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俄博弈模式分析决策层级动机及过程
中美贸易摩擦演变过程政治博弈及政策选择
中美贸易摩擦演变过程政治博弈及政策选择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可以追溯到贸易逆差等问题的出现。
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加强了对世界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美国针对中国的行动开始加剧，双方之间爆发了一系列的贸易摩擦。
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涉及到了政治博弈。
中美两国之间在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方面的角逐，不断提高了华盛顿政府输掉这一博弈的风险。
美国采取多项措施加强了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包括加征关税、限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在中国的大企业和私营部门中增加监管规定等。
政策制定在解决中美贸易摩擦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
美国在处理这一问题上，不是采取寻求双赢的方式进行谈判，而是采取了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方式。
对于美国来说，维持美式的世界秩序是非常重要的。
而在中国看来，美国的做法既不符合世界共同利益，也不符合中国发展的需要。
中国坚决反对、谴责并采取措施应对美方的无理行为。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且取得了广泛认可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已经成为两国之间紧张关系的主要因素之一。
对于中国而言，中国肯定不会坐以待毙。
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回应美国的行动，包括回应贸易战、加强国内市场的发展、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等。
中国在这一策略中强调的是尊重互利原则，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通过开放和合作，中国希望与世界各国促进共同繁荣和发展。
总的来说，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强硬的行动导致的。
虽然这些行动为美国的利益带来了短期利益，但重振美国经济的成本过高。
此外，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也会使整个世界经济遭受损失。
从长远来看，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只有通过合作、尊重和合理的解决方法才能发展繁荣。
中国已经明确地表达了维护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和开放合作的态度。
希望双方能够以实际行动落实这一共识，从而使中美贸易关系更加健康、稳定和可持续。
中美关系的政治经济博弈分析
中美关系的政治经济博弈分析[提要]中美关系作为最重要的两国关系，在曲折前进的过程中呈现出经贸关系的发展与政治关系的发展不平衡这一基本特征。
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在绝对获益与相对获益理论、相对依赖理论的基础上，用博弈论的分析框架，考察了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不平衡发展问题。
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因为美国在经济方面倾向绝对收益，所以中美经贸合作开始出现，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双边贸易额和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逐年攀升；相反，在政治领域美国侧重相对收益，所以合作难以达成，因而导致冲突不断；但是由于两国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所以中美两国关系依然处在良性发展的轨道上，并逐渐加深在非传统领域的合作与对话。
[关键词]中美关系；绝对获益；相对获益；相互依赖；经贸关系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史称《上海公报》)，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35年来，中美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中美关系在经过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之后，成了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
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不平衡发展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经济关系密切与政治关系的起落呈现出明显的矛盾现象。
