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四部籍与中古后期社会的文化情境
敦煌文献介绍
百科全书式的敦煌文献作者：杨秀清据统计,国内外收藏的敦煌文献约5万余件。
这些文献几乎包括了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且由于它全部出自当时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没有经过后人加工改造，是最能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因而被称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敦煌文献中，大约百分之九十是佛教文献。
现存敦煌佛经中最早的写卷是日本中村不折所藏《譬喻经》,经末题记云：“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
“甘露元年”即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这也是藏经洞敦煌文献的最早记年。
佛教经典中,经、律、论三类经典应有尽有,数量最多的是《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妙法莲花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等,而最有价值的则是禅宗经典和三阶教经典。
禅宗自北魏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僧侣的改造，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自唐代起分为南北两宗,由于南宗慧能成为正统,早期禅宗历史及禅宗北宗历史渐被淹没，敦煌文献中却发现了许多与此有关的资料，如《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顿悟无生般若颂》、《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观心论》、《楞伽师资记》等，其中《楞伽师资记》明确记载了神秀——玄赜——慧安——普寂等禅宗北宗的世系，《观心论》则被认为是北宗创始人神秀的著作。
敦煌文献中还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六祖坛经》，对了慧能禅宗思想的形成十分重要,与宋代以后的《坛经》多有不同。
《顿悟大乘正理诀》是公元792—794年间由敦煌赴拉萨的大禅师摩诃衍等三人与印度僧人辩论的记录，对研究西藏的佛教史、尤其是禅宗传入西藏的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三界教是北周末年僧人信行（541—594)创立的佛教教派，武则天执政时一度兴盛，开元十三年(725)政府下令取缔三阶教，到北宋初年，此教已烟消云散，其经典也荡然无存。
敦煌文献中也保存了不少三阶教经典，如《三阶佛法》、《三阶佛法密记》、《佛说示所犯者法镜经》、《三界佛法发愿法》等，它的发现,为佛教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从敦煌莫高窟看中国古代佛教艺术的发展演变
从敦煌莫高窟看中国古代佛教艺术的发展演变敦煌莫高窟，位于中国甘肃省敦煌市，是世界上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宝库之一，也是中国古代佛教艺术发展演变的重要见证。
莫高窟以其雄伟壮丽的佛像和绚丽多彩的壁画而闻名于世。
本文将从敦煌莫高窟的历史背景、艺术风格和文化内涵等方面，来探讨中国古代佛教艺术的发展演变。
一、历史背景敦煌莫高窟的建造可追溯到4世纪末，当时佛教开始传入中国。
随着佛教的传播，莫高窟也逐渐兴起。
初期的莫高窟主要以石窟为主，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石窟和壁画相结合的形式。
不论是石窟还是壁画，都反映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融合过程。
二、艺术风格1.雕塑艺术敦煌莫高窟的佛像雕塑以壁龛中的主尊佛为主，主尊佛通常占据整个龛位，并且多半为弥勒佛。
这些佛像造型庄严肃穆，线条流畅，面部表情慈祥，给人以一种内心的安宁感。
此外，莫高窟中还出现了许多辅佛、菩萨和护法神的雕像，各个形态各异，独具特色。
2.壁画艺术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以壁龛和走廊为主，绘画内容丰富多样，包括佛教故事、佛教经典、神话传说等。
莫高窟的壁画风格多样，可以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
前期的壁画风格受到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线条简练，色彩鲜艳。
