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历史兴亡周期率
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
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是一种理论，它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可以被划分为周期性的阶段，并且每个阶段都会有其独特的特征和趋势。
这个理论建立在一些历史学家和思想家的观点之上，例如古希腊哲学家希腊哲学家荷马和英国哲学家托马斯·莫尔。
一、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的基本概念1.兴盛阶段在兴盛阶段，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都处于高度发展。
这个阶段通常伴随着繁荣和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会得到提高。
2.衰落阶段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会进入衰落阶段。
这个阶段通常伴随着经济衰退、文化衰落和政治停滞。
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会下降，社会动荡和冲突也会出现。
3.治乱阶段如果衰落阶段持续时间过长，社会就会进入治乱阶段。
在这个阶段，社会会出现严重的动荡和冲突，政府权力和统治体系可能会崩溃。
这个阶段通常伴随着战争、革命、内乱和其他形式的暴力冲突。
4.重建阶段但是，在这种动荡和混乱的背景下，新的统治集团和意识形态也可能出现。
如果这些新的力量能够成功掌控局面，社会就会进入重建阶段。
在这个阶段，社会会重新建立起稳定的政治体系和经济秩序，文化和社会也会得到重建。
二、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的评价虽然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并不是所有历史学家都认可的理论，但它仍然是一个有趣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
1.优点b.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也能够帮助我们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
通过观察社会所处的阶段，我们可以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并做出相应的调整。
c.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还能够提供启示。
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人类社会仍然有能力重新建立起和谐与繁荣。
这种信念可以帮助我们在困难时期保持希望和信心。
2.缺点a.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并不是所有历史学家都认可的理论。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个理论过于简单化，无法准确地描述人类社会的复杂性。
b.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也存在一定的偏见。
这个理论建立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并且忽略了其他文化的贡献。
中国古代王朝盛衰兴亡的“周期率”
中国古代王朝盛衰兴亡的“周期率”作者：屈子杰来源：《速读·中旬》2019年第01期摘要：在我国的古代王朝运行和发展中，可以发现王朝的盛衰兴亡有很强的周期性，这说明在古代王朝的运行中存在一个较为统一的问题，为了能够让我国在当前和今后的发展中能够规避这些问题，本文对这种周期性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
基于对影响古代王朝发展情况因素的挖掘和整理，本文指出了不同王朝在不同发展时期这些因素的对王朝的具体影响。
关键词：古代王朝；发展情况；周期性1引言本文将古代王朝的范围进行了一定缩小，探究唐宋元明清五个王朝的发展情况，发现在这些王朝的发展中出现的周期性变化。
通过对这些古代王朝发展情况的了解，总结出了对王朝发展更迭有深远影响因素，同时探究这些因素对王朝不同发展时段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制。
另外对于一些情况较为特殊的王朝，也对其余因素进行了分析。
2影响古代王朝运行和发展情况的因素古代王朝盛衰兴亡的周期性体现在王朝的初始建设阶段，王朝发展迅速，经济、农业生产、制度体系方面发展迅猛，在王朝的发展中期，整个社会运行稳定，此时国内的创造力也大幅提升，但是在社会运行制度完善度方面逐渐下降，在王朝的运行后期，各地流民量提升，企业事件的爆发频率也大幅上升，最终实现王权更迭。
在王朝的运行中，影响国家发展的因素包括以下内容：①经济体系：经济是国家的运行和发展命脉，古代王朝的经济来源为农业、商业、航运等行业的税收，不同的王朝对这些行业的重视程度有很大区别，以明朝为例，虽然明朝的航运产业发展迅猛，但是对航运的税率很低，在万历年间才改变了这种情况，然而也是在万历年间明朝的造船业进一步发展和提升。
所以说在不同的王朝运行中，当对某一行业的税收重视程度过高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该行业的发展，但是也会导致该行业对政府不满；②政策制度：在古代王朝的更迭时，往往会废除前一朝代的政策制度，由开国皇帝按照自身想法和社会运行情况制定各类政策制度，后代皇帝会在此基础上对政策制度进行完善。
关于中国历代王朝盛衰兴亡周期律的理解与启示
2015年5月中旬刊关于中国历代王朝盛衰兴亡周期律的理解与启示张玉生(安徽省合肥市第一中学安徽合肥230601)【摘要】黄炎培和毛泽东所讨论的中国历史上屡屡出现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反映了历代王朝和一些政权盛衰兴亡的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这种历史现象的经验教训很值得我们深思和汲取。
【关键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新中国民主政治【中图分类号】G63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5-0051-02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问来延安访问的民主人士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按:原文如此,率应为律。
)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政息人亡’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
