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曲记】汤显祖：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上)

【觅曲记】汤显祖：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上）汤显祖是明代戏曲史上极具名气的人物，被誉之为“曲仙”，《重刻清晖阁批点〈牡丹亭〉凡例》称：“《牡丹亭》传奇，以诗人忠厚之旨，为词人丽则之言，句必尖新，义归浑雅。

高东嘉为曲圣，汤玉茗为曲仙，洵乐府中醇乎醇者。

”在这里，高明被称为“曲圣”，汤显祖被称为“曲仙”，这应当是本自“诗圣”、“诗仙”之誉，至少该书把汤显祖比喻成诗坛中的唐代大诗人李白。

而陈炌又在《酉塘公传》中把汤显祖称为“望重士林，学者推为词坛上将”。

明汤显祖撰《还魂记》二卷，明刻本，曹大铁绘汤显祖像汤显祖总计有四部曲作流传后世，分别为《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和《邯郸记》，因为这四部剧作其中情节都跟梦有关，故而这四部作品被称为“临川四梦”。

明汤显祖撰《还魂记》二卷，明刻本，卷首汤显祖的堂号为玉茗堂，故此四部作品又被誉为“玉茗堂四梦”，对于他这四部作品，后世有着不同评价，比如梁廷楠在《曲话》中说：“玉茗‘四梦’，《牡丹亭》最佳，《邯郸》次之，《南柯》又次之，《紫钗》则强弩之末耳。

”看来梁廷楠认为这“四梦”中的《牡丹亭》为汤显祖最佳作品。

而黄周星在《制曲枝语》中则言：“《邯郸》第一，《南柯》次之，《牡丹》又次之，若《紫钗》，不过《昙华》《玉合》相伯仲，要非临川得意之笔也。

”对于黄的这句评价，金宁芬在《明代戏曲史》中称：“是以元曲的本色当行为主要标准来评价‘四梦’，不免偏颇。

” 汤显祖撰《南柯记》二卷，明虞山毛氏汲古阁刻六十种曲本且不管这种评价是否偏颇，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牡丹亭》被公认为是汤显祖的代表作品。

对于该剧，沈德符在《顾曲杂言》中说：“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

”《西厢记》可谓中国戏剧史上的一流作品，《牡丹亭》的出现，能从《西厢记》中分得春色，可见该剧在社会上有着何等的影响力。

汤显祖撰《汤义仍先生南柯梦记》二卷，明末刊本虽然说以上的评价只是关系者的偏爱，而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的评价则将该剧提升到了世界级高度，其在《中国近世戏曲史》中称：“显祖之诞生，先于英国莎士比亚十四年，后莎氏之逝世一年而卒，同出其时，亦一奇也。

”青木正儿把汤显祖跟世界上最著名的剧作家莎士比亚相并提，由此足可说明，在日本汉学家眼中，汤显祖的剧作水准也位列世界一流。

汤显祖撰《汤海若问棘邮草》二卷，明刻本《牡丹亭》的全称是《牡丹亭还魂记》，对于此剧的题材来源，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其中说法之一，是称该剧是写昙阳子事件。

昙阳子本是王锡爵的女儿，曾许配他人，未曾结婚时，未婚夫就去世了，故而她出家，号昙阳子，不知道她哪里来那么大的法力，当时很多著名人物都拜其为师。

而《牡丹亭》的故事情节与之有类似的一面，故被人附会为该剧影射的就是昙阳子。

但也有人反对这样的类比，龚炜在《巢林笔谈》中专有一文《〈牡丹亭〉非昙阳子事》，其在文中称：“昙阳子仙去，凤洲先生传其事，而世或以《牡丹亭》诬之，误矣。

” 汤显祖评《花间集》四卷，明聚锦堂刻本，书牌焦循在《剧说》中又讲出来几个不同的故事：“明人南曲，多本元人杂剧，如《杀狗》《八义》之类，则直用其事；玉茗之《还魂记》，亦本《碧桃花》《倩女离魂》而为之者也。

