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的失效与反噬

反对的失效与反噬2016-02-04 杨波反常文转载自腾讯《大家》专栏。

将于2月15日举办颁奖礼的第58届格莱美的提名名单早已放出，近日，依其一贯的商业流程，辑选提名艺人当红歌曲的精选唱片《2016 GRAMMY Nominees》发行。

我于是听了这届格莱美最热门的人物，获得包括年度专辑、年度最佳说唱歌手等11项提名的Kendrick Lamar 的《Alright》，这首歌也是年度单曲的候选之一。

《Alright》被誉为“政治意义深刻”、具备“反抗精神”，其谈及的东西其实尽是底层黑人说唱的老一套，以一名黑人青年充斥着暴力的黑帮成长经历为线索，并牵扯到种族歧视、阶级压迫、警察欺压、宗教拯救等等，在抵抗社会压制和自我救赎的同时，并始终荡漾着一股破罐子破摔的虚无气息。

作为音乐工业和文化殖民的老牌大型发动装置，格莱美是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建构的保守代表物之一。

毋庸置疑，格莱美所表率的是它背后整个体系的正当性。

而《Alright》这首歌揭露并旨在对抗的社会／政治问题，正是由赋予它荣誉的上述体系造成。

如果说它是一种控诉和指责，台下为其鼓掌和台上为其颁奖的人，似乎正是由于遭到了控诉和指责而决定这么做。

此等咄咄怪事，最好的例子莫过于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那首力图勾勒出整个英国摇滚乐／流行音乐史的串烧联唱里，竟然有性手枪的《神佑女王》。

这首朋克运动里最著名的政治反动歌曲将英女王作为第二人称：“……法西斯主义把你变成了一个蠢货，你不是人，你和我们都没有未来……”奥运会场响彻这首歌时，女王亦在座。

2.某个体通过反对某体系不但没有伤及，反而成全、加固了后者——这一过程违背了矛盾律，而矛盾律是人得以建立知识的根源逻辑和先验形式，所以这一过程不可能。

一件事物不可能同时既是A又是非A，存心要造成此等假象的骗子只能设法在被骗者对非A的认定上使花招，这里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当骗子希望捏造矛盾时，非A其实就是A，但通过对鉴定者的教化令之看起来不是；第二种，当骗子希望掩盖矛盾时，非A确实不是A，但通过对鉴定者的教化令之看起来是。

第一种情形常常发生在某一群体对另一群体同仇敌忾时，如前段时间大陆青年翻墙用表情包清洗台独青年一事，以及介于多数恐怖分子的来源，主流世界对穆斯林的普遍嫌恶，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两国发生战争时双方人民的相互憎恨。

作为憎恨、嫌恶的主体的个人，他这些反对情绪来自须要他具备这些情绪才方便被摆布的体系，如民族、国家、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既得利益者阵营等等，他自以为属于，实则是被编入这些体系（在他有能力或愿望对此表示同意或不同意之前），进而，他对其身份的承认皆来自这些体系的教化。

若他愿意望得远一些，把头探出这些莫须有的体系之外去重新审视其身份，获许会发现一些更基本、更真切、更广阔、更值得去捍卫的价值体系，如人的自由、独立、对压迫和剥削的反抗，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权乃至生存权等等，接着你会发现你们与你们的反对者不仅都属于这些体系，并从根本上来说，你们的矛盾恰恰都来自对这些体系的维护。

这种将A认成非A，将同伙视为敌人的荒唐结果，正来自民族、国家、世界秩序这些病毒体系的狐假虎威和存心作梗，并且，以上足以证明它们正是靠榨取个人的自由、独立乃至生存权来成活，是压迫和剥削的源头。