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
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黄炎培和毛泽东所讨论的中国历史上屡屡出现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反映了历代王朝和提高历史教学的课堂有效性曾娇(什邡市七一中学四川什邡618400)【中图分类号】G63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5-0051-01在新课程改革的标准下,如何提高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的效率,是每一个历史教师值得深思的问题。
只有当教师深入领会新课程标准和理念,把握住高中历史新课程的要求和特点,将新课改理念融入到历史课堂教学中去,积极探索高中历史教学的新策略,以适应新时代素质教育的要求。
高中历史教学,是在具体历史课程实施目标的基础上,通过最优的教学设计来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促进其全面发展而展开的师生和谐共处友好发展的教学活动。
中特作业 历史周期律
从苏联解体谈历史周期律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说，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开始都是好的，后来却腐败灭亡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最开始大家都十分卖力，想让环境好一些，但是后来形势好了，大家也就慢慢懈怠了。
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
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
他对毛泽东主席说：在历史上，周期率是跳不出的，但他希望中国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主席欣然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就是著名的“窑洞对”。
如今开来，毛泽东主席与黄炎培先生这段对话仍有鲜活的现实针对性。
中国历代王朝的兴亡衰落暂且不言，离我们最近的便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维埃政权解体，社会主义的红旗在这些国家飘了仅仅几十年的光景便一昔落地，最开始欣欣向荣的国家瞬间风雨飘摇，历史周期律似乎就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缠绕着每一个政权。
对苏共解体的原因，学者们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是经济没搞好，有的说是斯大林模式僵化，有的说是民族矛盾，有的说是外部因素，然而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苏共政体的蜕化变质，是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以至于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和相应的具体管理体制机制基本上是符合苏联国情的，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然而到了后来，却出现了政治僵化的现象，接班人钦定，个人集权严重，权利不受监督且不可转移，干部选拔任人唯亲，全党上下与人民群众越来越疏远，甚至形成了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特权阶级，这严重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跳出治乱兴衰周期律的一个答案
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提到“窑洞对”：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历史周期率”，是中国历史上政权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
世袭王朝建立初年，都会呈现兴盛局面，但政权稳定时间一长，统治者都会变得自满而骄奢，一个王朝就不断朝着衰落的方向走下去。
2018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
我们要通过行动回答‘窑洞之问’，练就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净化的‘绝世武功’。
”一、毛泽东同志给出的“第一个答案”（一）我们已经找到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早在1944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时就指出，目前，对世界和中国来说，胜利都快要到来了。
那么，如何迎接胜利呢？必须特别强调两个问题，一是要防止骄傲，二是要打开思想。
11月21日，他在给郭沫若的复信中指出：“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这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
”“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示知。
”1945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看到作为抗战合作者的国共两党可能在战后爆发冲突，黄炎培等六名身处两党夹缝中的知识分子，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前往延安会见中共领导人，既是为了缓解心中对未来的焦虑，也是试图为经历外敌入侵劫难之后的中国寻找一条正确的出路。
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黄炎培，既为他在延安看到的清新蓬勃的风气感到振奋，也为这种气象能否始终持续产生担忧。
他与毛泽东之间发生了著名的“窑洞对”。
在延安杨家岭住处的窑洞里，毛泽东与黄炎培两人推心置腹、纵论古今。
对黄炎培兴亡周期率说的再认识
对黄炎培兴亡周期率说的再认识作者：朱相远来源：《粤海风》2016年第01期2015年是黄任老逝世50周年，也是他著名兴亡周期率问世70周年。
笔者对其周期率进行再认识、再解读，也算是一种纪念。
（一）兴亡周期率说的提出据《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十一卷》（中华书局）记载，1945年7月1日褚辅成、黄炎培与冷遹等6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
