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行与瓷器加工制造业的发展_冷东
论清代中国与东南亚瓷器贸易对瓷业的影响
论清 代 中 国与 东 南亚 瓷器 贸 易对 瓷 业 的 影 响
刘 文 胜
（ 景德镇 瓷都 画院 ， 西 景德 镇 ３３０） 江 ３００
摘 要 清代时 ， 东南亚是 中国瓷 器外销最重要 市场之 一 ， 东南亚的瓷器 贸易对于 中国瓷业 的发展 具有非常重要而积极 的作 与 用， 它促进 了清代瓷业布局的转变 ， 同时对瓷 艺风格 亦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 清代 ； 东南亚 ； 外销瓷 ； 瓷业； 影响 中图分类号 ： ７ ． 文献标识码 ： Ｋ８ ６３ Ａ
１ 清代 中国与 东南亚 瓷器 贸 易兴 盛状
况概 说
地理位置上的陆海相连 ， 中国与东南亚之 间的交流源 使 远流长 ， 商贸往来显然 占据着主导性 的作用。 论是扬帆远 而 无
清 代中国与 东南亚 瓷器 贸易非 常兴盛 的原 因是多方面 的， 既有地理位置近便的天然 优势 ， 贸易长盛不衰的最关 而使 键因素是当代华人数量的 巨大 。 为躲避清军 ， 许多华人南下谋 生 ， 始了清代华人移居东 南亚 的历史 ， 开 此后 ， 东南亚华人数 量激增 ， 成为中国与东南亚文化 商贸交流的桥梁 ， 身的需 其本
福建沿海也 崛起 了许 多瓷窑 ， 其产品亦大量销往 东南亚地区 ， 如福建漳 州窑 、 窑 ， 德化 广东潮安等地 ， 外销东南亚 的瓷器成 为其传统产品之 一。 清代 中前期 ， 中国瓷器外销市场主要为欧
洲市场 ， 而东南亚所 占份额相对较 低 ， 而清 代后期 ， 随着欧洲 市场的萎缩 ， 东南亚在清代瓷器外 销中的比重 日益增大。
其 中最具特 色的产 品之一 ， 东南亚许多 土著 居民相信 中国瓷 某种意义上来说 ， 这是中国清代瓷器 产地的延 伸 ， 明在东南 器具有魔力 ， 表 瓷瓮数量成为财富象征。 清代还制作许多供东南 亚 贸易的影响下 ， 清代瓷业格局 出现 了一定的国际化趋势 。 亚穆斯林使用的器物 ， 如军持 、 大盘等等 。 清代除景德镇 以外 的内陆地 区以及北方地 区 ， 瓷窑数量 大幅度缩减 ， 因而 ， 瓷业 呈现 出明显 的海洋性发展倾 向 ， 清代 而东南亚贸易对这一格局 的形 成起到极大 的推 动作 用。 而清 代瓷业 的海洋性发展 与之前最显著 的区别是 ：沿 海瓷窑 大都 集 中于粤闽沿海 ， 曾经非常兴盛的浙江瓷窑如龙泉等 ， 而 则迅 速衰败 ， 结合东南亚华人大都为粤闽籍 ， 也就不难理解清代浙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推动工艺美术行业传承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推动工艺美术行业传承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文章属性•【制定机关】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公布日期】2024.07.17•【文号】工信部联消费〔2024〕139号•【施行日期】2024.07.17•【效力等级】部门规范性文件•【时效性】现行有效•【主题分类】消费品工业正文关于推动工艺美术行业传承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消费〔2024〕139号工艺美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实践经验，品种和技艺享誉全球。
工艺美术行业包括雕塑、抽纱刺绣、珠宝首饰等工艺美术品制造。
新时代新征程，为推动工艺美术行业主动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实现传承创新发展，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两个结合”，坚定文化自信，以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为基本思路，以服务人民美好生活为根本目的，坚持文化传承与产业提升并重，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大力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战略，推进工艺美术行业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打造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加可持续的工艺美术产业生态。
传承发展，守正创新。