又《睽车志》载：‘士人寓三衢佛寺，有女子与合。

其后发棺复生，遁去。

达书于父母，父以涉怪，忌见之。

’柳生、杜女始末，全与此合，知玉茗‘四梦’皆非空撰，而有所本也。

”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汤显祖所创作出来的“四梦”都不是凭空编出来的。

汤显祖评《花间集》四卷，明聚锦堂刻本，卷首接下来他又引用了《齐乐野语》上的一段记载：“嘉、熙间有宰宜兴者，县斋前红梅一树，极美丽华粲。

一夕酒散，见红裳女子，自此恍然若有所遇。

有老卒颇知其事，白曰：‘昔闻某知县之女有殊色，及笄未适而殂。

其家远在湖湘，因藳葬于此，树梅以识之。

’遂发之，其棺正蟠络老梅根下，两樯微蚀，一窍如钱，若蛇鼠出入者。

启而视之，颜貌如玉。

妆饰衣衾，略不少损。

真国色也。

令见，为之心醉，舁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体亦和柔，非寻常僵尸之此，于是每夕与之接。

既而气息惙然，瘦茶不可治文书。

其家忧之，乃乘间穴壁取焚之，令遂属疾而殂。

”墓园占地面积不小为此，有人认为《牡丹亭》就是本自这红裳女子的故事。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说法，比如俞樾认为《牡丹亭》是本自马绚娘复生事，而蒋瑞藻则在《小说考证》中认为这个故事本自木秀才。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说法。

且不管这些说法哪个更贴近事实，但那些故事的知名度都远远无法与《牡丹亭》相提并论，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汤显祖的伟大。

更何况，其实作者本人在该剧的《题词》中已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

予稍为更而演之。

至于杜守收考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考谈生也。

”青松翠柏《牡丹亭》有五十五出之多，其故事梗概如下：南安太守杜宝有个女儿叫杜丽娘，某天她私自到花园游玩，在这里做了个梦，梦见跟一位书生在此幽会，醒来之后因思念而得重病，在她弥留之际，要求将其自画像殉葬。

后来有位叫柳梦梅的书生路过梅花观，拾到了这个画像，于是便与杜丽娘的幽魂私会，而后杜丽娘死而复生，准备跟柳梦梅成婚。

有人给在外任职的杜宝报信，柳梦梅以盗墓的罪名被扣押拷打，然而考试揭榜，他却成了状元。

杜宝回到朝中成为宰相，但他拒绝承认女儿女婿之事，后经皇帝调解，这个传奇故事才变成了大团圆的结局。

石牌坊整体上看，剧情并不复杂，但该剧在写法上却出人意表，比如刘文峰在《中国戏曲史》中说：“《牡丹亭》与前人的剧作相比，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具有新的内涵。

如与《西厢记》相比，两者都写的是男女之情，但可以看出两者不同的地方：莺莺对张生，是由‘情’到‘欲’；而杜丽娘对柳梦梅，却是由‘欲’到‘情’。

”文保牌汤显祖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个传奇故事改编成戏曲呢？这当然跟他的戏曲观有很大的关系。

金宁芬认为，汤显祖的戏曲观集中体现在他所写的《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一文中，汤在此记中称：一勾栏之上，几色目之中，无不纡徐焕眩，顿挫徘徊。

恍然如见千秋之人，发梦中之事。

使天下之人无故而喜，无故而悲。

或语或嘿，或鼓或疲，或端冕而听，或侧弁而咍，或窥观而笑，或市涌而排。

乃至贵倨弛傲，贫啬争施。

瞽者欲玩，聋者欲听，哑者欲叹，跛者欲起。

无情者可使有情，无声者可使有声。

寂可使喧，喧可使寂，饥可使饱，醉可使醒，行可以留，卧可以兴。

鄙者欲艳，顽者欲灵。

可以合君臣之节，可以浃父子之恩，可以增长幼之睦，可以动夫妇之欢，可以发宾友之仪，可以释怨毒之结，可以已愁愦之疾，可以浑庸鄙之好。

然则斯道也，孝子以事其亲，敬长而娱死；仁人以此奉其尊，享帝而事鬼；老者以此终，少者以此长。

外户可以不闭，嗜欲可以少营。

人有此声，家有此道，疫疠不作，天下和平。

岂非以人情之大宝，为名教之至乐也哉。

墓园墙上的刻石汤显祖在此记中把戏剧禅师清源与孔子、佛老并列，可见他把戏曲对社会的功用看得是何等之重要，而以上这段话也正说明他为什么下那么大工夫来创作“临川四梦”，尤其《牡丹亭》。

