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票号兴衰的启示
探究山西票号的兴衰及启示
探究山西票号的兴衰及启示作者：杨敏杰来源：《大经贸·创业圈》2019年第04期【摘要】山西票号是清末山西人经营的主营货币汇兑业务，兼营存放款业务的私营金融机构。
从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诞生到后来被现代银行业的取代，山西票号兴盛了近一个世纪，然而它的消失又是非常迅速的。
文章以山西票号的兴衰为研究对象，首先从地理位置、经济、政治、文化等角度对其兴起原因进行了研究，然后又探究了衰败的原因，最后整合了前文内容，希望以史为鉴，提出一些对当今金融机构的启示。
【关键词】山西票号兴衰启示一、引言商业已经成为当今经济社会的主题，而位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的晋商以其近五百年的光辉历史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纵览近 20 年来的晋商研究，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将目光和方向主要集中在了对晋商的兴衰原因、经营管理之道、金融贸易运行规律、研究方法及晋商文化的研究之上，虽然做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可谓成绩斐然，但缺少统一的整理和归纳。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行整合，探讨了山西票号的兴衰过程及启示。
二、山西票号兴起原因探究（一）地理及自然条件。
山西居天下之中，是沟通四方贸易的要冲，又与帝都长安、开封、北京相邻，王者之都，是高消费的城市。
山西地接边塞，为历代与塞外民族通商的桥梁。
因此，山西所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十分适合经商。
（二）商品经济的发展。
晋商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现银运输存在风险、成本高，出于資金调拨和结算的需要，票号应运而生。
著名票号日升昌的前身是“西裕成”颜料行，其规模较大并在多个重要城市设有分庄，不少在外的山西生意人想要捎钱回家，但由于镖局运送现银成本高、风险大且容易丢失，他们便依托“西裕成”进行异地付钱本地取款，雷履泰看到其中商机，最终“西裕成”转型成为经营汇兑业务的“日升昌”。
（三）与封建政权力量相结合。
晋商在其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与封建政权力量相结合，清王朝许多大规模的军事活动都得力于晋商的赞助。
从票号 发展衰亡看金融创新
从山西票号发展衰亡看金融创新李天怀2003-09-01 09:22:43山西票号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期，即清朝道光年间。
它是主要为工商业经营存、放、汇等银行业务的信用机构，随着清朝中叶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晋商的崛起而产生。
山西票号之所以被社会上称为票号，源于开始经营汇票业务，故称为票号。
山西票号也是我国第一家票号，牌号为“日升昌”，是山西平遥县人雷履泰首创的。
山西票号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曾兴盛近一个世纪，当时清朝的经营汇兑业务基本上由山西票号所垄断，创造了盛极一时的辉煌历史。
然而，在清末经济社会政治危机的困扰下，在与新型的现代银行竞争中，山西票号开始走向衰落，短短几年便销声匿迹了。
究其原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本文试图从金融伦理这一角度来探索山西票号的衰亡原因。
一、山西票号初始阶段所制定的伦理道德规范不能一以贯之地执行山西票号在创立之时，就十分重视票号制度和道德规范建设。
如素有“三帮”之称的平遥、太谷、祁县票号就在成立时制定过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和道德规范，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不准接眷外出；不准在外娶妻纳妾；不准宿娼赌博；不准在外开店；不准染习不良嗜好；不准蓄利放贷；不准用号款借与亲友；不准买空卖空，投机取巧；不准懈怠误事；不准向号中相与之家浮挪暂借，违者议处，直至开出号外等。
从山西票号这些行为规范来看，即使今天也不落后，然而在切实践行这些道德行为规范方面却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
