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沁与罗尔斯社会正义理论之比较研究-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V ol. 7 No.1 Feb. 2013第7卷 第1期2013年2月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70［收稿日期］2012-08-20［作者简介］唐志文（1973-），男，湖南宁乡人，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高校教学与管理。

公平以及正义问题历来是政治哲学的核心话题。

当今时代，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一系列社会矛盾也由此而产生。

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正是他探索解决社会正义问题的理论结晶，其理论体系是在批判边沁“功利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本文试图围绕社会正义思想，从罗尔斯对边沁理论的“扬弃”出发，结合对两者的比较分析，并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加以客观评价。

一、边沁和罗尔斯的“社会正义”理论分析（一）二者对“社会正义”的界定边沁的哲学思想是建立在苦乐原理的基础上，他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和动机都是以“快乐”和“痛苦”两种主观感觉为出发点的。

“快乐”是好的，是人们渴望的、追求的；“痛苦”是坏的，并非人们自愿的，“趋乐避苦”是人类的本性。

基于“苦乐”原理的价值判断，边沁进一步提出了“功利”原理。

边沁的“功利”原理是这样一种状态：赞成（或否决）任何一项行动时，无论是私人的某项行动，亦或是政府的某项行动，都必须以这项行动给人们所带来的幸福增加或减少为依据，或者说要以这项行动促进或妨碍某种幸福倾向的程度为依据。

更直观地讲，对任何个人行为或政府行为的评价，我们都可以根据这项行为所带来的“幸福”程度的增加或减少为评判标准。

以此为基础，边沁还提出了著名的“最大的幸福原则”，任何正确的行动和政治方针都必须做到产生最大多数人最多、最大的幸福，并且尽可能将痛苦缩减到最少，在必要情况下甚至还可以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

边沁认为，“最大的幸福原则”是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原则。

此外，边沁还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探讨了法律的作用和地位，他认为立法者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了解有哪些影响立法的因素,也必须明确可能使用什么惩罚类型及其影响程度。

在此基础之上，通过比较这两个方面，更深入地估计出每一种可能的状态，以及这些状态对每一类型、每一程度的惩罚所可能产生的影响。

只有这样，在经过严格比较、详细筛选、仔细斟酌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制定出更能为人们带来幸福、快乐、安全的法律体系。

而就实现该立法目的的立法原则来讲，就是对“功利原则”的贯彻，也就是边沁所说的，对“最大幸福”或“最大福乐”原理的实现。

由此可见，边沁认为立法是一件严肃、繁琐的事情，法律不仅要有惩罚，还应吸取道德和伦理的因素，才能实现“最大的幸福原则” [1]。

罗尔斯在其两个正义原则的基础上，认为一个真正的“公平、正义”的社会，必须既能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拥有平等、自由、公平竞争的权利，又能保障社会最底层弱势群体的利益；罗尔斯指出，“公平”竞争的机会，以及“平等、自由”的权利，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和个人的私有财产一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最基本的权利；认为坚持“正义”的原则，就必须反对一部分人以牺牲（或剥夺）另一部分人的自由、权利为代价而享受更有更多的利益 [2]。

罗尔斯的这些言论实际上就是对功利主义的超越。

罗尔斯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生活状况会因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和人的禀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处于“不平等”状态，即“原初状态”。

这种“不平等”状态的影响逾持久逾深刻，无疑会导致“更大程度的不平等”。

罗尔斯的“社会正义论”强调，每个社会成员都是平等的人，社会正义的首要条件，是保护弱者、贫困者和最低受惠者，认为政府应该关注社会结构和利益分配的合理性，以及社会权利的公正分配[3-4]。

边沁与罗尔斯“社会正义”理论之比较研究唐志文（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摘 要]“社会正义”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总结边沁和罗尔斯关于“社会正义”的界定、工具基础及二者实现各自社会理想的原则和程序的基础上，对边沁和罗尔斯“社会正义”理论进行了评析，并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对“社会正义”问题进行了审视。

[关键词]社会正义；正义原则；功利原则；程序正义[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272(2013)01-0070-04（二）构建“社会正义”的工具基础“苦乐”是边沁“功利主义”理论的出发点，认为“趋乐避苦”是人类的天性，也是所有个体行为所追求的目标，能够满足人们对“快乐”的追求就是善的，而给人们带来“痛苦”就是恶的。

边沁认为“快乐与痛苦”等同于“善与恶”，而“功利”则是为了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快乐”，或者减少人们所承受的“痛苦”。

边沁认为“快乐和痛苦”是可以量化的，乐或苦的价值直接地与它的强度、确定性、近似性、持续性、多产程度、纯洁性和实际感受苦乐的人数相关。

而快乐和痛苦的“丰度”和“纯度”，则是评价快乐和痛苦大小的依据，这也是社会道德和立法的依据；对于群体而言，对“快乐和痛苦”的判断，不仅要充分考虑上述六大因素，还要充分考虑“快乐与痛苦”所波及的范围。

边沁正是通过对“快乐和痛苦”的计算和量化，力求构建一个科学的、可操作的理论体系，以此避免个人主观专断和偏好，但由于他过于倚重量化的研究，边沁理论最终忽视了快乐和痛苦“质”的不同。

