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谈中国经济 麦肯锡发表
林毅夫中国的后发优势还很大

林毅夫:中国的后发优势还很大2015年08月17日 11:19来源:凤凰财知道 作者:林毅夫 187人参与 21评论北大国发院荣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在接受采访编者按:近日,在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的安排下,凤凰财知道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教授就中国经济学发展及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进行了对话,作为“财知道对话思想界”第1期以飨读者。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经济学研究中心会逐渐转移到中国来财知道:包括您在内的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研究和解释中国经济现象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学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研究领域。
您是怎么判断的?林毅夫:这个看法我很高兴现在大家高度接受。
我记得在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祝贺文章,标题是“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在那篇文章里面,我提出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会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
20年来,我觉得这个认识现在越多人也认识到。
20年前我提出这个判断,主要是看到,从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创立现代经济学以来,这两百多年,首先是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英国也是世界经济学大师辈出的地方,而到了上世纪40年代、50年代以后,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大师绝大多数出在美国,美国也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
那么为什么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以及大师辈出的地方,会有这种时空的吻合?而且是在转移?我想最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的理论是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一套简单的逻辑体系。
那么,在诸多简单的逻辑体系中,哪个是重要的?是在世界上最具有影响的?其答案不决定于逻辑体系本身。
因为,理论的逻辑是越简单越好,理论的重要性是决定于理论所要解释的现、管路敷设技术通过管线不仅可以解决吊顶层配置不规范高中资料试卷问题,而且可保障各类管路习题到位。
在管路敷设过程中,要加强看护关于管路高中资料试卷连接管口处理高中资料试卷弯扁度固定盒位置保护层防腐跨接地线弯曲半径标等,要求技术交底。
管线敷设技术中包含线槽、管架等多项方式,为解决高中语文电气课件中管壁薄、接口不严等问题,合理利用管线敷设技术。
林毅夫:中国不是金融危机罪魁祸首(全文)

林毅夫:中国不是金融危机罪魁祸首(全文)2008年6月我接受任命,到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
履新之前,我对未来四年想达成的目标有所准备。
2007年,我曾经在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上发表演讲,就我对经济发展和转型成功或者失败的原因、一个国家如何加速其现代化等的思考,做了详细的阐述。
世界银行是国际上最为重要的多边发展机构之一,其首席经济学家的工作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寻找走向繁荣之路。
接受世行的任命,我希望能在这个平台上,继续将我的观点与学界进行交流,并希望利用此平台,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瓶颈、障碍,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经过四年的交流,我的这一认识更为深入,同时我也更有信心。
四年后,我带回了两本书,一本是《新结构经济学》,就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发展政策提供一个反思的理论框架;另一本是《繁荣的求索》,这本书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并与我在世行作为首席经济学家四年的工作经验进行了结合。
到世行之后,有些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全球金融危机突如其来,这场危机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最严重、涉及面最广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
2008年6月我抵达华盛顿的时候,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还集中在粮食价格、石油价格的飞涨,以及如何治理通货膨胀,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这种输入型通货膨胀给其发展带来的挑战。
我向同事提出:在通货膨胀得到遏制后,接下来是否会发生通货紧缩?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不以为然,因为他们相信的是“大缓和”,认为发生通货紧缩是无稽之谈:基于此前20年的成功经验,欧美发达国家的政府都认为,他们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平缓经济的周期波动。
不幸的是,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治理通货紧缩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挑战。
其实,在危机爆发之前,我们对此也有过一次讨论。
每年8月底,美联储都会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召开年度会议,邀请全世界最顶级的银行家、金融学家参加。
2008年会议期间,我应邀去参加世行前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在其庄园举办的小型晚宴。
林毅夫别把中国经济推向深渊

304 林毅夫先生别把中国推向深渊2012-09-13 07:55:37浏览 171576 次 | 评论 142 条经济学家林毅夫从世行高级副行长的位置上镀金回来,仍然不改其御用本色,仍然痴情于无节制无监督无效益的政府投资,仍然津津乐道于GDP推动的中国模式!9月11日,在2012年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林毅夫先生对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开出的绝妙药方是再来一轮财政支出投资基础设施。
他表示,投资在短期内仍是拉动全球经济、摆脱危机的重要工具,建议实施“全球马歇尔计划”即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举措,使世界经济走出困境。
林毅夫说,一些人不太理解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