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不平衡发展“展现了国际关系史上没有先例、难以解释的一个矛盾现象”。
本文将在绝对与相对获益理论和相互依赖理论的基础上，对客观存在于中美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的不平衡发展给予解释。
以下部分主要包括：(1)有关中美政治与经济关系不平衡发展的文献综述；(2)绝对获益与相对获益理论概述；(3)博弈理论模型与相对获益和绝对获益；(4)相互依赖加深对利益考量的影响；(5)对中美政治与经济关系发展不平衡的解释；(6)结语。
一、相关的文献综述有关中美关系的研究可以说汗牛充栋，但专门论述中美政治经济关系发展不平衡的文献却不太多。
现有对中美政治经济关系发展不平衡产生原因的分析大都把政治和经济分开，或者单纯从经济层面出发，突出双边贸易的重要性和合理性；或者通过区分政治安全战略和经济战略的非同质性，强调经济利益的互补性。
中美汇率变动的博弈分析
摘要:人民币汇率问题已成为中美争论的焦点。
本文基于双层博弈思想从国家、国际两层面分别对中美汇率变动进行了研究，得到其变动的原因主要取决于国内对汇率变动偏好不同的两种投资者的净盈余变化以及两国之间偏离收益与合作收益的差额。
关键词:中美汇率变动双层博弈0引言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持续性的贸易顺差使得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由此带来的人民币汇率决定问题成为中美争论的焦点。
因此，研究中美汇率的变动问题对于我国制定汇率政策，保证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汇率作为经济指标之一，经济因素对于其决定必然很重要。
但波拉尼[1]就认为货币在实质利益上是国家在国际间追逐权力的基础。
王悦兵[2]认为只考虑经济因素忽略了国家之间复杂的利益争夺与博弈，因而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汇率决定。
而刘刚，胡立[3]通过构建一个中美汇率交锋的完全信息且无限次重复博弈模型认为中美均衡汇率水平取决于中美双方各自耐心系数的大小。
但是，以上的博弈模型只考虑到了政府在国际层面的博弈，没有考虑国内政府和投资者间的博弈情况。
因此，本文将按照双层博弈的思想来分析中美汇率变动问题。
1双层博弈的理论思想双层博弈理论由罗伯特·帕特南[4]于1988年提出，该理论最先运用于国际谈判领域，在其他领域的应用还不多见。
考虑到其政治经济学上的思想与本文将要讨论分析的汇率问题具有相似的性质。
因此本文将双层博弈思想运用于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其中博弈的两个层次为国家层次博弈和国际层次博弈。
国家层次博弈指中国政府和投资者之间的博弈过程。
其中投资者受汇率波动影响明显，从而不断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采取符合自己偏好的政策进而为自己谋取利益。
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也是作为一个利益主体，只有汇率政策符合其自身的利益才会执行，而其利益体现在政府的税收上。
此外，政府为了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必须从大局出发，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进行汇率的决定。
国际层次的博弈则指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的博弈过程。
中美贸易争端的动因及应对策略
中美贸易争端的动因及应对策略近年来，中美贸易争端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其贸易争端不仅影响到自身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对全球经济秩序和稳定产生深远影响。
贸易争端的动因复杂多样，涉及经济、政治、战略等多个领域。
本文将从国际贸易体系的变化、各国经济结构的差异、政治和战略因素等角度分析中美贸易争端的动因，并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一、动因分析1. 国际贸易体系的变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国际贸易体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传统上，国际贸易主要是由发达国家主导，跨国公司通过跨国投资和生产，形成了产业链分工。
但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全球产业链结构发生了变化。
中国成为了全球制造业中心，其出口产品占据了全球市场份额的大部分。
这导致了全球产业链结构的重构，美国等发达国家面临着丧失市场份额和产业优势的压力。
2. 各国经济结构的差异中美两国的经济结构存在明显差异。
中国以制造业为主导，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系比较明显；而美国则以服务业为主导，消费导向型经济体系占主导地位。
这种经济结构的差异导致了中美两国在贸易中存在着严重的贸易不平衡。
