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朝鲜遣使事件

1887年朝鲜遣使事件1887年，朝鲜政府决定向欧美各国派遣使节，以对国际社会宣示其外交自主。

清政府在阻止不成的情况下，制定了朝鲜使节必须遵循的三项规定(称三端)，以维持中国宗主地位。

朝鲜方面虚以应付，奉命出使美国的朴定阳抵美后，无视三端，自行其是。

清政府认为朴定阳态度不逊，要求朝鲜撤回并加惩处。

朝鲜政府一再拖延敷衍。

由于清政府自身虚弱，强硬政策难以如愿。

朝鲜遣使事件表征了清政府面对朝鲜力图挣脱控制、争取自主外交时的困境与无奈。

清政府/朝鲜/袁世凯/朴定阳/三端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面临着全新的国际环境，在对外交往中有着双重的困境，一方面，在与列强的对抗中，不断重复着反抗战争失败割地赔款的屈辱；另一方面，一些在地缘上临近中国、有着传统朝贡关系的小国纷纷离去。

前一种情形人所共知，后一种情形则较少为学界所注意。

研究近代中国的对外交往，确定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需要从两方面着手，既要研究清政府是如何与大国强国打交道的，也要研究它是如何与小国弱国打交道的。

这是一体两面，后一种情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朝鲜是与中国关系最悠久、地缘上相邻的国家。

清政府如何面对朝鲜要求摆脱旧有的宗藩关系，独立自主开展外交活动的那段历史，显示了晚清外交的另一种困境。

本文拟以中朝两国1887年围绕朝鲜遣使事件的折冲过程，展示清政府面对邻近小国自主意识的崛起，被迫调整角色的痛苦与无奈。

在以往研究中朝关系、朝鲜外交史及相关人物如李鸿章、袁世凯的论著中，对朝鲜遣使事件有所涉及。

本文运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收藏的驻朝鲜使馆档袁世凯，辅以韩国出版的《旧韩国外交文书(清案)》和《朴定阳集》等史料，将此事件放在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大环境下加以考察，全面展现事件的过程，剖析清政府在形势比人强的情势下的无奈与退让。

一、宗藩体制的瓦解：遣使事件前的中朝关系中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强大的国力与先进的文化曾长期是东亚地区的中心。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制，它是近代意义上的国家、领土、主权等观念传入之前，基于东亚地区实力对比所形成的一种地缘国际关系。

日本学者佐滕慎一在研究中国近代国际观转变时指出：在以册封与朝贡为基轴的中国国际秩序观中，中国皇帝与其他国家国王的关系被解释为君臣关系。

君臣关系是上下关系，这样，国家间的不平等的关系就被视为正常的了。

朝鲜的李氏王朝自14世纪末建立就与中国保持着宗藩关系。

1637年，朝鲜国王向清帝称臣，行三拜九叩之礼，接受清朝所赐的玉纽、金印和诰命，受册封。

朝鲜国王的地位受到中国皇帝的承认与保护，享有一定的自主权。

李氏王朝确定事大交邻的外交方针。

所谓事大，就是奉中国为正朔，向中国年年修职贡，明确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为大与小、上与下的关系。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一些藩属国先后被西方列强蚕食、鲸吞，沦为殖民地，1824年英国侵入缅甸，强迫其签订不平等条约，1853年将缅甸并入英属印度；1826年，英国迫使暹罗(今泰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放所有港口；1858年法国侵入越南，强占越南领土。

东亚地区传统宗藩体制在西方的强力冲击下渐趋瓦解，朝鲜成为中国最后的藩属。

在内外交困之下，如何维持对朝鲜的控制，防止列强以朝鲜为跳板来侵略中国，成为清政府对朝鲜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驻日使节曾向朝廷报告：朝鲜居亚洲要冲，为中国左臂，朝鲜若亡，我之左臂遂断，藩篱尽撤，后患不可复言。

列强在上述国家得逞后，开始染指朝鲜半岛。

朝鲜王朝最初采取锁国攘夷的政策，先后击退了进行试探性侵略的法国、美国军队，并拒绝了日本的谈判要求。

其间，朝鲜政府依藩属规矩，不断将外国入侵的事件报告清政府。

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陷入困境：一方面列强要求清廷利用宗藩关系出面压迫朝鲜屈服；另一方面朝鲜以藩属的身份，要求清政府协助对抗列强，保护其权益。