例如,1998年实施了基础设施投资,到2002年,高速公路长度增长了5倍,当时一些人质疑这些高速公路是资源浪费,但如今很多高速公路已经拥挤了。
从中国的发展阶段来看,投资在拉动经济方面依然发挥重要作用。
今年6月,这位刚刚从世界银行凯旋而归的经济学家,回国后再向国人放出卫星:中国经济会保持20年8%的增长速度。
林毅夫更以中美经济发展作对比,认为照这个势头下去,到2030年时,中国人均收入将能达到美国的50%,中国GDP将达到美国的2倍,占全世界的25%,世界500强企业中国也将占有100-150席。
此前的2006年,林毅夫也表述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连续50年保持8%到10%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历史上也没有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连续25年保持9.3%的经济增长。
这样看来,中国再维持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其实是很保守的估计。
林毅夫先生是当今中国最特殊的御用学者,他的论调几乎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并且深得官方的信任和赞许。
这位三十多年前只身抱着两个篮球从金门下海偷渡到厦门的台湾军官,万万没有想到,会有如此精彩的人生,并且赢来经久不息的掌声!尽管他从此再也不能踏足台湾,但大陆乃至国际上给了他更多的荣誉更广阔的舞台!林毅夫先生极力推崇的大规模政府投资计划,固然可以保持中国GDP持续增长以及中国模式神话的延续,但是,林毅夫先生显然忽视了中国乃至世界为此付出的代价以及带来的深重灾难!为了推动GDP增长,中国只能疯狂的增发货币,中国的货币总量已接近GDP的2倍,而负债累累的美国,货币总量也只占GDP的70%。
林毅夫:中国五年后成高收入国家

林毅夫:中国五年后成高收入国家
在厦门举行的“2020国际投资论坛”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发表题为《新形势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主旨演讲,他认为,新形势下的全球治理,最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总结成败的经验教训,从自身实际出发,找到未来发展的路径。
据报道,林毅夫表示,根据各种预测,中国在2025年之前可以跨过人均收入12,700美元的门槛变成一个高收入经济体,到那时候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就会从现在只占全世界人口16%翻一番还多,变成达到34%。
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前景依然向好。
林毅夫指出,如果现在在新形势下来讨论全球治理,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总结自己成功跟失败的经验,并且站在自己的土地上来面对自己的问题,想出自己解决的办法,如果能够形成这样的思路,目前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是完备的。
那么在这个反思过程当中,他认为中国义不容辞,因为中国是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现在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但是
从2014年开始,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经济体,并且从2010年开始,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贸易国,经济是基础,所以中国有责任来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来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并且协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总结发展中国家自己成功跟失败的问题,携手解决发展中国家自己的问题,来完成中国自己的发展。
林毅夫表示,如果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能带这样的反思,然后在现有的全球治理之下,中国继续沿着全球化的讨论,每个国家有的什么,能做好什么,在政府跟市场两只手的共同努力下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他相信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追求的全球共同繁荣必然能够实现。
林毅夫:中国将在2025年变成发达国家

龙源期刊网 林毅夫:中国将在2025年变成发达国家作者:来源:《财经界·上旬刊》2018年第10期目前,世界上85%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到2025年左右,我国将变成发达国家。
那个时候,也还有66%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因此,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在2025年左右又将成为高收入国家,就需要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负有更大责任。
中國变成世界上的重要国家后,就要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承担更大的责任,还应该提出自己的理论。
从这几年我们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从农业到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低收入到高收入水平,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验来看,少数几个发展成功的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都抓住了国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让他们从农业社会变成现代化工业社会。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2013年以后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过去18年来提出的中非合作发展,强调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强调产能合作,这确实可以给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繁荣带来一个历史上难得的机遇期。
当然,他们要怎么抓住这个机遇期,我们必须要有理论的指导,改变他们的发展思路。
总的来讲,在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出,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的世纪。
作为经济学家,我们要继续贡献自己的智慧,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让经济能够继续乘风破浪往前进,同时我们也要提出新的理论,才能够让改革发展更顺当的进行,并且以我们的理论、思路以及我们的发展来帮助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后,也同样能给发达国家创造出机会,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
林毅夫的北大国情报告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节点

