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诗人阮籍玄言诗窥探论文

东晋诗人阮籍玄言诗窥探内容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在动荡离乱中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激化。

而这一时期的文学，却繁华奇葩争奇斗艳，诗歌是这一时期最辉煌灿烂的文学形式。

佛教、道教的传播使得儒学逐渐衰微，而以老庄思想为主题的玄学崛起。

文学也有传统的言志转向抒情，开始重视内心的自由和性情的闲适。

阮籍作为一名士继承并发展了玄言诗，成为东晋时期玄言诗的代表人物之一。

［关键词］阮籍玄言诗政治斗争遥深“玄言”在古代并非特指玄言诗，而多指以老庄玄学为主要内容的玄学清淡，亦称“清言”，如：“（王）衍既有剩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

妙善玄言，唯谈《老》，《坐》为事……。

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

”○1复如史称晋简文帝“清虚寡欲，尤善玄言”。

○2“玄言”一词除指佛教义理外，还专指道教，文言甚至特指那些虚无文语。

作为正规意义上的玄言诗则是在文学兴起之后才出现得。

正始时期，玄学形成，何晏、王弼诸人倡本无子前，（）阮诸人振自然于后，一时风从逐相流传。

如果说何晏诗歌之表现玄言还只是初露端倪，那么（）康和阮籍的诗歌则很明显了。

正所谓“正始明道，诗杂仙心”。

正始作家不多，成就最高的是阮籍，阮籍的玄言诗较何晏、王弼更加注重个人的内心精神和纯粹自我意识，他高倡“越各教而且自然”的思想主张，其诗自在耳目之内、请寄八荒之表，这一风格的形成是综合多个因素而出现的结果。

下面就阮籍的玄言诗发展进行详细的探讨。

一，历史背景：（1）社会背景（2）阮籍自身（3）士人心态（一）社会背景魏晋时期，由于传统阶级的残酷压榨和不宜时局的举措使得社会矛盾诸日深刻化和尖锐化。

社会分崩，百姓涂炭，酿成战乱频繁的惨剧。

东汉黄中起义，一方面埋葬了腐朽的东汉传统政权，另一方面也使社会陷入更深重的灾难中。

在传统阶级内部，军阀混战，豪强兼并。

“生灵板荡，关洛荒芜”，正是当时景象的真实写照，西晋灭吴（公元280年），结束了三国分立的局面，但仅仅十余年就爆发了“八王之乱”。

使中国长期陷入混乱局面，在这样的浩劫下，长安等文化中的频遭毁灭，人口锐减，城郭荒芜。

这样“世积乱离”的状态下，迸发出了文学中的哀怨之声，同时也打击了阮籍等一批士子积极入世的心态，使他们转而走向隐逸。

从用人制度上看，汉代实行征辟制度，以儒家道德标准作为选拔人才的金科玉律。

曹操则进行了重大改革，主张“唯方是举”实行九品中正制，如沈约《宋书·思幸传》指出：“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

这一举措，使大量寒门子弟进入仕途，为社会所众，可以说对活跃当时的文坛起了有一定积极作用。

(二)玄学的兴起与新的人生观的确立儒学在汉代盛极一时，尽管汉代的实际政治总采取了许多法家的策略，但在思想原则上是独尊儒学名。

到了东汉，随着统治阶级的天天腐化，儒学也一天天繁琐花，日益脱离了它辉映理想，照应现实人生的实际内涵。

儒学信仰有一步步动摇。

董卓之乱，遭到惨重的破坏和损失。

以至魏晋社会的乱离无序与门阀取土的制度化，更加速了儒学的衰落。

这个转变就是由儒学转变到玄学。

《文心雕龙·论说篇》指出：“起至今是，务语守文，何晏之徒，始盛高论，于是耿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

”魏晋玄学是由道家思想发展而来，由于道家思想对人世黑暗和人生痛苦的激愤批评，以及超越黑暗与痛苦为个体自由的强烈追求，正符合于当时亲身经历体验了儒家思想的虚幻，破灭的魏晋人为心里，因此玄学逐渐应运而生。

魏晋玄学家提出了老庄是适应当时社会现实为需要。

谈玄学主要有两种意义：一是重新发挥老子无为而治的主张。

这种主张随着门阀的发展与巩固，实质上是削弱君权，放任世家大族享受其特权。

其二是一些不得志的士人，以愤世嫉俗的心情提出“自然”，以放抗当局所提出的名教。

这些人在思想上是积极地反抗现实，而在行动上却又消极地逃避现实。

也有一些人表面上清淡玄理，提倡放达，实际上则是掩饰自己穷奢极欲的腐化没落生活。

如《文心雕龙·时序篇》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淡余气，流成文体。

”这也说明玄学的形成和发展对文学所起的影响。

魏晋文学也促进了魏晋人新的人生观的形成名士与宦官的斗争尤其两次党锢之祸，株连甚广，天下大乱，名士遇害。

到了魏晋，惨遭屠杀的名士就有祢衡，孔融，杨修等。

在这种形式下，汉末的“请仪”逐步转变为魏晋的“清淡”。

在人物品评中流露出一种新的人生观。

如阮籍《大人先生传》中的“大人先生”，这与儒家理想中的圣君贤明的形象不同，恰好是儒家理想破灭后的产物。

魏晋人的人生观，追求一种自有旷达的生活，已不再注重认的外在节操，二十人的内在精神。

时人不拘礼节，逐与酒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竹林七贤个个是酒不离口，借酒消愁，阮籍借酒避祸。

