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川东三峡移民与三峡民间风俗的嬗变

清代川东三峡移民与三峡民间风俗的嬗变张莉（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 400015）摘要：三峡在历史上一直是一条重要的移民通道，无论是过境三峡的移民还是开发三峡的移民，他们进与出的几次大迁徙，都对三峡文化和风俗习惯造成了多种变化。

特别其中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以移民数量之巨大，移民来源地、移民分布区之相对集中，而使三峡地区民间风俗发生了深刻嬗变。

但三峡地区对移民风俗不是全盘接受，而是进行了地理优选，汇聚于此。

对交杂于此多种文明进行了适合本土自然、经济环境与人文生态的文化整合，从而生成了具有三峡本土文化特色的风俗习惯。

关键词：清代；三峡地区；移民；民间风俗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2008）01-0007-06一历史上，三峡一直是移民通道，无论是过境三峡的移民还是开发三峡的移民，他们进与出的几次大迁徙，都不同程度地带入了原住地的风俗习惯，引起了三峡文化和当地社会风俗的多种变化。

在清以前巴蜀地区的数次重要移民事件中，移民的目的地主要是针对四川蜀地的，所以移民对该地产生了直接的、较大的影响，而对重庆巴地尤其是三峡地区而言，可能更多的是受到了四川移民辐射作用的影响。

在先秦时期，巴族廪君部落从鄂西迁至川东是三峡地区发生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移民事件。

巴人成为古代开发三峡地区的最重要的成员，他们在三峡地区创造了特色鲜明的巴文化，奠定了三峡文化厚重的一块基石，同时也培育了三峡巴人质朴敦厚、好义尚武、忠勇刚烈的民风气质。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后，“移秦民万家以实之，”[1]这主要指的就是蜀地。

中原汉文化伴随这次移民传入蜀文化区，当然也渐入了巴文化区，为巴文化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

随后，在东汉末年、西晋末年时期、隋唐两宋时期等历史阶段发生的四川移民事件中，三峡地区更多地发挥了一条移民通道的作用，尤其是在唐宋以来随着中国政治经济重心的逐渐东移南迁，出川过峡、过峡入川的过境移民日益增多。

在这些过境移民中也可能有为数不少的移民或留居川东三峡地区从事经济开发，或宦游暂居三峡等等，从而引起了三峡地区文化气候、民风习俗的一些重要演变。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在元末明初及明末清初时期，大量的湖广籍移民迁入了包括三峡地区在内的四川地区，尤其是清代前期四川历史上空前的，也是三峡地区历史上空前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潮，它几乎全方位地改变了四川的社会经济文化格局，也改变了三峡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格局，引起三峡民间风俗的巨大嬗变。

二从明崇祯末年到清康熙初年的数十年间，四川经历着继宋末元初之后再次大规模的战乱浩劫与饥荒、瘟疫、虎患等自然灾害的交相摧残，川东三峡地区受害尤为酷烈，人口耗损惨重。

明末张献忠曾五次征战四川，其中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这三次作战收稿日期：2007-08-21作者简介：张 莉（1980-），女，重庆人，中国三峡博物馆馆员。

大昌、巫山、开县、云阳、万县、忠州、涪州、长寿、重庆、江津等地。

[2]此外，三峡地区主要还遭遇了摇黄及“夔东十三家”之战乱，史云“摇黄十三家，蹂躏川东北，屠割之惨，不在张献忠下。

”[3]这些长期的兵燹之乱使三峡地区的人口大量死亡和逃徙，土著居民所剩无几。

如重庆“当流贼残杀之后，几不遗民，（顺治）五年戊子大旱，虎群白日出游。

”[4]长寿县“滨江为治，当全蜀东南之孔道，自甲申子后兵燹者较僻邑为更甚，人民流离几十年。

”[5]涪州“明末献忠、姚黄蹂躏后，土著千万家仅存一二。

”[6]“流贼张献忠由陕入川，屠戮川殆尽，我邑城野数百里迄无人居，户口全空矣。

”[7]忠州清初“经兵燹之余，人民稀少，民风朴实。

”[8]云阳县“自明季丧乱遭献贼屠孑遗流换，土著稀简。

”[9]巫山县“经流贼屠戮后，土著人甚鲜。

”[10]大宁县“民无遗类，地尽抛荒，”[11]曾在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一度裁并入奉节县。