中期的壁画主题更加广泛，绘画技法更加成熟，兼具写实和艺术创作的特点。
后期的壁画则更加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感表达，具有浓郁的中国文化特色。
三、文化内涵敦煌莫高窟的佛教艺术不仅仅是艺术本身，更融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首先，莫高窟中大量的佛教故事、经典和神话传说反映了佛教信仰的内容，象征着人们对幸福和解脱的追求。
其次，莫高窟中的艺术作品还蕴含着佛教哲学的思想，如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
此外，敦煌莫高窟的艺术作品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
通过对各个时期的壁画进行研究，可以了解到当时社会的风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总结：通过对敦煌莫高窟的探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古代佛教艺术的发展演变。
唐中后期五代宋初敦煌佛教世俗化问题探究
究目录•敦煌佛教世俗化的背景及原因•敦煌佛教世俗化的表现•敦煌佛教世俗化的影响•敦煌佛教世俗化的评价及对现代的启示•研究结论与展望因01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佛教在敦煌地区传播已有千余年历史。
02敦煌佛教文化融合了中原、西域、吐蕃等多种文化元素，形成了独特的敦煌佛教文化。
03唐中后期五代宋初，敦煌佛教发展达到高峰，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的中心之一。
敦煌佛教的历史背景政治因素唐中后期五代时期，政治动荡，战争频繁，社会矛盾尖锐，世俗化成为佛教发展的必然趋势。
经济因素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佛教世俗化也得到了进一步推动。
文化因素敦煌佛教文化融合了多元文化元素，世俗化有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宗教因素佛教教义强调众生平等、修身养性等，与世俗社会有一定的联系，也为佛教世俗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敦煌佛教世俗化的原因敦煌佛教世俗化的表现01强调因果报应在世俗化过程中，敦煌佛教教义更加强调因果报应、善恶有报的观念，以此劝化民众行善积德。
02与儒家思想的融合敦煌佛教教义在世俗化过程中，逐渐与儒家思想融合，吸收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强调忠孝仁义等价值观。
03对民间信仰的吸纳敦煌佛教教义在世俗化过程中，积极吸纳民间信仰和传说，将其融入佛教教义中，使佛教更贴近民众生活。
佛教教义的变异佛像造型的多样化01在敦煌佛教艺术中，佛像造型不再单一，而是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既有传统的庄严肃穆形象，也有适应世俗审美需求的和蔼可亲形象。
02佛像与民间形象的融合敦煌佛教艺术在世俗化过程中，将佛像与民间形象相融合，如将佛像融入山水、楼阁等民间景观中，使佛像更贴近民众生活。
03佛像与民间工艺的结合敦煌佛教艺术在世俗化过程中，将佛像与民间工艺相结合，如将佛像雕刻在木石、金属等材料上，使佛像更具有民间特色。
佛教形象的世俗化信仰仪式的融合敦煌佛教在世俗化过程中，吸收了一些民间信仰仪式，如将一些民间祭祀仪式融入佛教仪式中，使佛教信仰仪式更加贴近民众生活。
百科全书式的敦煌文献
敦煌文书的发现，与甲骨文、敦煌西域汉晋简牍、明清内府档案的发现一起被称作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
敦煌文献发现以后，引起世界上许多国家学者的瞩目，利用这批宏富的珍贵资料，中外学者从历史、考古、经济、政治、军事、地理、民族、民俗、语言、文字、文学、宗教、建筑、音乐、美术、舞蹈、体育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逐渐形成了一门专门以敦煌遗书和敦煌艺术等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敦煌学。
敦煌学显然并非一门单一的学科，它实际上是一门包括许多学科的群体性学问，如果从学科本身所研究的客体上来看，敦煌学应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艺术、敦煌史地、敦煌简牍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群敦煌学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举凡古代的政治、军事、经济、历史、地理、社会、宗教、文化、民族、民俗、文学、语言文字、哲学、教育、科技、建筑、美术、音乐、舞蹈、书法、体育、保健等等，都可以利用敦煌资料，或填补空白，或创立新说，或纠正前人研究的疏漏。
