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变风变雅”涵义的界定
《诗经》基础知识：风、雅、颂、赋、比、兴
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
“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对于诗歌中渲染气氛、创造意境起着重要的作用。
《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
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
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
例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
.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
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
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
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
“赋比兴”的观念在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不断积累，先由《周礼·春官·大师》总结：“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汉代《毛诗序》的作者，根据《周礼》的说法提出了“诗之六义”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
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
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
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
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诗经》中的风雅颂是怎样划分的？(可编辑修改word版)
:《诗经》中的风雅颂是怎样划分的？汉儒对它是怎样解释的？关于风、雅、颂的划分标准古来众说纷纭，大致可归纳如下：（1）按照诗歌的题材和内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毛诗序》；（2）按照诗歌的用途；（3）按照诗歌的音乐。
今人多认为是风、雅、颂是音乐上的分类。
中国有音乐文学的传统，在《诗经》的时代，诗和音乐是融合为一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诗在当时都是歌词。
所以按照诗歌的音乐来划分风、雅、颂应该是合理的。
对于风、雅、颂的具体含义，前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解释：风者，风土之音，民俗歌谣之诗也。
所谓国风，是各诸侯国统治地区的地方土乐、民间歌谣，这里的民俗歌谣之诗是相对于朝廷诗乐而言的，在作者的阶级身份上并没有严格的限定。
《诗经》共十五国风，160 篇作品。
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
朝廷之乐曰雅，也就是说，雅是周代朝廷的正乐。
称周天子都城附近之乐为正乐应是出于当时的尊王思想。
称之为雅乐，正如当时的普通话、标准话称为雅言。
雅又分为大雅、小雅。
大小雅应当是因时代不同，音乐亦有所不同，故分。
大雅共31 篇，多作于西周初期；小雅共74 篇，多作于西周末期，较大雅产生为晚，风格上更接近国风。
颂，宗庙之乐歌，宗庙之音。
也就是说，颂是祭祖祭神时用的歌舞曲。
颂包括周颂31 篇，鲁颂4 篇，商颂5 篇。
《毛诗序》把《风》作为教化、讽谏的政治工具，并以此出发，断章取义，强作解释，以为《风》诗句句关涉美刺政治。
如本是表达青年男女爱情的《周南·关雎》，竟被曲解为：“《关雎》，后妃之德也。
”《毛诗序》认为《雅》是专门陈述政治的利弊得失，并以政事的大小来区分大小雅，这与《雅》诗的内容也不尽吻合。
其一，《雅》中有许多诗并非是“言王政之所以兴废也”，而抒发的却是不直接关涉政治的一己之情。
如《白驹》写女子怀念所爱之人，《隰桑》写女子对爱人倾诉款曲。
其二，《小雅》中有天子之大政，《大雅》中有诸侯之小政。
这一点，《毛诗序》早有察觉，其本身就前后矛盾。
《毛诗序》认为颂是歌颂赞美的意思，颂诗是歌颂赞美统治者盛德功绩，并把这些盛德报告给神明，以祈求上天先祖的赐福。
《中国古代文学史》复习题——简答题及答案