由此可见，明末清初由于战乱、饥荒等因素的影响，三峡地区人口遭到前所未有的损耗，大部分土著居民命丧战乱或流亡转徙，到处田土荒废，烟火断绝，灌草丛生，猛兽四出，一片凄惨荒凉。

人口的大量减少，严重阻滞了三峡地区的开发进程。

为了避免土地荒置，也为了增加财赋，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外省移民进四川插占垦殖的政策。

这样的背景将波澜壮阔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推上历史浪潮，持续康、雍、乾三朝百余年之久。

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湖广填四川”移民潮的闸门开启后，与三峡地区临近的湖广移民，利用元末明初以来就曾经有人大批迁川的特殊历史渊源，轻车熟路，凭借长江孔道，捷足先登，不仅成了最先在三峡地区落户的外省客民，而且还是数量最多占据主体地位的外省客民，在所有外省移民中“占一半以上。

”[12]这一事实在诸多州县方志中大有体现，如涪陵县“明清间，自楚赣来迁者十六七，”[13]丰都县“先民田宅外省人移补，湖广麻城人尤多，”[14]云阳县“其百工商贾多属荆楚、江右之民，”“邑分南北两岸……北岸民则皆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南北人较多，”[15]万县“占籍者湖广麻城为最多，”[16]大宁县亦是“客籍素多两湖人，”[17]夔州府“土著之民少，荆楚迁居之民多，楚之风俗即夔之风俗。

”[18]清代前期三峡地区除吸纳了为数最多的湖广籍移民外，还有许多江西、福建、浙江、陕西、广民。

在三峡土著居民耗损殆尽的情况下，他们的进入必然使三峡地区的社会风俗为之巨变。

三“湖广填四川”不仅是一个人口的流动迁徙与经济开发过程，也是一次文化的流徙传播过程。

五湖移民的流动与聚生，必然伴随多元文化、多种习俗的汇聚、交流与融合。

清前期四川各地接纳了大量外省移民之后，整个社会状况是“其民则鲜土著，率多湖广、陕西、江西、广东等处外居之人，以及四方之商贾，俗尚不同，情性亦异，”[19]三峡地区自然也不例外。

大规模的移民入峡引起了社会民间风俗多方面的嬗变，下面仅从风尚习俗、信仰习俗、建筑民俗等方面详述之。

（一）风尚习俗从“各尚其俗”到“渐归齐一”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直接使四川到处呈现“五方杂处，俗尚各从其乡”[20]的状态，各省入川的移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保持或沿用其原籍的乡土文化和风尚习俗，移民“著籍既久，立家庙，修会馆，冠婚丧祭、衣服、饮食、语言、日用，皆循原籍之旧，虽十数世不迁也。

”[21]类似的记载可见诸川渝各地方志书，移民长期“各俗其俗”的俗尚状态使川渝境内的文化一时出现异彩纷呈的景象。

这种文化纷呈景象在当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各省方言在四川的盛行。

移民们通常都世代坚守着“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古训，以至四川出现了一个专门俗语词——“打乡谈”，史称“当前清中叶时，凡本籍与本籍者遇，必各述其原籍之土语，曰打乡谈。

一以验真伪，一以表亲切也。

”[22]各省方言的流行在清代的竹枝词中也是这般生动反映的：“五方杂处密如罗”，“分别乡音不一般”，“土音杂错半潇湘”，“五方人各异乡音”，[23]这也真实写照了当时三峡地区文化习尚的一面。

移民们虽“五方杂处”，但同在一方社会共同体，必有相互交往和交流。

“各俗其俗”的移民们在长年累月的生活往来中，各自风土人情得以传播，并与经数千年发展而凝聚起来的具有深厚底蕴的巴蜀文化习俗互相渗透、熔融、同化。

大致从清代中后期开始，无论是土著的还是移民的，一些风尚习俗渐归齐一，一些风尚习俗消失不存，还有一些风尚习俗则在各自发展变化的进程中演变为多元一体之局，也还有一些独特的风尚习俗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和生命力。

