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人的生死观
古代疫疾与文学的“生命意识”——以汉末魏晋时期为例
摘要:生命意识是人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一个人的生死情怀与精神关怀。汉末魏晋时期疫疾 连连爆发,灾难不期而至，在世人的主体意识里对待生死就变得异常敏感，主要表现为:人极度忧患生命，感慨时光
去而不返,同时惧怕死亡，唯恐灾祸及身。生命意识也是古代文学的重要话题，具有独特的思想内涵和文化价值，
研究古代文学中的生命意识,有助解读古人的生死观,探索其中的文化内涵。
2021年4月 第24卷第2期
【文学艺术研究】
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 an University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Apr. 2021 Vol. 24 No. 2
古代疫疾与文学的“生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意识”
——以汉末魏晋时期为例
刘国伟
（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 延安7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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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自身命运尤其关注,个人主体意识日渐觉醒， 生命展露它特殊价值的同时,文学也成为寄托这种 主体意识的载体，是以汉末魏晋文学多透着一股慷 慨悲凉之气，感情浓烈而寄意深晦,文学中的生命 情怀多饱含忧生之嗟和悼死之悲。
二、汉末魏晋文学里的忧生之嗟
几乎每个生逢丧乱的朝代,都会有一群人站出 来忧患生命，感慨时运不通,汉末魏晋文学里的忧 生之作俯拾即是。人们对生的焦虑主要表现为忧 生、惜生,映射在文学里则是嗟叹人生时短命促,百 年匆匆而过苦留不住,于是他们索性挣脱礼教的束 缚，奋力追求快意人生,彼此驰游寻乐,以图获得精 神上的满足，这种情怀正是生命意识在文学里的重 要体现。就生命主题而言，汉末魏晋时期的文学独 具其时代内涵，那种无根无依的孤独状、那种流光 飞逝的无奈感，既写出生命的脆弱，也道尽生命的 悲烈,总之感情忧苦交加、直抵人心。
魏晋时期思想美学中的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思想美学中的生命意识在世界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的思想文明也在沿着一个独特的优美轨迹发展着．在这里程中魏晋时期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文明花园中的一朵奇葩．那是继先秦以来最具有哲学意味，最具有美学意味的时期。
魏晋时期的人们特别是文士们,以他们独特的思维和生活方式给后世人们带来了一个艺术化的生命形式,成为后世艺术美学追慕向往的精神伊甸园。
魏晋时期的思想,一般说来大致是指东汉末三国以曹魏政权为中心的文人集团,包括早期的“建安文人集团”和曹魏晚期的“竹林七贤”为中心的玄学思想的文人集团，以及一直延续到西晋东晋的名士集团。
魏晋时期思想总体上是对汉代正统儒家思想的颠覆。
取而代之是对《老子》《庄子》《易经》的三玄思想的痴迷。
他们崇尚清虚高旷的境界，人性自然的生活。
这个时期的文士们史无前例的开始更加关注自身生命存在的价值，甚至曾经把它升格为至高无上的地位。
与其相对的就是对皇权以及为国为民的三不朽的功名追逐的抛弃。
甚至世俗礼法规则在他们的生命生活形式面前变得微不足道。
他们所珍视的唯独是他们生命自然状态的完满。
他们着眼于每一个独立的生命，反对传统儒家对生命等级格局的规划。
在他们眼中山间一抹云和天子重器有着等同的生命价值。
他们体现着在离乱的生命环境中弱势文士群体在精神上的顽强生命力。
这也就是后世称作的“晋人风度”。
在一千八百年前的古老东方就存在过这样一个放诞高旷的人群，而西方直到十二世纪左右随着我们称作“文艺复兴”的运动，才有人尝试走出神的光环，窥探人类自身生命的美丽。
那么我们不由追问为什么在这个时期会有这样的思想、这样的人呢？汉代是中国第一个以儒学思想建立庞大帝国的朝代。
经历了先秦的战乱纷争以及先秦诸子对天地国家的思想论辩，汉代实现了第一次长期稳定的在政治上以及思想上的整和统一，还有社会规则制度的拨乱反正，一个强大稳定欣欣向荣的帝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这是继周天子开国分封诸侯方国、吐抚四海以来又一次社会的条理化。
摆脱战国割据的人们必然在精神上找到归宿，同时对儒学思想产生依赖和深信不移。
浅析魏晋南北朝生死观——生的渴望死的畏惧
122文|牟润慧浅析魏晋南北朝生死观——生的渴望，死的畏惧摘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充满动荡、战乱、灾难和疾病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恐怖、最混乱、也是最痛苦的时期之一。
