马对之的搜集整理，形成了启蒙的基本关系，“代替各地神灵鬼怪出现的，是天堂和天堂的等级制度；代替巫师和部落天职而出现的，是分成不同等级的祭礼和以

强制性命令中介的不自由劳动，……自此时起，存在就分解为逻各斯———这种逻各斯随着哲学的发展而被归结为单子，归结为一个指代———和外部的万事万物。……世界从属于人。……主体的觉醒带来的是将权力视为一切关系的原则。”［12］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已经形成，启蒙的权力关系本质已经构建。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对神话的摧毁，正是启蒙对自身的内在否定。“否定性不再是抽象的虚无，而是一种定在和某物。否定性只是定在的一种形式，一种异在。”［13］启蒙摧毁神话，正是启蒙的自我否定。由此，神话与启蒙的关系就不是，神话是神话，启蒙是启蒙，启蒙摧毁了作为“别物”的神话。

34启蒙:“变戏法”，还是辩证法?正如，“某物成为一个别物，而别物自身也是一个某物，因此它也同样成为一个别物，如此递推，以致无限。”［14］这种无限是一种“无限坏的或否定的无限”，这种否定不是真正的否定，只不过是有限事物“应该扬弃罢了”。而“应该”被扬弃，“不过是从逃遁中求解放。但逃遁的人还不是自由的人”。换言

之，唯有从神话与启蒙的内在否定关系中理解启蒙，而不是从抽象的否定关系去理解，对启蒙的批判才不会停留在“应该”的外在批判层面，从而陷入超越历史的批判模式；才不会停留在无批判的实证主义，从而陷入历史主义的模式；自由解放的启蒙概念才可能积极绽出。神话与启蒙的复调关系呈现出的隐性逻辑正是启蒙自身内在的有规定的否定逻辑。这种有规定的否定，具体表现在对启蒙同一性原则的内在批判上。

二正如哈贝马斯、维尔默、霍耐特等指出的那样，神话与启蒙的内在关联是同一性思想，或者说，启蒙的思想原则是同一性思想。两位作者一方面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哲学，另一方面承接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同一性原则源于启蒙的祛魅之路，启蒙就是要人摆脱恐惧，树立自主。在神话时代这种恐惧源于对自然的恐惧。原始的自然呈现出未分的整体，霍克海默将之称为“曼娜的原则”（theprincipleofmana）。曼娜是不可言说的、未分的、超出人的经验范围之外的，作为整体的、无所不包的、充盈的曼

娜的力量在人的意识中留下了对人的压抑与恐惧。面对恐惧，人类的惊呼构成了曼娜的名字。这就有了原始自然和命名自然的区分。但原始自然并没有完全纳入人的意识范围之内，并不是像精神分析学家所说的仅仅是人对自然的投射，而是原始自然在人的脆弱意识中留下的印记。在这种原始命名中，人们将曼娜世界纳入到意识的范围之内，将恐惧封为神圣。在这里，“由神话造成的、丝毫不亚于科学的自然作为现象与本质、结果与动因的双重存在源于人类的恐惧，对这种恐惧的表达成为了对之的解释”。［15］

通过命名将自然二分，把自然纳入自我的控制范围，从而克服了恐惧，对自然的恐惧变为对自然的控制。在神话巫术阶段就开始形成意识的内在性原则，这也决定了启蒙的祛魅之路。启蒙将这种意识的内在性发挥到了极致。启蒙哲学的出发点是作为我思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在康德那里表现为先验统觉。纯粹的“我思”，一定伴随着“我”的概念，自我意识“只会看出它自己根据自己的策划所产生的东西，它必须带着自己按照不变的法则进行判断的原理走在前面”，“他必须不把任何东西、只把从自己按照自己的概念放进事物里去的东西中所必然得出的结果加给事物。”［16］先验概念对感性材料进行加工改造，并形成我们的知识或经验，但这种知识只不过是先将先验范畴放置到对象之内，然后再对之加以认识。知识只不过是理性的自我认识。因此，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这种知识不过是“同语反复”。“康德将思想无止尽地趋向无限，但坚持认为思想的不充分和永恒的有限性。他所传达的智慧是玄妙的：世界上没有存在是知识所不能把握的，但知识能把握的永远不是物自身。根据康德，哲学判断追新逐异，但由于仅仅重复理性先行安置于对象的，因而不能获得任何新的东西。”［17］而作为启蒙哲学之完成的黑格尔哲学，“以逻辑学、以纯粹的思辨的思想开始，而以绝对知识，以自我意识的、理解自身的哲学的或绝对的即超人的抽象精神结束。”［18］人、自然、历史都被描述为绝对精神在自我异化内部思维的自我运动。对象仅仅被理解为抽象意识的异在，人仅仅被理解为自我意识，现实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他的辩证法确切地属于传统哲学，他仍处于柏拉图主义的窠臼中。”［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