总之，当你意识到对某一群体孳生厌恶时须格外警惕，要去仔细审查令你获此授意的系统，并越快越好地将对那群体的反对转移到对这一系统上来。

这样你终会发现，赋予任何群体（无论你属于的还是你反对的）以定义和根据的正是这些系统，对这些系统的反对也就落实为个体对自我群体成员身份的摆脱乃至对群体本身的颠覆。

前文提到的格莱美和奥运会的两个例子则倾向于于第二种——掩盖乃至湮灭矛盾，令反对落入无物之阵的荒谬境地。

其实，捏造矛盾和掩盖矛盾在本质上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阶段。

体系通过制造个体间的矛盾来弱化、掩饰个体与系统的矛盾，甚至从而加强个体的从属身份，令自身更稳定强大，如战争成为孳生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沃土，阶级斗争完善民主制等等。

时至今日，这一过程已进化并简化到到直接将矛盾（包括直接指向体系的反对）归入对体系合法性的展示和证明中去。

作为被骗者，对大众来说，性手枪的《神佑女王》已不具备任何政治反动力，它已完毕地成为象征英国摇滚乐辉煌伟大的符号之一；《Alright》最终落到大众耳朵里的也不是对体制的声讨，而是Kendrick Lamar出众的说唱技巧，或编曲上的新心思，即便在审美之外，它激起的也不是人们对制度的反思，而是对他们身居其中的，令这一反对意见得以发声的民主社会的得意与赞美。

我不认为这种已沦为陈词滥调的反对是言论自由，或者说，这种丧失反对力的反对的随意表达权恰恰证明了言论自由在政制上的失效。

相当程度上，言论自由已成为一种统治骗术。

约翰·穆勒是最早对言论自由在政制上的必要性做出全面诠释的哲学家。

他认为来自任何人、任何社会阶段的一切观念都存在“可能错误性”，可能错误性的客观存在基于这一错误的“可能改正性”，而对某一观念的改正只能来自对它的反对（对其错误的指出），即，令某一观念得以显现其全部意义（尤其是错误）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对它的反对。

所以，将对某一观念全部、广泛，包括哪怕仅来自一个人的所有意见公布并讨论（即言论自由）的必要性来自对这一观念的正确性的暂时保证，这一正确性保证包括对这一观念的改正乃至推翻。

而当下社会的处境是，反对的声音不会生成反对的行为，指出错误不会带来改正，对一个观念逻辑缜密、有理有据的否定并不会撤销，甚至不会影响这一观念继续发挥作用。

对错误的指出在它所指出的错误中通行无阻，反对在反对物里得以自洽。

在言论自由导致对其所依附的社会的正确反对的同时，这一反对却仅仅成为证明言论自由及其所依附的社会的正当的证据。

错误将改正消化掉了，任何意见不再发生提请改正的作用。

整个社会就此陷入一种通透的无赖和呆楞之中。

言论自由的失效令民主失效。

当任何意见都如泥牛入海般消失不见，反对成为仪式。

民主制令你误以为生活在一个你参与了意见，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一意见的世界中，所以，任何反对都带有自责的成分，一个将民主制度视为现阶段人类可能拥有的最好的社会制度的人，也同时将他所在的民主社会视为眼下可能最好的社会。