该时期社会的动荡不安与反复无常的政治环境使生活在乱世不得安居的人们深刻的认识到生命的短促，人生的无常，以及对生的渴望与对死的畏惧。
玄学的产生，使人们开始注重内在追求与价值，这无不加深他们对“生”与“死”这一人类永恒话题的思考。
关键词：魏晋；社会；玄学；生的渴望；死的畏惧魏晋时期的动荡混乱状态，先有东汉末年深受压迫的农民，为推翻政权掀起的黄巾起义。
这次起义震撼了东汉的统治根基，为日后无休止的割据动乱埋下了伏笔。
随后是曹操、刘备、孙权各立国号，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
这三个政权间又是先后经过多次征战，首先蜀汉政权被灭，之后西晋灭东吴政权，结束了三国混乱局面，形成了短暂的统一。
但很快又随着八王之乱分崩离析。
伴随着西晋的灭亡，代表封建士族阶级的东晋政权建立。
定都建康，统治疆域为长江以南区域。
然而此时的长江以北则被少数民族占领，匈奴、鲜卑等先后建立地方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
之后的南北朝时期，也是一个动荡混乱的时期。
纷繁的割据政权间的混乱，让魏晋时期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下。
战争带来的伤亡和战争给经济带来的破坏使生活在下层的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战争的苦难和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使他们的生活与身心深受折磨。
与此同时，也使魏晋时期的人们在对生死问题上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如果战争可以避免的话，那么，自然灾害与瘟疫带来的灾难是当时人们无法预测到的，只能顺从的接受。
“两汉属于我国历史上的宇宙期之一。
”这说明两汉时期自然灾害颇多。
在这个自然灾害频发阶段，魏晋时期也没有摆脱灾害的困扰。
灾害的频发，让人们还未摆脱战争带来的创伤，又陷入了更加痛苦的境地。
战争、自然灾害与瘟疫纷纷夺去了人们的宝贵生命。
面对当时的社会环境，上层的士人们尚不保夕，何况是生活在下层的人民。
魏晋风流名词解释
魏晋风度如此光彩夺目，无非是因同其他时代相比，这些人显得不太一样。
说是不同，简单说就是价值逆反。
而从今天来看，这种看上去更自我的形象，无疑显得有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魏晋风度基于人的觉醒。
荣华富贵朝存夕逝，学问信仰昨是今非，人生无常与性命短促挑战着宿命论的权威。
对外在权威的怀疑与否定指引着魏晋名士们进行着向内的自我探寻。
短暂的生命，死是必然。
这种悲伤颓废的人生观的背后则是魏晋名士对人生与生命的无限眷恋与强烈欲望。
然而没有什么是可靠的、真实的，除了即时的欢愉，这便是个人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这种价值观看似贪图享乐，堕落消极，然而实际上却是一种对生活的率真、坦诚却又无力的追求。
想要把握住这种充满苦难而又短促的人生是一种虚妄，“不如饮美酒，批服纨与素”，把生命、人生寄托于一种更为虚妄的虚妄之中。
说到魏晋风度不得不再闲扯点吃药的事，为了使皮肤变的弹指可破，他们吃很多奇怪丹药皮肤溃烂红肿所以穿袍子，袍子经常不洗，生出很多虱子，所以又有扪虱清谈一说，穿袍子或许更是是为了抓起来方便，吃药的祖师爷是何晏，当时他吃的是一种很厉害的“五石散”，大概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这几种东西。
这些东西本身是有毒的。
这药贵呀，何晏有钱任性，吃完药通过疾走“散发”，便可免于毒死。
疾走时吃药的人先是全身发热，后又变冷，此时需要吃冷东西，少穿衣服，冷水浇身。
全身发热又让他们皮肤灼烧而必须穿宽袍，所以看见穿宽袍疾走的魏晋名士，觉得他们风度翩翩，实际上是吃药作的……后来东晋有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假装“散发”而摆阔，让我不禁为现代人辛酸，这充胖子的成本连打肿脸都不用，实在是太低了!这部分的内容，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面有详细记载。
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大多死很早，穷而狂傲，逃避现实，话说当时刘伶在他的木屋里也就是他家是红果果的状态，还与猪同饮。
某日一人闯入他家见到他的玉体抱怨他不穿衣服，他对某人如是说：我在我家里不穿衣服是因为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闯进来就像突然把手伸进我的衣服里，到底是谁更应该羞愧。
浅议高中语文教材中魏晋文人的生死观
浅议高中语文教材中魏晋文人的生死观作者：孟骞来源：《考试周刊》2013年第11期生死观是人类一直面对的问题。
尤其当我们面对未知的死亡，出于人类的本能，我们忧惧，但同样也对生命的去向抱有关怀和期望。
古往今来，中西方哲人对生存与死亡问题不停地探索与反思，希腊先哲柏拉图认为“灵魂不朽”，孔子则拷问“未知生，焉知死”；海德格尔认为人是“向死而生”，庄子则将“生死存亡”视为“一体”。