在山西票号发展的后期，由于整个清朝社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社会危机不断，而那些山西票号的东家们多有穷奢极欲，纸醉金迷，腐化堕落者，他们在事业有成后，对于票号经营疏于管理，当初所制定的那些行为规范成为一纸空文，豪华生活，坐吃山空，焉有不败之理。
山西票号如此迅速衰败，它启示我们，在金融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的金融部门和单位要时刻牢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继续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决克服国有银行存在的那种“家大业大，浪费一点没有啥”的错误观念，坚决反对以贷谋私，贪污受贿，损公肥私的行为，要深化纪律教育，增强法制观念，强化监督机制，加大稽查力度，严防大案要案发生，同时要加强金融职业道德教育与实践。
金融近代化中票号的兴衰与启示
★甲午战争后，票号与铁路建设有关， 清末的华资新式银行，例如中国通商 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的创办也和清 末爱国的保路运动和商办铁路公司的 活动有关，在这方面，票号的作用尤 其突出。
★票号的经营开始出现危机 ☆清末银行业的发展使得票号的竞争对手增 多。 ☆票号面临的竞争威胁主要集中在汇兑业务 上。 ☆票号的经营危机首先表现在其汇兑业务在 市场竞争的冲击下急剧滑坡。 ☆放款倒账才是票号生存的最大威胁。
清朝光绪年“江西银钱号”的银票
1895—1900年北洋铁轨官路总局发 行的中国清代纸币（ “北英洋票”）
★票号的组织及经营管理 ☆票号与账局一样实行无限责任的独资或合 伙的企业组织形式； ☆票号在东家与掌柜（总经理）之间实行两 权分离的经营管理制度，总经理对票号实 行高度集权的家长制管理； ☆票号的资本分为正本（名义资本）和护本 （占正本40%的用于弥补资本亏蚀的附加资 本；
日升昌票号（前院）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日升昌票号（前院）
★日升昌票号成立后，其银钱汇兑业务很兴隆，发 展前景看好，这对其他传统银行的产生起了较好 的示范效应。 ★很快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介休等县的绸布庄、 茶庄、颜料庄等商业组织纷纷改组为票号，形成 西帮票号，以后又形成南帮票号。可见，日升昌、 聚兴诚等许多票号与商业也有不解之缘。一方面， 票号是商业发展的产物，最初也是从商业资本演 化而来的；另一方面，票号是商业金融，主要为 贸易的发展提供汇兑金融服务。
◆票号的整体衰亡说明，银行必须要完善自身的经 营机制，实行审慎经营，控制倒账率才能控制风 险。 ◆传统银行的家族企业性质以及无限责任制度不利 于银行业的联合并购，不利于银行增强资力和竞 争力。 ◆汇兑等中间业务的竞争是大中型银行业务竞争的 焦点之一。 ◆票号的整体衰亡也表明，建立中央银行行使“最 后贷款人”职能具有必要性。
晚清票号兴衰的启示
晚清票号兴衰的启示作者：祁燕泰晚清时期，中国本土上出现了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金融机构——票号。
他产生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走向辉煌，而且曾经统治中国金融市场长达半个多世纪。
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他又像一颗流星，绚烂的光芒只是一闪而过，在民国建立后迅速消失，灭绝得比恐龙还要彻底。
现在世界上的金融机构中没有任何一个是票号的直系甚至旁系后代。
发生这种现象可能有诸多原因，在这里笔者只是想从票号的兴盛和衰亡过程中寻得一点蛛丝马迹。
票号出现之前中国的金融机构主要有钱庄和账局。
钱庄主要办理银钱兑换和发“钱票”。
账局主要是放高利贷，放贷时往往预先扣除百分之十的本金，利率在“月息三分”左右，类似现在小贷公司。
钱庄和账局都是地区性小型金融机构，一般只在本地做业务，不去异地发展。
票号和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开始经营汇兑业务，异地可以存取款，机构遍布当时全国主要商业城市。
票号产生于实体经济的需求，随着晚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宗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远距离运输货物和收取资金的需求不断增加。
在晚清的交通、通讯条件下，如果商号自己从异地收取现金（银两和铜钱）运回本地，不但运输成本高、风险大，而且周期很长，使资金周转很慢，严重影响经营效率。