中国对美国的商品出口远远大于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导致了美国贸易逆差问题，给美国制造业和就业带来了压力。
3. 政治和战略因素贸易争端往往也受到政治和战略因素的影响。
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也涉及了政治和战略层面的考量。
美国政府认为中国通过不公平的贸易手段获取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中国则认为美国通过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打压中国市场。
随着两国在军事、科技等领域的发展壮大，贸易争端也不可避免地升级为战略竞争。
二、应对策略1. 加强多边贸易体系建设，推动贸易自由化多边贸易体系是国际贸易规则的基石，是解决贸易争端的重要途径。
中美两国要通过多边贸易体系建设，推动贸易自由化，促进全球产业链的协调发展。
双方应加强与世贸组织的合作，共同维护国际贸易秩序，避免采取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中美博弈分析最精辟的一篇雄文（强烈推荐）
中美博弈分析最精辟的⼀篇雄⽂（强烈推荐）⼀、⾦融帝国崛起1944年7⽉，美国为了从⼤英帝国⼿中接过货币霸权，由罗斯福总统推动建⽴了三个世界体系，⼀个是政治体系——联合国；⼀个是贸易体系——关贸总协定，也就是后来的WTO；⼀个是货币⾦融体系，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按照美国⼈的愿望，是确⽴美元的霸权地位。
但是实际上经过20多年的实践，从1944年到1971年，整整27年，却并没有真正让美国⼈拿到霸权。
什么东西阻挡了美元的霸权？就是黄⾦。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之初，为了确⽴美元的霸权，美国⼈曾经对全世界做出承诺，就是要各国的货币锁定美元，⽽美元锁定黄⾦。
怎么锁定呢？每35美元兑换1盎司黄⾦。
有了美元对全世界的这个承诺，美国⼈就不可能为所欲为。
说的简单点，35美元兑换1盎司黄⾦，意味着美国⼈不能随便地滥印美元，你多印35美元，你的⾦库⾥就要多储备1盎司黄⾦。
美国之所以有底⽓对全世界做出这样的承诺，是因为它当时⼿中掌握了全球80%左右的黄⾦储备。
美国⼈认为，我有这么多黄⾦在⼿，⽤它去⽀撑美元的信⽤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情况并不像美国⼈想的那么简单。
美国在⼆战之后连续愚蠢地卷⼊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这两场战争使美国耗费巨⼤，尤其是越南战争。
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差不多打掉了⼋千亿美元的军费。
随着战争花费越来越⼤，美国有点吃不住劲了。
因为按照美国的承诺，每35美元的流失就意味着1盎司黄⾦的流失。
到1971年8⽉，美国⼈⼿⾥的黄⾦⼤概还有8800多吨，这时美国⼈知道有点⿇烦了，与此同时有些⼈还在给美国⼈制造新的⿇烦。
⽐如说法国总统戴⾼乐，他不相信美元，他找来法国财政部长和央⾏⾏长，要他们看⼀下法国有多少美元储备，得到的答案是⼤概有22亿—23亿美元。
戴⾼乐说，⼀分都不剩全部提出来交给美国⼈，换成黄⾦拿回来。
法国⼈对美国⼈的这⼀击，对其他国家产⽣了⽰范效应，其他⼀些外汇盈余的国家纷纷向美国⼈表⽰，我们也不要美元，我们要黄⾦。
当前中美贸易战的博弈过程研究
当前中美贸易战的博弈过程研究作者：金媛媛来源：《大经贸·创业圈》2020年第04期【摘要】针对当前贸易战的严峻形势，中美双方均会有一定的理性决策，但是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会产生不定项的决策，可能会伤害到中美贸易关系甚至是上升到更加严重国家问题，所以本文以当前中美贸易战现实为基础，着重分许中美贸易战存在的各种多项选择，试图得出中美只有进行合作谈判才是最终的对双方最好的选择。
【关键词】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谈判动态博弈一、引言美国从 2017年 8月 18日宣布对中国发起“301调查”起不断对中方施以重拳，多次在不同领域上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企业征收临时性关税，直到2018年3月23日突然对中国发动贸易争端，随后在多次的中美谈判中，美国又背离双方多次磋商共识，单方面升级贸易摩擦，对中美双方的贸易和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美贸易战经历了一年多的对峙，在2020年1月15号，中美双方进行了最新的贸易谈判，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并于当天正式生效，达成了中美貿易战的阶段性的胜利。
该协议不仅包括中国承诺未来两年在2017年进口规模基础上增加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还将对制造业、农业、能源和服务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市场开放等方面产生更多实质性的影响。
此外，双方还就定期评估、贸易框架小组会议和争端解决程序等问题达成一致以及双方承诺的对加征的关税在一定程度上取消和降低。
在此基础上来看，中美双方之间的贸易摩擦暂缓，不仅对中国和美国，对世界的经济稳定也有利，也是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镇静剂。