准确把握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加强对优秀传统工艺、技艺的挖掘传承，推动对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和合理应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提升行业核心竞争力。
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坚持“一产一策”，扶优扶强地方特色工艺美术产业，构建各具特色、错位发展、功能协同、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市场主导，政府推动。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企业内生动力。
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统筹，强化各类要素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优化产业发展环境，推动产业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广州十三行 中国外销画中的外商
阅读感受
通过这些外销画，我们可以一窥当年西方商人在广州的生活状态。他们在中 国城墙之外租赁“商馆”，这些宽敞的建筑依江而建，迎合了西方人的品味。他 们在此居住、办公，甚至进行贸易。茶叶、瓷器等中国特产被他们运回欧洲和北 美，往往获利丰厚。他们的生活既丰富多彩，又充满商机。
阅读感受
然而，这本书不仅仅是对广州十三行的历史描述。它更深入地挖掘了这些西 方商人与当地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如何互相影响、互相改变。在这个过程中， 不仅有物质的交流，更有文化的碰撞和融合。这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到18 世纪80年代，一些广州外销画家已经掌握了西方油画的绘制方法。这一方面显示 了当时广州与西方的紧密，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中国艺术对于外来文化的包容与吸 收。
阅读感受
读完这本书后，我对广州十三行的历史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我为那个时代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感到惊叹，也为我们的先辈们对于外来文化的开放态度感到自 豪。我也深感历史的厚重与丰富。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印记，而历史就是这 些印记的集合。通过了解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现在，也可以更有信心地面 对未来。
阅读感受
《广州十三行：中国外销画中的外商》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让 我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更加丰富的历史画面。我相信，这本书也会给每一个读 者带来深刻的启示和思考。
目录分析
目录分析
《广州十三行：中国外销画中的外商》一书，通过对19世纪广州十三行的历 史背景和外销画的独特艺术风格进行深入探讨，揭示了这一时期中外交流的丰富 内涵。通过对其目录的细致分析，我们可以窥见此书的核心内容和独特视角。
内容摘要
再者，书中还探讨了这些外商在中外交流中的作用和影响。通过对历史文献和外销画的综合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外国商人不仅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也是文化交流的推动者。他们在促进中 外贸易的同时，也传播了西方的文化和科学知识，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广州十三行的兴与衰
广州十三行的兴与衰作者：王树恩来源：《档案天地》2010年第10期17世纪末，广东广州有一片对外开放的商馆区，由总揽外贸的专业组织接待远方商户，统购进口洋货，营销中华物产。
这就是在中国外贸史上显赫一时、令中外商贾八方云集的“广州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名义上虽称“十三”，但它是洋货行的统称，其实并无定数。
纵观中国的历史，那时的对外贸易时开时禁。
清康熙盛世，撤除明以来的禁海令，实行开海通商政策，广州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门户，海外贸易始盛。
1685年，伴随着日益频繁的国际商业交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方外贸专业团体广州十三行应运而生。
