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摘要中国历史的近代化探索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里，不论是先进知识分子还是人民群众，都参与了进来，他们一起创造了中国的历史。

在近代史中，人们想出了各种救国方案，也采取了各种措施，这些方案无论结果如何，都是人民智慧的结晶，而在这里我则要一一研究这些救国方案，并进行比较。

前言中国近代史，既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勾结中国封建统治者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抗本国的封建统治的抗争史；同时更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探索国家出路的探索史。

这种抗争与探索，对外以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为旗帜；对内以反专制独裁、争取社会进步为核心，抗争与探索互相交织，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中国的近代，从治经由乱再到治，这是经历了一个周期的过程，也即所谓“始衷终”的发展变化。

中国的近代，又是一个急剧变化加速发展的过程，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即所谓“亘古未有之巨变”。

无论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还是资产阶级建立西方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努力,都无法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早期探索都没有结合中国国情,因为近代对中国出路的探索都是想把中国发展成为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而没有考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走不通资本主义路线所以注定要失败。

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1860年后，在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清朝封建集团中逐渐形成了一批具有买办性的官僚军阀。

他们在与外国资本主义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但认为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可以调解和妥协，“借洋助剿”，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而且还可以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以达到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目的。

这部分人就是当时清政府内当权的洋务派，他们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所从事的洋务，史称洋务运动。

所谓“洋务”，是指诸如外事交涉、订条约、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以及有按照“洋法”操练军队（北洋，福建，南洋舰队）、学习外洋科学、使用科技、开矿办厂等对外关系与外洋往来的事物有关的一切事情。

经过了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问题分裂为洋务派和顽固派，洋务派主要是以恭亲王奕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主张引进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利用资本主义发展工商业的手段来维护清的封建统治。

正如议政王奕欣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

”[1] 李鸿章也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

”[2]于是一场以“求强”“求富”为主题的洋务运。

洋务派兴办的一系列的事业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是购买洋枪洋炮以镇压农民起义，加强海防空防；第二是为了发展本集团的政治、经济、军事、经济实力。

“洋务”救国论说洋务派办洋务救国，未免太抬举了他们。

曾国藩认为办洋务可以“剿发捻”。

这三个字触动了西太后的痛处。

因此洋务运动得以轰轰烈烈地开办。

尽管购买的大都是外国军工企业的废枪炮，但也大家开了点洋荤；民用企业尝到了点甜头，尽管利润大都落到了私人腰包；新式学堂终于建起来了，尽管去读这类学堂的是破落人家的子弟为多。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被派遣出国留学的竟是幼童。

且不说幼童不知要报效祖国，只说他们如何能在短时期内掌握外国语言、学好数理化和艰深的造船造枪工艺？甲午战争，日本的炮舰让北洋水师灰飞烟灭。

洋务运动在顽固派的讨伐声中停止了。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已失败告终。

对于洋务运动的失败我个人觉得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首先洋务派创办的近代企业虽然已经具有的资本主义的性质，但是都几乎是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发展极大的受到了限制，同时在管理上大多是由政府的“专派大员”直接管理，他们在企业内部非常腐败，充斥着营私舞弊，贪污受贿、挥霍浪费等官场的恶习。

其次，从制度上讲，洋务派既想学习西方的先进工业生产方式，又想维持封建阶级的上层建筑，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这就导致的他们最终的失败。

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是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充分发展起来的。

既想要发展近代工业，却又采取垄断经营、侵吞商股等手段压制农民资本；既想培养洋务人才，却又不想改变封建科举制度，这注定了它失败的结局维新”救国论学西洋不成，学东洋总可以了吧？东洋近，人种同，由于儒学的关系，心理上较易接受东洋人。

尽管后者杀人不眨眼。

但对比中国人高一头的西洋人，中国人怎么说也看不惯。

甲午战后，《马关条约》的签订，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康有为发起了“公车上书”。

