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专题写作

翻译研究专题写作1. 研究热点综述我国翻译界当前的主要研究热点之一是对当代西方翻译学的研究。

潘文国教授从学科意识出发,把西方翻译研究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古代的西塞罗(Cicero)到1959年,叫做传统的翻译学阶段;第二阶段,从1959年雅可布逊(Roman Jacobson)发表他的著名论文《翻译的语言观》开始到1972年,叫做现代的翻译学阶段;第三阶段,从1972年霍姆斯（James Holmes）发表里程碑似的论文《翻译学的名称和性质》开始至今，叫做当代的翻译学阶段。

在这部划时代的文献中，霍姆斯历史上第一次勾勒出翻译学学科的结构框架，并建议采用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学）命名翻译学科。

他指出：“翻译学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描写从我们的经验世界里表现出来的有关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的各种现象，二是确立一些普遍原理，以描写和预测上述现象。

这两个方面也就是纯翻译学的两个分支，可以分别叫做‘描写翻译学’或‘翻译描写’，和‘理论翻译学’或‘翻译理论’。

”霍姆斯的翻译学研究范围具体如下：翻译学下有应用翻译学和纯翻译学，应用翻译学下设有翻译人才培训，翻译辅助工具（词典、术语库等），翻译方针政策（作品选择、译者地位等），翻译批评；纯翻译学下辖描写翻译学和理论翻译学，描写翻译学包括成品研究（研究现有译本），过程研究（研究翻译心理），功能研究（研究翻译在受方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功能）；理论翻译学包括总体研究（一般理论）和侧重研究，后者包括侧重媒介研究（口/笔译：人工/机器），侧重区域研究（特定现有译本），侧重层面研究（特定语言层面或领域），侧重文体研究（文学、圣经等），侧重时间研究（翻译古/今文献），侧重专题研究（成语典故等）。

在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是独立学科的理论意识，已经较为广泛地出现在理论家的著述当中。

自此到21世纪，西方翻译研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译学思想或流派，如翻译研究派、翻译科学派、文化学派、操纵学派、目的学派、功能学派、交际学派、语篇语言学派、话语结构学派、释意学派、解构学派、多元系统学派等。

在同一时期，中国在历经文革时期的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之后，迈开了向文化现代化进军的步伐，国门大开，对于先进文化、科学知识和理论话语的引进成为一道亮丽的学术风景。

由于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出现了停滞期，理论的危机和实践的需求使得我国翻译界放眼看世界，认真研究西方译论，从理论意识、研究方法、研究的系统性和理论化等各方面吸取有益的经验，结合中国历史悠久且广泛的翻译活动，在深入研究我国传统译论基础上，使我国的译论研究更趋学理化、更趋系统性。

西方翻译研究重理论建设，中国翻译研究重实践经验的总结，如何使二者相得益彰，依然是中国理论界的当务之急。

符号学、社会符号学与翻译符号学是研究有关符号性质和规律的学科。

它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古希腊和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就有许多关于符号本质的论述。

现代符号学发源于两位奠基人，一位是瑞士语言学家费·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另一位是美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

索绪尔认为语言的问题主要是符号学问题。

语言符号由音响形象和概念含意构成，前者称为“能指”，后者称为“所指”，它们的关系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

他的符号理论在20世纪的西方人文研究中一直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他的二元符号模式被当成定论而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的研究。

可是现在有许多专家学者认识到能指与所指任意关系的片面性，而逐渐倾向赞同皮尔斯的三元符号模式。

皮尔斯认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可以有三种方式：因果关系，象似关系，规约性关系（任意性）。

并由此得出标示符号、象似符号和象征符号，这三种符号的有机结合极大地丰富了符号的使用。

根据皮尔斯的观点，符号被理解为一种三角关系，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同时性出发，符号是同时作为媒介、被表征对象和释素的。

皮尔斯是这样说的：“A sign, or representamen, is something which stands to somebody for something in some respect or capacity.” (“符号或表现体是某种对某人来说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某一事物的东西。

”)用美国哲学家和行为语义学家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的话来说，任何符号都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实体：（1） a sign vehicle (符号载体)(2) a represent of the sign （符号的所指） (3) interpretant(释素)。

据此，任何符号都不可能单独地与其它符号不相关联地出现，每个符号若要能被解释，它需要至少通过另一个符号来说明，即每一个符号都是可以被替代的，符号的可替代性或置换性是翻译的前提。

莫里斯发展了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将符号学划分为三个分支：（1）句法学，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2）语义学，研究符号与指涉对象之间的关系；（3）语用学，研究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

由此，语言意义也分为三种（1）言内意义，即符号相互之间所体现的意义；（2）指称意义，即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3）语用意义，即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