4．大约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1）春秋末至战国初，有《老子》、《论语》和《墨子》。《老子》简篇短幅，《论语》也多为简短的语录，但都辞约义富，有些语句、篇章形象生动。《墨子》始渐有论说文的基本规模，但质朴无文，同时也还有语录体的篇章。
（2）战国中期，有《孟子》和《庄子》。它们开始摆脱语录体，往往是长篇大论，说理畅达，文辞富瞻，是说理文的进一步发展；很多篇章形象生动，比喻、寓言叠出，行文波澜起伏，有比较浓厚的文学色彩。
（2）“楚辞”这个名称西汉时始出现，最初当是专指先秦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
（3）成帝时，刘向校理古籍，始编集屈、宋等人的作品，又把西汉贾谊等人的骚体辞章收纳进来，辑为十六卷，命名为《楚辞》。
7．简述《九歌》艺术表现的特点。
7．（1）屈原在《九歌》中既写出了神的灵异，更写出了神的“人性”，神性和人性统一在一起。他描写神的飘渺高远，法力超凡，但屈原并非单纯歌颂神的不食人间烟火、高高在上，而是把神灵人格化了。
（2）多用典故、比兴、象征手法。
（3）清逸玄远，熔哲理、情感、意象于一炉。
17．（1）抒写建功立业的愿望，胸怀阔大，笔力雄迈。
（2）充满着一股不平之气。
（3）继承建安文学传统，在诗歌中引用历史典故来抒写现实的忧愤，刚健有力，名为咏史，实为咏怀，所以被誉为“文典以怨”或者“左思风力”。
31．简说南唐词与酉蜀词的区别。
32．简说李煜词的内容和词境。
33．简述柳宗元对文学散文的贡献。
34．简述梅尧臣诗歌的艺术特点。
35．简述苏舜钦诗歌的风格特点。
36．简述北宋词发展概况。
37．略述柳永对宋词发展的贡献。
试说“变风变雅”
试说“变风变雅”作者：林子楠来源：《新高考·语文学习（高一高二）》2017年第06期“风雅”一词源自《诗经》。
“风”是“声调”的意思，国风就是地方声调。
“雅”，《毛诗序》曰：“雅者，正也。
为周代通行之正乐。
”“风雅”是《诗经》确立的诗歌创作原则，其中渗透着诗人强烈的现实关切、政治使命感和道德意识。
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新乐府运动提倡“歌诗合为事而作”，都是对《诗经》风雅传统的继承。
在论诗中，“正”“变”对举首见于《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诗序》并未正式提出“正风”“正雅”的说法，但初步形成了“正变”说的框架。
郑玄《诗谱序》在此基础上正式划定了“诗之正经”与“变风变雅”的范围，实为“变风变雅”学说的开端。
该学说强化了诗歌与时代的关联，强调诗歌美刺的政治功用，对先秦儒家诗学理论作了总结，并奠定了其后诗论的基本走向。
郑玄认为《国风》除了《周南》《召男》外为“变风”，《大雅》自《民劳》后，《小雅》自《六月》后为“变雅”。
“正风”“正雅”产生于周王朝兴盛时期，其时政治开明，社会升平，百姓安居，诗歌以歌颂为主，“变风变雅”是西周王朝衰落时期的作品，其时君王昏聩，社会动荡，百姓劳苦，诗歌以怨刺为尚。
西周晚期，朝政日非，仁人不遇、小人当道，礼乐秩序开始紊乱，作诗以观政的传统失范，诗歌由“美刺并重”转型为“刺怨相寻”。
郑玄将这一转型称之为“变风”“变雅”，所谓的“变”，是指诗歌彻底改变了既往的传统，而风雅有变，是君德民风变异所致。
我们可以在诗经中找到相应例证：《王风·黍离》写士大夫路过镐京，见宫室倾颓，对国家充满了无限的伤感：“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大雅·民劳》“玉欲玉女，是用大谏”，《魏风·葛屡》“维是褊心，是以为刺”，其中“是用大谏”“是以为刺”等用法反复出现，足以说明大多数周王室衰微时期的诗歌作品颇现“乱世之音”的特征。
《诗经》赏析（三）
《诗经》赏析（三）《诗经》赏析（三）《诗经》是中国第⼀部诗歌总集，共收⼊⾃西周初年⾄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的诗歌，编成于春秋时代，据说是由儒家创始⼈孔⼦编定，本只称《诗》，后被儒家奉为经典之⼀，故称《诗经》。
是中国韵⽂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起点，在中国⽂学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诗经》共分风（160篇），雅（150篇），颂（40篇），三⼤部分。
它们都得名于⾳乐。
“风”的意义就是声调。
古⼈所谓《秦风》《魏风》《郑风》就如陕西调、⼭西调、河南调。
“雅”是正的意思，分为⼤雅⼩雅。
周代⼈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种尊崇的意味。
“颂”是⽤于宗庙祭祀的乐歌。
《诗经》对中国两千年来的⽂学史发展有深⼴的影响，⽽且是很珍贵的古代史料。