这就需要发挥社会分工的作用，由专门的机构来完成资金的异地运输工作，产生规模效益、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票号也就应运而生了。
票号初期的业务只有汇兑，也就是“不生产钱，只做钱的搬运工”。
利润来源于“汇水”也就是长途搬运手续费。
在经营中，票号逐渐发现，有一些长期合作的商号觉得每次汇款时再把银子存到票号太麻烦，就把一定金额的银子提前放到票号，要汇款时通知票号。
也有的商家急于向异地汇款，但是临时周转困难，让票号先开出汇票，承诺在汇票取款之前把钱交齐，并且给票号一定的利息。
票号发现这两种业务也非常有利可图，甚至可以用客户存在自己这的钱先垫付给赊账汇款的人，而自己没有支付什么成本就赚了钱，逐渐有意识的发展存、贷款业务，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金融机构。
山西票号的发展与演变精讲PPT
下面简要介绍几个制度
二、票号的组织架构
1、股份制与两权分离
晋商在明代就已经开始组织股份制企业，合作投资， 资本金根据投资人的经济实力与意愿确定股份多少， 作为股东，经营成果按照股份多寡承担风险和享有 收益，创造了中国最早的股权融资制度。
润分红后，按股份比例（包括实物资本股和人 身股），提取一部分红利留在企业参加周转使 用，这部分资金仍归个人所有，只付给利息不
分红。经营中若发生亏损，由副本支付，借 以确保资本充足率。
二、票号的组织架构
这项制度，我认为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出的 新资本协议草案（第三稿）提出的从管制性资本到 经济性资本的转变是一致的。
这种全权委托的东掌关系，将大掌柜的德能置于全 社会的监督之下，大掌柜若经营模式不善或不够尽 心，会面临信誉的损失，在当时的经理人市场上被 人低看，会威信扫地，没有出路，对大掌柜的保人 也不利。所以大掌柜都是忠心耿耿，尽职尽责，谓 之“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二、票号的组织架构
2、联号制度 山西银行实行总分支机构制，总号设在山西本
考核制度：总号对分号的考核，是以“结利疲帐定 功过”，但以不对它号造成损失为原则，否则给予 处罚。
报告制度：
书面报告：①正报 ②附报 ③行市
④叙事报报告 ⑤年终报告
口头报告：①每日晚上面报
②大掌柜巡视面报
③班期回总号面报
二、票号的组织架构
3、资本管理制度 票号资本金有正本与副本之分。 正本是股东的货币投资，在万金帐中记载。 副本也叫“护本”或者“倍股”，是在企业利
间传说票号号规为顾炎武“亲手所订”，是为家票 号。 不管那一种看法，票号确实发生于清代山西，渊源 于晋商。是适应商业资金调度需要发展起来的。
山西票号的衰亡之因
山西票号的衰亡之因山西票号的衰亡之因山西票号的衰亡之因既有自身内部存在的弊端，又有外部经济、政治变动的冲击。
探析其衰亡的原因，从中获得的最大启示为：创新是发展的根本动力。
山西票号在其长达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历经挫折，又数次崛起，曾一度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中外闻名。
然而，在清末经济危机困扰下，在与现代银行的竞争中，山西票号开始走向衰落，经辛壬变乱[1]后，一蹶不振。
虽有不少有志之士曾努力欲挽救票号于危难之中，终因回天乏力，山西票号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探究其衰亡的原因，可分为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
一、山西票号衰亡的内因（一）缺乏正式的对经营者的责任追究机制及对其经营行为的审计、监督机制，造成总经理（大掌柜）责权利严重失衡。
山西票号普遍采用“东家出资、掌柜经营”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制度。
虽然该制度在现在看来仍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当时所实行的“两权分离”制度，只是赋予总经理无上的权力，却没有建立与之相配套的责任追究机制，也没有设立专门的类似现在的审计和监事会之类的机构对经营者行为进行审查和监督。
总经理只负盈、不负亏，票号盈利多总经理获利也多，但票号发生亏损则由财东负责，总经理不负任何责任。
这种“利益共享，风险不共担”的责权利失衡的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极易导致“道德风险”的发生，使经营者对资本利润的追求增强，而对资本安全的考虑减弱，从而加大票号经营风险。
主要表现在19世纪90年代之后，票号一改一贯谨慎的作风，经营者在没能审时度势，明辨政治、经济动向的情况下就大量放款，使票号在20世纪初形成放款远远超过存款的局面。