提到中国人的生死观，魏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文人生死观最值得关注。
高中语文教材触及不少魏晋文人生死观的问题，以下就是我的几点理解。
一、感慨人生短暂，渴望建功立业。
代表人物：曹操。
翻阅历史长卷，“魏晋”二字总是承载了太多内容。
这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长期分裂动荡时期，那一段历史，是蘸着鲜血写就的，字里行间充斥着血腥和死亡。
曹魏代汉、司马氏篡位、八王之乱、十六国之乱、饥荒、疫病，天灾人祸接踵而至。
宗白华先生说过：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最苦痛的时代。
魏晋之乱，催生出人们的觉醒认识，人们比任何时期都更关注个体生命的存在，生死问题也被提到了一个空前重要的位置。
高中语文人教版必修二收录了曹操的著名诗篇《短歌行》，他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对人生如易晞的朝露转瞬即逝的短暂，有着浓浓的感伤。
人生苦短，生命无常，本是汉乐府诗歌里的常见主题，如《薤露》中“薤上露，何易晞。
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薤上之露，转瞬即逝，而人的生命尚不能与之相比，因为朝露虽易晞，但明朝仍可复落，而人的生命却是人死一去何时归。
这是人们在社会大动乱时期萌生的极度悲伤情绪，更是在悲哀中对生命的沉思。
同样也是感慨于生命的哀愁短促，曹操的《短歌行》并未止步于哀叹，更与“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西门行》）主张的及时行乐有着本质区别。
他悲生命短促，是因一统中原的鸿鹄之志迟迟无法实现，他叹忧思难忘，是因朝思暮想贤才来归却久久未得，他这就不能不产生苦闷和感慨，但是，这种苦闷和感慨，也只有对事业和理想执著追求的人，只有不满现实而又积极要求改变现实的人，才可能产生，它决然不同于没落阶层的颓废和感伤。
魏晋时期的生死观
“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尚未知生，何能知死，欲知死后的状况，应当先知生前的状况。
“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早上明白做人的道理，晚上死去也无遗憾了。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那些有志向、有仁德的人，没有为了谋求生存而损害仁德的，只有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成就仁德的。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告子上》）生命是我所喜爱的，大义也是我所喜爱的，如果这两样东西不能同时都具有的话，那么我就只好牺牲生命而选取大义了。
儒家重视人的社会存在和现世存在，认为道德仁义远较个体生命重要，思考现世生活远较思考死亡重要，对死亡采，从而忽视了个体生命面对死亡时所应有的态度。
西汉以后，经过统治阶级改造的儒家思想一统天下，士大夫将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伦理观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理想作为自我价值的最高实现，希望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抱负和人生价值，他们面对死亡所表现也是儒家那种视而不见的风范。
“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庄子·德充符》）死或生都是人生变化中的大事了，可是死或生都不能使他随之变化“生死存亡为一体”（《庄子·大宗师》）道家的庄子对死亡则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大谈特谈死，“死生”一词在《庄子》一书中至少出现过２４次。
他意识到死亡的恐惧和生命存在的有限性，死与生的问题是庄子人生哲学的底层。
与儒家对死亡的视而不见不同，庄子创立了“至人”、“真人”、“神人”的“游”的境界来作为他的人生理想，最终用虚幻的理想境界掩盖了现实人生的苦难，也掩盖了他对死亡的恐惧感。
所以庄子说“生死存亡为一体”，他以自然天命作为生死的本体，主张将个体的人完全返回到自然状态，让人在混沌的世界中听从天命，取消生死差别，这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反过来掩盖了他哲学中死亡意识的光芒。
浅谈以生命意识为标志的魏晋风度
浅谈以生命意识为标志的魏晋风度作者：成琪来源：《青年文学家》2018年第36期摘; 要：魏晋南北朝被称为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它所承载的“魏晋风度”脱不了干系。
本文在文献查阅法和文本细读法的指导下，以《世说新语》为例观照以生命意识为标志的魏晋风度。