1、《⿉离》彼⿉离离，彼稷之苗。
⾏迈靡靡，中⼼摇摇。
知我者谓我⼼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哉？彼⿉离离，彼稷之穗。
⾏迈靡靡，中⼼如醉。
知我者谓我⼼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哉？彼⿉离离，彼稷之实。
⾏迈靡靡，中⼼如噎。
知我者谓我⼼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哉？赏析：《国风·王风·⿉离》是东周都城洛⾢周边地区的民歌，是⼀⾸有感于家国兴亡的诗歌。
此诗作者在写法上采⽤了⼀种物象浓缩化⽽情感递进式发展的⽅式，因此这⾸诗具有宽泛和长久的激荡⼼灵的⼒量。
全诗共三章，每章⼗句。
三章间结构相同，取同⼀物象不同时间的表现形式完成时间流逝、情景转换、⼼绪压抑三个⽅⾯的发展，在迂回往复之间表现出主⼈公不胜忧郁之状。
诗⾸章写诗⼈⾏役⾄宗周。
过访故宗庙宫室时，所见⼀⽚葱绿，当年的繁盛不见了，昔⽇的奢华也不见了，就连刚刚经历的战⽕也难觅印痕了。
看哪，那绿油油的⼀⽚是⿉在盛长，还有那稷苗凄凄。
“⼀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间词话》），⿉稷之苗本⽆情意，但在诗⼈眼中，却是勾起⽆限愁思的引⼦，于是他缓步⾏⾛在荒凉的⼩路上，不禁⼼旌摇摇，充满怅惘。
黄宗羲的变风变雅理论
第 27 卷 总第 128 期Vol. 27 Sum No. 1282018 年第 2 期No.2. 2018广东开放大学学报JOURNAL OF THE OPEN UNIVERSITY OF GUANGDONG【收稿日期】2017－12－04【作者简介】刘畅(1990－)，女, 山东济南人，博士研究生，山东大学文学院。
黄宗羲的变风变雅理论刘畅（山东大学，山东济南，250001）【摘要】变风变雅理论是古代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的批评理论，最早源于人们对《诗经》的阐释，后为历代文学家不断丰富发展。
传统的正变理论既具有进步性又存在保守性。
黄宗羲为适应明清鼎革的时代需要，充分继承和发展了传统变风变雅理论中怨刺和抗争的一面，尽量消减理论保守消极的一面，对传统的变风变雅理论做了一次理论性开拓。
黄宗羲的变风变雅理论大致有如下几点：其一是为变正名，正变无优劣之分；其二是扩大了温柔敦厚的外延，将变风变雅之诗作纳入其中；其三是指出变风变雅的诗作是应“时”而生的，为人们充分进行反抗斗争提供了理论支持；其四是指出变风变雅反映在诗歌创作中就体现为“不平则鸣”和充满“元气”之文。
【关键词】黄宗羲；变风变雅；正变【中图分类号】I20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32x （2018）02－0079－05变风变雅理论最早出自古人对《诗经》的阐发。
“正”与“变”是一对相对相生的批评概念，并且随着时代的推移，文学批评中正与变的内涵不断得到扩充与发展，不断适应不同时代文学批评的要求，逐步成为古代文学批评中的一个核心话语，为历代文学家所阐释。
黄宗羲的变风变雅理论继承了传统正变论中变的合理内核，又立足于时代背景之上剔除其中的保守思想，既是顺应了时代需要，又是一次理论开拓。
一、变风变雅理论的发展脉络变风变雅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毛诗序》中：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
诗经中风雅颂的含义
诗经中风雅颂的含义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珍贵遗产，它被誉为“五千年文化的瑰宝”。
其中，风雅颂是诗经里最基本的三种文学形式，它们在不同的领域中，体现了来自先民们不同的生活、学问和信仰。
“诗经中风雅颂的含义”这个话题，就是要通过解析这些古文，来描绘祖先的生活、历史、人物和文化的多样面貌。
一、风的含义风是诗经中最多的一种体裁，它记录了先民们的生存、生活和感想。
风诗的篇幅比较小，语言简单直白，重在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
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是民谣、爱情、家族和乡土情怀的反映，都是不同形式的民间艺术，颂扬了勇气、劳动以及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二、雅的含义雅是指高雅、典雅的意思，它比风更为正式、庄重，多与礼仪、节日有关。
雅在诗经中，主要分为诗和歌，它们讲述了古代的历史、祭祀、文化活动等，形式较为固定、规整、文气较重。
雅诗歌大都是宫廷的文学，为官员所作，通常被称做“礼乐之歌”。
