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小说的女性形象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特征

中文 04本函滨海点掌成龙

[摘要]：

张爱玲是上海最时髦，最前卫的文学才女，是漂泊不定的流浪者。张爱玲的生命在不断的放逐中越来越流离，一路不断跌落，这注定张爱玲的书写是一连串被压抑的历史。张爱玲在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的艳异女性，描写的女性人物都生活在病态社会里，这样笔下的女体形像是丰满的，她不但丰富了女性书写体，更丰富了女性美学，是女性书写体中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

[关鍵词]：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虚无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中国女性文学，响应“个性解放”口号，多是激进而亢奋的，塑造的多是从旧的封建牢笼里脱身而出的新女性的形象，她们或追求婚姻自主，或崇尚爱情至上，或加入了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中，非常鲜明地印着那个如火如荼时代的烙印。然而在40年代低气压的上海孤岛，张爱玲为我们展现的，却是一个内囿的女性世界。与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相比，它显得阴暗和晦涩。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们，是生活在古老中国屋檐下最普通的女性。她们历经多少世代，却一如既往地生活在她们几千年已经习惯了的挣脱不开的心牢里。她们全然没有为时代气息所掀起的骚动和憧憬。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受过新式教育，过着“新时代”的女性们享受的现代都市生活，她们各具不同时代所赋予的色彩，间或也有受过西洋教育的知识女性。她们坦然地，无所困惑地接受现代文明的馈赠，或做职业女性，交际花；或跳舞，谈西式恋爱，但是她们与左翼作家笔下新女性不同，大多只是具有“新女性”表象的旧女性。她们大都是生长于旧家庭，生活于行将破灭或已经破落的书香门第，没有新的思想，甚至丝毫没有受到当时革命运动和革命思潮的影响，满脑子都还是封建主义的东西，都是深深陷在中国传统意识型态之中卑微可怜而平风庸俗的小角色。在她们的骨子里，却都惊人一致地拥有一颗女奴的灵魂,在她们身上，总一样弥漫着一种阴暗的气息，整个心态和生存状态都充满了鬼魅之气，她们仍是为男性世界所苦恼、抽泣，她们“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1］，依赖男人成为她们表达自立的方式，自尊成为自卑外化的表象。刚刚过去不久的火热时代留给她们的，仅仅是生活形式上的变革。她们的意识仍被男性世界所支配和控制，仍旧只属于生活在阴暗中的女奴。正如张爱玲在《谈女人》中谈到的，“在上古时代，女人因为体力不济屈伏在男人的拳头下，几千年始终受支配，因为适应环境，养成了所谓妾妇之道。”［2］她们全被一只巨手扼制着，这只巨手来自代代相传的封建传统意识，来自女性生生世世因袭的

一、隐忍与匮乏

夏志清先生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曾谈到，“张爱玲所写的是个变动的社会，生活在变，思想在变，行为在变，所不变的只是每个人的自私和偶然表现出来足以补救的同情心而已。她的意象不仅强调优美和丑恶的对比，也让人看到在显然不断变更的物质环境中，中国人行为方式的持续性。她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她认识过去如何影响着现在……”张爱玲在她的小说里将几千年的封建意识所造成的生生世世为男性附庸的女性世相展示得淋漓尽致。