它是清政府设在广州的特许经营进出口贸易的洋货行，是具有半官半商性质的外贸垄断组织。
1757年，自认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不需与外夷互通有无”的乾隆皇帝，面对蜂拥而至的外国商船，一改前帝的开放思想，断然在全国实行防范洋人、隔绝中外的闭关锁国政策，仅留广东的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
作为粤海关管辖下的中外交易场所，广州十三行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全部聚集于此。
得天独厚的政策环境，造就了南国历史上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文化的辉煌时代。
从此，广州十三行的命运便与清王朝的兴衰紧密相连。
对外贸易锁定粤海关一口之后，十三行洋船聚集，商贾使节往来不绝。
来自英、美等国的船队，每年五、六月间泊靠广州港，带来西方的工业品、工艺品，在十三行商馆卸货交易后，带着中国华贵的丝绸、典雅的瓷器和芳香的茶叶，于九、十月间乘风回归。
这就是十八、十九世纪中国的对外贸易景象，也是当今每年在广州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雏形。
从清宫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清帝每年都要亲自过问洋船到粤及海关税收情况。
一口通商之后，经十三行完成的贸易额迅速增长。
1754年，洋船到港27艘，税银仅52万两。
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达到110万两。
到19世纪中期，洋船多达年200艘，税银突破180万两，是广东地方财政收入的60%、清政府年关税收入的40%。
“十三行与广州城市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一 起 的 ， 现 为 紧 随世 界历 史潮 流 ， 时俱 进 、 表 与 勇
得一 定成果 。一是探 讨 了十 三行 对 广州城 市风格 形成 的影响 ， 并在 专题研 究上取得 进 展 ； 是 十 三 二 行促进 广 州城 市发展 的研 究更加 详 实 ； 三是 广 州城 市的主体—— 人 物研 究有所 深入 细化 ； 四是 从新
的 角度 研 究 了十 三 行 促 进 广 州 的 经 济发 展 ； 是 突 显 了十 三 行 在 文 化 传 承 上 的 作 用 ， 确 了十 三 行 五 明
一
文提 出 ， 代 广州 地 位 的升 降 取 决 于鸦 片 战争 前 清
作者简介： 冷
东 ， 州 大 学 教 授 ， 事 岭 南 文 化 及 十 三 行研 究 。 广 从
第 ２期
冷 东 ： 十 三 行 与 广 州 城 市 发 展 ” 术 研 讨 会综 述 “ 学
・ ３・ ９
后对 外通 商 口岸 的设 置 ， 三行 与清 政府 哀荣 与 共 ， 十
行研 究 的核心 所 在 。 广 州 市 社 科 联 主 席 顾 涧 清 提 出： 在岭南 文化 开放 性 、 商性 、 容 性 、 新性 、 重 兼 创 务
收 稿 日期 ：００ １ —５ ２ １—０２
是岭南 文化 的精髓 。张 晓辉 《 度 变迁 与 清 代 中 国 制 外贸行 商 的兴 替—— 兼 论 广 州 十三 行 的历 史命 运》
清代最大的商人集团——“广州十三行”
清代最大的商人集团——“广州十三行”话题：休闲阅读中国文化行商十七世纪末，当世界贸易的大帆船驶入中国大陆南端的广州港，发现在珠江岸边有一片对外开放的商馆区，由总揽外贸的专业组织接待远方商户，统购进口洋货，营销中华物产。
这就是在中国外贸史上显赫一时、令中外商贾八方云集的“广州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是洋货行的统称，不代表洋行的实际数目就如同同时代承德“外八庙”之名。
一口通商洋，关税占全国四成历史上，中国的对外贸易时开时禁。
清康熙盛世，撤除明以来的禁海令，实行开海通商政策，广州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门户，海外贸易始盛。
一六八五年，伴随着日益频繁的国际商业交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方外贸专业团体广州十三行应运而生。
它是清政府设在广州的特许经营进出口贸易的洋货行，是具有半官半商性质的外贸垄断组织。
一七五七年，自认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不需与外夷互通有无”的乾隆皇帝，面对蜂拥而至的外国商船，一改前帝的开放思想，断然在全国实行防范洋人、隔绝中外的闭关锁国政策，仅留广东的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