“无知与契约”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出发点。

罗尔斯在批判边沁“功利”理论的基础上，认为“正义”是人人都应该享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即使是社会的整体福利也不能超越。

罗尔斯用“无知之幕”阐述了自己的理论，即所有人在不知道自己的特殊身份、地位、禀赋的情况下，一致同意而达成的社会原则才是正义的原则。

罗尔斯还指出，“真实契约”是建立在“自律”和“互惠”的基础之上的。

然而，在人类社会的现实生活之中，几乎所有真实的契约，都不完全符合标准：或许因为存在各方议价权利上的不平等，从而影响“互惠”目标的实现；或许因为难以实现最初赋予契约道德力量的理念，从而影响“自律”目标的实现。

由此可见，我们在思考“正义”的方法时，有必要站在“假想契约”的基础上，或者说要站在“无知之幕”的背后，我们才能创造出一个“平等”的条件，从而使我们在思考“正义”问题时，忘记权利和知识的差距。

只有构建这样的各方平等的假想契约，才是我们思考正义原则的唯一途径。

综上所述，边沁与罗尔斯关于“社会正义”的工具基础的区别，主要是“最大多数人”与“最低受惠者”的区别。

边沁所倡导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改革的目标，是要实现“幸福的最大化”，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并以此标准来考察、检验“社会正当性”[5]。

边沁所关心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总和”，他的这种“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的逻辑是不可取的，在实践中可能导致对个人利益、以及利益分配公正性的忽视。

而罗尔斯关注所有人的功利，特别是最少受惠者群体。

他认为“正义”的社会，是建立在对社会成员最基本的权利、应尽的义务，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合作所产生的利益的合理分配的基础之上的。

罗尔斯承认，各种“不公平”、“不平等”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的，但他认为，“追求平等”始终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虽然罗尔斯这种近乎理想化的观点，难以运用于社会实践，但的确是对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全面超越。

（三）“社会正义”原则和程序的实现“功利”是对边沁思想的高度总结。

边沁认为：人们总是被“痛苦和快乐”所主宰。

因此，任何道德问题都要充分考虑到这个因素，怎样才能达到最理想的状态？边沁认为，“最大化”是最佳的策略，也就是说要“将快乐的行为的结果最大化”。

边沁认为，通过建立一种严格经验的思想模式（与假设的和表达的思想模式相对），我们就可以取得开明的进步。

社会进步的指向是追求正义；但是，在哪里可以找到正义赖以存在的标准呢？边沁找到的解决办法是功利。

边沁不认为社会进步是一件神秘的事情，更好的食物，更好的环境卫生状况，更好的教育，更大程度的机会平等，在边沁看来，这些都是既简单又显然令人向往的条件，正是它们构成了人类幸福的必要条件。

罗尔斯在分析社会资源和机遇分配的“正义性”问题时，进行了相对较为明确、详细的解说，即在“无知之幕”中被广泛同意的正义原则。

为支持其公正原则和差异原则，尤其是其差异原则，罗尔斯运用了两个重要的论点：其一，是“在‘不可预知的命运安排’的背后，人们应该如何选择”的问题；其二，是“收入、财富与机遇的分配原则，不应该是基于不能取信于人的因素之上，也不应该是基于道德观点专断的主观因素之上”。

罗尔斯进一步指出，社会理想的实现，要建立在保护弱者、贫困者和最低受惠者，关注社会结构和利益分配合理性，以及社会权利公正分配的基础之上。

事实证明，人们更加认同和接受罗尔斯的思想：一种更趋于公平的分配原则。

二、边沁和罗尔斯“社会正义”理论评析边沁理论将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评价法律合理性的标准，认为这是评判“正当性社会”的依据[6]。

边沁特别强调“立法”的重要性，要求公民对法律“严格地服从、自由地批判”。

边沁根据“功利原则”，在批判原有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法律理论体系，以求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

法律制度的变革，必将带来社会政治体制的改变[7]。

边沁主张根据功利原则，推动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制度的改革。

由于边沁思想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对当时英国的社会变革产生71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其主张建立代议制民主政体、推行普选制，在当时确实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积极的社会作用。

与此同时，从边沁思想的理论影响来看，受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边沁时代及以后，许多经济学理论融入了“功利主义”的成分，如“理性的经济人”假设认为，“理性的经济人”倾向于“趋利避害”，力求实现“效用最大化”，这是其“功利主义”特征的重要佐证。

边沁在把社会福利、道德、立法和政治等捆绑在一起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功利原则”，并使之成为衡量人类行为合理性的重要标准，以及社会制度合理性的重要依据。

然而，边沁理论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们的“功利追求”与“道德义务”的统一问题，也就没有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针对边沁理论的这一缺陷，罗尔斯在批判、继承其理论体系的基础上，从“契约义务论”视角出发，建立了“社会正义理论”，弥补了边沁理论中所未能解决的“公平分配功利”的问题。

此外，边沁理论认为“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叠加，似乎将两者等同为一致，显然是不合理的。

尤其是对为什么“个人幸福”就是“社会幸福”？以及“社会幸福”是如何转化成“个人幸福”的问题，边沁理论并没有做出合理的解释。

此外，边沁理论关注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却忽视了人的精神力量和社会意义，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边沁理论强调利益的结果和目标，却忽视了公平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