《鸿鸾禧》中的娄太太在家庭中一向处于难堪的地位，当娄家状况愈发兴盛，娄太太却更进一步发现自身的匮乏，而变得更加沉默，觉得孤独无依，她的家人总是联帮时时刻刻想尽方法试验她，一次一次重新发现她的不够，娄太太则在这些匮乏中体验羞辱与悲伤，她的哀伤显示出她并没有同家人的成长而成长。然而她却只是沉默，没有想过改变自己，也没有想过要反抗。她一团高兴地为未来媳妇做花鞋，这不但是因为她没有本领或长处，而是因为邱玉清和她一样是嫁入娄家的媳妇，有同病相怜的感觉，她试图借助这种方法解除她内在的焦虑。当“一屋子人全笑了，可是笑得有点心不定，不知道应当不应当笑。娄太太只知道丈夫说了笑话，而没听清楚，因此笑得最响。”娄太太知道自己是匮乏的，她怕自己被大家遗忘，被大家抛弃，于是她大声附和大家的笑声，以此来证明自己是同大家是一致的。这《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孟烟鹂则更是隐忍甚而自欺欺人，丈夫在外嫖，烟鹂绝不疑心到，“她爱他，不为别的，就因为在许多人之中振宝这个男人是她的……做小伏低惯了的。”“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笼统的白……结了婚八年，还像什么事也没经过的似的，空洞白净，永远如此。”［4］张爱玲曾经解释了她对“白”的理解：“白布是最不罗曼蒂克的东西……，也不过是病院的干净，有一点惨戚。”医院里的“白”隐喻其中的病态和污秽。“白”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喻示了男权统治下被迫放弃了女性主体的良家妇女。她们在众人的眼中没有明确的形象，没有思想，只不过是模糊不清的隐忍的“一群”，也注定她们永远只是一群毫无存在意义的个体。

《心经》中的许太太，《花凋》中的郑太太，《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鸿鸾禧》中的邱玉清，《桂花蒸阿小悲秋》中的阿小，也同是此类人物，她们只是一群活动在舞台背景深处的可有可无的人，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随着每个人的思想滚动而滚动。她们是男人的奴隶，男人的笑则笑，男人的哭则哭，她们是一群无所适从，无出路可寻的沉默者，一群男人的附属品。

二、压抑与异化

人生安稳的一面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情，也可以说是妇人性。”［7］为获取生活保障，《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离了婚，一直生活在娘家，由此被认为是个

的罗网，用尽心机想要成为花花公子范柳原的合法妻子，无非是因为他有钱，可以获得终生物质生活的保障，而不寄身于兄嫂家过着屈辱的生活，因为在那个时代，女性谈恋爱离不开靠山，寻爱离不开经济，恋爱摆脱不掉对男人的依附。“没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长期抓住男人，是件艰难、痛苦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这一点，她可以放心。”[7]与其说是一场爱情不如说是一次调情，只是“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防战”。只是屈服于外界的压抑而进行的一场斗智斗勇的战争，因而在我、残缺中得到满足，从委屈中发现安慰，从不为感情而走向极端，尽管如愿后的寂寞和惆怅充斥了她的卑微的灵魂，但她还是笑了，因为她终于可以衣锦还乡云报复她的兄嫂了。《连环套》中的霓喜也是为了赢得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不断地游弋于不同的男人之间，张爱玲用“姘居”一词说明，霓喜一直保持着未婚的身份，跟不同的男人同居。霓喜先后想用三种连环套来获得经济和社会地位。然而不管是第一种的“少夫少妻”环套还是第二种的“老夫少妻”环套或是第三种的“异国婚姻”，其目的和结果都是相同的，霓喜始终只是男人们拿不出手的满足性需要的动物。她的最终被抛弃，宣告了霓喜用自己的青春和身体所作的一番挣扎没能得到任何东西。她的出路在哪里？也许霓喜还要不停地对不同的男人主设她的环套吧！为了获取生活保障，拿自己的身体作资本，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不管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她们的生命都是畸形的，不幸的。如果说流苏和霓喜的人生让我们感到可悲可怜，那么自己承受了压抑却又将压抑转嫁给别人的梁太太等人就让给觉得可恨了。