但是最终结果如何，也要看两国对贸易协议的执行情况如何。
中国一直以来对于和美国的关系便是友好合作，并不希望和美方进行这样的贸易摩擦，对于双方签署的协议，中国将是坚决执行，并且共同维护中美双方的利益。
但是基于美方在之前的操作中所表现出的撕毁合约事件，中美双方签署的这份协议是否能够在一定能减缓中美贸易摩擦，甚至一定程度上消除中美间的贸易摩擦是不可知的，所以本文基于博弈论的基础上对中美双方贸易协议的签署后可能采取的措施进行模拟，试图分析中美贸易战的发展走向以及结果如何。
中美贸易摩擦演变过程政治博弈及政策选择
中美贸易摩擦演变过程政治博弈及政策选择中美贸易摩擦是近年来国际经贸领域的热点之一，也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2018年初开始，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对两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将从中美贸易摩擦演变过程、政治博弈以及政策选择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中美贸易摩擦的起因可以追溯到2017年。
当年特朗普政府开始实施“美国优先”政策，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减少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对中国商品采取关税措施。
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率先宣布对进口钢铝产品征收关税，其中中国是主要受影响的国家之一。
不久之后，特朗普政府又对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
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导致了两国经贸关系的恶化。
2019年5月，美国加征关税的商品范围已经从原来的钢铝扩展到了机械、电子产品、农产品等多个领域。
随着双方关系的恶化，特朗普政府还施加了对中国科技公司华为等企业的制裁。
二、政治博弈中美贸易摩擦的背后，是两国政治博弈的复杂性。
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实际上是政治博弈的一种表现：美国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强化国内经济自主，以期改善贸易赤字，提高就业率，变相实现国际政治目标；而中国则视之为美国意欲遏制中国崛起的手段，其反制措施亦是一种政治手段。
三、政策选择对于中美贸易摩擦的政策选择，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方面，中国多次向美国提出谈判，寻求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维护两国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也实施了反制措施，包括对进口美国商品加征关税、减少对美国农产品和其他商品的进口、对美国企业实施制裁等。
在美国方面，特朗普政府继续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加征关税、针对中国企业的制裁等。
此外，美国还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即通过其影响力，利用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通过贸易战来促使中国妥协。
总之，中美贸易摩擦的演变过程和政治博弈，凸显出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与政治分歧之间的互相影响。
如何针对这种情况做出合适的政策选择，应该是中国与美国讨论的重要议题。
2608 中美贸易战的博弈分析
中美贸易战的博弈分析引言中美贸易战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它涉及到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其影响不仅局限于两国自身，而且对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产生深远影响。
笔者将就此话题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
背景自美国政府于2018年3月启动第一轮关税震荡并于2019年5月起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25%关税以来，中美贸易战已经持续了数年之久。
两国围绕贸易、知识产权等问题进行多轮谈判，但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贸易战对于两国经济形势产生复杂影响，为了更好地理解中美贸易战，我们需要对贸易战的博弈模型进行分析。
博弈模型博弈双方中美贸易博弈的双方分别是中美两国政府及其代表机构。
美国政府的行动领袖是总统特朗普以及他的内阁成员。
在国内，一些相关利益者和普通百姓也会对贸易政策进行反馈和影响。
而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高层领导以及相关官员则代表了中国政府。
博弈目标贸易战的双方都追求以自己的最优利益为核心的目标。
美国的目标包括：扭转美国贸易逆差、保护知识产权、削弱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实力等。