结果，在辛亥革命后，因大批工商企业破产从而票号放款无法收回的情况下，致使众多票号遭挤兑而搁浅倒闭。
（二）票号放款皆为信用放款，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倒账风险。
不可否认，信用放款在经济景气时期对于票号扩大经营规模和盈利能力曾起过重要作用，票号经营前期信用放款风险也确实较小。
但在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投机和经济危机伴随而来。
山西票号由盛转衰的原因分析及其对现代金融的启示
山西票号由盛转衰的原因分析及其对现代金融的启示第一篇：山西票号由盛转衰的原因分析及其对现代金融的启示山西票号由盛转衰的原因分析及其对现代金融的启示山西票号的兴衰及原因昌盛百年的重要原因一、建立了有效地利益分配制度。
19 世纪初, 山西商人大多采用东家出资, 掌柜经营的方式, 票号作为一种专业性很强的行业, 也实行了两权分离的产权制度和劳资并重的分配制度, 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环境, 产生了较大的激励作用。
将员工与财东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做到了“人人各谋其私，不责而勤”。
二、建立了严格地用人制度。
三、进行业务创新和制度创新。
四、实行了较为灵活的经营策略。
五、金融创新（1）结算方式创新（2）总分号制创新（3）突破了高利贷的范畴六、防范风险的成功经验（1）经营机制上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2）在产权确定上实行股份制（3）从经营管理方面对风险进行防范七、坚持诚信立业八、财东所有权和大掌柜经营权两权分离九、人身股制，给员工股份的方式与今天我们实行的期股期权方式基本一致。
十、稳健审慎经营衰亡的根本原因一是未能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发展战略，丧失了生存的基础。
二是创新进步的动力枯竭，缺乏有效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机制。
三是过度依赖信誉，不注重风险防范，大量放款难以收回，经营陷入困境。
四是山西票号采用无限责任制五是没有形成更为科学合理的票号内部权力均衡机制。
六是各个票号各自为政，难以联合起来组成有较强抗风险能力的大金融集团,所以竞争力就很弱,无法与后起的银行抗衡。
七是“官商相维”导致山西票号的最终灭亡八是信用放款堪称山西票号的致命弱点九是现代银行构成山西票号的天然克星十是管理缺失构成山西票号的先天不足十一是思想守旧导致山西票号无法与时俱进警示与启迪启示之一，企业发展不能仅靠政府关系“揽活”。
启示之二，畸形的官商关系是现代企业发展的大忌。
启示之三，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是企业永远的追求。
启示之四，对现代企业制度和家族式管理的思考。
票号之 存兴衰亡
货币金融学结课论文----晋商票号之存兴衰亡国贸06-1班黄丹青06068114晋商票号之存兴衰亡票号，是清代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的信用机构，亦称票庄、汇号或汇兑庄。
明末清初汇票作为汇兑的工具已有流行。
说起晋商票号，就不得不提到日升昌，这个把票号搬到历史舞台上的最终导演者。
但是，我们会想到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日升昌是中国的第一家票号？这是上帝掷骰子的偶然呢，还是有其必然性？当时，在乾隆后期，社会动荡，盗贼纷起，许多商人托颜料业龙头老大西裕成李东家帮他们把白银带回家乡。
西裕成也需要在总号与分号之间调动资金，就把别人托带的钱留在分号，写个条子让他们回平遥的总号取白银。
但西裕成的大掌柜雷履泰从中看出了商机。
既然有这么多人要用这种汇兑的方法把白银运回家，为什么不把它作为一种新商机，通过为别人汇兑银两赚钱呢？他的建议得到东家的支持。
于是就由李大全出资30万两白银，雷履泰出资2万两白银，在道光三年(1823年)把西裕成改为日升昌，把以颜料为主业改为经营银两汇兑。
这就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票号。
从这个过程来看，日升昌的建立的确有偶然性。
按照哲学家的说法，偶然性体现了必然性，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
偶然背后有必然。
票号出现在日升昌是一种偶然，但由晋商最早进入票号业却是一种必然。
其后，平遥、祁县、太谷三县商人继起，将原来由商号兼营的汇兑业务划出或重新集资设立票号，形成山西人独占的一大新兴行业，通称山西票号，外国人称之为山西银行。