《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能一手挽住时代的巨轮作她的“小型慈禧”，这点权力是牺牲她的青春换来的。当年她忍着羞辱去做一位老人的姨太太，为的就是换取切实的金钱，然而老人似乎死得太晚了，她的最富有生命力的年华全然在压抑中度过。应该说，这是一个封建家庭中女人最大的悲剧——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只能依附男人，青春反而变成次要的事。然而更大的悲剧则是梁太太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为了弥补荒芜的情欲，不择一切手段，甚至不惜以其子辈的利益作为她换取个人的地位和虚荣的筹码。于是，她的仆人，甚至她的亲侄女薇龙,都成了她的牺牲品,她利用睇儿作诱饵勾引乔琪乔,诱饵却被乔琪乔吞了；她抢走薇龙的心上人卢兆麟,又培养她成为交际花,为自己勾引司徒协等别的男人。男人们同梁太太攀交情原是为了接近薇龙,但一旦接近了,梁太太便杀将出来,大施交际手腕,把那人收罗了去。为了做女人，梁太太毫不留情地牺牲自己身边别的女人。其实，没有哪一个人男人对她是真心的，她最终仍不过是男人的玩偶，她的淫威只能在睇儿、倪儿、薇龙身上发泄。

《金锁记》中的人物的情欲更是“燃烧的象着了火”。七巧得以一个小业主的女儿的身份做成门第颇高的姜家二奶奶，只因为她丈夫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不会要的“骨痨”身子。因此她的正常的情欲难以得到满足且受到很厉害的压抑，但压抑并不能使情欲熄灭，相反，越是压抑得厉害，越是要通过反常的方式寻求出路。情欲的得不到满足导致她对金钱的疯狂追

性，变成了完全为金钱所奴役的疯狂的女人。不幸的是她还是人母，是婆婆，她的疯狂不仅使自己向毁灭，而且将身边的人拉来陪葬。她挖苦儿媳寿芝,使儿子长白染上烟瘾,导致寿芝的早逝；又用鸦片耽误了女儿长安的婚事,并最终用谎言亲手掐断了长安的最后一丝幸福的希望。曹七巧一生披着沉重的黄金枷锁，以子辈的幸福作为她宣泄变态心理的代价。“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锁，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周围的人恨毒了她”，［11］但她无法控制自己，只能让疯狂拖着她往绝路上走。“疯狂来自黄金欲，而黄金欲变成盲目的力量，又是爱情得不到满足的直接结果”。她要报复，报复她为黄金付出的代价，不顾一切，不择对象，情欲就是这样盲目地支配着人。

她们是可怜的，因为她们是男性权力下的受害者；她们也是可恨的，因为她亲手扼杀了她身边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梁太太和曹七巧已经进入了男性权力社会，她们不断地用手中的权力去压抑身边亲近的人，她们被异化了，成为了男性权威在异性身体的投射的产物。三、追求与破灭

在张爱玲的作品里的女性虽然同样生活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却并不都是一味被动地承受一切的，她们当中不乏有意识，有主见的女性。她们在时代的洪潮中，不安稳的社会里，勇敢地按着自己的想法去追求，去抓住想要的。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红娇蕊，原也是个高级的调情者，但当她发觉自己已深爱上佟振宝的时候，便以不可遏制的通气和激情向他表明了与丈夫决裂的态度，“她写了航空信去把一切都告诉了士洪，要他给她自由。”是的，她以为自己找到了爱情，找到了自己的挚爱，她要抓住它，拥有它，保护它。为了这个原因，她可以抛弃一切。她也这样做了。《色戒》中的作为学校剧团当家花旦的王佳芝，宁愿牺牲自己的贞操去勾引汉奸易先生，但在执行刺杀易先生行动的紧要关头，忽然觉得有点爱上了眼前她要谋杀的这个人。“紧张得拉长到永远的这一刹那间”，她若有所悟，“这个是真爱我的”，这一发现令她“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她放走了易先生，关键时候救了易先生。为了救她的爱人，她背叛了国家，同志还有自己的初衷，她的眼里只有爱情了。可是，尽管她们有勇气，肯牺牲，她们也还是失败了，不但败了，而且付出发惨重的代价。娇蕊终究被振宝抛弃了。她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高级调情的第一个条件是距离——并不一定是指身体上的，保持距离是保护自己的感情，免得受痛苦”。［9］当她“抱着他的腰嚎啕大哭……如同一个含冤的小孩，哭着，不得下台，不知道怎样停止，声嘶力竭，也得继续哭下去，渐渐忘了起初是为什么哭的时候，振宝无情的拒绝也同时宣布了她的挣扎的一败涂地。”逃脱了性命的易先生就在当天，下令一网打尽了佳芝他们一伙人，并且毫不留情的统统枪毙。佳芝悲剧的根源是她的虚荣心，是她的自恋的幻想，无论在台上还是在台下，她都需要一种“顾盼间光彩照人”的感觉，正因为如此她把易先生对自己的玩弄当成了真爱，她的自恋的幻想也是导致她相信易先生真的爱上自己的一个原因─她愿