因而敦煌资料被誉为我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敦煌学被称之为“学术的海洋”。
百科全书式的敦煌文献作者：杨秀清据统计，国内外收藏的敦煌文献约5万余件。
这些文献几乎包括了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且由于它全部出自当时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没有经过后人加工改造，是最能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因而被称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敦煌文献中，大约百分之九十是佛教文献。
现存敦煌佛经中最早的写卷是日本中村不折所藏《譬喻经》，经末题记云：“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
“甘露元年”即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这也是藏经洞敦煌文献的最早记年。
佛教经典中，经、律、论三类经典应有尽有，数量最多的是《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妙法莲花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等，而最有价值的则是禅宗经典和三阶教经典。
禅宗自北魏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僧侣的改造，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
敦煌文学原文与解析
敦煌文学原文与解析敦煌文学是指出土于中国甘肃省敦煌地区的一系列文献，它们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珍贵遗产，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敦煌文学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远的文化内涵而著称于世。
一、敦煌文学的发现与意义敦煌地区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曾经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
在20世纪初，探险家和学者们在敦煌的千佛洞中意外发现了大量的文献，这些文献保存完好，内容丰富多样，无疑揭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辉煌与瑰丽。
敦煌文学的发现与出土，填补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空白，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同时，敦煌文学还记录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思想和情感，为了解古代社会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敦煌文学的主要作品1. 《敦煌俗曲》《敦煌俗曲》是一部汇集了丰富的音乐、戏曲和民间曲艺的文献，它们记录了当时人们的娱乐活动和文化习俗。
这些俗曲散发着浓厚的民族特色，既有古典雅致的音乐作品，也有活泼欢快的乡土曲调。
2. 《敦煌诗集》《敦煌诗集》是敦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囊括了大量的诗歌作品。
这些诗歌表达了作者对自然、人生和情感的感悟，充满着浓烈的宗教氛围和审美意味。
值得一提的是，敦煌文学中的诗歌多为五言或七言绝句，形式简练而富有力量。
3. 《敦煌小说》《敦煌小说》是我国古代小说的珍贵遗产，它们以其逼真的描写和丰富的想象，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独特魅力。
这些小说以宗教与民间信仰为题材，内容包括佛教传说、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等。
它们既是文学艺术的瑰宝，又是了解古代社会风情的窗口。
三、敦煌文学的艺术特点敦煌文学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而备受瞩目。
它们的语言简练、形象生动，富有音乐性和韵律感。
同时，敦煌文学体现了东方文化的审美特征，包括典雅、深沉、含蓄和内敛等。
这些艺术特点使得敦煌文学成为了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四、敦煌文学的影响与传承敦煌文学不仅对中国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