莫里斯的三种意义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切实的理论根据。

根据这三种意义，我们在翻译中可以寻求两种语言的语义对应。

言内意义的传达涉及语音、语法、词汇等层次，分析言内意义的丧失、搭配关系、歧义结构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所指意义的传达中，两种语言的词汇单位之间的语义对应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型：（1）完全对应；（2）部分对应；（3）不对应。

词的多义、广义、狭义、变义、反义、上下义等也是其中应考虑的因素。

在语用意义的传达中，联想意义、情感意义等是语义对应的范畴。

符号学对翻译的最大贡献在于它使翻译走出纯语言研究的范围，而步入文化的比较研究这一更广阔的领域。

在符号学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符号学认为，人类社会的彼此沟通是凭借符号的传播，符号是一种思维方式，文化是由许多符号系统构成的意义潜势，语言只是表现社会符号的许多方式中的一种，它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符号系统，能表现其他符号系统，语言作为社会符号意味着把它看作社会文化情景中的信息系统，它具有高度的传播能力。

因此对意义符号的每一次选择都要与社会文化符号系统相联系，一方面要受到社会文化符号系统的控制和调节，另一方面又要从中做出选择。

韩礼德在《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对语言和意义的社会解释》（1978）一书中对语言的符号性有全面论述。

他认为语言的社会符号理论应包括以下要素：文本，语境，语域，语码，语言系统（包括三大元功能），社会结构。

韩礼德的理论体系中,语域是指在特定的言语环境下，以特定的交际方式，为特定的目的选择恰当的语言成分的集中表现。

语域与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语境由语场、语旨、语式三个部分组成，语场指实际发生的事，语言发生的环境，反映出语言使用者的目的；语旨指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语式指语言交际的渠道或媒介。

语场、语旨、语式是具有无限分度的延续体，它们在一些分度上相遇构成语域。

根据语域的观点，社会交际过程中交际意义是受情景语境制约的，在某一语境中，通常只是其中的一种意义比较突出，其他意义通常被排除掉或过滤掉,这种机制就是情景语景。

功能指三大纯理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

概念功能指的是语言对人们在现实世界（包括内心世界）中的各种经历的表达。

人际功能表达讲话者的身份、地位、动机和他对事物的推断等。

语篇功能指在语义层中把语言成分组成为语篇。

胡壮麟教授主编的《系统功能语法概论》（1989）一书提出：“由于意义系统受制于语言的社会文化语境，因此，寻找意义的对等实际上是寻找两种语言的语篇的情景语境的对等，即寻找两种语言的语篇在相同的语境中在功能上的对等。

”社会符号学翻译法就是把语言放在社会的框架内，立体地、有层次地、动态扫描式地对语言进行分析，从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角度理解其语言信息及社会意义，从语域、情景语境的角度入手，进一步分析其三大纯理功能，求得两种语言语篇的功能对应，深入理解、选择和传达意义。

奈达（Eugene A. Nida）在《翻译意义》（1982）一书中介绍了社会符号学翻译法，《在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2001）一书中也推崇这种方法。

巴尔胡达罗夫在《语言与翻译》（1985）一书中将符号学原理成功地运用于翻译理论与实践中。

柯平在《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1993）中，将莫里斯的三类符号意义与中国的翻译实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陈宏薇教授在《新实用汉译英教程》（1996）中以语言的社会符号性为基本原则，讨论了汉译英过程中正确理解与贴切表达原文的方法与途径。

Mona Baker在In Other Words: A Course Book on Translation（2000）(换言之：翻译教程) 中，及Roger T. Bell在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2001)(翻译与翻译过程：理论与实践)中均将韩礼德的理论应用于翻译实践中。

Basil Hatim在他的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Translation Theory and Contrastive Text Linguistics(2001)(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与对比篇章语言学)、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2001)(语篇与译者)两部著作中也有深入的分析。

目的论目的论又称功能翻译理论，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德国，其创始人是德国学者凯瑟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她在《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一书中提出了功能类别问题，将文本功能列为翻译批评的一个标准，建立了功能翻译理论的雏形。

此后，她的学生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在莱斯的理论基础上创立了功能派的奠基理论：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y）。

Skopos是希腊语，意为“目的”，目的论是将Skopos概念运用于翻译的理论，其核心概念是：决定翻译过程的最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目的，强调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必须由译文预期的目的或功能决定。

稍后，贾斯塔▪赫兹▪曼塔利（Justa Holz Manttari）进一步发展了功能翻译理论，建立了行为翻译理论。

她用信息传递来指文本、图片、声音、肢体语言等各种各样的跨文化转换，视翻译为一项为实现特定目的的复杂活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出版了《目的性行为－析功能翻译理论》一书，用英文全面地整理归纳了功能派的各种学术思想，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和丰富的实例阐述了功能派复杂的学术理论和术语，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该理论，提出了翻译过程中“功能加忠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