而金融业的发展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条件，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并为之服务的金融业。
同时也只有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有金融业的发展。
作为封建社会中金融业最发达的形态票号业是商品经济和金融业发展的结果。
因此，票号的出现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商品经济的发达；二是金融业的发达。
在当时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只有晋商。
晋商在商业经营中的成功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海内最富,积累了大量财富,山西的富商巨贾不可胜数,他们掌握了巨额资本。
山西票号衰败原因探究从清末到民初
山西票号衰败原因探究从清末到民初摘要：山西票号是晚清晋商自发创办的旧式金融机构，作为晋商的余脉，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大约一百年的时间里，山西票号由创办到兴盛再到衰败，经历了迅速的起伏，尤其是其没落，仅仅一二十年的时间而已。
本文主要从外部不可抗力的大环境的变化，及内部变化所带来的影响等方面来论述山西票号衰败的原因。
关键字：票号；衰败；外因；内因1外因——不可抗力因素外部环境的变化，是山西票号衰败的一个决定性原因。
首先是业务对象的不稳定性。
票号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客观上来说，山西票号的兴起是源于国内商业的发达，各地商人需要汇款结账，和各省地方官吏与中央政府常有款项往来，没有适当机关可以代办，所以形成票庄独占的局面。
具体来说，首先，在业务性质上，票号主要办理存放款和汇兑业务，在其鼎盛时期，除了在民间吸收业务外，逐渐发展到代清政府汇解京饷和军协各饷，收存中央和各省官款，吸收官僚存款和给予借垫款，一度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务，执金融界“牛耳”，有“汇通天下”、“九府利赖”的美誉。
在当时的市场需求的条件下，山西票号作为一个群体，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自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这种情况并不是长久的，汇兑官款的业务并不稳定：清王朝三次大规模的禁止财政官款，对票号的影响很大，以1884的禁汇为例，“所有应解部库银两、各衙门饭银、京员津贴，以及各省协饷，盖令委员亲赍，不准再行汇兑，”由于清政府的作用，从1884年的汇兑官款数量仅为1883年的9.1%，只有195.034两。
作为早期“服务业”，业务对象的不稳定性直接导致交易额的不稳定，一旦业务对象大幅缩减，票庄也将会面临盈利减少甚至亏损的局面。
此外，竞争者的出现，也是票号发展越发步履维艰的一个原因。
通商、户部等官商银行以及在此前后设立的各行省官银钱局号，是票号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他们凭借自身政治优势及拥有的特权，在官款存汇领域几乎完全把票号排挤了出去，而票号在收回贷款上又受到户部银行的挟持。
清代国民从票号业发展中的获利探究
均每 年达一百九十余万两 。 在京饷交汇之后 ， 各省协饷随之也交给票号汇解。此外在洋 务运动中 ， 各地方政府积极筹建各类军用 、 制造 工厂 ， 加强海 防 ， 筹建 、 加强过程中的资金调拨多由各大票号承办 。
五、 总 结
经过上面的探讨研究 ，我们可以看 出票号业在清代末 期在 国内外商 贸活动 中做 出了巨大 的贡献 ，它促进 了通商 口岸和 内 地城镇 的商 品流通 速度 ， 也扩大 了国内的市场 ， 使 国内资金 、 人 力 资本 、 农产品得以充分发挥其作用 ， 极大地改善 了清代 国民的 生活状况 。票号业在对清政府活动的支持过程 中， 也 间接地推动 了我国工业化的发展 ， 促进 了我国资本 主义的进步 。
常 链 摊 盛 意 ， 三蒙 蔚 事 泰 ｌ 盯 ， 寨 、 土 海 汉 ． 汐 审 ’ 兰 舅 【 、 嚣 安 ， 募 越、 港 灞 蓊毋 １ ． ： ４
湘潭 常禧 戒敷 重蓦 乏 鬻誉 协｛ 固 安 ｌ 船４ 意孵 盛崇．天淑 上海 汉８、羲渗、渗枣．淘溅 常禧 ｌ ７ 壤板 ｊ ｔ 炭 蓉安 兰幕 釜搠 溶蛾．棠鲤，携滠
的商业 贸易 ， 积 累了一定量 的商业资本 。到 了清朝 时期 ， 清政府
对蒙古地区的开放 ， 以及恰克 图贸易 的兴起 ， 为 山西商人 的大发
在十九世 纪六十年代太 平天国运 动达 到了鼎盛时期 ，太平