作为粤海关管辖下的中外交易场所，广州十三行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全部聚集于此。
得天独厚的政策环境，造就了南国历史上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文化的辉煌时代。
从此，广州十三行的命运便与清王朝的兴衰紧密相连。
对外贸易锁定粤海关一口之后，十三行洋船聚集，商贾使节往来不绝。
来自英、美等国的船队，每年五、六月间泊靠广州港，带来西方的工业品、工艺品，在十三行商馆卸货交易后，带着中国丝绸的华贵、瓷器的典雅和茶叶的芳香，于九、十月间乘风回归。
这就是十八、十九世纪中国的对外贸易景象，也是当今每年在广州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雏形。
从清宫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清帝每年都要亲自过问洋船到粤及海关税收情况。
一口通商之后，经十三行完成的贸易额迅速增长。
一七五四年，洋船到港27艘，税银仅52万两。
一七九~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达到110万两。
十三行对世界经济文化的贡献和影响
十三行对世界经济文化的贡献和影响作者：程扬来源：《粤海风》2016年第01期十三行，是中国明清以来跨世纪响当当的国际名牌，古称广州十三行，中国十三行；“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两洋。
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这是康熙年间著名学者屈大均的一首竹枝词，形象地描述了当年十三行的繁荣、富庶景象。
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完成了统一台湾、平定“三藩”等之后，发展经济成为首要任务。
经过一番勘察和论证，清政府正式宣布开海贸易，设立粤、闽、浙、江四个海关，这标志着清政府正式废除原来的禁海政策。
广州粤海关有史以来一直是对外商港，根据形势的需要设立了我国最初的海关制度，并把经营国内商业的商人（金丝行商）和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区分开来（洋货行商），使洋货行商成为一种专门的行业，鼓励“身家殷实之人承充洋货行商”，从而使洋货行商承办的洋行成为当时负责对外贸易的专门机构，通称“十三行”。
十三行是清代享有经营进出口贸易特权的半官方机构的通称，它开启了长达一百多年辉煌的历史。
随着十三行进出口的贸易额不断增长，广州成为清代对外贸易中心和枢纽。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批准，关闭闽、浙、江海关，对广州海关实行一口通商，从此广州成为中华帝国与世界各地海上贸易的唯一通道，是东、西方贸易重地和世界经济中心之一，十三行在此期间达到鼎盛时期。
据记载，十三行向政府缴纳税银突破180万两，十三行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
受十三行贸易而发展的广州之繁荣从当时的一首诗可以得到印证：“广州城郭天下雄，岛夷鳞次居其中。
香珠银钱堆满市，火布羽缎哆哪绒。
碧眼蕃官占楼住，红毛鬼子经年寓。
濠畔街连西角楼，洋货如山纷杂处。
”从此十三行成为帝国商行，广州成为闻名遐迩的国际贸易大都市。
十三行贸易主要是由行商组成的，有时行商正好13家，有时20家，最多时有26家，最少时只有4家。
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是十三行的主流，十三行在国际经济史上是一幅奇特的图景。
20世纪以来十三行研究评析
20世纪以来十三行研究评析冷东• 2012-11-23 15:36:32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3期十三行是清代中期外贸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乾隆二十二年(1757)停止其他海关与西方国家的外贸职能，通过粤海关建立“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广州制度，十三行成为清代中期与西方国家贸易的贸易体系，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退出历史舞台。
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界逐步展开对十三行的学术研究，现将百余年的曲折发展简要评析如下。
一、1900—1949年：奠基阶段早在清代中期就保留了十三行的中外文献资料。
道光十五年(1835)梁廷柟所编《粤海关志》中《行商》卷，是国内最早记载十三行的资料，在清代南海、番禺、新会等县志书中也略有行商的记载。
