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科技合作博弈论

产学研科技合作的博弈论曾尔曼一、产学研科技合作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在部署自主创新战略时，明确指出：1、要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建立财政性科技投入稳定增长的机制，“十一五”期间财政科技投入增幅要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2010年要达到2%、2020年要达到2.5%。

2、要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突破口，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再次确立了产学研合作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最近[《科技日报》2007/01/05头版头条]，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和国家开发银行等六部门，为推进产学研进一步结合，集聚协调技术创新要素构建产业技术战略联盟，提高我国各行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成立了“推进产学研结合工作协调指导小组”，加大了产学研的推进力度。

旨在提升产业竞争力为核心，着眼国家重点产业技术创新需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运用市场经济机制，引导社会技术创新要素聚焦到产业持续创新链上。

六部门成立协调指导小组，是宏观管理部门创新管理机制的体现，有利于从宏观层面加强对产学研结合工作的统一指导，将为开创产学研结合工作的新局面提供重要的体制保障。

产学研合作是当前世界各国科技与经济结合的一条成功经验，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最佳途径。

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各国在产业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多是以产学研合作的创新模式来实施。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自1971年陆续制定了7项产学合作计划，如《大学工业合作计划》、《小企业等价研究计划》等，旨在将基础理论与应用开发有机结合，缩短技术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时间；并于1984年颁布国家合作研究法案，鼓励企业、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之间的公私合作，并通过各种计划和服务机构，促进知识和技术从学术机构向企业的流通与扩散，并以此作为合作是否成功的指针。

英国政府于1975年实施教研公司计划,1986年推行联系计划,要求工程申请主体必须包括科研机构和企业，资助强度不超过总预算的50%，余额由企业提供；1996年实施院校企业合作伙伴计划,并支持民间兴办技术转移机构“法拉第联盟”。

芬兰100%的科技计划工程要求产学研合作的模式，也使得芬兰的产学研合作全球第一。

同样，日本几乎所有的国家级工程都采取了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开发体制。

瑞典为促进产学研合作，专门成立了由工业与技术发展局（NUTEK）、企业、大学/技术学院三方出资的能力中心，着重研究对产业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课题；中心董事会由大学和企业人员组成，企业人员制度性地担任董事会主席。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体制改革的深化和企业技术力量的增强、产学研合作已向更高层次发展，即从主要进行技术开发与成果转让的合作工程，发展到高级人才培养和科研基地建设的广泛合作。

产学研合作，无论形式如何，逐渐成为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基础上的自觉行为。

我国于1986年，由当时的经委、教委、中科院商定成立“经济科技合作协调小组”，在100个大中型工业企业推出“百项合作计划”。

1992年，两委一院共同组织实施，启动全国范围的“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计划。

2001年，建立了依托高校院所的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总体上看，科技、经济“两张皮”的现象仍存在，科技资源的配置、使用不尽人意；目前全国科研单位的技术成果转化率不足20%，真正实现产业化的科技成果不足5%。

国内学者的研究多数集中在产学研合作的利益分配方面及相应的组织模式，显示了利益分配依旧是当前产学研合作深化的瓶颈与突破口。

二、博弈理论博弈论已成为当今政府、经济、管理界的热门研究领域之一，它把管理、决策的水平推向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峰。

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了奠定博弈分析的三位专家：纳什、泽尔腾和海萨尼；1996年，授予了对博弈论应用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的莫里斯和维克瑞。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荣归对于与博弈论密不可分的在信息经济学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阿克洛夫、斯宾塞、斯蒂格利茨。

2005年，贝尔经济学奖再次颁给了两位博弈大师：谢林与奥曼，表彰他们在运用博弈理论方法指导政策设计方面的杰出成就；以上显示，博弈论对现代政治、经济和管理学界的极度影响。

产学研合作本身可看作是一个博弈问题，运用博弈论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为政策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

在产学研合作过程中，合作各方根据合作内容及条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合作，出现了成果转让、委托开发、合作开发、共建实体等多种合作模式。

可见，产学研合作本质上又成为一个合作博弈问题。

合作博弈作为博弈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揭示了合作的必然性与可行性。

从博弈论看，产学研合作属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问题，存在各方满意的最优安排的纳什均衡。

合作博弈理论指出，合作存在的前提是只要局中合作的各方能给合作联盟带来更多的利益，也即，整体收益大于部分收益之和。

这与产学研合作的基本前提，是合作各方互相需要、各自都能为合作方提供自己独有的贡献，即提供各自掌握的生产要素是一致的。

产学研合作的实践中企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各自都发挥了自己的优势。

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具有技术开发的平台优势与人力资源的培养优势；企业则拥有工业化制造技术、产业化市场开拓优势，商品需求信息及资金筹措优势。

产学研合作，把合作各方分别具有的独特资源和优势进行有效组合，通过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达到前所未有的系统集成优势，这是合作博弈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

另一基本条件是对联盟内部而言，应存在着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的分配规则：即每个成员都能获得比不加入联盟时要多一些的收益。