展又提供 了机会 。经过一二百年 的商业发展 ， 使 山西人完成了其 军活跃于江苏 、 安徽 、 湖南 、 湖北等地 区 ， 从而导致南方各省 的京 商业资本的积累。 １ ８ ２ ３年左右 ， 第一家专 门从事 汇兑 、 存款 、 借款 饷 不 能 顺 利 抵 达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清政 府 不 得 不 在 １ ８ ６ ２年 间 解 的私家票号 日升昌的创办 ， 标志着 中国票号业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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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票号兴衰的启示
作者：祁燕泰晚清时期，中国本土上出现了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金融机构——票号。
他产生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走向辉煌，而且曾经统治中国金融市场长达半个多世纪。
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他又像一颗流星，绚烂的光芒只是一闪而过，在民国建立后迅速消失，灭绝得比恐龙还要彻底。
现在世界上的金融机构中没有任何一个是票号的直系甚至旁系后代。
发生这种现象可能有诸多原因，在这里笔者只是想从票号的兴盛和衰亡过程中寻得一点蛛丝马迹。
票号出现之前中国的金融机构主要有钱庄和账局。
钱庄主要办理银钱兑换和发“钱票”。
账局主要是放高利贷，放贷时往往预先扣除百分之十的本金，利率在“月息三分”左右，类似现在小贷公司。
钱庄和账局都是地区性小型金融机构，一般只在本地做业务，不去异地发展。
票号和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开始经营汇兑业务，异地可以存取款，机构遍布当时全国主要商业城市。
票号产生于实体经济的需求，随着晚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宗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远距离运输货物和收取资金的需求不断增加。
在晚清的交通、通讯条件下，如果商号自己从异地收取现金（银两和铜钱）运回本地，不但运输成本高、风险大，而且周期很长，使资金周转很慢，严重影响经营效率。
这就需要发挥社会分工的作用，由专门的机构来完成资金的异地运输工作，产生规模效益、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票号也就应运而生了。
票号初期的业务只有汇兑，也就是“不生产钱，
只做钱的搬运工”。
利润来源于“汇水”也就是长途搬运手续费。
在经营中，票号逐渐发现，有一些长期合作的商号觉得每次汇款时再把银子存到票号太麻烦，就把一定金额的银子提前放到票号，要汇款时通知票号。
也有的商家急于向异地汇款，但是临时周转困难，让票号先开出汇票，承诺在汇票取款之前把钱交齐，并且给票号一定的利息。
票号发现这两种业务也非常有利可图，甚至可以用客户存在自己这的钱先垫付给赊账汇款的人，而自己没有支付什么成本就赚了钱，逐渐有意识的发展存、贷款业务，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金融机构。
票号初期主要是支持“实体经济”的，所作的业务主要是商业汇兑，例如据记载，1853年日升昌河口分号共收汇款181043两，其中商号交汇的占74.3%，官员交汇的仅占2.1%。
如果如此发展下去，票号估计也就在历史长河中默默无闻了。
转折点出现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引发转折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导致的清政府财政危机。
要说清这个事还是要先简要解释一下清朝的财政税收体系。
清朝中央集权空前强大，中央政府掌握国家全部财政收入，清朝财政机构设置体现了中央总揽财权的指导思想，中央设户部，户部银库为天下财赋总汇。
各省设布政使司，主管地方财政事务，布政使司是户部的地方分支机构，而不是隶属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机构。
各地要将税收除按中央制定的金额交各地藩库外，其余全部押送京城户部，这部分税款叫做“京饷”这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工程。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押送工作由军队负责，民间不得插手。
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清政府军队被打垮，税收押运系统瘫痪，南方税收难以通过常规渠道由官方押送到北