西方资料如杜宁《番鬼在中国1836—1837》(Downing，C. Toogood，“The Fan—Qui in China in 1836—1837”，1838)、《广州的中国人或旅居天国的美国人》(Tiffany Osmond Jr，“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s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Boston and Cambridge， James Monroe and Co.1849)，还有在十三行商馆区基督教传教士出版的《中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中国丛报》等，都是有关十三行的早期外文资料。
十三行的学术研究是从20世纪初期开始的，最早的研究成果出自国外。
1902年法国学者高第发表《广州之行商》(法文《通报》第3期，1902年)。
20世纪初期最有影响的成果是马士所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英文版，作者在中国海关长期担任税务司，书中详尽记载了1635—1834年期间英国对华贸易，早期中西贸易、清代前期海关行政以及十三行的历史。
其后日本学者田中萃一郎《广东外国贸易独占制度》(《庆应义塾学报》1912年)及《十三行》(《三田学会杂志》1918年4月)，根岸佶《广东十三洋行》(《支那》21-5，1931年)，松本忠雄《广东的行商及夷馆》(《支那》1932、1933年)，格林比《清代广东十三行行商伍浩官轶事》(《亚细亚杂志》1925年10月号)等，都是国外早期研究成果。
清代十三行外销骨扇的美学特征
302019年 第5期（总第211期）NO.5 2019Serial NO.211艺术生活A R T &L I F E清代十三行外销骨扇的美学特征收稿日期：2019-10-10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清代十三行外销包装的设计美学研究”(课题编号17BZX131)。
作者简介：王娟（1975-），女，湖南长沙人，广东工业大学教授，研究方向：设计理论与应用研究。
黄雪婷（1993-），女，广东江门人，广东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设计理论与应用研究。
引言自1757年清乾隆帝规定“外国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直至1840年，广州一直是中国合法进出口贸易的唯一口岸，也是中国外销至西方的工艺品中转站与生产基地。
在这期间，贸易航线从广州扩展到北美洲、澳洲和西欧等地，中国商人把茶叶、丝绸、陶瓷、中药、外销工艺品等本土商品从广州外销至海外，又从海外进口洋参、皮毛、香料、珠宝、钟表、棉纱等本土稀缺的商品。
此时的广州不但是一个经济贸易交流的港口，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同时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技与文化，并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播到西方。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兼具实用价值、审美价值、文化价值的清代十三行外销扇应运而生。
据记载，1822年约有25万匠人在广州十三行一带专门从事外销工艺品的生产和制作，涉及瓷器、漆器、金银器、雕刻、绘画等品类，而这些工匠以不同的方式加入到外销扇的制作与生产行列中，当时英国商船Macclesfield 号从广东载往西方的货物中就包括10万余件的外销扇，外销扇在西方的欢迎程度可见一斑[1]。
经济上，十三行外销扇销至西方市场，极大地冲击了当时的西方制扇行业，为中国带来经济收益；文化上，十三行外销扇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尤其是工艺美术交流方面具有极大的积极性影响与推进性作用。
一、清代十三行外销骨扇的定义与历史清代广州十三行“一口通商”时期（1757~1840），岭南地区制扇匠人设计、制作了一大批专供外销至清代十三行外销骨扇的美学特征王 娟 黄雪婷（广东工业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广州，510030）摘要：本文通过整理研究清代十三行外销骨扇的相关文字、图像、实物等信息，从工艺美学的角度分析其材料、工艺、形式的美学特征，厘清清代十三行外销骨扇所承载的民族特征与时代特征，发掘蕴含其中的设计理念与美学思想，用清代十三行外销骨扇的美学范畴来丰富中国扇艺的美学范畴。
十三行与上海的历史发展渊源分析
十三行与上海的历史发展渊源分析十三行是上海著名的商业区之一，也是中国独特的商业文化发源地之一。