可能最好即不可能更好，这样他就可以从他的反对所暗藏的那一小块儿自责里脱身，从而像块石头一样沉入这一不可能更好的黑暗的深处去。

就此，这一政制过程导致个体最深刻的精神麻痹。

不管怎么说民主的目的就是统一意见（政令），这令它不得不成为一种专制，其专制的程度随其囊括的范畴的加大而加剧。

全球化令之趋向极端。

试图统一叙利亚人和法国人的意见只能是一种专制，且是人类史上最残暴的那类。

但伊拉克小男孩还是用塑料袋给自己做了一件梅西的球衣。

全球化令包括专制国家在内的主流世界，在某种暧昧不明却不言自明的全体共识和共同价值之上，令上文中提到的个人的民主处境在体制意义之外得以实现。

民主驯养的精神麻痹和专制规戒的精神麻痹就此统一。

你为什么在反对雾霾的同时继续参与制造雾霾并坚持生活在雾霾之中？这种隐忍里暗藏自责，仿佛相关这一雾霾机制生成的决议过程里，你曾投过一张神圣的赞成票。

全球资本主义所携的进步观和技术主义之所以获得广泛的迷信，因为它即便带来更悬殊的贫富差距，但多数穷人不至于再会饿死。

任何阶级和一切个人从这物质／技术进步里的分羹，令你获得这样一种教化：对技术无度发展造成的负面结果的反对将指向你自身。

看来你并没有真正去反对雾霾，因为你是生成雾霾的系统的支持者和一部分。

根本上说，令大众混淆A与非A的教化，就是政府和资本家分别通过暴力和资本运作在大众身上实现的统治术，这一统治术的实现必须伴随着对其合法性的不断维护。

阶级剥削、政治压迫、技术进步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多元／独立文化的消灭、人的械化等等这些问题日益严重，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条件，它们却甚至丧失了得以解决的倾向。

这就是雾霾，无孔不入、无所不在，毒害你、穿透你，并由你亲手制造。

雾霾就是你落在你反对它的背景上的影子。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费主义和“屏时代”人际交流模式对人的异化导致人的械化，令主流观念的产生成为一种将个人立场和自由意志摈弃在外的客观生产／消费过程，共识成为不假思索的笃信。

爱国主义、功利主义、成功学、技术至上皆为此类。

这种笃信在程度和生成上直逼信仰。

宗教的一种不合逻辑自证是：你既然无法证明上帝不存在，那么上帝存在。

即，用无法确定一种说法错（这一结论互补于无法确定这一说法对）来证明这一说法对。

魔鬼把自己藏起来是为了令人们不信上帝，那么，反对令人们对体系的信仰更虔诚。

3.将以上社会性的颠倒和蒙骗一一落实到个人身上，便成为个人振振有词的自欺。

孙悟空为了成佛才大闹天宫，李自成起义不是要去推翻封建制度，反而是要去在经其再度夯实的这一制度中当皇帝。

摇滚青年们本着在那个令他感到恶心和绝望的世界里成为花天酒地的超级巨星的愿望而卖力歌唱着他们的恶心和绝望，精辟并愤怒的批判者们正用其批判换取并享受着其批判的主流规则（如成功学）带来的福利。

绝大多数情况下，你不是变成了你曾反对的人，事实是，成为你反对的人本就是你一开始的理想，而反对是你另辟的实现这一理想的蹊径。

有一种可靠的鉴别某一反对是否成立的方法，那就是看它是否针对其反对物的生成系统，以及是否知行合一。

你不能像崔健上中国之星和Kendrick Lamar上格莱美那样在违背或有可能违背你的立场的载体上去表达你的立场，否则你的立场便应遭到质疑。

再例如，主流世界同情难民的同时仇恨恐怖分子，但稍作分析便知两者的处境由同一套体系导致，前者的可怜之处和后者的可恨之处固然不同，但你毕竟通过两者对同一体系反应出两种堪称相反的态度。

所以，至少你应该将这两种态度统一到对那个体系的抵抗中去，在此之上，你再去具体地救助难民、讨伐恐怖分子或反抗全球资本主义，才称得上知行合一。

以及，工业社会分工的细化模式延展到社会生活／构造的一切方面，乃至对它的反对也遭到同样行业式的细分，其结果常常是令一位反对者顺水推舟地将其重心转移到其行业／技术层面上去，被分类法本身招安，用手段替换／湮没了目的。

如技术主义者朋克、全心炼字或练字的诗人、将环保沦为中产阶级生活腔调之一的环保主义者等等。

再举一个格莱美的例子。

在同性恋者Sam Smith的情歌里，当其情人以第三人称出现时，他不讳称之为“he”，这一点完全没有妨碍他成为去年第57届格莱美获奖最多之人。

四个月以后，同性恋婚姻在美国合法化。

后者被视为同性恋者平权的实现。

其实，从一开始，主流社会反对同性恋并不是想到两个男人做爱就感到反胃，而是来自它对作为社会建构基础的婚姻—家庭从伦理和结构上的威胁——眼下这一威胁终被消弭在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这一将同性恋者纳入正统社会结构的办法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