1871年底，美国兵舰滋扰朝鲜，双方都将事件提交清朝，要求其斡旋。

奕亲王上奏同治帝，剖析美朝双方的用心，陈述应对之策：查美国历次照会，及朝鲜咨覆礼部文件，大意皆以中国属国为辞。

美国思欲借属国二字，令中国势压朝鲜，以遂其谋。

朝鲜亦思借属国二字，请中国力制美国，以资庇护。

该二国之隐衷，大率不外乎此。

臣等揣时度势，悉心酌覆。

朝鲜虽为中国属国，然其政教禁令，中国向来听其自为主持朝鲜于上中国文件，居然自行抄给美国，全不隐避，窥其用意，其所谓求中国保护者，并非尽出真忱，不过欲借中国为卸肩地耳。

故该两国构衅一事，中国只能从中排解，劝美国不必前往，此外别无可代筹之策。

清政府的认识比较清醒，无奈自己是泥菩萨过河，找不出两全之策来调处朝鲜与列强的纷争，只能采取规避责任的搪塞手法，当列强来逼时，强调朝鲜虽为属国，有很强的独立性，中国向来听其自为主持，当朝鲜来求时，则要求其凡事自行处理。

这种方式导致列强与朝鲜双方都不满意，朝鲜的失望尤大，渐渐失去了对清廷的尊重。

19世纪70年代末期，朝鲜兴起了开化思潮，部分官吏结成开化派，要求对外开国通商，对内革古维新，富国强兵。

开化思潮代表了国权意识日益高涨的朝鲜人不满于旧有的宗藩关系，要求摆脱清朝而独立自主的愿望。

朝鲜内部开化派与保守派间的斗争十分激烈，1882年7月发生壬午兵变，清政府采取干预政策，派军队进入朝鲜平乱。

同年10月，应朝鲜方面的请求，李鸿章与朝鲜奉正使赵宁夏等人签订《清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以正式条约来规范中朝关系。

《章程》强调了原有的宗藩关系，称朝鲜久列藩封，典礼所关，一切均有定制，毋庸再议。

惟现在各国既由水陆通商，自宜亟开海禁，令两国商民一体互相贸易，共沾利益惟此次所定水陆贸易章程，系中国优待属邦之意，不在各国一体均沾之例。

《章程》内容中除双方互在对方开放口岸设商务委员、扩大边境贸易等平等条款外，也有清朝兵轮可在朝鲜沿海游弋及停泊各处港口、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不平等条款。

《章程》在原有的宗藩关系之上，又增加了某些西方殖民主义的内容，显示出清廷的大国沙文主义。

朝鲜主动提出与清朝签订此条约，目的是要以平等姿态及自主的方式处理与清朝的关系。

谈判过程中，朝鲜代表对有损其权益的条款据理力争，争取到在中国京城派驻使节的权利。

韩国学者认为，当时朝鲜官员还缺乏近代意义的民族自觉，同意将属邦关系以条约固定下来，以致陷入被动。

当时，清政府处理与缔约国关系的事务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与朝鲜等周边朝贡国的关系却仍由礼部主管，明显体现了晚清二重外交的特质。

二重外交的出现有其历史背景，清政府需要用不同的思路和态度来处理与不同国家的关系。

事实上，清政府内与朝鲜事务有关的机构包括礼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北洋大臣，其中以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角色最重。

1884年秋，在朝鲜的袁世凯向李鸿章密报，朝鲜的态势极不稳定，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更思他图乘此时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

袁强调朝鲜屏障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隐忧。

李鸿章对此亦有同感，但也只命令袁不动声色，坚守静镇，并随时侦探情形详细密。

1885年，李鸿章鉴于朝鲜内乱不断，而驻朝道员陈树棠谨厚有余，才智不足，特上奏建议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大臣，理由是袁胆略兼优，能知大体，前随吴长庆带兵东渡，久驻王京，壬午、甲申两次定乱，情形最为熟悉，朝鲜新旧党人，咸相敬重。