它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内涵为后世文学作品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和启示。
在古文献中探索中华文明
77┫发 现REDISCOVERY 殷商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并称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其相关文物收藏于各地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研究院。
近日，随着“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在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幕，“四大发现”珍贵文物首次荟萃一堂，带领广大观众一同溯源中华文明，探寻古文献魅力。
文脉渊源 传承不息从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甲骨文，到生动展现汉代戍边吏卒工作生活面貌的居延汉简，从有着“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美誉的敦煌遗书；到中国历史上保存数量最大、最完整的古代王朝档案明清档案……依次步入“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档案”四个专题展厅，在由249种、计382件多种类型珍贵文物文献组成的“四大发现”文物展览上，观众得以近距离观看横贯中华文明3000在古文献中探索中华文明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上，众多珍贵古文献文物首次荟萃一堂，带领观众一同溯源中华文明，探寻古文献魅力。
文｜本刊记者 张 霄年的珍贵文物文献，感受生生不息的历史文脉。
1899年，“甲骨文之父”王懿荣发现中药铺所售“龙骨”上面的文字，由此开启了探索、发掘、收藏、研究甲骨文的大门……一进入“殷墟甲骨”展厅，“重现的文明”单元就把观众带回到甲骨文探索大幕开启之时。
作为研究殷商历史的第一手文献资料，甲骨文的发现意义深远，而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保存了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
因此，甲骨文对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摸清中华文明发展脉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无独有偶，在本次展览的“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档案”三个展厅中，不仅有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地区（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金塔县）发现一万余枚汉简的故事，更有道士王圆箓在第16窟甬道北壁发现堆满经卷及绢画、丝织品的藏经洞后引发的“敦煌遗书”的发现与流散，也有民国初年北2023年1月21日，国家图书馆典籍博物馆。
敦煌文献名物研究
敦煌文献名物研究敦煌文献，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瑰宝，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
其中所涉及的名物，既包括人物、器物、服饰、建筑等实际物体，也包括典籍、经文、诗词、歌赋等文献资料。
这些名物承载着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是研究敦煌及古代中国的宝贵资料。
然而，现有的敦煌文献名物研究存在一定的问题，亟待从跨学科的视角进行深入探讨。
敦煌文献名物研究现状近年来，敦煌文献名物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涉及领域广泛，包括历史、文学、艺术、宗教等方面。
然而，研究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首先，研究中过于重视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而忽略了对名物的内在价值和意义的深入挖掘。
其次，缺乏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如历史学、文学和艺术等领域的研究未能有机结合，导致对敦煌文献名物的理解不够全面。