三、颂的含义颂是一种祭祀和讴歌的体裁，主要表达人们对天地、神明、英才的赞美、崇拜，强调了人与上天的联系。
颂在诗经中，反映出祭祀文化、礼仪文化对古代社会的影响，也是祖先们对人类的思考和知识的传承。
诗经中的颂，如《大雅》、《小雅》、《周颂》等都是国家给予官方的礼仪诗歌，被用于祭祀。
四、风雅颂的总体含义诗经中的风雅颂，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形式上，它们不但体现出古代文学的雄厚底蕴，也考证出古代民族的思想、认知和感情。
在语言上，它们恰到好处地表现了文化和自然的交融与磨合，成为古代文学中的瑰宝。
在历史上，它们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突显乡土感和人民感，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状况、习俗、思想和价值观。
因而，诗经中的风雅颂对我国诗歌传统、文化历史和精神诠释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诗经中关于雅的描述
诗经中关于雅的描述诗经是中国古代一部被称为诗的经典之作，被列为五经之一。
在诗经中，雅被视为一种最高尚、优美的美德，体现了古代贵族文化的精髓和价值观。
雅在诗经中具有多重涵义，既可以指风度翩翩、高贵典雅的举止仪态，又可以指言行举止的恰当得体，更常常用来赞美美好、优秀的人、事、物。
以下以诗经中与雅有关的诗句为参考内容，对雅的描述作一简要阐述。
首先，在诗经中，雅常用来形容古代贵族阶级的风度翩翩、高贵典雅的举止仪态。
例如《齐衡》中的诗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这里描述了一个沉思归来的贵族之人，在行走间显露出的纤细、柔美的形象。
这种雅的表现体现了古代贵族所崇尚的高尚气质和典雅风度。
其次，在诗经中，雅也常用来形容人的言行举止的恰当得体。
例如《汉广》中的诗句“汉有广土，周侯非我，以我为则，将师于汝。
”这里诗人笔下的“以我为则”，即指自己以恰当的方式行事，以期使人们指引于正确的方向。
这种雅不仅体现了个人的品德修养，同时也体现了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相处。
此外，在诗经中，雅也用来表达对美好、优秀的事物的赞美。
例如《周南·关睢》中的诗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这里的“关关雎鸠”形容了清脆婉转的鸟鸣声，体现了和谐、优美的音乐之声。
这种雅把美好的事物与音乐艺术等文化因素相结合，表达出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欣赏。
此外，《诗经·诗言志·雅颂》是诗经中专门以雅为主题的一章，其中的《述而》、《厉而》、《湛露》等诗篇描述了雅善之人的品质和价值。
例如《述而》中的“以矢其木，以替其艾。
”这里的“矢其木”是指用箭射中靶木，而“替其艾”是指修剪香艾。
这样的雅善之人，既能精准击中目标，又懂得修剪整顿，体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美德。
综上所述，诗经中关于雅的描述形象多样，既有对贵族的高贵典雅、风度翩翩的描绘，也有对人的言行举止的恰当得体的讴歌，更有对美好事物的赞美和对雅善之人的品质和价值的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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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诗经》中“变风变雅”涵义的界定摘要：“变风变雅”由《毛诗序》最早提出，对于我们理解诗经的主题和文化精神有重要的意义。
可是对于“变风变雅”涵义的界定存在很多种观点，总结后可以概括为三点：（1）“变风变雅”为论刺之作；（2）“变风变雅”为商音、变调之作；（3）通过具体的诗篇加以界定。
但是，每种观点都不完全正确，我们需要综合起来考虑，最后将三种观点结合起来，就是“变风变雅”真正的涵义。
关键词：变风变雅毛诗序诗经“变风变雅”一词最早见于《毛诗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
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
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1]三家诗均有序，但是在流传的过程中均已亡佚，惟有《毛诗序》现在仍然存在，但该序的作者至今依然没有定论。
“变风变雅”的问题一直被学者争论不休，对于其涵义界定也是各持己见。
