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梧桐黄仁宇明史观有错
《中国古代史》教材种类
《中国古代史》教材有多种版本，以下列举了一些较为常见和受欢迎的教材：
1.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这是一套经典的历史教材，分为上下两册，内容翔实，涵盖了中国原始社会到清代的历史。
该教材被广泛应用于高校历史专业教学，目前已有第5版。
2. 张传玺《简明中国古代史》：这本书较为简练，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版为代表，适合初学者快速了解中国古代史。
3. 范文澜《中国通史》：这是一部大家之作，成书较早，意识形态色彩较浓。
但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
4.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这本书也是一部经典的通史教材，人民出版社出版。
5. 白寿彝《中国通史》：这是一部内容全面、论述详细的中国通史教材，人民出版社出版。
6.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这是一部明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以独特的视角和生动的叙述展示了明朝历史的一面。
7. 傅衣凌《中国历史：明史》：这本书对明朝历史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述，人民出版社出版。
8. 陈梧桐、彭勇《明史十讲》：这本书以讲座的形式，对明史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以上仅为《中国古代史》教材的一部分，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版本的教材。
选择合适的教材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学习需求和学术背景来决定。
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
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万历十五年》是一部反映明朝末年社会风貌的长篇小说，作者是黄仁宇，书中主要通过一个富有的士人的角度描述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
下面我将围绕这本书写一篇读书报告。
一、对书名的理解首先，我们来谈一谈这个书名。
万历十五年是指明朝万历年间的第十五年，也是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一个年份。
在这一年，甲午海战发生了，给中国政治带来很大的振奋，也标志着中国内在因素产生了变化。
但在这个时期，明朝由于腐败败坏、外族入侵等诸多问题，已经呈现出衰落的迹象。
二、对书中人物的认识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陈抟的士人，他出身富户，但又没有科举出身，因此一直受制于这个官僚体系。
这位主人公比较具有代表性，他代表的是一类受到旧制度束缚、但又有一定实力的人。
在整本书里，陈抟虽然一直追求自由、尊严，但却反复地受到了权力的压迫。
除了主人公，书中还出现了很多其他人物，如陈家的人、庄户人、官僚等等。
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刻画，书中展现了人物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关系，也体现出了当时社会的层次分明的特点。
三、书中对历史的反思当然，在这本书中，作者不仅仅是将当时的社会生活娓娓道来，他还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系统进行了反思。
在书中，作者提出了很多指向性的问题，如为什么要科举？为什么徽州人特别喜欢做生意？这些问题在明代社会中普遍存在，作者巧妙地呈现了这些问号，展现出他对当时社会的批判态度。
四、我的收获和反思通过阅读《万历十五年》，我对明朝末年的风气、政治环境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同时，这本书对人的缺点和权力的腐败做了深入的揭示，也提醒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要忘了自己的原则和信仰。
总的来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是对明朝末年社会的一个慷慨陈述。
在这个时期的社会风貌、人物性格和历史现实之间，它建立了一个深入的、全面的联结，唤起了人们对这段历史的深刻反思。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000字).docx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万历十五年》读后感这个暑假，我有幸拜读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先生以独特的笔触和全新的大历史观向我展示了“万历十五年”以及整个明中后期的社会历史图景。