而中国则更看重贸易合作和维护其国家利益，其中包括加强经济和国防建设、提高国际地位、赢得全球市场份额等。
博弈策略对于贸易战，中美两国政府采取的策略也有很大的不同。
美国政策包括提出要求、采取行动及谈判三个阶段，其中采取行动包括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禁止中国科技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等。
而中国则主要采取经济手段来回应美国的贸易压力，并积极寻求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度。
博弈结果贸易战对于两国的影响深远。
美国采取的措施主要导致两国经济、金融市场等多领域波动和不确定性增加。
相应的，中国则遭到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的压力，进而影响了国内的经济发展。
一些人士认为贸易战最终将会增加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阻碍全球贸易和经济的发展。
个人看法对于中美贸易战，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个人看法：首先，贸易战是任何一方都无法得到长期的胜利，其中最直接的表现是两国经济短期内都会受到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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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俄博弈模式分析:决策层级\动机及过程作者：陆钢来源：《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摘要:以中美俄博弈的决策模式为研究对象,并通过列举中美和中俄两个具有合作性质的博弈案例,进而深入分析中美俄博弈的决策角色、决策动机和决策过程,指出决策角色可分为第一层级、第二层级和辅助层级,而国家利益是最重要的决策动机。
为了追求决策效率,三国决策者紧密控制决策过程,防止其他权力部门分享决策权。
关键词:中美俄; 博弈模式; 决策层级; 国家利益中图分类号:D839;D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10-0003-10中美俄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三个地缘战略玩家,它们为博取国家利益、赢得地缘政治棋局而展开激烈的博弈。
这场博弈横跨时空60年,三国角力的身影遍布世界各个角落。
这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成立以来未曾见过的壮观景象。
中美俄博弈决策60年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与战后初期、冷战时期与后冷战历史阶段。
三国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纵横捭阖、计谋百出,或是中苏结盟对抗美国①;或是中美联合制约苏联;或是中美苏拉开距离,呈三角形关系;或是中俄形成新型战略合作关系制约美国。
中美俄精彩纷呈的博弈历程完全主导了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的走向。
以雅尔塔体制为基础的战后国际关系格局延续了40年,直到1989年苏联东欧发生剧变而终止。
在冷战时代,美苏对外战略非常明确,就是互为竞争对手的博弈战略。
这种战略一方面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教训为鉴,尽量避免导致人类巨大灾难的世界大战,而核武器出现又为这种战略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理由;另一方面,美苏双方在现有的国际秩序框架内,利用现存国际规则,为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而进行激烈的博弈。
这种博弈是大规模的、全方位的和长期性的。
它不仅影响了美苏两国的国内政治经济体制,也影响了国际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
其他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中小国家,其外交政策都严重地受到美苏博弈的左右。
中国同样如此。
战后初期,中国经历了战争的破坏,国家非常穷困,对外事务能力也很弱,因此无法作为独立的棋手,与美苏博弈,它只能在美苏博弈的格局中寻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空间②。
显然,冷战期间,中美苏博弈唱主角的是美苏两家。
在长达40年的冷战博弈中,美苏双方形成了一套稳定的、可控的和高效运行的外交决策机制。
这套决策机制将美苏最高决策者的价值理念和战略意识与本国的官僚决策制度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并在各个时期推出克制对方的博弈战略。
它们不断地想方设法压缩对方的战略空间,削弱对方战略利益,竭力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使得这场跨时空的大国博弈演绎得有声有色。
中国在不同时期与美苏保持不同性质的关系。