（二）士人心态的改变一个时代的士人心态比将其直接影响这一时代的文学思潮，创作风气。

大致从桓、灵之际开始，汉末士人心态大变。

《后汉书·党锢列传序》即言：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任与阉寺，士子羞与为任，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

逐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

裁量执政，省直之风，于斯行矣。

受汉末士人“疏离心态”（罗宗强语）的影响，逮安士人和阮籍等正始士人伸出乱地，有在背离传统观念，异议殊论，言无定准方面走得很远。

他们既想在乱世建功立业，有所作为，但又举步维艰，力不从心；既要张扬个性，我行我素，但又处境险恶，甚至有生命之虞，因而忧患意识很强，这点在很多诗人就有描述忧患，如阮籍的“排行将和见，忧思独伤心”《咏怀》其一。

“竟知忧无益，岂若归太清。

”《咏怀》二十二。

“渔夫知世患，乘流泛轻舟”《咏怀》六十二。

正始士人多数处于忧患填胸不得不说，又不能明说那样一种备受压抑的无奈心态。

司马氏提倡名教，但他篡夺曹魏政权是对名教忠信节义的破坏。

为了抢权，他又杀戮，使得“天下名士去其半”。

故西晋士人表面臣服，实怀贰心，士人多怀有不喑世务，以求自金，狂放纵欲以求自适，热衷清淡以求扬名的心态。

这种心态便造就了以阮（）为代表的一批正始文人，放情山水，追求优雅，从容高远的名士风度。

玄言诗大行其道，得到了很好饿发展。

二，阮籍其人厨川白村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用在阮籍的身上，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他博览群书，尤好《庄子》，《老子》。

少有“济世志”。

但生活在魏晋交替时期，目睹政治昏暗，天下许多名士被杀的现实，既不满意司马氏集团的篡权活动，也不满意曹魏统治集团的昏庸腐败，不思振作，但又不敢公开表示，只好采取韬光养晖的处事原则。

正始作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竹林七贤”，即（）康、阮籍、山涛、向秀、王戎、阮咸、刘伶七人，而其中诗歌成就最高为阮籍和（）康。

严磊把阮、（）诗风称为“正始体”。

提到正始文学，阮、（）二人并称，由来已久，相比较之下。

两人思想上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性格及为人处世态度颇不同。

与（）康的“刚肠疾恶，转肆直言，遇事辙发”不同，阮籍“随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

在诗风上二人也略有不同，即刘勰所谓“唯（）志清俊，阮旨遥旨”（《文心雕龙·明诗》）。

这与阮籍在诗中多用象征手法，重在表现感受，至于触发这种感受的具体生活内容避而不谈。

大约在魏正始末年（249年）至嘉平四年（252年）间，因为（）康闲居在家，而山涛与阮籍也分别在这时辞官归隐，为竹林七贤集合提供了时间。

集会的具体场面我们无法考证，但从发掘的《高逸图》中可以看到当时聚会时各人的形象。

阮籍赤足箕踞而坐，撮指入口，啸声回荡在山中，（）康如孤松，临风端坐，傲视刘伶，山涛酣醉酒中，王戎手执如意，意欲击节而舞，还有锻铁灌园的向秀，善谈琵琶的阮咸，栩栩如生。

追求隐逸，自视清高，发谈玄远，是他们共同的价值取向。

竹林七贤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上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尤其阮籍、（）康对文学的贡献，随历万世而不竭。

阮籍在《大人先生传》、《达庄论》等文章中，表达了对礼法之士的尖锐讽刺。

在实际生活中，他用异常举动来对抗礼法，如他能为青白眼，见到拘守礼之人，就用白眼看他，乃示轻蔑。

见到喜爱之人，则以青眼相对。

又据《晋书·阮籍传》记载：“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

或饥之，籍白：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泸沽酒。

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

籍既不自谦，其夫察之，亦不疑也。

病假女友才色，未嫁而死。

籍不识其父兄，经往哭文。

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

由这些材料可以看出，阮籍平时言行放荡怪异，不拘收礼，以此反抗司马氏提出的“名教”。

和竹林七贤中其他几位成员一样，阮籍亦嗜酒如命常常以酒避祸，亦以酒浇胸中的不快（《世说新语·仕诞》记王大语）。

如司马昭想让阮籍的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司马炎，阮籍连醉六十天，使对方没有机会提出。

钟会总想趁机陷害他，使经常问他有关时事的意见，阮籍也是一个劲地喝酒，使钟会无机可趁。

所以他在晚年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被称为“天下之至慎”。

妹妹，我没有睡觉都给你写，呵呵，出现括号的是不会写的字，你就填上昂。

还有就是排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