袁世凯上任后，李鸿章曾致函朝鲜国王加以推荐，以后贵国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之商榷。

年轻气盛的袁世凯有意要在朝鲜施展政治抱负。

以上情况表明，一方面是已经衰败的清政府要强化对朝鲜的控制，一方面是已经觉醒的朝鲜要冲破宗藩体制，争取平等自主的国际地位，双方冲突势不可免。

遣使事件朝鲜自主外交的尝试朝鲜与日本于1876年签订《江华条约》后，签约国先后向朝鲜派来外交使节，但11年间朝鲜并未向各国派驻使节。

随着上下自主意识的加强，朝鲜政府1887年决定依国际惯例，对等向外派驻使节。

如何征得清政府的同意，是其首先必须要面对的。

为减轻压力，朝鲜政府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

1887年8月，朝鲜国王派闵泳浚出使东京，任驻日本代理大臣，然后将结果报告清政府，即所谓去后始咨，此举有试探之意，清政府并未反对。

9月，朝鲜国王又指定朴定阳为驻美国全权大臣，沈相学为驻英德法俄意五国全权大臣(后因沈病，改派赵臣熙)，仍拟用去后始咨方式，待使节成行后再报告清政府。

这次大规模的独立外交活动，引起清政府的不满。

北洋大臣李鸿章闻讯后指令袁世凯照会朝鲜政府：韩交涉大端，向与本大臣先商。

近闻分派全权赴各国，并未豫商，即将前往，且各国并无朝鲜商民贸易，何故派往，徒增债累？该员往办何事？有何意见？朝鲜政府对此已有准备，声称本无意派使，唯各国屡以遣使出洋为请，不得不派。

袁世凯并不满意这样的答复，要求朝鲜必须对并未预商，即将前往一节作出明确解释。

对此，朝鲜议政府领议政沈舜泽于1887年9月24日复照袁世凯如下：查本国向有交涉大端，必先商北洋大臣查核示遵，非止一再。

美国首先通好而派员襄助妥订条约，嗣后太西诸国继至修好，后先订约，所有条约亦皆备文咨报，均经奏准，此皆交涉大端之先商者也。

查本国与各国所订条约，内开彼此均得派遣使臣驻扎京城、商办交际事宜等语，原约既经咨报奏准，则约内所开各节亦皆邀准。

而且各国派使来住已有年所，本国并无派员前往，是以各国驻京使臣屡以遣使出洋为请，本国政府以朝鲜商民并无出洋贸易，而出使经费究亦无着，不允其请，置为缓图。

至近日而各国之请愈切，本国念及友谊，重违其请，乃派定欧美各国使臣，姑以塞西人之请。

将此事由正拟商请傅相(李鸿章引者)之际，适承来文，殊甚歉愧。

查向例本国派使出洋，均系一面派送，一面咨行，并无先咨后派之例。

是以本国曾简全权大臣派赴亚美日本等国，而均系去后始咨，今年派遣办理大臣往驻日本，而亦去后始咨，此次赴美全权之行，自应按照向例办理。

沈的复照解释了朝鲜派使的原因(苦衷)，认为派使是与各国条约中的内容，而与各国签约均已请清政府批准，故无须专门报告，且以派使日本为例，称去后始咨是按照向例办理，并没有违背惯例。

本来，朝鲜根据条约向各国派出使节，清政府无权干涉，但由于多年宗藩关系，两国之间存在着事实上与心理上的不平等，朝鲜不得不应付来自清朝的压力。

清政府也意识到，朝鲜与各国立约，既有派使互驻之条，现在遴员前往，自无不可。

何况，朝鲜给中国的奏章，情词恭顺，具见悃忱。

由于无法反对朝鲜的合理要求，清政府便善意地劝阻：朝鲜物产无多，商务未旺，加以频年多故，国用日繁，若再派使分驻各国，并无应办之事，而徒此常年顿添巨款，嗣后若因经费不继竟行中辍，或勉力筹措，债负日增，既于国计无裨，转致远方腾笑。

意即朝鲜根本没必要派使节驻外，但朝鲜不为所动。

清政府阻挠不成，只得转而考虑朝鲜派使后可能遇到的新问题，即如何在国际场合下维持清朝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与面子，这成为日后各种争执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