当时中共七大刚开完，毛泽东多次同他们促膝长谈。
黄炎培在其7月5日日记中写道：“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
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
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
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愈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
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另据《中国民主建国会简史》（民主与建设出版社）记载，毛泽东回答后，黄炎培又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
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
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70年前两人在延安窑洞中的这段对话，人称“窑洞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据说谈话后，毛泽东在五大书记开会时，还议论了这个问题，以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
治乱兴衰历史周期律是什么意思
治乱兴衰历史周期律是什么意思历史周期律是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都会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
极端的不公导致社会的崩溃，从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周而复始。
在历史上，只有中国才有王朝兴衰更替的周期律，朝代歌想必很多人都会背。
夏商周秦西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十国，辽宋夏金元明清。
这些朝代很多都无法摆脱三百年左右的时间，兴衰更替一次的命运，所以称为王朝兴衰更替周期律，或者周期率。
前者指规律，后者指频率。
王朝兴衰更替的周期律为何只存在于中国？对于王朝更替周期律的分析与解答，有很多的著名的对话，书籍，点评等，很多都涉及到政治需要，基本上都是诋毁前朝，歌唱本朝，这里就不一一讨论了。
首先，我们从王朝的本质出发，看一看王朝更替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其次再看看因为这个性质所造成的东西方差异，最后我们才能得出一个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以及事物发展逻辑，而不带有任何政治立场的答案。
百度王朝的意思是朝代、朝廷，指的是在历史上的一个国家由某一个家族所统治的时代。
由此可见，王朝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国家政权。
所谓王朝更替，就是指一个国家政权的崩溃重建。
那么，国家政权的崩溃重建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西方世界诸国为什么在古代不会存在国家政权的崩溃重建呢？国家政权的崩溃重建，他的前提就是国家仍然存在，没有国家，也就不会有国家政权，也就存在政权的崩溃重建。
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东西方的差异。
在历史上，西方世界，或者说中华文明圈之外的所有文明国家，他们兴起的时间都比较晚，存在的时间也十分短暂。
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一个个地来说。
在河流定居时代，与夏商周三朝同时代的文明国家，是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形成了一个大一统帝国，而两河文明是苏美尔文明、巴比伦文明、亚述文明的集合体。
迈入大陆扩张时代东西扩张阶段后，亚述帝国统一了两河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两大文明区域，但是存在的时间很短。
亚述帝国统一不久，就因为国家财富饱和崩溃，国内各民族混战。
谈谈你对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理解。
谈谈你对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理解。
"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可以理解为对历史循环性的两种不同理解和观点。
以下是两个可能的解释：1.历史循环周期性观点的"答案"：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具有循环性和周期性，并且人类社会的治乱兴衰遵循一定的规律。
这种观点认为，历史上的兴盛和衰落是不可避免的，经历了治的时期后会逐渐走向乱和衰，然后再进入新一轮的兴盛和衰落。
这种观点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循环过程，因此对人们来说没有真正的"答案"，只能接受历史周期性的命运。
2.超越历史循环的"答案"：另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并不必然遵循循环路径。
它强调人类对历史的改变和进步的能力，认为历史的发展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周期循环。
根据这种观点，人们可以通过学习历史教训、总结经验教训，并以不同的方式应对挑战，以避免历史的重复性和消极循环。
这种观点认为，对于历史的发展，人们有能力和责任超越固有的循环规律，为社会的持续进步和发展做出努力，并找到真正的"答案"，使人类社会走上更加稳定和繁荣的轨道。
总之，"两个答案"反映了对历史循环性的不同理解。
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存在固定的周期律，人们只能认识并接受这种循环。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类可以超越历史的固定循环，通过不断的学习和自我反思，为社会的进步开辟新的道路。
