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中庸思想

孔子的中庸思想
摘要：孔子的中庸思想，有其内在的逻辑：“尚中”是中庸的逻辑起点，“时中”是中庸的内在本质，“中正”是中庸的规范准则，“中和”是中庸的理想目标。

“尚中”的基本内涵是“无过无不及”，“时中”的基本内涵是“无可无不可”，“中正”的基本内涵是“礼义”，“中和”的基本内涵是天人和谐之美。

其中，“尚中”观念为传统所固有，为孔子所继承。

“时中”、“中正”及“中和”的观念是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孔子中庸思想的核心之所在。

关键词：中庸、时中、中正、中和
“中庸”思想，起源甚古。

相传早在氏族社会，帝喾便“溉执中而遍天下”。

尧舜时代，又有所谓“允执其中”的说法。

成书于殷周之际的《周易》一书，更是鲜明地体现了“尚中”的倾向，如在《易经》六十四卦中，被《易传》及后来的易学称为“中爻”的二、五两爻吉辞最多，合计占47.06%，差不多占到了总数的一半；其凶辞最少，合计仅占13.94%足见其对“中”的重视。

春秋末期的著名哲学家孔子，十分重视对三代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在他的思想中，也包含了丰富的“尚中”观念。

以此为出发点，孔子建构了自己的“中庸”思想体系。

本文即对此予以简要的剖析。

孔子的“中庸”思想，其逻辑起点，是传统的“尚中”观念。

从《论语》及相关典籍中不难看出，“中”是孔子品评人物、选才交友的标准之一，也是其自我修养的行为准则。

如：“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

‟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师，颛孙师，即子张。

商，卜商，即子夏。

二人均为孔子弟子。

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谁更强一些，孔子评价说：“子张有些过分，子夏有些赶不上。

”子贡以为，子张“有些过分”，自然要比“有些赶不上”的子夏强些，孰料孔子的回答则是：“过分和赶不上同样不好”。

在这里，孔子衡量弟子孰优孰劣的标准是“中”，即“无过无不及”。

“中”也是成就“君子”品格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原则：“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文质彬彬”也就是前文所谓的“中行”，关于此点，《颜渊》篇的一段话正好可作注脚：“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

文犹质也，质犹文也。

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棘子成，卫国大夫。

“鞟”即皮革。

子贡的意思是说，礼仪形式和朴实的基础这两个方面，对君子来说同等重要，假如把两张兽皮的毛全部拔去，就分不出哪张是虎豹的皮，哪张是犬羊的皮了。

因此，对一个人而言，美好的素质和合理的行为都是不可偏废的。

以“中”为标准，孔子常常告诫人们思想行为要合乎中道，如曰：“好勇疾贫，乱也。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朱熹解释说：“好勇而不安分，则必作乱。

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必致乱。

二者之心，善恶虽殊，然其生乱则一也。

”“好勇而不安分”就是孔子所谓的“勇而无礼”；“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有类于孔子所谓的“直而无礼”。

二者的行为方式虽或不同，但思想根源却是一个：即“一意孤行”，而不能中道行之。

有见于此，孔子十分推崇“中庸”之德：“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从孔子的赞扬（“其至矣乎”）和惋惜（“民鲜久矣”）中不难看出，在孔子的心目中，中庸之德是何其完美
与“中”一样，“时”也是一种起源甚古的观念。

早在尧帝时，就曾“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孔子一向重视“时”，其曰：“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强调“时”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

不但治国，就连说话，孔子也是“时然后言”，并主张“言不当其时则闭慎而观”。

不但说话，就连看到飞鸟，孔子也不免“时哉时哉”之叹：“色斯举矣，翔而后集。

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

”因此，孔子特别强调：“君子务时。

”
孔子晚年，对《周易》情有独钟，在其研究《周易》的过程中，对“时中”问题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在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易传》中，“时中”的观念更为突出。

如《艮》之《彖传》曰：“艮，止也。

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

”[9]本则《传》文，特别申明了“时止”、“时行”之意。

强调或止或行，或动或静，都要因其时。

“时止时行”，就是“与时偕行”，“动静不失其时”，也就是“时中”。

“时中”，即“中”而因其“时”，“时”而得其“中”。

得其“中”，所谓经也；因其“时”，所谓权也。

有经有权，故能变通。

此所谓“变通者，趣时者也”。

变通趣时，即变化日新。

能趣时变通，即是“识时务”。

而识时务，能日新，就可以常保通泰。

此所谓“日新之谓盛德”
孔子特别重视“礼”在“中庸”中的意义和作用，要求“君子之行也，度于礼” 。

“度于礼”，即是“就有道而正焉”。

从这个意义上说，合于礼就是“正”。

孔子很强调“正”，如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身正”就是行为合于礼。

由“正身”，孔子进一步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要以礼为规范，衡量人们的等级名分，以使人们的等级与其名分相当。

名分相当，就合乎礼，也就是“正”。

其实，“正身”也好，“正名”也好，实质都是“以礼制中”。

“以礼制中”，就是把礼作为中的规范准则，可以说，孔子讲中，其尺度就是礼[1]。

而其讲礼，目的也是为了达到“中”。

前引“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就是以礼“制中”的很好例证。

《礼记》说，“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故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也说明礼具有致中的作用。

这诚如荀子所说：“先王之道，仁之隆也。

比中而行之。

曷为中？曰：礼义是也。

”
“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实际上也就是“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与“和”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虽然我们没有充分的材料证明孔子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的“中和”观念，但于相关文献中也不难发现，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包含着“中和”观念的：孔子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

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这是孔子评论郑国著名政治家子产的“临终遗言”时所说的一段话。

据《左传》记载，子产临死前，曾告诉他的接班人子大叔说，为政的关键，在于针对不同的对象，或宽或猛，宽猛适中（同上）。

孔子称这种宽猛相济所达到的适中状态为“和”，并引《诗经》“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的诗句，称赞子产的为政之道是“和之至也” 。

孔子所引诗句，出自《商颂·长发》。

大意是说，不相争也不急躁，不强硬也不柔软，施政行令很宽和，百样福禄集如山。

孔子以此形容子产的“宽猛”之论，认为这是达到了“和”的极点。

子产死后，孔子“出涕曰：…古之遗爱也。

‟”（同上）孔子用“和”概括子产的“宽猛”之论及《商颂·长发》中所表现出来的“适中”思想，表明孔子已经意识到了“中”与“和”的内在关系。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孔子的中庸思想有一个内在的逻辑，传统的“尚中”观念为其逻辑起点，以此为基础，孔子结合“时”与“中”，使传统“尚中”思想由静态单一的结构（“无过无不及”），发展成为一动态变易的系统（“无可无不可”）。

同时，孔子又发挥自己精研礼学的优势，以礼制“中”（“礼乎礼，所以制中也”），使“无可
无不可”的动态变易系统始终遵循着“经天纬地”之礼而展开，并由此直契天人秩序之美，使中庸上升为一种对天人和谐之美的体认与追求。

孔子的中庸，既是一种思想方法，又是一种行为准则，更是一种理想目标。

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它能使人适其“度”；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它能使人合于“礼”；作为一种理想目标，它则帮助人们体认并受用宇宙自然的和谐之美。

“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2] 黄沛荣.易学乾坤[M].台湾：大安出版社，1998
[3]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编.中国哲学史［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