林毅夫的北大国情报告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节点林毅夫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也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他的北大国情报告深入剖析中国经济现状,并提出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解。
本文将通过对林毅夫的国情报告的解读,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节点。
第一部分:背景介绍林毅夫的北大国情报告是一份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研究报告。
该报告由林毅夫和他领导的研究团队共同完成,内容涵盖了中国政策制定、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等方面的重要议题。
林毅夫在报告中提出了自己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观点和建议,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有重要影响。
第二部分:林毅夫的国情报告内容概述林毅夫的国情报告首先分析了中国经济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他指出,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如产能过剩、资源环境压力、收入分配差距等。
在面对这些挑战时,林毅夫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
第三部分:关键节点一:改革开放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关键节点是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通过开放市场和吸引外资,中国经济得以从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现代化进程。
第四部分:关键节点二:加入世贸组织另一个关键节点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这一举措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机遇。
加入WTO后,中国的外贸规模迅速扩大,吸引了大量外资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和发展。
第五部分:关键节点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林毅夫在国情报告中还提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个关键节点。
传统的投资和出口主导型经济模式已经面临困境,中国经济需要转向以创新、效率和质量为核心的发展模式。
供给侧改革旨在优化经济结构,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的发展。
第六部分:未来发展方向和展望在报告的最后,林毅夫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展望。
林毅夫:发挥出中国经济8%的潜力
中 国经 济进 入 新 常 态 的 一 个 含 义 是 经 济 增 长 速 度 比过 去 慢, 2 0 1 4年 中 国经 济 7 . 4 %的 增
片 生 产厂 , 所 以 中 国仍 将 是 吸 引 外 国投 资最 多 的发展 中 国家 。
当前我 国增 速 的下滑 , 有 上
决 定性 作用 。
经 济 发 展 是 一 个 产 业 不 断
长速 度 ,跟 过去 3 6年 平 均 每 年 述 新 常 态 中所 蕴 含 的 产 业 结 构 9 . 8 %的速度相 比,下滑将近2 5 %。 2 0 1 5年 的增 长预 期 则 是 7 . O %左
右 。从 全 世界 范 围来 看 , 7 %左 右 的 增 长 速 度 依 然 是 最 快 速 的 增 长, 再 加上 中 国的 经济 规 模 已经
来 的人 才 和 资本 , 将这 些 要 素 配 动 。新 兴产 业必 须符 合 国家 的 比 置 到技 术 水平 比较 高 、 资 本 比较 较 优势 才能 形成 竞争 优势 。具有 创 造 密集 , 附加 价 值 比较 多 的新 的具 竞 争 优 势 的产 业 利 润较 高 ,
有 比较 优 势 的产 业 部 门 里 去 , 这 的就 业 岗位 较 多 , 收入 和 消 费增
种调 整本 身是 挑 战 , 也 是机遇 。
长也 会 较 快 ,资 本 积 累较 多 , 有
级 的 过 程 中 ,可 以 发 挥 后 发 优 势 。要 达 到这 样 一 个 良性 循 环 , 必须 有一个 有 效 的市 场 。必须 像 十八 届 三 中全 会 所 规 划 , 全 面 深
的增 长 速度 。
很大 , 在 政 策 上必 须 给 进 行 创 新
林毅夫:求索中国经济发展的探路者
林毅夫:求索中国经济发展的探路者作者:金辉来源:《决策探索》2014年第17期若干年后,当人们谈论起中国经济学界,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国务院参事林毅夫教授想必是一位绕不过去的传奇人物。
奔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摇篮芝加哥大学,师从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改革开放后第一位从海外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担任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当然,他最主要的贡献还是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问题的真知灼见与深邃思考。
朗润园里的中国经济研究智库1980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访问北大。
林毅夫因兼具经济学专业基础和英文功底,被推荐担任舒尔茨的随行翻译。
在与舒尔茨的接触中,林毅夫获得了舒尔茨的欣赏。
舒尔茨回国后不久,即给北大寄来信,邀请林毅夫到美国读博士,并为他提供了全额奖学金。
1982年,林毅夫来到芝加哥大学师从舒尔茨学习农业经济。
他用4年时间拿到了别人要用5至7年才能拿到的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和实证》被舒尔茨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而后,林毅夫转至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攻读博士后。
1987年,林毅夫完成耶鲁大学博士后的研究。
面对世界银行、加州大学洛杉矶和圣地亚哥分校向他发出的邀请,林毅夫都谢绝了,他毅然带着妻子和儿女,回到北京,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位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回国后,林毅夫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所属机构从事研究。
1994年,林毅夫结束了在国务院研究机构的任职,与易纲、海闻、张维迎等几位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者一起在北京大学朗润园创办了如今名扬海内外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并出任该中心首任主任。
从此,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传奇在这里诞生。
一时间,这里成为了海外归国学者的大本营,人才荟萃,易纲、海闻、周其仁、胡大源、姚洋、卢锋、宋国青等都曾经或仍旧在这里工作。