十三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代，是当时外国商人在上海开设的专门经商的地方。
在那个时代，许多外国人都带着自己的产品和文化来到中国，同时也将当时国际市场上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带到了中国。
十三行是上海历史发展的见证者。
作为中国最早的国际贸易集散地之一，十三行带动了上海的繁荣和发展，也成为上海的国际化象征。
在经历了多年风云变幻和历史的洗礼后，十三行依然保留着其独特和珍贵之处，成为了上海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十三行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但它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文化价值却永远不会减弱。
十三行的历史和上海的历史发展渊源紧密相连，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一、上海的特殊地理位置上海地处华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河流和海洋交汇处的重要区域，交通便利，水路纵横。
这使得上海成为自古以来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十三行位于外滩和南京路之间，地理位置优越，随时可以与世界各地联系。
这个地区是国际贸易、文化和艺术的中心，也是上海人民最喜爱的游览胜地之一。
二、商业文化方面在十三行商业文化方面，其最早的商人营生主要是从外国国际买家那里获取日用品和娱乐用品等商品。
这些商品在当时的中国市场上非常受欢迎，而商人通过租用商业楼房等方式，将这些日用品和娱乐用品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出售给中国市场。
这种特殊的销售方式在当时的情况下非常受欢迎，也推动了当时中国国内市场的经济发展。
同时，在十三行的经营中，还涉及到宝石、珠宝等产品，这些产品也吸引了许多中国的买家。
三、建筑文化方面十三行在不同的年代里经历了一些改变，但整个区域的建筑风格和布局都非常有特色。
十三行的建筑设计大多受到了西方建筑的影响，其建筑风格也是中西合璧，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现代化思想的结合体。
同时，十三行建筑的布局也很特别，整个区域被划分成了十三个不同的商业街区，每个街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建筑和商业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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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卷第10期2011年10月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10No．10Oct．2011收稿日期：2011-07-30作者简介：冷东，广州大学教授，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十三行与瓷器加工制造业的发展冷东，肖楚熊（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东广州510006）摘要：清代瓷器输出较之前代，范围更广、规模更大。
十三行设立前，广州瓷器加工制造业已经初具规模；十三行设立后，行商从景德镇、佛山石湾等地购来各色瓷器，在广州本地仿西洋画法加以彩绘，销售至欧洲各国，十三行瓷器加工制造业获得充分发展。
“广窑”的广泛存在是瓷器加工制造业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广州的瓷器匠师和瓷器加工场是加工制造业形成规模的条件，广彩瓷的产生是迎合欧洲市场需求的结果，纹章瓷装饰工序产地转移是十三行瓷器加工制造业中心地位确立的表现，欧洲的时尚需求是瓷器加工出口的市场。
大批量、标准化、生产线式的瓷器加工制造业，凸显了十三行在中西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十三行；外销瓷；加工制造业；广窑；广彩中图分类号：K 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394X （2011）10-0087-06从制造业的历史发展来看，制造业可分为加工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所谓加工制造业，是自行采购原材料（或按委托人提供的材料）大批量、标准化、生产线式的加工。
处于中西贸易重要节点的十三行，在对内外贸易过程中，因地域的差异化及市场的需求多样化，表现出加工制造业繁荣发展的景象。