其在用语方面也受到后世的广泛夸赞，比如王骥德在《曲律》卷四中称：“布格既新，遣词复俊，其掇拾本色，参错丽语，境往神来，巧凑妙合，又视元人别一蹊径，技出天纵，匪由人造。

”而近代曲学大师吴梅在《顾曲麈谈》中则把《牡丹亭》中的用语视之为古代戏曲作品中的典范：“若如玉茗‘四梦’，其文字之佳，真是赵璧隋珠，一语一字，皆耐人寻味。

”如前所言，后世把《牡丹亭》拿来跟《西厢记》相比，作出这种比较者还有张琦，其在《衡曲麈谭》中说：“临川学士旗鼓词坛，今玉茗堂诸曲，争脍人口，其最者，《杜丽娘》一剧，上薄《风》《骚》，下夺屈、宋，可与实甫《西厢》交胜。

”占地面积足够大虽然《牡丹亭》受到了这么多的夸赞，但也有人指摘剧中之曲有不合韵的地方。

梁廷楠在《曲话》卷四中说：“曲有句谱短促，又为平仄所限，最难谐叶者。

李笠翁谓：‘遇此等处，当以成语了之。

’是固一说。

但强押亦难巧合。

如《还魂记》之‘烟波画船’，何尝不是绝妙好词，何尝不平仄谐叶。

”梁廷楠认为《牡丹亭》有些曲句虽然不合韵，但依然还是好词。

而《牡丹亭》用词之美，在此前就受到了关注，比如茅映在评点该剧时说“风味不减柳七郎”，把剧中词之美跟北宋的柳永相比较，即此可见该剧中词曲有着怎样高的成就。

关于这一点，陈继儒也有着类似的评价，他在《〈批点牡丹亭〉题词》中说：“独汤临川最称当行本色。

以《花间》《兰畹》之余彩，创为《牡丹亭》，则翻空转换极矣！”纪念馆门牌号由此可知，汤显祖长于词，而拙于曲。

对于这一点，后人多有指出，比如凌濛初在《谭曲杂札》中说：“近世作家如汤义仍，颇能模仿元人，运以俏思，尽有酷肖处，而尾声尤佳，惜其使才自造，句脚、韵脚所限，便尔随心胡凑，尚乖大雅。

……义仍自云：‘骀荡淫夷，转在笔墨之外，佳处在此，病处亦在此。

’彼未尝不自知。

只以才足以逞而律实未谙，不耐检核，悍然为之。

”凌濛初认为，汤显祖拙于曲，他本人也明白，只是因为他才气太高，所以不愿意在这些细节上下工夫。

纪念馆大门但也有人替汤显祖抱不平，比如郑元勋在《媚幽阁文娱》中说：“曲祖元人，谓其无移宫入商之紊耳。

若协律矣，而更加香艳，岂不更佳？此《还魂记》之逊《西厢》而凌《拜月》也。

优人苦其文义幽深，不易入口，至议为失律，冤矣！”郑认为《牡丹亭》确实是比《西厢记》略逊一筹，但并没有后世所说的那样，在声律上有较多的毛病，他认为只是汤显祖把曲词写得太过典雅，以至于让演员不容易歌咏，所以他们就埋怨《牡丹亭》不合韵律，这实在是一件冤枉事。

在路边无意间看到了一棵奇形怪状的老槐树吴梅则从时代上替汤显祖辩护，他在《中国戏曲概论》中说：“惟曲中舛律处颇多，缘临川当时，尚无南北词谱，所据以填词者，仅《太和正音谱》《雍熙乐府》《词林摘艳》诸书而已。

”吴也认为《牡丹亭》有些曲子不合律，但他认为出现这种结果的缘由，是因为那时还没有南曲和北曲的词谱，而汤显祖能够参照的书又很有限。

而吴震生则认为：“夫‘四梦’，才子之文，非优师作也。

才子，则岂以曲调之小误论也？”（笠阁渔翁撰《刻才子〈牡丹亭〉序》）吴的这段话说得更明白，他说“临川四梦”是大才子的作品，而不是曲作家的作品，既然是才子之作，那为什么要从曲调上来论证这种小失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