“万历十五年”，正如作者所描述的，是平淡无奇的一年。
还未爆发赌上大明国运的萨尔浒之战，沿海的倭寇之乱也已淡出人们的视野。
万历皇帝皇帝陷于国本之争的抑郁寡欢中，文官集团在朝堂上倒也井然有序，未曾令国家遭受大的祸事。
然而，如同德勒兹提出的“生成——不可认知”理论，历史往往不会借助最直观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历史的地面之下，总是暗流涌动。
而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借助一些看似琐碎的小事和自己对历史隐晦的领悟，描绘出了历史繁复多变而又势若磅礴的运动。
书中刻画了许多鲜活的人物，从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模范官员海瑞、将军戚继光、哲学家李贽到活祖宗万历皇帝，书中无不叙述了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饱受煎熬，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这些人最终都没有功德圆满，甚至身败名裂。
张居正最终被查没，万历自己死后也无法同最爱的郑氏同陵，海瑞则在大家的摒弃中挣扎……黄仁宇在书中认为人有阴阳两面，而书中人物要么由阳转阴，要么不自觉地陷入阴暗。
大明的根基已而日复一日的损坏。
而最终，一个宏大的叙事浮出水面，大明王朝携带着“日月重开大宋天”的余威，一同陷入了满天星光却终究是黑暗的夜晚。
每每面对历史几乎无可挽回的沉沦，我们总是想问，真的不能改变什么吗？如果一些忠正之士能更加圆滑，从而不至于被群起围攻；如果能再多一些如戚将军、张首辅般的“奇才”；如果那个身居九五之位的人能更勇毅，大多阔斧地铲除国家的蠹虫……历史的奇点一次次与我们失之交臂，而大历史，以他不可挑战的威严，讲述着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兴衰故事。
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又能读出什么呢？自然不应只是对某些人物成就的臧否，毕竟，史学家克罗齐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我们应当从《万历十五年》中读出现实价值和人文关怀。
黄仁宇作品《万历十五年》读后感范文
黄仁宇作品《万历十五年》读后感范文黄仁宇先生是一位我很喜欢的历史学家，喜欢他细致冷静的笔触，喜欢他显微镜下的大历史观，喜欢他对历史技术性的剖析，下面是给大家带来的万历十五年读后感，欢送大家阅读参考，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除了文学，我最喜欢的书就是历史类的。
对于历史本身，我也是颇有兴趣的，但可惜的是，纯粹的古人笔触我也是看不进去的，于是乎，现当代的历史著作变成了我的最爱。
烟索重楼，月迷津渡，从书中走出来的一个个人物身上都有股子道骨仙风的气质。
这些人大局部或是王侯将相，或是富贵显达，也有臭名昭著。
总之，能够被记住的人身上，总有那么根底值得观瞻的地方。
茫茫人海，凡夫俗子，又有谁会被永久的铭记呢？记得张爱玲说过类似的话，一个人，无论是好名或者是恶名，总比不留名要强。
读历史，就是读那活灵活现的人物就是读那错综复杂的时间。
读历史，是对人类的一次反省，又是对人类自身的一次升华。
读历史，不能错过明朝史，因为明朝史汉族掌握政权的最终一个封建王朝。
而读明史，就不能错过《万历十五年》，相对而言，我更喜欢这本书的英文名字《1687：ayearofnosignificance》，直译是《1687：无关紧要的一年》。
确实，万历十五年间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但这些“细枝末节”恰恰是明朝衰落的关键。
就历史来讲，有三个不可无视的特点：一：学术性。
黄仁宇本身就是一位大家，他的学术造诣是值得钦佩的。
书中有着很多的历史资料来佐证作者的观点，且看附件中参照的文籍就能够懂得其中大意。
在40年之前，有着一位双鬓斑白的学者，带着老花镜，手拿放大镜，在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中收集所需要的资料。
这份努力，本身就有股酸楚的味道。
二：坦诚性：作家本身所拥有的大历史观注定了他对历史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有着相当的了解。
书中也说过：“用视而不见的态度抹去这些事实，就是不忠于历史；对一个英雄人物隐恶扬善，也并不是真正的推崇”。
在这样的历史态度的引导下，《万历十五年》也显露出更为深刻的坦诚。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范文5篇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范文5篇《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介绍了万历皇帝在位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三个因素所决定的明朝走向没落的原因。
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篇1周末，天气苍白，发霉的心情，觉得该出去晒晒太阳了,和好友一起到书店，买了本中华书局出版的《万历十五年》，一口气看了半本。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