跨学科的敦煌文献名物研究敦煌文献名物研究需要引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深化对名物的认识和理解。
首先，从宗教角度出发，敦煌文献中的佛经、道经对名物有着详细的记载，通过这些经文，可以追溯名物的起源、演变和意义。
此外，通过对比不同宗教的名物，可以进一步理解宗教文化的差异和交融。
其次，敦煌文献中的文学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名物的生动形象。
通过解读这些文学作品，我们可以了解名物在古代社会的审美取向和文化内涵。
同时，与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可以揭示敦煌文化的独特性和多元性。
最后，敦煌建筑史也是敦煌文献名物研究的重要方向。
敦煌石窟、寺庙等建筑的真实写照，为我们提供了直观的名物资料。
通过研究这些建筑的结构、风格、装饰等特点，我们可以深入探讨古代敦煌的建筑技术和艺术风格，进而揭示其与中原及西域建筑的关联和差异。
结论现有的敦煌文献名物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通过引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宗教、文学和历史等角度进行深入挖掘，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利用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未来的敦煌文献名物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多学科交叉，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推动敦煌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评介
5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6 评介
荣 新 江
其中尤以唐后期 ! 五代 ! 如
敦煌文书中蕴藏着丰富的敦煌佛教社会的各种原始材料 宋初的资料最为丰富 从敦煌历史的时区划分来讲 利用这些资料来研究敦煌佛教社会史方面
就是吐蕃统治时期和归义军时期 ∀ 在 年 ! 年
前人的研究比较多地集中在寺院经济方面
编辑 5英藏敦煌文献6 之便 利用了 ≥1 号以后的文书 又有机会调查了北京图书馆 收藏的全部未刊敦煌文献 即 5敦煌劫余录6 续编部分和数千号残片 还有上海古籍出版 社提供的一些俄藏未刊文书照片 ∀ 我们从书中不难看到作者时而引用的一些非常说明问题 的材料 富 这使得本书在某些方面的论述超过前人 ∀ 没有任何传世的唐五代史料比敦煌文书更为丰 系统地揭示了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僧尼社会生 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唐五代时期中国 在探讨唐五代僧尼的社会生活方面 更为真切 ∀ 郝春文教授的这部新著 活的各个方面
有较为深入的认识 ∀ 在此基础上 般所认为的寺院生活来看问题 全书的看法是新颖的
即因为敦煌僧尼不全都住在寺院当中
因此产生了财产问题 ! 宗教中国 Nhomakorabea史
研
究
年第
期
活动不到的问题 ! 收入问题 ! 遗产的问题等等 定的僧尼可以还俗来解释的 ∀ 三 ! 本书在凡涉及前人处理过的问题时 了仔细的覆核和考证 的不同观点 ∀ 如归义军时期敦煌僧尼的总数 ! 样做是完全符合学术规范的 贡献 ∀ 四 ! 全书所录敦煌文书十分丰富 撰写本书的过程中 也就是说
这些问题是难以用 / 伪滥僧0 和戒律所规 大多数对其所用的材料和所得出的观点都做 而没有回避前人 也可以突出自己的 作者在 还因参加 利的分配等 都比前人所论有所进步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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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献中包含大量中古时代（魏晋至五代）的典籍写本残卷。
依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统计，经部的儒典大约有二三十种261卷[1]；史部大约有六七十种[2]；子部大约有七八十种；集部大约有三四十种。
四部合计大约有二百种左右。
敦煌文献的主体佛教典籍，不下千种（近三百种见于大藏经著录），道教典籍大约数百种（道藏著录、未著录各半），属于子部。
此外，在古藏文等文种的敦煌文献中，也有典籍文献。
敦煌典籍写本尽管基本上是些残卷，但它们却可能是印刷术出现以前，我国手写本（含少量刻印本）典籍的最大一批遗存，无论在文献学意义上还是在文化史以至中古史意义上，都堪称国之瑰宝。
从这批典籍写本产生的时代看，有六朝本，有北朝本，有隋唐本，有五代宋初本，时间跨度长达五六百年；从文本的性质看，有白文本，有注疏本，有音隐本，有略出（辑要）本等；从写本的功用看，有读本，有生活实用本（如药书、历书等），也有的像是著述者的工作用本。