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一）“变风变雅”为论刺之作绝大部分的学者认为“变风变雅”为论刺之作，他们主要是从《毛诗序》出发，认为里面提及“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变风变雅”的出现是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状况走下坡路，而此时有志之士便用诗歌来以下刺上，希望能改变当时的状况。
但是这一界定只是对诗歌的主题加以界定，认为凡是以下刺上的诗均为“变风变雅”，但是诗歌主题上是“美”还是“刺”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很多诗歌的主题也备受争议。
“‘变风变雅’之作而知止乎礼义，当是时诗尚存也。
惟其礼义之泽熄，然后诗之道亡矣，何也？盖诗者礼义之所止故也，诗亡则美刺之法废，《春秋》作则褒贬之法兴，使诗之道尚存。
”——《诗序统解·毛诗名物解》诗亡是指礼义废，诗道之亡，“美刺之法废”。
“变风变雅”存在之时，礼义之法仍立，“诗尚存也”。
由此，可得出结论诗歌有美刺的作用，而“正风、正雅”为“美”，“变风、变雅”为“刺”。
“‘变风变雅’大抵多于论刺，至有直指其事、斥其人而明言之者，《节南山》、《十月之交》之类是也。
”——《明文海·黄子邕诗集序》作者直接点明“变风、变雅”的作品多是论刺之作，对于当刺之事、当斥之人，只需直言不讳的提出，不用有所顾虑。
后面紧接着举出了两个例子，说“《节南山》《十月之交》之类是也”。
这两首诗那就是最典型的“直指其事、斥其人”的作品。
这些人主要是用“变风、变雅”在内容上，“以下刺上”这一主题加以界定。
是对《毛诗序》中关于“变风变雅”阐释的一个延伸和诠释，认为“变风变雅”之作出现于乱世，忠臣志士不满于当时君主的统治，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感到忧虑，于是积极引谏，以诗言志。
（二）“变风变雅”为商音、变调之作“《七月》、《楚茨》诸篇，言辞纯正而为，‘变风变雅’以其有商音，是以为变耳。
”[2]诗以入乐而存在，无论风雅之作为正为变，皆可入乐，这一类学者主要是针对诗歌所配之乐的不同来将其划分。
”“国风用角调，小雅用征调，大雅用宫调，周颂鲁颂用羽调，惟变风变雅有商音，亦无商调。
是说未知何据，姑存其说，未敢以为必然也。
”——《律吕阐微》“变风变雅有商音，亦无商调”用诗歌所配的音乐腔调来界定其是否是“变风变雅”的作品。
《礼记·乐记》中提及“宮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
五者不乱，则无怗懘之音矣。
宮乱则荒，其君骄。
商乱则陂，其官坏。
角乱则忧，其民怨。
徵乱则哀，其事勤。
羽乱则危，其财匮。
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
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
”“变风变雅”无商调，说明其并非代表臣子，只可能是百姓对当时社会的忧虑或对君主统治的不满而作的诗歌，这类作品首先没有一个明确的腔调，因此无法将其归类到国风、大小雅、周颂、鲁颂里面去，其次，又无法将其独立出来，只能依据它有商音，将其界定为“变风变雅”之作。
但是《律吕阐微》紧接着也做了说明，指出这一说法“未知何据，姑存其说，未敢以为必然也”，它只是作者的一个猜测，没有充足的证据。
“朱子所谓变风变雅者，变用其腔调。
又谓大雅小雅，如今之宫调商调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调而作耳。
又谓按大雅体格作大雅，按小雅体格作小雅。
非是做成诗，后旋相度其词，而为大雅小雅也。
以是而推之，则风雅诗篇题之同者，亦必按其腔调为之耳。
”——《诗囋绪》朱子认为“变风变雅”也是变其腔调而为，风雅之作皆有体格。
诗歌创作不按其腔调和体格进行创作，便为“变风变雅”之作，它这里并为提及商音，只说其是变换了腔调的作品。
（三）明确“变风变雅”的具体篇目加以界定这类观点主要是通过指出具体的哪篇或哪些篇为“变风变雅”的作品，或者是对作品产生的时代加以定位。
“先儒旧说，二南二十五篇为正风，《鹿鸣》至《菁莪》二十二篇为正小雅。
《文王》至《卷耳》十八篇为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时诗，周公所定乐歌之词。
邶至豳十三国为变风，《六月》至《何草不黄》五十八篇为变小雅。
《民劳》至《召旻》十三篇为变大雅，皆康昭以后所作及考。
”——《读诗私记》作者清楚的告诉我们每一篇都是哪一类型的作品，如认为“二南二十五篇为正风”，“邶至豳十三国为变风”。
它并不像第一种观点那样，只是笼统的说论刺之作才为“变风变雅”，但是哪篇才是论刺之作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主题。
但是这一观点忽视了很多诗歌主题存在争议这一现实，因此这一界定会不够科学和谨慎。