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因为人们对历史循环的看法因个人观念和理论观点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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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黄”“毛”延安窑洞对解读历史兴亡周期率高云峰在全国上下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时候，我们重温“延安窑洞对”，回顾历史和建国后的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警示和借鉴作用，只有全面落实毛泽东提出的民主制度，与时俱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大改革开放步伐，及时调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完成毛泽东与黄炎培跳出史兴亡周期率的怪圈的良好政治愿望。
背景资料1945年7月，黄炎培等6人为国共商谈问题，以私人名义飞赴延安。
在延安期间，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作了10多个小时的长谈。
其中与毛泽东关于历史上兴亡周期率的对话，意义深远。
黄炎培返渝后出版的《延安归来》一书，记述了这次延安之行。
《延安归来》记录了至今仍被时时提起的、他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关于历史上兴亡周期率的著名对话，即俗称的“延安窑洞对”。
黄炎培与毛泽东之间最为重要的一次谈话，是在毛泽东居住的延安窑洞中，关于历史上兴亡周期率的畅谈，即所谓“延安窑洞对”。
谈话是在相互平等、相互信任的气氛中进行的。
毛泽东把黄炎培当做朋友，黄炎培也视毛泽东为知己，而没把他看作尊贵无比的领导人。
他们的交谈是两位好友间的私人谈话。
在作风平易、亲切和蔼的毛泽东面前，黄炎培无拘无束，畅所欲言，言无不尽。
下面是两人的对话（因读者不易找到这次对话全文，故本文援引时照录原文，不加删节）。
有一回，毛泽东问黄炎培，在延安考察的感想怎样，黄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
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
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
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
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
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
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他说，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率。
他特别提到了“人亡政息”的历史现象。
“人亡政息”，典出儒家经典《中庸》。
原文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则其政举。
其人亡，则其政息。
”意为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令都记载在典籍上。
他们在世时，其政令都能得到执行；他们亡故后，其政令便停止执行了。
也就是政令的贯彻因人事更迭而中断；政治局面因执政者的代谢而改变。
黄炎培当时似已料到，在未来的国共对抗中，中共会取得最后胜利，在全国执掌政权。
他以朋友的身份向毛泽东进言，希望中共在得到天下以后，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兴亡周期率的支配，避免历史上“人亡政息”的覆辙，保持政权，用好政权。
他因为对中共寄予厚望，故有上述建言。
毛泽东听了黄炎培的一番讲话，当即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十分赞同毛泽东的答话。
事后他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
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
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摘自/view/69061.htm - 16k ）历史兴亡周期率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历史规律，但黄炎培先生的造成兴亡的原因，今天看来不尽全面。
如果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来研究这个规律就会发现，社会历史兴亡周期率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社会矛盾运动，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矛盾运动的结果。
一、兴——开国的兴盛1、上层统治集团人才荟萃。
一个国家的建国初期，掌管国家事务的统治集团大多是人才荟萃。
这个时期的统治阶级上层人物都是在激烈的社会动荡和复杂的社会矛盾冲突中，推翻原来的统治集团，并战胜各政治势力后登上统治舞台的。
他们大都是集雄才伟略、坚韧的毅力于一身的人物。
他们不仅要统率军队对外战胜强大的敌对势力。
对内还要团结同阵线的各阶级、各阶层的社会力量，而且更要在同一阵营中显露出超人的长处。
他们中有的人原来地位低下，或由于作战勇敢，或机智超群，或在某一次或多次的决策中提出的方法、策略被采纳，因效果显著而逐渐走上统治集团的上层。
所以，战争年代人尽其才的程度要比和平年代大得多。
这主要是因为哪一个政治集团人尽其才，就会在历史的大动荡中走向统治舞台。
秦末刘邦比项羽的军事力量要小得多，就因为刘邦善于用人，能人尽其才，所以他就统一了天下。
建国初期国家太穷,相当于原始共产主义，没有过去时多的剩余产品供官员贪占，加之，官员大都是贫苦出身，即使是出身上层的也都在多年的战乱中度过，刚过上安稳的生活，生活要求较低，有吃有喝有住就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农业立国，百废待兴，产生贪污腐败的条件相当薄弱，而且上层官僚还基本上把持在在夺取政权时的贤能之士手中，政治比较清明，官员之间还还没有形成关系网，“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
官员的提拔晋升大都能达到任人唯贤的程度。
2、大动荡后的人心思治。
一个新生的国家多是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在旧政权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如秦末大泽乡农民起义（公元前209）至汉朝（2002年）建立，前后经过七年战乱。
而且在大泽乡起义前几年人民就已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暴秦统治下了。
在这种历史环境下，不仅是下层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乃至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就是上层社会人物也不例外。
由于新生政权的建立，人们的战争创伤犹痛，都十分珍惜用鲜血和生命换得的和平生活，都一心为改善生活条件而努力。
