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理性批判

技术理性批
一、技术理性批判的地位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整体构架里，技术理性批判是极为重要的批判视角和不可或缺的主题维度。

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大众、意识形态、性格结构、现代性、现代国家统治形式等等问题的出现，都直接与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技术理性的进展的后果密切相关。

因此，技术理性问题甚至是现代性的核心问题，也是现代文化批判的聚焦点。

技术理性批判也相应地构成了文化批判理论的核心。

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批判、心理机制和性格结构批判、现代性批判等主题，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以技术理性批判为基础和核心。

二、理性主义传统
20世纪许多思想家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技术理性批判的主题。

韦伯关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分析、齐美尔关于合理化与物化的批判、胡塞尔对实证主义的科学世界的批判、存在主义关于技术世界中人的文化困境的分析，等等，都构成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比之下，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技术理性的剖析和批判更为系统，更具代表性。

从文化的视野来看，西方文化植根于古希腊理性主义和希伯来精神，这是西方文化的两种基本精神，理性与上帝构成西方人的两大精神支柱，成为西方文化的象征。

在其中，理性主义文化精神尤为重要，不但哺育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也支撑着整个现代工业文明。

作为工业文明的主导性文化精神之一的技术理性批判，直接导源于希腊的古典理性主义，是传统理性主义同文艺复兴的人本精神及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体，构成理性主义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希腊哲学史古典理性主义的典范，在人类思想史上最先以自觉的方式确立了理性主义的基调。

“人是理性的存在物”，这一信念无疑贯穿于古希腊哲学之中。

但是，希腊的先哲们对理性的把握并未局限于其认识论和人本学含义，而是致力于在本体论或宇宙论的层面上，确立起作为万物内在结构和根据的“宇宙理性”。

赫拉克利特为生生不息、变化不居的现象世界找到了“永恒地存在着的”根据，即万物由之产生的“逻各斯”；巴门尼德抛开不确定的表象世界和人类意见，设定了不生不灭、不变不动的“唯一的存在”；斯多葛学派把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发展为“世界灵魂”和“宇宙理性”。

在古希腊哲学中，对“宇宙理性”的充分发展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完成的。

柏拉图的理念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由最高的“善”的理念统领的、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理念世界”，这些理念构成了事
物的本质和根基，具体的和个别的事物只是由于“分沾”了理念，才得以生成和存在。

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理论为我们描述了宇宙万物由质料到形式，从潜能到现实的发展过程和统一过程，从而构造了从最低级的、纯粹的质料到最高端的“纯形式”，即“绝对的现实”这样一个合乎理性的宇宙结构或存在链条。

从古希腊哲学家那里可以概括出古典理性主义的最基本的精神和基本思想：实在（自然、宇宙、世界）是依据理性或逻各斯运行的合理的存在结构；人是理性的存在，因而人可以通过理性把握人同事物间的关系，把握世界的本质，从而控制和操纵自然。

回顾西方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古典理性主义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信念同希伯来精神并列构成西方文化的渊源和本质精神。

它不但支撑着以古希腊为代表的灿烂的古代文明，而且在中世纪解体后，又通过和自然科学联盟，转换出支撑现代工业文明的技术理性主义文化精神。

三、技术理性主义
所谓技术理性主义是指在近现代科学技术呈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的理性主义思潮。

它立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无限潜力和无限解决问题的能力之上，其核心是科学技术万能论。

这一新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继承了希腊理性主义关于宇宙的理性结构和人作为理性存在物的基本思想，它不关心这个宇宙的理性结构从起源上讲是神创的还是天然的，而只是把它当做一个理性的结构。

它相信：人不仅可以通过理性和科学把握世界的理性结构，而且可以通过日益改善的技术手段去征服自然。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对自然的控制力可以与日俱增，人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去完成那些此前人们相信只有依靠上帝的超自然的力量才能成就之事；人可以通过对自然的统治和自身的力量的增强而达到完善，并且解决人迄今为止面临的一切问题。

因此，上帝的天国不再是彼岸的事情，而是尘世中可能的存在，人有可能在此岸建立起上帝的天国。

这一技术理性主义的基本倾向发端于中世纪的解体。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实验科学共同汇成了近代以理性化、世俗化和个体化为内涵的现代化历史进程。