万历十五年，没有人能拯救朝政的腐败。
高拱，张居正，海瑞，申时行，直到最后的自以为明君的崇祯皇帝，在整体制度体制的腐败下，中华民族也迎来的自己的文化危机。
资本主义的萌芽很难兴起，传统的力量依旧强大。
在全球化城市化的今天，中国人如何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继续保持以德治国的传统，如何保持以孝道为核心的中国式价值观呢?这是《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思考的问题，也在现实中不断激荡着无数中华赤子的心胸。
这一段时间，国学兴起，伴随着百家讲坛的推波助澜，传统文化复兴的势头似乎一浪高过一浪。
国学、历史类图书开始盛行街面。
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说论语，王立群讲史记，汉武大帝，明朝那些事儿，讲座，电视剧，小说，历史以各种形式体裁不断出现。
国学兴旺，历史重温，文化复兴，这是好事。
我们小时候，四书五经，史记汉书，都是稀松荒疏的很。
这些书对我来说都是近几年开始恶补的，感觉也只是走马观花，粗略浏览，很难记住了。
为什么小时候没有早早把它们看过呢?追究其中原因，除了七八十年代的消费问题外，更多的是教育界的不重视，我辈只是从语文书的枝节中记住了星星点点的古籍名句。
中国的古籍、历史是我们民族的财富，是我们文化的载体。
经史子集，诸子百家，里面名言哲理多多，但是，这些财富却在很长时间内不受重视，甚至发生断层。
有时候阅读古籍，真的有种韩愈《石鼓歌》中的痛苦。
看了些古籍，我个人觉得，五千年的文化积累，既有精华智慧，也有糟粕垃圾。
关于明代状元黄观的几个疑点辨析
关于明代状元黄观的几个疑点辨析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君主权威进而达到其长久的至高无上的统治之目的，大肆宣扬忠君思想并使之深植于民心之中。
如果有人想推翻现有统治，那就是乱臣贼子，大逆不道。
因此当初燕王朱棣在北平府起兵，打出的旗号是“清君侧”，至少不敢公开将矛头直接指向建文帝朱允炆。
当朱棣赶走建文帝篡得皇位之后，自知其登基的合法性会受到来自于上下整个社会的质疑，为掩盖篡逆事实，重塑个人形象，而大行革除之事，编造歪曲史实，污蔑诋毁建文帝及建文帝的近臣亲信，销毁相关资料，尽可能地抹去建文朝影响。
致使建文年间很多历史记载严重缺失，给后人正确认识建文历史带来障碍。
后世人们称建文时期为“革除年间”，从史书记载“革除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年号，仍称洪武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年”、称建文帝为“建庶人”等即可窥见当年朱棣革除程度之深广。
黄观正是建文时期的皇帝近臣且也是朝中重臣，更因黄观“效死以忠，不事二主”的坚贞与朱棣之忤逆形成强烈的反差，使得朱棣对黄观可谓恨之入骨。
有关黄观的一些史记当然会遭到毫无留情的革除，连黄观曾中得状元这么大的事件都被划去，致使明代《登科录》里竟然找不到黄观的名字。
黄观从1402年殉难直至1596年才得以昭雪，跨时长达近两百年之久，史实的淹没使得关于黄观的一些资料众说纷纭，各执一词。
黄观资料的混乱，还得益于一位“功臣”，某福建籍造谱“专家”，多年来此人以造假谱为业，在社会上并且借助于网络媒介到处招摇撞骗，所谓的“莆籍状元黄观《贵池清江金墩黄氏家谱》”便是其“杰作”之一。
可笑的是，一些人不辨真伪，不仅相信，而且到处转载，自愿成为这个骗子的义务帮凶。
“谎言说一百遍就成了真理”,那里面的错误信息甚至于被某些研究学者引用，百度也将其收录，真是可悲可叹！骗子骗术再高，总会露出破绽，该伪造谱中记录黄观之弟黄觏生年为1365——1440年。
黄觏遭靖难之变，携黄观幼子逃匿他处，此后一直淹没无闻，此公竟能得知黄觏去世的年岁，岂不荒唐？这套假谱骗得了别人，但骗不了生长于黄观故乡的贵池人。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通用5篇】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通用5篇】（经典版）编制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批人：__________________编制单位：__________________编制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序言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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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15篇
2023年《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15篇《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1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
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万历十五年》融入作者黄仁宇先生对历史研究的经验和个人经历，以“大历史观”分析了明代万历年间对后期帝制发展的“结症”原因，对后世以史为鉴，知历史兴替产生了重要影响。