本文旨在探索魏晋风度内部各方面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此挖掘魏晋风度至今仍备受关注的潜在原因与价值。
关键词：生命意识;世说新语;魏晋风度作者简介：成琪，女，文学硕士，辽宁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6-0-01一、魏晋士人眼中的生命意识生命意识包含人对生存、毁灭、对生命本身的看法和态度，包含人对人生价值实现的总的观点。
在中国，魏晋南北朝的文人最早流露出明确的生命意识，最早对生命本身开始大范围、深层次的讨论。
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动人心的便是那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
[1]乐生恶死的情感传统和动荡的社会现实催生了早期生命意识。
魏晋士人眼中的生命意识集中体现在《世说新语》中。
《伤逝》表现以曹丕和王粲、王戎和阮籍、王濛和劉惔的谈客关系，王戎和万子、徽之和献之的父兄关系，支道林和法虔、张翰和顾荣、桓玄和羊欣、孙楚和王济的知音关系，王珣和谢安的仇人关系。
面对生存与毁灭，他们表现出强烈的求生恶死的情感趋向。
谈客间曹丕为王粲驴鸣哭吊，王戎因嵇康早逝，阮籍亡故顿觉“为时所羁绁”。
父兄间王戎置礼数于不顾为死孝，峤礼数尽至为活孝;徽之发出“子敬，子敬，人琴俱亡”恸绝良久，继而离世。
知音间张翰以物睹人、感怀顾荣;羊欣死后，桓玄感情再无寄托，悲苦难以言表;孙楚对王济充满推崇、敬仰和惜才之情，以学驴叫吊唁。
王珣和谢安平日交恶，面临生死，生者释怀，哭吊逝者。
不同社会关系下，生者都流露出对逝者悲恸感念、郁结失意的心理，采取了效仿驴鸣、薄葬、睹物思人不同的悼念方式。
“且趣当生,奚遑死后？” ——((列子
“且趣当生，奚遑死后？”——((列子·杨朱篇》与伊壁鸠鲁主义生死观比较摘要：中国古代魏晋时期和西方希腊化时期是东西方历史中少有的大动荡的年代。
在这样的时代，哲学家更容易倾向于关注人生的苦难与幸福，尤其是生死问题。
而《列子·杨朱篇》与伊壁鸠鲁，一东一西都对生死问题有深刻的探讨，但一个是悲观的，一个是乐观的。
关键词：杨朱；伊壁鸠鲁；生死观中国古代魏晋时期和西方希腊化时期是东西方历史中少有的大动荡的年代。
魏晋政权频繁更替，长年不断的战争，使得人民颠沛流离，心灵困顿；而在西方，亚历山大大帝的铁骑已经即将摧毁希腊古典城邦的根基——在这样一个世代中，人们亲历了太多的死亡，太多的苦难，他们需要一种与自身切切相关的哲学来抚慰其心灵，因此，哲学家更容易倾向于关注人生的苦难与幸福，尤其是生死问题。
然而，社会在没落，哲学却在不断地前进。
整个社会的毁灭，把个体生命推向了死亡的边缘，使得这个时期以关注个人生死为主要特征的哲学兴起了。
所以，吸引着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礼乐与仁义问题，两汉天人问题，不在受到魏晋人的关注；宇宙、自然生成问题等吸引着泰勒斯等哲学家的问题，甚至社会、伦理、正义与善等吸引着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问题，也不再是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家讨论的核心命题，他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射于个人生命的安顿与抚慰。
一《列子》系伪书，其书伪作流传之后，张湛为其作注。
但是，我们仍旧可以将之视为“两晋风俗史和思想史的资料来看待”。
其中，《杨朱篇》集中体现了魏晋人的生死观。
伊壁鸠鲁的著作，现今大都已亡佚，仅有部分“概要”流传至今。
另外，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以诗歌完美复现了伊壁鸠鲁的观点。
《列子·杨朱篇》与伊壁鸠鲁哲学的生死观有诸多相似之处。
其一，论死之必然。
二者皆认为人终有一死。
比如《列子·杨朱篇》曰：孟孙阳问杨子曰：“有人于此，贵生爱身，以蕲不死，可乎？”曰：“理无不死。
”“以蕲久生，可乎？”“理无久生，生非贵之所能存，身非爱之所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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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人的生死观
面对死亡的奥秘，人们忧惧的同时也对生命的去向抱有关怀和期望，迷茫无助会产生各种神秘观念和表现方式，显现出不同文化或某一时代的精神世界。
生死观的演变，是社会演变的体现，在思想史上十分重要。
一、魏晋人如何面对死亡
魏晋历史充斥着死亡的因素，但魏晋人对生的珍视、对死的超脱、对信仰的坚守、对痴情的崇尚，足以让魏晋永远散发着最独特的味道。
上承忠烈沉江的屈原、悲愤自杀的伍子胥、自刎乌江的项羽；下启文天祥、陆秀夫、岳飞乃至王国维。
如何面对死亡是魏晋人给我们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精神遗产。
魏晋人虽然也有潘岳、向秀等人，向政治屈服，现实妥协。
但是更多的人选择了对道义的坚守，九死而不悔。