京，清政府财政濒于崩溃，不得已放弃了严禁各省将京饷交商汇兑的规定，从此以后各地税银大规模通过票号汇兑。
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清政府又开展洋务运动，在沿海地区开办大量的工商业实体，需要大量资金，这些资金都是靠全国各地税收支持，而依然要通过票号汇兑。
这使得票号每年都有巨额的流动资金，对票号的快速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这巨额的财政资金就像一把双刃剑，为票号迎来大发展同时也从此彻底改变了票号的发展方向。
票号合法汇兑官银以后，逐渐衍生出一个新的业务品种——地方债。
清朝地方督抚往往由于各种原因难以按时收齐税款，但是京饷上交却无法拖延，历史上地方督抚为了按时完税向商家借钱交税待税收收齐后返还的事情屡见不鲜。
但是在票号产生前，这种借款对双方都存在较大风险，对商家而言官府能不能按期还款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官府不还款还没有救济手段。
对官府而言，这种借款交税的方法本身就是违规操作，而且单个商家实力有限要借齐款项也颇费周折。
票号汇兑官银以后，官府和票号双方逐渐发现，对方都是在借钱完税这件事上最佳的合作伙伴。
从票号方面说，由于官府每年都要把京饷交票号汇兑，票号手里等于有了“保证金”不怕官府借钱不还。
而从官府方面来说，票号资金实力很大，很容易借税款，而且票号税款需要票号汇兑，那么汇兑的税款是借的还是收的只要双方不说朝廷也很难查清楚。
票号从此做上了“向地方政府融资”的业务，而且发现这个业务是在是非常的赚钱。
在巨大利润的驱使下，借钱给官府、给朝廷逐渐成为票号业务的主体。
例如，据资料记载，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粤
海关由于难以完成税收任务，而向票号借款交京饷，以后税收仍不见起色只能年复一年向票号借款，1870年以后，每年借款经常超过一百万两白银。
到清朝后期，由于对外巨额赔款造成的财政持续紧张，政府各项开支几乎都靠向票号借款支撑。
甲午战争以后由于巨额赔款需要由地方征收再汇总对外支付，清政府交票号汇兑款项逐年提高，到1900年后每年交票号汇兑的银两高达一千万两以上，最高年份高达两千万两以上。
票号掌握大量低成本资金后，大力扩展放贷业务。
在此期间票号利润大幅提升，例如，据资料记载，大德通票号，1888年利润只有两万四千两，到1908年利润高达74万两，真是“躺着赚钱”。
到这个时候票号和官府就变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了，票号的主要业务来源和利润来源都是官府了，因此票号间抢业务也就变成了“潜规则”官员了。
官员对此也心知肚明，官员可以将公款无息或低息存入票号，使票号获得无成本资金，而票号对官员个人的贪污所得则给予优厚利息，并严格保密。
票号采取各种手段争取当权官僚客户，时人对此种现象曾有评论说“博得长官之欢心,青芙自然飞来”否则“交游不广，官路不通，而利微矣”。
就像昙花一现的所谓“同光中兴”一样，票号这种畸形繁荣也是难以持久的。
另一个转折点在二十世纪初出现了。
为了进一步推进大清金融近代化，1905年和1907年户部银行和交通银行两家清政府官办银行先后成立。
户部有了“亲儿子”，票号就要靠边站了。
户部银行成立后，清政府规定，各省应上交户部款项，一律交户部银行兑交
京师。
官办银行凭借自己掌握的权力后盾，逐步抢占了票号各项业务：原先由票号交兑的京饷改由银行交兑，断绝了票号的“存款来源”，原先由票号借款垫付的税款和赔款，改向银行借款。
同时，银行给出比票号更高的存款利息，票号自己叹息他们的存款“至多不过四厘息”银行则可到“五六厘”，工商业汇款和借款也由票号转向银行，到这个时候票号的命运已经注定，剩下的只是苦苦挣扎。
和清政府捆绑在一起的票号，给它最后一击的就是清政府的垮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社会大动荡，存款人纷纷挤兑，而动荡中票号根本无法从借款人处收回借款，又没有政府信用支持，导致票号最终纷纷破产，从此在历史舞台上彻底消失，只在山西老家留下一个个空院落，宛若恐龙灭绝后留下的化石。
票号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产生，遇到社会剧烈转型而突然兴盛，又在社会进一步剧烈转型中消亡。
票号从实体经济需求中诞生，而由于搭上了清政府财政这条船走向兴盛，又无情的被清政府抛弃而走向消亡。
一个在市场竞争中产生的金融机构，抛弃市场奔向权力，其命运就成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这也许就是票号带给为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