书中讲述了几位在万历年间举足轻重的主要人物事迹：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权倾一时的首辅张居正、有着中庸之道的大学士申时行、历史官僚楷模海瑞、抗倭名将戚继光、思想知识分子李贽，作为上层统治阶级的他们，无一不在为身陷泥泞的帝国而挣扎着，可最终却深陷困境，因而可以从这些细微小事发现明朝那个时代产生“病历”的历史“结症”。
在《万历十五年》中的众多人物当中，万历皇帝作为明代帝国的一个中心人物，许多事件的发生或多或少与之相关，首辅张居正和大学士申时行，他们作为整个统治阶级的政治辅助者，与皇帝有着直接关联，而张居正这一核心的衰落，一定程度上对万历皇帝之后的统治态度产生影响，也是万历年间“病历”结症的原因之一，而从海瑞心中极端的道德主义关，我们又能够从其中窥见一些在基层政治和财政方面的细小根源，戚继光的相关事情又可看出明代在军事管理方面的问题，最后的思想家李贽则反映了儒家思想在困境中的表现。
他们六个人反映了处于统治集团不同位置上所能行使的权利和能够对社会所做的事情，而其中实施治理方案产生的阻力则可以归结为万历年间“病历”结症的主要根源，即制度上，思想上等的内在阻力。
在整个文官集团中，除了申时行，遵循中庸调和的儒家之道，按照文官意志实施治理政策，其他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更改了制度，试图改变当时的治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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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梧桐黄仁宇明史观有错质疑《万历十五年》：黄仁宇明史观有错陈梧桐对具体历史事实的叙述并非全部真实，得出的结论也失之于偏颇。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文版198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后，赞誉之声不绝于耳，我买来一读，却觉得虽然视角比较独特，写法比较新颖，但史料的处理极不严谨，得出的结论也难令人苟同。
此后，媒体对它仍好评如潮，三联书店还把它列入“黄仁宇作品系列”于1997年再版，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
这使我不由得怀疑自己的判断力，最近又从书架上取下这部著作，重新研读。
反复揣摩的结果，不仅更加坚信自己的看法，还发现此书虽然在总设计上属于“大历史”的范畴，但主要的研究方法却是“以论带史”的老套路，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颇受某些人的热捧。
何谓“大历史”？黄仁宇自己从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学术界的表述也是歧异迭出，令人莫衷一是。
不过，综合黄仁宇在不同场合的有关论述，人们还是可以大体把握其要领的，这就是：提倡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地检讨历史；强调抓“大环节”，通过透视社会组织结构和群众运动，来把握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和变化规律；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强调综合归纳和技术分析即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的学理分析。
黄仁宇所提倡的这些观察研究历史的方法，都不是他自己的发明，如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地检讨历史，似乎就脱胎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又不及司马迁深邃；强调对社会组织结构及群众运动的考察，则源自于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
不过，将这些研究方法综合加以运用，并冠以“大历史”之名，确是出自黄仁宇的创意。
吸收不同学派、不同学科的研究手段与方法，为己所用，这是有利于史学发展的好事。
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注意：一是任何研究手段和方法的运用，都必须以科学的历史观为指导，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历史观不科学，再先进的手段，再高明的研究方法，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二是任何研究手段和方法的引进和运用，都不能违背史学研究最基本的原则和程序，这就是必须先从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做起，弄清事实真相，然后以之为依据进行分析研究，从中引出固有的结论，做到论从史出。
只有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符合客观实际，才有生命力。
否则，违背了史学研究最基本的原则和程序，以论带史，再先进的手段，再高明的方法也是白搭。
《万历十五年》的写作，恰恰在这两个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