对人性的张扬、对理性的崇拜和对历史永远进步的信念成为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标志。

这一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在17、18世纪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培根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笛卡尔则表达了更强大的理性主义气概：“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将为你们构造出宇宙来。

”
如果我们抛开技术理性主义和古典理性主义的时代差异，就会发现，它们有着共同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取向。

第一，理性主义相信理性万能、理性是一种绝对的力量。

在这里，理性同神学的上帝一样，被设想为一种具有解决一切问题之能力的绝对，是宇宙存在的根基和内在逻辑，也是人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支柱。

在这里，很少有情感、意志、本能等非理性因素
的地位，以至于法国唯物主义者拉美特利得出“人是机器”的结论。

第二，理性主义相信，理性至上，理性及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

在理性主义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知识理性、科学理性、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而不是价值理性。

这一立场坚信，理性的进步、技术的发展和人对自然的统治的增强都毫无疑问是对人作为宇宙中心的地位的确证，理性代表这一种善的力量，构成人的本性。

第三，理性主义持一种乐观的人本主义或历史主义信念。

由于相信理性具有无限的何万能的力量，而这一万能的力量又是确证人的本质的至善的力量，因此，古典理性主义尤其是技术理性主义对人与历史的前景持乐观主义的态度。

它相信，人性永远进步，历史永远向上，现存社会中的不幸和弊端至善暂时的历史现象或时代的错误，随着理性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终究可以进入一种完善完美的境地。

四、技术理性主义的批判
不可否认，科学技术以及建立在科学技术发展之上的技术理性主义文化信念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推动人类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生存的面貌。

然而，以功利目的的何技术手段为核心的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在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却孕育着内在的深刻的文化危机，科学技术在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悄悄地走向自律，走向异化，开始成为独立的制约人的统治力量。

从19世纪下半叶起，西方许多敏感的心灵已经开始宣告技术理性主义的极限。

叔本华和尼采以其哲学上的唯意志论，弗洛伊德以其心理学上的精神分析向传统理性主义挑战，为非理性因素争取底盘。

尼采震撼人心地宣告“上帝之死”以及由于西方人对技术发展的迷信而导致的文明的堕落。

韦伯、齐美尔等一批思想家则分析了由于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膨胀而导致的西方世界的普遍的物化和人的异化。

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和原子弹的邪恶力量把以技术理性为核心的文化危机淋漓尽致地裸露在世人面前。

理性和技术不再至善至上，不再单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而是转变成可以灭绝人寰的“技术恶魔”，人从自然的主人沦为技术的奴隶。

于是，技术理性主义的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连同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迷信，无可挽回地动摇了。

面对技术世界中人的生存困境，20世纪哲学界兴起了声势浩大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潮，存在主义、科学哲学中的批判理性主义和社会历史学派、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新实证主义、弥漫于哲学和文学之中的技术悲观主义思潮、新马克思主义等等，都把技术理性主义的文化思潮的批判当做重要的主题。

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技术理性批判思潮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作为文化哲学主要内涵的技术理性批判的思想，其中包括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马尔库塞的“单向度人”、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

而“启蒙辩证法”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中具有奠基作用。

五、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的特色之处在于他把物化同近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结合起来，从理性，特别是技术理性对人的主体性发展的负面效应的视角揭示现代社会的物化现象。

在这方面，卢卡奇接受了韦伯关于合理性或工具理性的思想，以及齐美尔关于物化的分析。

同时，卢卡奇关于物化与理性化的批判也开启了新马克思主义技术理性批判的主题。

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有许多，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概括卢卡奇关于理性化时代物化的具体表现形式的基本论述：
1.人的数字化
亦即人的符号化或抽象化。

2.主体的客体化
即人由生产过程和社会历史运动的自由自觉的主体沦为被动的、消极的客体或追随者。

3.人的原子化
即人与人的隔膜、疏离、冷漠，人与人之间丧失了统一性和有机的联系。

通过对人的数字化、主体客体化、人的原子化等物化形式的剖析，卢卡奇比较深刻地展示了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由于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过分发达而导致人的文化困境。

他通过这种分析表明，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时代，人的物化和异化问题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加普遍化和深化。

而物化和异化日益普遍化和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卢卡奇通过上述关于物化形式的分析所揭示的另一现象，即物化结构在人的生存结构中的内化，也就是物化意识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