十三行瓷器加工制造业在一口通商对外垄断贸易时期得到全面的发展，十三行瓷器加工制造业的中心地位得以确立，进一步证明十三行在清代中西贸易中的核心地位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
一、十三行瓷器加工制造业的形成中国古代瓷器的制造工艺及艺术价值在人类社会实践以及艺术创造中，都占有相当高的地位。
中国古代瓷器初创于商代，元代的制瓷业渐成产业中心，明清时期从制坯、装饰、施釉到烧成，技术都超越前代。
中国瓷器外销始于东汉后期，［1］然而，中国瓷器真正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并达到贸易高峰是在16至19世纪。
中国瓷器的出口给世界文化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主要产生于16世纪至19世纪中国和欧洲贸易的时代。
大量的外国商船不仅把中国瓷器运载至世界各国，同时也把法国珐琅器皿、意大利玻璃鼻烟壶、荷兰陶器等艺术品和手工品流传到我国，有的辗转到宫廷或景德镇，供那里的艺术家和瓷器匠师们学习。
如《景德镇陶录》在卷七中记载了高丽窑、大食窑、佛郎嵌窑、洋瓷窑等，并且说这些瓷器虽甚绚采华丽，而欠雅润精细，仅可供闺阁之用，非士大夫文房清玩也。
［2］89－90景德镇等地，于康熙年间后，已经吸收了欧洲、阿拉伯国家瓷器、瓷塑、珐琅和玻璃器皿在艺术上的长处。
如雍正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烧造了模仿欧洲广口玻璃杯造型的花瓶；在乾隆年间，出现了法国涡卷纹、大型贝壳等形状的图案。
但这些赋有异域样式的瓷器主要用于进贡朝廷，其中有的作为大清皇帝回馈外国使节的礼物而流传到海外。
如为满足宫廷需要而特制的优质瓷———珐琅彩瓷器，成本高，产量低，从问世之日就是皇室专用的“内廷秘玩”，未在民间普及。
据葡国神父罗兹（Cruz ）的《中国物产故事》一书所载，广州外销瓷器在十三行设立之前已有一定的发展，包括一些五彩釉瓷器，有红、黄、绿釉，有的还描金，广州城中大小街道均有瓷器商店。
［3］41－42广州商人最初销售瓷器予外国人，主要是通过国内瓷器制作工场供应。
如景德镇就有瓷器的贸易集市，景德镇城外的苏湖会馆的黄家洲，有一条颇为宽阔的瓷器街，“街两旁，皆瓷店张列，无器不有”，“亦有精细、上中下之分”。
这些瓷器的贸易集市，也是经营对外贸易的广州商人们经常来的地方，以便挑选产品，议定价格。
双方的交易都有“议价批单，……计器数为凭”，如果其中有色杂、破损的，“亦计其数载票”，由广州的商人们“交陶户，换补佳者，谓之换票”［3］21。
欧洲商人来到广州，光顾频繁的商店就是瓷器商店，商店门前的招牌写着来自江西或福建的珍贵瓷器，而这些瓷器都是由行商们组织采购的。
当时，江西景德镇的瓷器运输到广州，先从景德镇启航，溯赣江而上，经江西的清江、吉安而到达赣州，然后从江西越过大庾岭，到达广东的南雄，再从南雄顺北江而下，经韶关、英德，最后到达广州。
瓷器是易碎品，除小段陆路，运送瓷器一般是通过走水路转运至广州的，路程非常艰难。
广州外销瓷贸易的地位不断上升，在一口通商政策的影响下甚至超过景德镇。
广州与景德镇联系密切，景德镇负责出产半成品的瓷器，或根据广州商人的需求而制作特别纹饰瓷器以供外销。
出口的瓷器，《景德镇陶录》说，称为洋器，“专销外洋者，商多粤东人，贩去与洋鬼子载市，式多奇巧，岁无定样”［3］26，外销瓷在样式、图案上根据洋商的需求而定，故变化很大。
这些瓷器通过九江关、粤海关而出口。
据Jorge Gurca研究指出，这时葡萄牙的瓷器可能是由景德镇制造基本的瓷器形状再运往广州的瓷器工匠加工，然后由葡萄牙人运往欧洲销售。
［4］外销瓷绘画主要表现欧洲风光和人文，如在荷兰东印度公司销售至欧洲的中国瓷器中，有的中国青花瓷描绘鹿特丹的城市街道建筑，有的描绘水车和磨坊，但也有不少风景绘画是景德镇的匠师模仿广州流通的荷兰铸币上的图案而成的。
［3］55这些绘画都是荷兰的艺术家的创作，由荷兰商船带到广州，再由广州辗转到景德镇的。
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或法国的传教士们也把里摩日的珐琅餐具带到广州，然后又辗转流传到景德镇，并且特地请景德镇的匠师们模仿。
在法国，发现有景德镇模仿里摩日珐琅餐具的瓷碗。
从外销瓷绘画内容、制作及运输过程，可见广州的对外贸易，使广州与景德镇的瓷器生产与贸易紧密联系在一起。
景德镇是广州瓷器对外贸易最大的供应地。
广州作为中西贸易的重要城市，其瓷器加工制造业在一口通商垄断贸易的情况下形成。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十三行成立时，对商品贸易包括对瓷器贸易有条例作出规定，公行行规的第八条规定：瓷器有待特别鉴定者（似指古瓷），任何人得自行贩卖，但卖者无论赢亏，均须以卖价30%纳交本行。
［5］85－86而十三行成立不久，1727年7月英船麦士里菲尔德号（Macclesfield）抵达广州，该船所得的报告谓：粤海关监督已出布告，禁止全部低级商人，或不是公行的商人与外人来往或贸易，如作瓷器贸易者，缴付新公行20%，他们中间作茶叶贸易者，缴付40%。