先说历史观的问题。
黄仁宇1936年入读南开大学，抗战时入伍，1950年负笈海外，在美国攻读历史专业，接受西方史学理论的教育和研究方法的训练。
他的历史观特别是对明清历史的看法，自然深受西方学者的影响。
黄仁宇在谈到其“大历史”观的形成时，曾提到许多西方学者对他的启示和影响，其中包括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在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在世界上最早提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的观点，他在《国富论》中曾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
其土地最沃，其耕作最优，其人民最繁多，且最勤勉。
然而，许久以前，它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
”斯密还运用近代经济学的观点分析中国社会之所以长期停滞的原因：一、停滞于农业和农业的停滞；二、对手工业、对外贸易和商业的轻视；三、中国的财富已经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极限。
斯密的这些观点，成为此后19世纪西方称霸世界格局形成时，西方中心论者的中国“停滞论”的理论的源头。
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初，又提出“精神文化决定论”，将中国“停滞论”加以理论化。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著作中，认为欧洲新教伦理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西欧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合理的、以自由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为西方近代所独有；中国儒教的道德观中缺乏“与世界发生紧张状态”的思想，因而不能产生近代的资本主义。
韦伯还为资本主义设计出一套理想的范式，再以之观照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受儒教统治，只有父系的官僚组织，缺乏有法律保障的社会结构，所以未能产生资本主义。
此后这种中国“停滞论”长期盛行于西方史学界，尽管花样不断翻新，本质却始终未变。
黄仁宇就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和指导之下开始从事明史研究的。
他1974年出版的成名之作《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以下简称《财政与税收》），就是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提出所谓明代“倒退论”的观点的。
书中说：“明代中国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周邻视为竞争对手，所以就要付出落后的代价。
在明代统治者看来，他们没有必要修改他们的政策。
相反，他们有理由继续推行传统的方针，不折不扣地以儒家学说为指导，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
”“唐、宋、元各代的财政结构从来没有像明代这样僵化，它们的高层政府部门也不像明代那样承担很少实施责任。
明代的财政管理具有收敛性，它将其运作能力降到最低限度，忽视了通过工商业发展来增加收入的策略，拒绝考虑民间、私人方面的帮助。
财政管理总的来说是倒退，而不是进步。
”“明代后期缺乏各种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和条件。
”“15世纪下半期是明朝历史上一个死气沉沉的时代。
”这种“僵化”、“倒退”，不仅为清王朝所承袭，而且还影响到今天，“中国新近的一些经济问题”“可以追溯到16世纪”。
这部著作所得出的论断，奠定了黄仁宇明史观的基础，成为他写作《万历十五年》的指导思想。
再说违背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和程序问题。
作者在《万历十五年》中文版的《自序》中写道：“笔者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这一看法，在拙著《财政史》（即《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已肇其端。
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
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
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
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也统统没有好结果。
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事实上，在《万历十五年》写作之前，作者已先有结论即《财政与税收》书中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所得的有关明史的若干论断。