红娇蕊和王佳芝的失败怪不得别人，虽然她们有过挣扎，有过追求，但自身的愚昧注定她们的追求只有一种结果，那就是失败

四、反抗与堕落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有一部分女人所要抗衡的，不仅是业已存在的男性权力社会的压抑，更有来自被异化的女性的压抑，因而其斗争更艰巨，希望更渺茫。

如前所述，《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以其子辈的利益作为她换取个人的地位和虚荣的筹码，《金锁记》中的七巧则以子辈的幸福作为她宣泄变态心理的代价，这样，作为她们的牺牲品的葛薇龙和长安，便成为此类人物的典型。

薇龙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姐，因为想读书，被迫投靠一个给阔人做姨太太、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薇龙明明知道环境不好，但她想：“只要我行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为了要念书她甚至要忍受着下人们的冷嘲热讽。作为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女，她为了能够在香港继续读大学，忍受着寄人篱下的滋味，可见并不是自甘下流的人。初进姑妈家时,曾对梁太太为她导演的诱饵这一角色产生抵触,并立志念书要念出些成绩来。后来即使在姑妈的百般利用下她也没有接受姑妈为她安排的生活，她想追求新生活，斩钉截铁地宣称要逃脱这种环境回到上海去的。她收拾好自己的行李，买了船票做好回上海的准备。然而,临行时的一场病却改变了一切，但就像她姑妈说的，“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13] 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挨着……”薇龙还是留下来了，留在那个她明知可怕的“鬼气森森的世界”里。她所有的挣扎，最后剩下的是对姑妈说的一句话――“你让我慢慢学呀！”她逐渐被梁太太培养成小有名气的交际花并为她勾引了一些男人时,她却不知不觉地沉迷于这种灯红酒绿的生活。对物质的虚荣，薇龙堕落成了姑妈手上金钱与爱情交易的筹码。最后，薇龙想要离开这儿,只能找一个阔人嫁,却又不甘心自己有一天变成梁太太一样的人。为了这份虚荣她委曲求全地强迫自己嫁给了有身份地位却无力谋生的乔琪乔,却终究没有离开这样的生活。她的婚姻苟活在梁太太所谓的荫庇之下,她整天忙着替梁太太弄人,并在这种游戏中为乔琪乔弄钱。她的偶尔闪现的快乐也是苍白脆弱的,以致于她深知自己同沿街的妓女的区别也仅在于她们是不得已的,而她是自愿的罢了。

《金锁记》中的长安从小就受着母亲变态的折磨。在新式的社会里忍受缠脚的痛苦；在女中因母亲的无理取闹而被迫退学；得了痢疾因为得不到医治而吸上鸦片；在为爱情努力戒掉鸦片后却被母亲的诽谤逼得放走手中最后一根救命的草绳，在她处轻的生命里，尽管斑斑驳驳地投下了来自母亲的阴影，对幸福的向往却从来没有中断过。三十岁时晚来的爱情曾经给了她一线模糊的光亮,她的生命因为这一丝光亮而重新振奋。然而,母亲的剃刀片般的谎言却最终将她逼回了日色昏黄的楼梯上,将她的余生囚禁在没有光的所在。生命里仅剩下装在水