不少写本后面有著作者或抄写者、持有者留下的题记。
用现代学术眼光看，典籍写本包含的诸如此类情况，都是重要的学术信息。
可以说一卷卷敦煌典籍写本，犹如浓缩的历史化石。
它的字里行间凝聚着历史文化的多样情境，蕴含着前所未知的文化变迁过程。
九十多年来，前辈学者筚路褴缕辛勤探讨这批典籍，揭示它们的历史文化内涵，不断地增进人们对敦煌典籍及相关情境的认识。
我们这部书稿，是想在前贤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做一些整合性的归纳与梳理；并对典籍宝藏蕴含的各类学术信息（特别是深蕴其中的历史文化情境），试做一些新的探索和表述。
这批典籍卷子经历了唐朝五代宋初时期。
这个历史时期属于我国中古时代的后期。
它是继春秋战国之后我国又一次大的社会变革启动的时代。
这次社会变动发轫于隋朝末年。
在当时席卷全国的农民战争中，士族大土地占有制受到冲击，延续了三百多年的门阀制度走向衰落。
中古农奴制的主要形式覆客制趋于废弛，依附大族田庄属于贱口身份的众多农奴，摆脱了贱口依附关系，许多人转化为均田民（良口身份）[3]。
到开元天宝之际，“恣人相吞，无复畔限”[4]，均田制亦告瓦解，地主大土地占有制急剧发展，贫富分化再度加剧。
“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
”[5]发生在社会底层（广大农村）的结构性变动波及到政治领域，撼动着传统的文化思想、道德观念以及社会风俗等多个层面，在唐宋之际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不断地促动着这些层面的变革。
作为传统文化的文本载体，中古四部典籍的形式和内容是相对稳定的，一般并不随同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动荡而变化；但是在社会渐进式变革的大背景下，典籍文本的著述、注疏、节辑、读用、保存和流传，毕竟都同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相关联，有关的人事、风尚和趣向，或多或少地在典籍文本上留下各式痕记。
这类“痕记”是历史的“雪泥鸿爪”式记忆。
对它加以解读分析，就会从这些“痕记”中或隐或显、或直接或曲折地呈示出同变革时代的启动相关的某些史相脉络；有的还会带有中古向近古转进时代的特征。
导论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描述或勾勒这些史相脉络：一、敦煌先唐典籍及其文化意涵。
二、社会文化变迁在敦煌典籍中的“痕记”。
三、敦煌典籍所见敦煌地区的学术与文化。
一、敦煌先唐典籍及其文化意涵敦煌四部籍的文本显示，中华传统典籍文化经过长期流传筛洗，至隋唐之际已形成相对稳定的主流与核心部分。
它大致包括以诸经（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论语、孝经、尔雅等）、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诸子及某些文学总集为代表的典籍文本。
到唐五代时期，这些典籍基本上仍然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石而存在，并稳定地传承着。
这一现象的集中体现是唐代以前撰写的各类典籍注本的先唐抄本、唐初抄本，一直在敦煌行用着，一直流传到五代宋初。
以儒经写本为例。
258卷敦煌儒经卷子的年代可分为三种情况：先唐抄本，唐抄先唐本，唐本。
前两类儒典本子，适足显示出先代儒学传统由中古前期（魏晋南北朝）至中古后期（隋唐五代）的稳定传承。
这里选取唐初国学所立五经（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
后增周礼、仪礼、谷梁传、公羊传，并称九经）为考察对象，将五经敦煌本的情况简述如下。
1.周易。
敦煌残卷共11卷1。
内晋·王弼注《周易》5卷，陈·陆德明《周易释文》2卷。
其中p.6162号王注本，早于陆作《释文》时所见王注本。
p.2530号王注本卷尾有显庆五年（660）题记，《释文》本（s.5735+p.2617号）尾题“开元二十六年写，明年校勘”。
2.尚书。
敦煌残卷共34卷。
其中魏晋以来相传的隶古字《尚书》26卷，隶古字《尚书释文》1种，两种先唐本占百分之八十。
另有今字（楷书）《尚书》5种2。
p.2643号残卷，“经文多遵古字，传则间从今文”，卷末题：“乾元二年（759）正月二十六日义学生王老子写了。
”王重民称：“此真卫包改字以后之古文”3。
愈可见民间习写古文《尚书》，并未随卫包改字而绝迹。
3.毛诗。
敦煌残卷共25卷，“皆唐以前人手写”的毛传郑笺本,“盖六朝人讲习之诗经卷子”。
其中《毛诗故训传》之p.2529号卷有朱笔点校；p.3737、p.2978两号卷有朱点句读；p.2570号卷末题记：“寅年（942？）净土寺学士（郎）赵令全读。
”潘重规认为，s.2729号卷或为隋·刘炫《毛诗音》；p.3383号卷或为晋·徐邈以后、陈·陆德明以前之《诗音》。