此书就是用这些论断来剪裁历史，挑选符合自己观点的材料加以印证而写成的。
也就是说，《财政与税收》的论断，既是《万历十五年》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地。
这是一种典型的以论带史的做法。
无怪乎《万历十五年》的若干结论，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这种维持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
……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
”竟与《财政与税收》的论断如此惊人地吻合。
这种以论带史的做法，不可避免地要带来两个弊端。
一是以偏概全。
明代中国有落后的一面，但并不是什么都落后，更不是倒退。
明朝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都超过了前代的水平，也不落后于西方，以综合国力而言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如果看不到这一面，我们就无法解释明朝的统治何以能维持277年之久，成为中国历史上统治年代仅次于唐朝的第二个国祚绵长的封建王朝；也无法解释晚明时期的中国何以能在东方贸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屡次击败西方殖民者的入侵。
万历是晚明时期的一个重要时代，此时政治上固然保守、僵化、腐朽，经济上却是十分活跃的，随着白银货币化的完成，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市镇的崛起，私人海外贸易的兴盛，新的经济因素正在滋长，社会结构正由单一的农业经济向着农、工、商并举的多元经济转型。
如果看不到万历经济活跃的一面，我们就无法理解当时社会风尚的剧变，思想文化界“工商皆本”及异端思想的出现。
就以《万历十五年》所写的六个主要历史人物而言，他们一生的活动是既有成功也有失败。
如明神宗平定哱拜之乱、御倭援朝、平定杨应龙之叛的“万历三大征”，就都获得了成功；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成为白银货币化完成的标志；戚继光扫平东南倭寇，构筑北方防线，更在明代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所有这些，显然不能因为传主的“身败”或“名裂”而一概归入“大失败的总记录”之中。
二是对史料各取所需，搞“六经注我”。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黄仁宇在书中对史料采取了极不严肃的处理办法，不仅与自己观点相左的史料一概摒弃不用，而且对所征引的史料多有误读、歪曲或篡改之处。
如该书第五章谈到海瑞的节俭时写道：“据说有一次总督胡宗宪竟然以传播特别消息的口吻告诉别人，说海瑞替母亲做寿，大开宴席，竟然买了两斤猪肉。
”文末注明出处为“《明史》卷226（台北国防研究院1963年版）页2602；《海瑞集》（北京1962年版）页586；《国朝献征录》卷64（台北学生书局1965年版）页38”，似乎证据确凿，毋庸置疑。
但海瑞是回族人，回民禁猪，他怎么竟敢违背伊斯兰的教规和回民的生活习俗，公然买了两斤猪肉给母亲祝寿呢？一查史料原文，《明史》、《海瑞集》、《国朝献征录》写的都是买“肉二斤”。
肉是个大概念，包含猪肉、牛肉和羊肉等，但就海瑞而言，就只能指牛肉或羊肉，而绝不是猪肉。
有学者曾对该书专写李贽的第七章征引的李贽著作做过仔细的核对，发现作者除置大量不利于他立论的史料于不顾之外，还常对李贽著作做了掐头去尾的技术处理，将李贽描绘成一个否定海瑞、蔡文姬、提倡寡妇守节、缺乏新的社会理想、消极悲观惧祸、一心要逃离尘世苦海的思想家，根本不是李贽的本来面目。
（潘叔明、许苏民：《〈万历十五年〉对李贽著作的误读》，《东南学术》2000年第5期。
）此外，人们还发现，书中记述的史事，常有与文末注释中标明出处的史籍记载不相符合的现象。
如该书第一章有一段文字写道：“每年阴历的十一月，皇帝要接受下一年的日历，并正式颁行于全国。
……翰林院官员们的集体著作，例如《实录》之类，也在香烟、乐队的簇拥之下，恭呈于皇帝之前。
”文末注明出自于“《神宗实录》（台北1966年版）页1432～1434、3339”。
但查《神宗实录》，只有页1432～1434记载了万历五年八月丙寅“钦天监择本月甲戌进《世宗肃皇帝实录》，礼部上仪注”及仪注的具体内容，页3339却没有任何涉及皇帝接受日历或《实录》的记载。
黄仁宇很得意于自己擅长对历史做宏观的综合归纳，抓“大环节”，说：“我的长处是在短时间浏览大块文章，勾画其重点，但是生性鲁莽，不计细节。
”（黄仁宇：《关系千万重》，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0页）但如果连微观的细节都搞不清楚，谬误百出，他的宏观综合归纳又怎能做到正确无误呢？真是天晓得！总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由于作者错误的明史观，加之违反史学研究的规范，对史料采用各取所需甚至歪曲、篡改的手段，对具体历史事实的叙述并非全部真实、可靠，得出的结论也失之于偏颇、片面，作为学术著作尚不够格，作为大众读物传播的是错误的明史知识，实在不值得肯定和热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