“谓之诗之正经，后王稍更陵迟。
懿王始受谮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
自是而下，厉也幽也。
政教尢衰，周室大坏。
《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
上无天子，下无方伯。
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
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
谓之变风变雅。
以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
”——《诗谱序》郑玄认为“变风变雅”创作的背景也是“政教尢衰，周室大坏”，“众国纷然，刺怨相寻”。
但是其将其更进一步的加以限定，“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
”认为这之间的作品皆为“变风变雅”之作。
通过分析我们知道上述的三种观点都不完全正确，但都有一定的道理。
假使我们将三种观点结合起来考虑，便很有助于我们对“变风变雅”的涵义加以界定。
首先，解铃还许系铃人，“变风变雅”这一观点的提出最早见于《毛诗序》，我们再来看下作者是怎么论述的，“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
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
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毛诗序》主要是从主题上面加以限定，认为在当时“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变风变雅作矣”，而诗又有言志这一作用，因此在主题上面不难看出“变风变雅”之作为以下刺上之作，即为论刺之作。
其次，至于腔调对于诗歌的“正变”，是不是有影响，我们从《礼记·乐记》当中能够看出，对于诗歌入何种调的乐是有明确的规定的，而在“变风变雅”出现之前，整个国家的礼义系统是完好的，这一规定就像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条例，假使你要做大小雅之作就必须配以宫调商调。
而当政局不稳定之时，首先受到打击的便为礼义之法，所以当时人们便不再用那种惯例去作诗，便出现了很多不配宫调商调而存在的大小雅，后人在研究的时候便给其加了个名字“变风变雅”，这一观点与《毛诗序》的观点并不背道而驰，而是通过里面关于主题的论述推导出来的一个结论。
第三，我们可以从后世的一些作品中发现一些问题，《杜子美自序》“至于变风变雅，亦莫非忠臣义士，摅其忠悃，发为歌辞。
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乱。
皆可以劝惩当时为敎后世。
”杜甫用“变风变雅”引申出“忠臣义士，摅其忠悃，发为歌辞。
”可见杜甫当时怀有抱负，可惜无人赏识，有论刺的意味。
韩菼在《乐章论》中写道“夏诗有《五子之歌》怨歌也，孝子悌弟之言也，其义近于变小雅，而其音节则近于大雅者也。
”《书序》中对《五子之歌》的描述为“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后世的作品中提及“变风变雅”多是引用其“怨刺”这一主题，来表达作者的观点和目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变风变雅”涵义的界定，我们首先从主题上认为其是在“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时而产生的以下刺上的作品，不能以宫调商调等腔调入乐，但由于其为论刺之作，定位为风雅的范畴，因此配以商音。
其典型的诗篇如《十月之交》、《民劳》、《板荡》等。
注释：[1]郭少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版 30页[2]四库本《乐律全书》卷十五 5页参考文献；[1]郭少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版[2]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版[3]聂石樵《诗经新注》【m】齐鲁书社 2000年版[4]刘冬颖《变风变雅论》【j】学术交流 2002年第2期[5]李争艳《〈诗经〉中的“变风变雅”现象思考》【j】安徽文学 2009年第8期作者简介：吴江（1989-），男，辽宁盘锦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11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