这批朗润园的学者们,拥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他们不断发声,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
林毅夫展望中国经济
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及未来发展的展望一、中国经济的奇迹林毅夫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79-1997 年18 年间国民经济保持了年均9.8% 的高增长速度,如果这一增长速度能够维持下去,则至迟到下世纪30 年代,我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经济大国。
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一成就举世瞩目。
改革为什么能取得成功?这要从分析我国传统经济体制的成因入手。
建国初期,为了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政府确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
由于资本高度密集的重工业具有投资周期长、作为先进技术载体的机器设备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投资规模巨大等三个特征。
而当时我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不发达国家,其特点是:生产剩余很少,资本积累很低,市场决定的利率很高,不利于投资周期长的重工业项目的发展;可以出口的商品很少,外汇短缺,市场决定的汇率很高,不利于发展重工业所需设备的进口;由于剩余主要来自于农业,而千家万户的小农生产非常分散,导致资金动员能力很低。
这样,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与当时我国资本稀缺的农业经济的资源禀赋状况形成了直接的矛盾,因此就不可能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而需要政府出面,利用行政手段扭曲宏观政策环境,人为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以及工资和生活必需品价格,以便一方面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另一方面动员资源发展重工业;在要素和产品价格被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下,资金、外汇、原材料及生产必需品就需要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渠道进行配置,同时还需要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为了控制企业剩余的使用和在农村推行统购统销政策的需要,又分别实行了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和农业部门的人民公社化,对微观经营严格控制。
这样,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逻辑起点,相继形成了以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点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
林毅夫 解读中国经济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2)[译者说明]2012年9月1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应邀到南京农业大学作题为《解读中国经济》的学术报告。
林教授兼任南京农业大学中国新农村建设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此次学术报告既是南京农业大学110周年校庆活动重大内容之一,也是经济管理学院名家讲坛系列讲座之一。
精彩的学术报告获得广大师生的热烈反响。
为了进一步传播林毅夫教授的学术思想,主办方根据报告录音整理了一份记录稿,希望经林教授审定后在《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
林教授提出,由于报告的内容主要取自收集在邹至庄主编《Handbook on Chinese Economy 》的一书中(尚未出版),建议我们直接把该文翻译成中文发表。
我们欣然接受林毅夫教授的建议,十分感谢林教授对南京农业大学和本刊的支持。
原文没有摘要和关键词。
翻译中如有错误或不妥之处由译者负责,预先向林教授和广大读者致意。
解读中国经济*林毅夫(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 100871)在超过1000年的前现代化时期,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即使到了19世纪,中国仍然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根据著名经济史学家Angus Maddison 的计算,1820年中国GDP 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见图1)。
但是,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迅速崛起,而中国则不断下滑;随着经济衰落,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面前节节失败并沦落为半殖民地,20个国家在开放的港口城市获得各种治外法权。
中国不仅被外国人控制了海关收入,而且被迫割让领土给英国、日本和俄罗斯。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精英们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同伴一样努力奋斗,力图使中国重新成为受人尊敬的强大国家,但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
中国GDP 的份额缩减为全球的5%,并且长期停留在这一低水平上,直至1979年(见图1)。
数据来源: Maddison ,2010.图1 中国GDP 占全球经济的份额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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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uring China meets its full potential will help sustain rising global prosperity, according to Justin Yifu Lin, professor and honorary dean of Peking University’s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In the 35 years since China’s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began, the country has grown at an average rate of 9.8 percent per year—an explosive and unprecedented rise. While it is unlikely to experience that level of growth going forward, taking steps to ensure that China meets its full potential presents an enormous opportunity.