失败后不气馁，和梁启超办报、著书、立团体、建学会、再上书，忙个不亦乐乎。

终于说得个皇帝心动，答应维新。

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迅速展开。

他们通过办学堂（万木草堂、时务学堂等），创报刊（《万国公报》《强学报》《时务报》等），办学会（强学会），翻译书籍（《变法通议》），论战（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废八股、倡西学）等这些方式广泛宣传维新变法和君主立宪思想。

这些活动紧紧结合甲午战后中国面临可能亡国的严峻形势，突出只有变法才能维新这个主题，朝野上下为之震惊，使光绪帝及其老师翁同龢也表示支持。

有了他们的支持，维新变法也就迎来了它的高潮—百日维新。

中国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于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迫使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实施新政。

因这一年是旧历戊戌年，故称“戊戌变法”，又因为这次变法历时仅103天，又称“百日维新”。

从而使中国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这次变法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具有爱国的和进步的意义。

但是，另一方面，维新派的反帝反封建也有其不彻底性。

维新变法思想是当时中国社会最进步的思想，因为它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是爱国的，因为它把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

百日维新最终还是凋谢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救国方案最终还是没有在中国实践成功。

但其意义非常重大，它不仅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还是一次爱国的进步的运动。

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国家民族面临危亡的关头，不顾个人性命，四处奔走发动变法运动，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挽救中华，这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维新变法更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维新改良运动，但他们在政治上不敢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在经济上也未触及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

其次，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再次，其思想主张没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内容，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这必然导致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推行维新变法主张依靠的阶级基础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失败是必然的。

“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依靠封建统治者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是根本不可能的。

辛亥革命改良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社会历史舞台。

他们放弃了改良的幻想，举起了革命旗帜。

1905年7月，他联合其他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成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成为领导革命的核心。

并且制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革命纲领，即“三民主义”纲领，它是近代中国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纲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团结的旗帜和战斗的口号，有利地推动了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使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新的阵容和姿态登上中国历史舞台。

虽然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

它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

但是三民主义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也没有彻底的土地纲领。

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下，1911年10月爆发了“辛亥革命”，将中国革命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与教训。

辛亥革命虽然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涂写了浓浓的一笔，但终究没有摆脱失败的厄运。

其革命成果很快被封建军阀袁世凯窃取。

随后，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

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客观上是由于国内外的反动势力过于强大。

主观上则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缺乏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和力量；没有提出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没有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参加革命。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面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努力维护早已名存实亡的中华民国，发起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但这些斗争也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因此，辛亥革命的实践证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斗争到胜利，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

这样，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也表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实业救国”论辛亥革命成功后，南京临时政府的措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尤其是一战期间帝国主义忙于欧战，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客观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

再加上群众性的提倡国货，反对洋货的运动，使得许多人看到“实业救国”的可能性。

那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使孙中山等也相信实业确可救国。

民族工业出现短暂的春天。

然而，仰人鼻息的好景自然不会长。

一战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民族资本主义很快又萧条了。

实业救国遥遥无期。

科学”救国论新文化运动兴起，大家争引“德先生”和“赛先生”，认为只有提倡这“两位先生”才可驱走中国的黑暗，实现救国的目标。

然而在军阀混战的时代，没有可以号令全国的中央政府，没有万众一心勒紧裤带也要搞科学攻坚的红心，要科学救国又从何说起？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救国是正确的。

但是军阀有钱要打仗，没有钱也要打仗。

要人才没人才，要钱没钱，科学救国在当时只能是画饼充饥了。

综观整个近代中国史，从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到举起新文化运动大旗的陈独秀，千百万的爱国志士投身于救亡图存的洪流，探索中国的出路。

在中西文明的激烈碰撞中，受危机和忧患意识的驱使，中华民族被迫开始向西方文明寻求出路。

从19世纪中叶到五四运动前，中国人在西方文明中寻找着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他们信奉过基督教的天国福音，信奉过进化论与天赋人权，信奉过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信奉过无政府主义等等。

但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中国人在西方文明中寻找出路的努力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那些曾经唤起人们巨大热情和希望的资本主义道路屡走不通，民族并没有独立，国家并没有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