土著风俗如大宁县“十月初一日为绞篊节，盐厂以是日换笕竹，各灶以酒食犒工丁，曰绞篊节。

自宋至今，沿而未改，此俗为最古矣。

”[24]由是形成了巴渝文化多样化结构。

正是这一多样化发展演变的结构，对近代巴渝三峡文化的内涵和形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川东三峡地区历来民风朴实，“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姿态敦重”，“其人性直质，”[25]与西蜀有异，此俗自先秦而然，至宋代亦大体不变，“大抵自西川至东川，风土已不同，至峡路益陋矣。

”[26]即使在明代，夔州府“其人豪，其俗信鬼，其税易征，其民不偷，多劲勇，少文学，女不织，民淳讼稀”，“州人淳实土风拙朴”；重庆府“民勤而力穑”、“地广民淳，俗尚简朴，务农桑，登节义”。

[27]（490）可是，由于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重庆及三峡地区经济结构呈多样化发展，尤其商业发展极为迅速，于是给重庆及三峡地区的风尚习俗带来甚大变化，大大影响并改变了巴渝文化的民风。

道光《重庆府志》卷1记述说：“乾隆初，（重庆）土庶家不轻衣帛，后商家以奢侈相尚，人皆效尤。

”在住宅、器具、服饰等方面，追求富丽豪华，“即如屋舍，髹垩，必磨砖缯彩；盘盂，厌油漆，务嵌玉镂金；织造，薄布帛，尚倭缎刻丝；匠石之精，始犹自远云集，继则转相传授，熟极巧生，几与苏杭粤东相伯仲。

”[28]此风始自重庆，引起州县争先效尤。

例如忠州，乾隆中叶时，“或袜尚通海，鞋尚镶边，烟袋则饰以牙骨，熬糖煮酒，皆效法重庆。

”[29]奉节县“乾、嘉以来，民安简陋，宴会无山海之珍，衣饰皆荆布之素，从无非笑之者。

”在光绪年间时“则衣冠物采踵事增华矣。

”[30]这些都是移民带来文化习俗嬗变的显著例子。

尽管如此，巴渝文化中的质直习性，仍然作为三峡民风的显著特征传承下来，直至当代。

明清时期的大移民人潮所到之处使得一方风俗幡然巨变。

中古时期在三峡地区颇为流行的一些地方风俗大致随着土著居民的损耗与外省客民的填补而湮没消逝，如旧时巫山女子善于吹箫的风俗、宋代万州、忠州春季出游迎富的风俗、大宁监清明节出游马连溪的风俗等，在清代均不复存在。

另一方面，又由于明清移民潮中湖广移民占了绝大多数之故，楚俗在四川风俗文化中也居于“主流”地位，特色最为鲜明。

三峡地区与楚比邻，“民俗半楚”的现象尤为典型。

事实上，巴楚俗近风同，自古而然，《华阳国志·巴志》就说：“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

但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竞渡习俗、兴盛于荆楚的薅草田歌风俗、人日踏碛风俗等在中古时期三峡地区就已存在，这些传统风俗在清代依然很有生命力。

端午节本是楚地的节俗，在巴蜀地区的很多州县与楚地一样也要过这个节，从古自今，三峡地区亦如是。

清同治《巴县志》记：“五月五日为天中节，家家饮雄黄酒，插蒲艾于门，日午游郊外，取百草煎汤澡身曰辟毒。

剪彩组织五毒物，并纱囊系女儿衣背上，曰辟兵至。

设角黍，闹龙舟，吊屈平。

楚俗也。

蜀、楚接壤，亦如之。

”[31]清代源远流长的民歌竹枝词与田歌相融，在三峡地区的开县、大宁县等地也依然流传。

乾隆《开县志》记载：“俗重田神，渔樵耕牧，好唱竹枝歌。

”[32]尤其在薅秧、薅草的农忙季节，劳作于田间地头的农民特别喜欢放声高唱竹枝歌来助兴，以提高劳动效率。

光绪《大宁县志》称：“以二人鸣金鼓、唱山歌娱之，工作益奋，曰‘打草锣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