这样的女性,似乎是被禁闭在密不透光的暗室里,偶尔透进的光亮也只能是转瞬即逝的不真实的,那仅有的一点挣扎的力量,也被已被异化的女性扼杀在挣扎之前的阵痛里,暗室里终究是无光的黑暗。

这群可爱的可恨的可怜的女人们在抗争的过程中，都是怀有期望的，怀有“去到楼上去”［14］的希望。挣扎的结果虽然是苍白的，但并不能说挣扎是无谓的，关于挣扎的意义，张爱玲有她自己独到的见解，“其实，即使不过是从后楼走到前楼，换一换空气，打开窗子来，另是一番风景，也不错”。［15］七巧换来了金钱的控制权，流苏换来了婚姻的躯壳，这些用年华换来的“另一番风景”，究竟还是满足了人性的虚荣，给了她们一线维系命运的牢靠，也成为无法逆转的宿命补偿的一点慰藉，聊以苟延残喘。然而，斗争注定是无结果的，“走到楼上去”的人,“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他们就会下来”。［16］“一级一级，通向没有光的所在”［17］，这几乎是张爱玲小说中女性的共同命运。至于究其失败的原因，我们不仅可以追溯到来自外部世界的巨大压力，更应由其在挣扎的过程中采取的手段和表现出的态度看到，女性悲剧的必然性也有其内在的原因，卑弱的女奴历史，其中有一半是她们自甘为奴的。《倾城之恋》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柳原叹道：“这一炸，炸断了多少故事的尾巴！”流苏也怆然，半晌方道：“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该完了，炸死了我，你的故事还长呢！”［3］张爱玲揭示了女性在心灵上对男人的依赖，男人可以失去女人，女人却不能失去男人，表现了女性被边缘化的窘境。波伏娃在《第二性》中，通过对漫长的男女两性关系发展历史的考察，得出“女人不是天生的，她是被变成女人的”这一著名论断，她认为女人的历史性压制了女人的自然性，使她仅仅成为了依附于男人的“第二性”。外界的环境固然是女性自甘为奴的重要原因，但女性生生世世为男人哭泣，做男人牛马，或者力争先做牛马，则是女性解放自身的障碍。她们的生涯是无望的，她们的世界是没有出路的。她们终究面对的，却都只是荒芜和虚空。

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她的处世态度是绝望和苍凉的。她提示了女性几千年生活在男性精神控制下的阴影，在男权为主的社会，女性作为性角色出演的，只是一个被男性社会役用的什物，她们的生涯是无望的，她们的世界是没有出路的。这种悲凉和绝望，注定了张爱玲无法为女性提供一条走出宿命迷宫的道路，而她本身也是不屑于这样做的。

参考文献：

［1］张爱玲《有女同车》，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

［2］张爱玲《谈女人》，同上

［3］张爱玲《倾城之恋》，同上

［4］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同上

［5］张爱玲《花凋》同上

［6］张爱玲《金锁记》同上

［7］张爱玲《我看苏青》同上

[8]张爱玲《倾城之恋》，同上

［9］张爱玲《连环套》，同上

［10］张爱玲《我看苏青》，同上

［11］张爱玲《封锁》，同上

［12］张爱玲《封锁》，同上

［13］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同上

［14］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同上

［15］张爱玲《走！走到楼上去》，同上

［16］张爱玲《走！走到楼上去》，同上

［17］张爱玲《走！走到楼上去》，同上

[19]张爱玲《谈女人》，同上

参考书目及文献：

西蒙·波伏娃《第二性》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阎纯德《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

游友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审美论》

李继凯《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异化》

林幸谦《女性焦虑与丑怪身体：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亚文化群体》林幸谦《张爱玲：压抑处境与歇斯底里话语的文本》

于青《论<传奇>》

闫秀平《论张爱玲小说人物的真实性》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

钱振纲《婚恋现象的现代审视——论张爱玲小说的思想价值》

英文翻译：

[正文以上的部分全部译成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