三、科技投入导向的博弈分析首先，企业看重与产业化相关的应用研究，如R&D代表的中试、配合规模化生产的工程应用研究。

这样的投入（Ie），企业能得到收益为正的产出，若不投入，产出为零。

对于基础研究，由于其难度大，与企业的发展不是紧密相关，加上风险较大，企业的投入难以保证得到回报，所以，企业一般不开展基础研究，避免带来负收益。

以高校、院所为代表的科研机构，广泛开展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对应于科学发现与技术创新。

基础研究代表国家的战略需求，其主要投入来源是中央财政预算，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NSF），973计划等。

地方政府侧重于服务本地产业的企业技术进步。

政府科技投入、企业方与科研机构构成如下博弈关系：基于应用研究对于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与企业，都会积极鼓励支持。

三者的联合投入，对高校、院所等科研机构，以及产业链的构建也是最理想的，形成从基础理论到应用研究到产品开发的完整产业链条，完成产学研合作的有机整合。

所以，对于应用研究，结合企业的正收益，可有三方面投入：企业(Ie),中央财政(Ic),地方财政(Is),也就是说，科研机构与企业共同开展应用研究、技术创新，其博弈结果可以达到纳什均衡，同时也是优决策；具体分为，企业(Ie),中央财政(Ic),地方财政(Is)都投入（Is+Ic,Ie）与没有企业投入但有财政投入（Is+Ic,0）两种情形。

对于基础研究，一般只有中央财政(Ic)投入，故也有两种情形：（Ic,-）、（Ic,0）。

企业院（应用）校（基础）以上划线法分析显示，只有产学研合作的政府加企业投入，才能达到科技投入最大化的纳什均衡。

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开展的基础研究经费，2/3以上来自联邦政府，国家实验室等国立研究机构主要承担应用研究。

对于国内的学术机构，一般存在着重基础研究轻应用研究的倾向。

四、科技投入制度安排的博弈分析下面考察科研机构R&D来源。

由于科研机构的非营利性，科技投入的主要渠道是政府与企业，一方面，政府为鼓励创新而增加预算，另一方面，企业的R&D投入(Ie)来源于企业税后利润(P)，其增长也源于依靠技术进步企业所得的增加（P’），而政府预算的增长依赖于税收的增加，于是，企业税负的增加与财政收入的增长构成以下博弈关系：政府情形1：设在一时期政府的税收政策环境下，企业的利税比为：k=P/T。

P为企业的税后净利润，T为企业上缴的税收，M为企业扣除成本（C,不变资本）与人工（V,可变资本）之后的总剩余（剩余价值）：M=Q-C-V=P+T=T(k+1)Q为企业总收入。

企业总数为E,政府财政收入为ET，企业剩余为EP,社会总财富为：ET+EP = EM情形2：目前，不少中小企业，由于规模、效益等经营因素，暂无法享受到政府的扶持政策。

部分企业选择合理避税，自发开展技术创新活动。

设平均每家为δ/E，则企业所得增加：EP+δ,而政府收入减少：ET-δ.社会总财富为:(EP+δ)+(ET-δ)= EM情形3：若政府为鼓励企业开展研发活动，返还部分税收，直接补贴企业，平均每家为∆/E，则企业所得增加：EP+∆,政府收入减少为ET-∆。

社会总财富为:(EP+∆)+(ET-∆)=EM结果同上。

在博弈论模型中，根据全体局中人的支付总和是否为零，分为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

如果对任一局势，全体局中人的支付总和为零，则称该博弈为零和博弈；否则，为非零和博弈。

在零和博弈中，一方的所得必定意味着另一方的等量损失。

总体上看，情形2与3均是零和博弈：企业税后净利润的增加与财政收入的减少，构成社会总财富增长不变。

以上也就是目前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普遍实行的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在R&D方面给予无偿资助；通过直接补贴企业的费用，达到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目的。

但是，财政收入的减少，并不是政策设计的初衷。

这也就是在现阶段，部分地方因此对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存在制度障碍。

当然，情形3也只能保证部分企业享受到政策优惠待遇，而情形2对大部分按章缴税、规范经营的企业而言，并不可取,并造成政府税收流失，因此都不公平。

情形4，则是政府从政策上鼓励产学研合作技术创新，减少企业税收，提高企业净利，让利于民。

即，政府出台政策措施，鼓励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减免参与企业的税收，企业的利税比由k提高到k’（k’>k）.在这样的普惠制度安排下，每家开展产学研合作的企业均可受益，同时，政府也就避免了由于R&D投入不足而造成的“撒糊椒面”尴尬处境。

具体看，企业税负降低为：T’=T（1+k）/(1+k’)<T净利润(税后所得)为：P ’=P+M(k'-k)/(1+k')/(1+k)>P就情形4而言，尽管利税比增加，单个企业的税赋（T ’）减少了，但有利于企业兴办：lnE ∝σln(k+1)σ为企业成长指数系数。

从而政府的财政收入因企业数(E)的增长而增加： 1)1'1('11)1'1(''-++=⎪⎭⎫ ⎝⎛++++=σσkk k k k k ET T E 当σ≥1，E ’T ’≥ETE ’M ’=E ’(P ’+T ’)=E ’M=σ)1'1(kk ++EM ≥EM 也就是说，社会总财富最终结果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