s.10、p.2669两号俱为六朝音隐本，p.2669号卷末“朱点句读及四声，有朱笔、黄笔校改”，卷末题：“大顺二年（891）五月十九日。
”4s.789、s.3330、s.6346等三号残卷，或为六朝定本《毛诗诂训传》的唐写本5。
4.礼记。
敦煌残卷共12卷。
其中郑玄注《礼记》5卷，《礼记音》2卷，为先唐抄本，约占百分之六十1。
5.左传。
敦煌残卷共35卷。
其中晋·杜预《集解》27种，占百分之七十七2 。
唐文宗开成年间，诸经勒石，更增论语、孝经、尔雅。
这三部经籍的敦煌本情况是：6论语。
敦煌残卷共约110卷。
除白文本外，东汉·郑玄注本近40卷，另有郑注《问对》、郑注《对策》；晋·何晏《论语集解》近70卷[6]。
7孝经。
敦煌残卷共31卷28种。
其中东汉·郑玄注本12种[7]。
8．尔雅。
敦煌有三残卷，一卷为白文（p.3719号）,两卷为郭璞注(p.2661+p.3735号,可拼合)。
郭注本为六朝写本，卷尾三通题记，分别写于天宝八载（749）、乾元二年（759）、大历九年（774）。
显示此卷六朝本传至中唐仍在行用。
在敦煌本诸经中，后来新增之《论语》注本和《孝经》注本两种，竟多达140卷，占全部敦煌儒典（258卷）一半以上。
出现这一特殊现象，同唐国学修习科目安排有关，也同唐设童子科有关。
唐国子监以经史课士，分九经为三等：《礼记》、《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生员通其一、通其三、通其五皆可，均非必修之科。
后增之《论语》、《孝经》，则为国子学必修之科，初不在九经之数，修习年限共为一岁。
可知此二书是国子学先修科目，《论》、《孝》卒业始进修九经[8] 。
唐又有童子科，规定10岁以下能通一经，并《孝经》《论语》每卷诵文十通者，予官；七通者，予出身[9]。
这就意味着唐代城乡士子，自童蒙至国学，人人须自幼修习《孝经》、《论语》。
由敦煌卷子可知，唐代的学童士子习此二经，仍以先代郑玄注（《论语》还有何解）为范本。
南北朝时代，“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10]。
南朝儒学通行魏晋师说，北朝儒学通行东汉师说。
唐初孔颖达等奉敕撰《五经正义》，“捨河洛而从江左”，基本沿承南朝的儒学师承。
以后朝廷为五经择定注本，《易》取王弼疏，《书》取孔传隶古定，《诗》、《礼》取郑注，《左》取杜解。
反观敦煌通行的儒典注本，与唐朝廷所定并无二致。
敦煌在汉晋时曾为儒学重镇，有崇重汉学的传统，固保存郑注、孔传残卷甚多；至唐初，又同时受到南风北渐影响，故又多保存王疏、杜解遗帙。
唐代敦煌儒学的渊源，实以南北兼承、汉晋并弘为特色。
在敦煌本史、子、集诸部残卷中，先唐传下来的典籍写本和唐代抄写的先唐典籍亦为数甚多。
史部如：武德初年抄晋·裴骃《史记集解》（p.2627号）；唐初抄晋·蔡谟《汉书集解》（p.3669+p.3557号为《刑法志》,s.2053号为《萧望之传》)[11]。
晋·孔衍《春秋后语》（p.5532背、p.2702、s.713号为卷一、二、三《秦语》，p.3616、p.2872背为卷四、五《赵语》，p.2589号为卷七《魏语》等）[12]。
子部如：六朝写本《孔子家语》（s.1891号），六朝写本陶弘景《本草集注序录》（日藏），唐抄六朝本《瑞应图》（p.2683号）、《白泽精怪图》（p.2682号），唐抄本六朝《易三备》（s.6015、s.6349号），唐抄梁·徐逸等撰《华林遍略》（p.2526号）[13]，以及六朝写本《老子想尔注》（s.6825号）[14]，梁武帝《老子讲义》（罗振玉旧藏）；晋·郭象《庄子注》（p.2508、p.2531号、罗振玉旧藏等15个残卷），疑是陈隋间写陆德明《庄子释文》（p.3602号）；晋·张湛《刘子注》（s.777号）；晋·葛洪撰《抱朴子》（孔氏藏）、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ｐ.3739号）等。
集部如：陈隋间抄写梁·萧统《文选》原本（ｐ.2554、ｐ.2493、ｐ.2645、ｐ.2658诸号），以及与江都选学大师所作之音相合的《文选音》（ｐ.2833号）[15]；隋·智骞《楚辞音》（ｐ.2494号）等。
这些先唐典籍大都见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
尤其如裴解《史记》、蔡解《汉书》、郭注《庄子》、陶弘景《本草集注》、葛洪《抱朴子》、萧统《文选》等，或为名籍，或为名籍名注，均自魏晋六朝至隋唐传承不辍。
这些名籍名注和前揭儒经名注典籍，同属中华传统文化典籍的主流、主体之列。
唐代以后，这些典籍，有的以刻本形式传承不废，直至今世（如郭注《庄子》、《抱朴子》等）；有的散入后出的新注本传续其文化生命（如裴解《史记》、蔡解《汉书》、陶注《本草》等）。
它们都是中华文化的不刊之典。
这些宝典残卷以其千年以前的文本状貌重现敦煌，灼然昭示着古老中华文化的辉煌传统、悠远历史和不朽的生命力。
它是敦煌四部籍所蕴中古文化嬗变中，相对稳定的文化“本根”。
二、社会文化变迁在敦煌典籍中的“痕记”在魏晋南北朝时代，门阀士族垄断文化，只有士族子弟能够受到充分的教育，得能经常接触典籍的士人范围就更小了。
由隋入唐，士族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