这个时期的统治阶级也因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新生政权，同时对旧政权覆灭的前车之鉴还历历在目。
因而多采取一些改善生存条件，解决温饱的政策措施来发展生产。
例如刘邦建立汉朝后就采取了“轻徭薄赋”、“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等发展生产的措施，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多年的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景象。
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经过几年的发展稳定，虽然采用了人民公社这个超历史阶段的生产形式，但是在水深火热中被刚刚解放出来的人民战争创伤犹痛，出于对战争的憎恶和对新生活的向往及对共产党朴素的感恩心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而当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因人们的思维方式的不断改变，人民公社因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影响了人们的生产劳动积极性，从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3、土地等生产资料分散。
一些新建立的国家，尤其是经过大的战争等激烈社会动荡后建立起来的国家，土地等生产资料分散，多数人获得土地等生产资料，人们的生存条件较好。
尤其是农民起义，这些农民多是生活条件受到严重破坏而揭竿而起的，他们的起义就是为了争取最基本的生存的权力，而古时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资料。
如陈胜、吴广是在“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情况下率戍卒起义的。
在农民起义军的冲击下，唐末曾出现“天街踏尽公卿骨，甲户朱门无一半”的惨酷社会景象。
在争夺政权的战争中，消灭了许多土地的占有者，从而使人民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土地等生产资料转移到农民手中。
在新国家中农民受到的剥削和奴役比以前减轻，生活也较稳定。
由于我国古代的社会经济是以农业为基础的，人们有了土地就有了生存的基础条件，所以生产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4、人民的负担轻。
建国初期统治阶级的核心人物多出身下层社会。
他们知民之疾苦，憎恶奢侈、腐朽的生活。
即使是出身地主阶级的皇帝也等统治集团上层人物，都对旧王朝的覆灭记忆犹新，故而十分珍惜用鲜血换来的新生政权和稳定的社会生活。
建国初期又百废待兴，统治者阶级同情劳动人民，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也相对较低。
同时这个时期大都政治清明，他们十分注重人民的休养生息，他们又大都推行一系列的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所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至出现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王朝盛世。
汉、唐、清在二、三代帝王时期都出现过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盛世景象。
二、亡——国势的衰落1、政治腐败随着国家建立时间的延长，人口、生产力也在增加和提高，人们的生产、生活开始稳定，就出现了黄炎培指出的“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
”的问题。
因生产的发展，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繁荣，国家的管理机构也在相应在扩大，就出现了黄炎培指出的“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的问题。
有的统治者为了取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扩大统治势力而大力发展官僚队伍，从而使其扩大膨胀。
宋代周而来诸国，为扩大支持面，对后周和各国官员加以任用。
如柴世宗的后代世为宦官，以至基本上与宋王朝相始终；因父祖位高恩阴而当官的很多，皇室在襁褓中即可当官。
宋朝后期机构臃肿，官员多办事效率低，出现“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则五倍于旧”的情况。
对官员的任用不是看政绩的好坏，而是凭关系。
如元武宗常常将官职作为礼物赠送给人。
仅1307年他不经中书省就直接赠予官职的就达880多人。
为了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统治者们又积极扩充军队，如唐代宪宗元和时有军队83万，比天宝时增加了1/3。
这样庞大的官僚队伍和军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支出，由于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统治者们只得强行转嫁给农民，日益增加对人民的横征暴敛，从而大大地加重了农民负担。
如元朝仁宗时包银总数比元初时增加了十倍，一般科税竟增加了五十倍。
随着统治地位日益巩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也日益上升并激化。
如唐代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
人才使用再也不像战争年代那样突出与重要了，在官员的任用上任人唯亲，用人大权往往被朝中的重臣把持。
如唐代的杨国忠、李林甫、高力士。
明代的魏忠贤被尊为九千岁，他的走狗从中央到地方网络密布。
他不仅以自己的好恶而任用官员，而且还大力排除异己，1662年作东林点将录，按录捕杀东林党人。
就出现了黄炎培指出的“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
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
”的问题。
2、统治阶级生活腐败随着统治时间的延长，统治者们将创业之苦记忘得一干二净，生活日趋腐败，并且与下层劳动人民完全隔离，看不到民之疾苦，一味追求奢侈豪华的生活。
就出现了黄炎培指出的那些“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的问题。
如晋武帝有姬妾近万人，而且官僚之间攀比之风大盛。
晋外戚王恺用麦糖洗锅，石崇用白腊当柴；王恺作紫丝布障四十里，石崇作锦布步障五十里；王恺用赤石脂涂屋，石崇用香椒泥涂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