China’s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slowing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In the third quarter of 2014, it was just 7.3 percent, and the country is likely to continue to face stiff headwinds, at least when compared with previous decades. As policy makers in 2015 draw up the country’s 13th Five-Year Plan (2016–20), they will grapple with two fundamental questions: how fast can China expect to grow, and what should they do to support that growth?
As Adam Smith discussed in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 economic growth depends on improvements in labor productivity, which today result from eithe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r industrial upgrading. Here, China should be able to benefit from the “latecomer advantage.” Unlike developed countries that are already fully exploiting advanced technology, China can achieve technological advances through imitation, importation, integration, and licensing—a lower-cost and lower-risk avenue to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Enhancing growth prospects in China Justin Yifu Lin
F E B R U A R 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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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helps to explain how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sometimes been able to sustain annual
growth rates of 7 percent or higher for periods of 20 years or longer. The trajectories of such
countries as Japan, South Korea, and Singapore would suggest a potential growth rate for China
of roughly 8 percent for at least the next decade. Weak conditions elsewhere in the world, however,
are likely to diminish exports and thus lower that rate to between 7 to 7.5 percent.
But potential growth is just one part of the story. Actually achieving it depends on domestic
condi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o exploit the latecomer advantage, China must
deepen its reforms and eliminate its economy’s residual distortions—for instance, liberalizing the
financial market; removing the Hukou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which restricts labor
mobility; and enhancing the social safety net, to name just a few things. Meanwhile, the
government should play a proactive role in overcoming the market failures, such as externalities,
that are certain to accompan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China has a second advantage. It has the potential to fuel robust growth with domestic demand—
and not only household consumption. The country suffers no lack of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with significant scope for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plenty of potential for improvement in urban
infrastructure, public housing,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Moreover, with low government
debt and private savings that amount to 50 percent of GDP as well as $4 trillion of foreign
reserves, it has the resources to fund those investments. Even under comparatively unfavorable
external conditions, China can rely on investment to create jobs in the short term; and as the
number of jobs grows, so will consumption.
As policy makers plan for the next five years, they should set China’s growth targets at 7 to
7.5 percent, adjusting them within that range as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dictate. Such
a growth target can help to stabilize employment, lower financial risks, and achieve the country’s
goal of doubling incomes by 2020.
Justin Yifu Lin is professor and honorary dean of the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Peking
University, and former chief economist and 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the 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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