二、魏晋死亡观的思想分析
为什么众多的魏晋风流人物和故事集中出现在魏晋时代呢？为什么魏晋人面对死亡如此的超脱旷达至情至性？我觉得之所以能酝酿出魏晋人旷达至情的生死观，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思想的解放和对自身的反思。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学的思想深入人心，忠孝节义的观念根深蒂固。
但是随着三国鼎立，天下大乱，繁琐的经学已经无大效于天下平定，反而崇尚智谋之士，曹操甚至直重人才，小节勿论。
就像罗宗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所言“东汉末年，儒学一尊的地位动摇，经学本身也经历了从繁琐注疏到义理化的改造之后，各种思想便纷纷出现。
”第二，党人的流风余韵。
东汉末年，在党锢之祸之中，李膺、张俭等名士被杀害，数百人被牵连至死。
这红色的血液孕育了一系列品德高尚、心系天下安危的“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高尚之士。
这种不以生死为重、唯以节义为高的精神启发着魏晋人对生死与宇宙深情的反思与探索。
第三，缘情尚悲的时代文学风尚。
东汉末年的时候，抒情诗古诗十九首、抒情小赋等文学的发展，文学自身的特征抒情化、非功利、审美化逐渐显露出来。
魏晋时代，无论是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还是结藻清英的西晋文学，都比较重视人内心世界的揭露与描写，文人僵化的内心世界逐渐让位于一个感情丰富细腻的世界。
大量哀伤文字的出现表现对生命伤逝的悼念。
三、佛教对魏晋生死观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教的存在和发展对当时中国的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更对当时的生死观有着巨大的影响。
佛教的生死观念最重要的是认为人是有灵魂的，人死但是灵魂不死，而且还可以再生人世，具体体现就是因果报应和轮回观念。
佛教认为任何一种有生命的个体在获得解脱前都要依十二因缘和三世构成“三世二重因果”规律，在“三世”和“六道”中生死轮回，永无终期。
“三世”即为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
六道又名六趣，指众生依据生前善恶行为，即“业”。
也就是一切身心活动而有六种轮回转生趋向，即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
佛教认为的最高境
界是“涅磐”，即摆脱十二因缘，跳出轮回，以求解脱。
自佛教传入中国后，它的“荼毗火葬法”，不但改变了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丧葬习俗，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系列重大影响。
如有利于社会财富和土地资源的节约；有利于净化环境；有利于社会文明的提高等等。
近现代科学的发达，对人的生命和死亡的认识更多地脱离了原始社会以至中古社会的蒙昧和膜拜，更加凸显其物理特性。
尤其随着无神论、唯物论的普及和得到更多人的认同，生命以及死亡亦逐渐回归其自身面目。
但是，死亡对于死者本人，丧葬对于其亲属，依然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其痛苦和恐惧的过程和感受。
现代医学的发达，尤其是现代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对死者及其亲属进行心理抚慰是可行的和必要的，其意义重大，使死者安得其所，使生者心境回归正常。
关于生与死，中国古代的先辈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这些观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生死问题，但在中国历代以来，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于时至今日，中国人仍在骨子里接受着这些观念。
在这个科学巨人与道德侏儒比例严重失调的社会，人类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也在逐步滑坡，或许，只有生与死的警示才能重新唤醒人类内在的道德意识。
本文立足于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的生死观，试图通过对中国古人关于生死之认识的剖析，来探寻生命的意义，以期唤醒人们对生死的意识。
四、总结
魏晋是自我自觉和文学自觉的时代。
在严峻的政治情势下，他们以超脱旷达、超越凡俗的态度面对死亡。
“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
”《世说新语•品藻》对自我的欣赏和和对自己的自信透露着对自身的深刻反思。
这种任情任性的魏晋风流是中国文人生活中最美丽的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