［6］164这表明当时对于瓷器贸易非常重视，同时也表明了自十三行设立后，十三行在中西瓷器交流中处于垄断地位。
输往国外的瓷器必须经过十三行这一环节，大量的瓷器交易迅速集聚于广州。
中国瓷器的纹饰、式样、设计等通过十三行贸易输往欧洲市场，外商来中国采购瓷器，亦要通过十三行来订购，西方人所要求的式样设计、款式和花纹的样本也通过十三行输入中国。
二、十三行瓷器加工制造业的发展明清时期尤其是广州一口通商时期的瓷器输出较之前代，范围更广、规模更大，欧亚非国家市场占主要位置，美洲、澳洲的市场也渐次打开。
瓷器的输出，其主流以民窑产品为主，有相当数量是应对方要求制作的订单产品。
十三行设立后，十三行行商从景德镇、佛山石湾等地购来各色瓷器，在广州本地加上仿西洋画法的彩绘，销售至欧洲各国，十三行瓷器加工制造业得到长足发展，并取得广州瓷器加工制造业中心的地位。
“广窑”的广泛存在是瓷器加工制造业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广州的瓷器匠师和瓷器加工场是加工制造业形成规模的条件，广彩瓷的产生是迎合欧洲市场需求的结果，纹章瓷装饰工序产地转移是十三行瓷器加工制造业中心地位确立的表现，欧洲的时尚需求是瓷器按订单加工出口的市场。
大批量、标准化、生产线式的瓷器加工制造业，凸显了十三行中西贸易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一）“广窑”遍及岭南各地广东地区有专门烧制瓷器的“广窑”场。
由于陶瓷贸易的繁荣，陶瓷制品大量生产，为了区别各个窑场及其产品，而利于销售流通，便有了“窑”名。
清蓝浦《景德镇陶录》中有记载：“古陶，惟自晋纪起，东瓯、关、洛诸作，在当时原只泛称陶器，故仍以陶纪之，馀悉称窑。
盖陶至唐而盛，始有窑名也。
”［2］87《唐代肆考》也有“至唐始著窑名”的记载。
岭南地区历代也出现众多窑场，史称为“广窑”。
清人王棠在《燕在阁知新录》卷二十五中曾载：“广东窑、出潮州府，其器与饶器类。
”蓝浦《景德镇陶录》亦有记载：“广窑，始于广东肇庆府阳江县所造，盖仿洋瓷烧者。
故《志》云：广之阳江县产磁器，……惟其精细雅润不及瓷器·88·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0卷……”［2］89《饮流斋说瓷》记：“广窑，宋南渡後所建，在广东肇庆阳江……广窑在粤名曰石湾，盖南海县佛山镇之一村名也，自明时已迁於此。
”［7］广窑《竹园陶说》记载了广彩与广窑：“或曰广窑也，非景德镇所制。
审其言，实则粤人所称之河南彩，或曰广彩者……盖其器购自景德镇，彩绘则粤之河南厂所加者也。
”由此可见，所谓“广窑”，指的窑场有潮州府窑、肇庆府阳江县窑、南海石湾窑、广州河南厂等。
所产窑器有“与饶器类”、“仿洋瓷烧者”、“乌泥胎骨蒙罩灰兰淡色之釉者”，这种瓷器与外销相符合。
广州外销瓷器除了从景德镇烧制和运输外，也从广东境内窑场获得。
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器语》中记载：“石湾之陶遍二广，旁及海外之国。
”［8］458范端昂《粤中见闻·缸瓦》载：“南海之石湾善陶……各及工巧，通行两广。
”清代石湾窑进入鼎盛期，“石湾陶瓷业以美观、实用著称，行销两广及‘吕宋诸国’”［9］16。
据记载，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石湾有缸瓦窑四十余处。
由于陶窑多，所以“石湾六七千户，业陶者十居五六”［10］。
但这还不是全部的从业陶工，还有农闲季节从高要、四会、东莞、三水等地来石湾做工的季节陶工。
因而清代石湾陶业全盛时代，共有陶窑107座，容纳男女工人6万有奇。
［11］清代早期至中期由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输出的瓷器中就有不少是石湾艺术瓷器。
这些石湾陶瓷艺品散落在欧洲各大博物馆，如英国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艺术及工业博物馆。
广彩，历来是使用别处窑场的陶瓷胎，按定样来描绘纹饰，其生产具有加工性质。
从其发展历史来看，“广彩”使用的陶和瓷胎，有白胎也有色胎，产品也不单来自景德镇。
“广彩”大件异型的产品基本上使用景德镇瓷胎，而其他如斗碗、甬壶、札壶、江盅等所谓的“饭货”产品，则用广东饶平大浦等地的瓷胎。
由此可知，“广窑”遍及岭南，岭南地区的“窑场”是十三行瓷器加工制造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条件。
（二）广州瓷器匠师和瓷器加工场当时通过广州十三行行商进行瓷器贸易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行商订购，另一种是通过使馆区一带的瓷器行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