通过分别拉拢、分化和打压美苏予以制衡,最大限度地拓宽其外交战略空间,从而使自己成为平衡美苏关系的一个关键筹码1982年,外交部苏东司副司长王荩卿曾向笔者谈起过“筹码”一说,与美苏相比,中国虽然不够分量,但它站在天平的哪一头,天平就倒向哪一头。
以中美俄三国博弈的决策模式作为研究的对象,其意义在于,既可以为研究中美俄关系60年的历史呈现一种新的视角,也可以通过研究三国博弈的决策模式为政策制订者提供分析框架。
本文通过分析中美俄博弈决策模式的基本层面以及具体表现,为今后全面了解中美俄博弈模式提供一个基础。
中美俄决策模式的内容比较丰富,在有限的篇幅里,笔者主要从中美俄博弈的决策层级、中美俄博弈的决策动机、中美俄博弈的决策过程三个方面论述这个问题。
一、中美俄博弈的决策层级从参与中美俄博弈的决策角色来看,可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第二层级和辅助层级。
由于中美俄三国都把相互间的博弈视为国家最高对外战略,所以对于中美俄的博弈,三国领导人都不敢托大,基本上亲力亲为,直接参与三国博弈的重大决策过程,而国家的整个机器也全部开动起来,服务于中美俄间的博弈,从而形成了上至最高领导下至政策执行者这样一个完整严密的垂直决策体系。
从狭义角度看,除了三国最高领袖之外,其余人选都可以看成是最高决策者的助手,包括像周恩来、基辛格、葛罗米柯这样的外交名流。
但是,由于中美俄博弈专业性强、涉及面广,作为最高领袖,即使学识博大、能力超凡,也只能在有限的几个领域里参与博弈决策,而大部分博弈决策还是要依赖本国的外交决策机制,所以需要对决策角色进行分层研究。
可以说,从决策层级的角度观察中美俄博弈的决策行为可能更为准确。
所谓博弈决策的第一层级,是指中美俄三国以本国党和国家最高领袖为核心,由极少数的高层领导直接参与中美俄博弈的核心决策,包括宏观决策或最后决策,因而形成了一个博弈决策的最重要层面。
当然,核心的博弈决策具体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
有时候,最高领袖与其亲密助手形成了密切的配合关系,直接成为博弈的操盘手,例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尼克松和基辛格。
有时候,最高领袖对外交领域较为生疏或兴趣不高,在把握大政方针的前提下,放任外交主管首长制订博弈的相关策略并付诸实施,而外交主管首长凭借领袖的信任和精湛的专业能力,长期占据博弈的关键位置,成为三国博弈事实上的最高级操盘手,如葛罗米柯、杜勒斯和钱其琛参阅相关书目:[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伍任、裘克安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苏]安•安•葛罗米柯《永志不忘——葛罗米柯回忆录》,伊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加拿大学者认为,杜勒斯外交决策权很大,明显超过杜鲁门时期的国防部长,“杜勒斯讲话时不仅代表总统,而且明显像是第二个总统”。
参见[加]夏尔•菲利普•大卫《白宫的秘密: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美国外交决策》,李旦、王健、徐翊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
当然,从规范机制来看,中美俄三国各有一套决策体系,构成了博弈决策第一层级的制度基础。
美国和俄罗斯都建立了国安会机制,内阁各重要部门的首长根据总统的需求而参与决策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外交决策方面的作用,参见[加]夏尔•菲利普•大卫《白宫的秘密: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美国外交决策》, 李旦、王健、徐翊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关于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的作用,参见上海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编《俄罗斯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第2章第3节,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
中国和苏联则采取了政治局会议的体制,对外博弈的重大决定都在会议上做出。
中国还建立了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小组成员都是与美俄博弈相关部门的主管领导,由总书记挂帅。
中央外事领导小组下设中央外事办公室,由国务委员兼主任,负责对美俄博弈的日常决策参见华政通网站(/showOrgan.aspx?Type=0&institutionCode=INST00000000017)。
中共外事小组早在抗日时期已存在,重庆组由周恩来任组长;延安组由杨尚昆任组长。
参见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7页。
中美俄博弈决策第二层级的职能是,参与中观及微观决策,并及时地将宏观决策转化为可以执行的一系列政策。
这个层级的成员基本上来自负责中美俄事务的外交机构或对外联络机构的副部级官员、中美俄重大谈判的首席代表以及中美俄派驻三国的大使。
他们的职能是把宏观决策转化为可操作性的政策并交付下属机构执行。
同时,他们还向第一层级汇报政策推行过程的意见反馈,并提出政策调整建议。
有时候他们还代表本国政府最高决策者出面打交道。
因此说,中美俄博弈第二层级的决策者扮演着中美俄博弈前线指挥官的角色。
他们亲自参与了中美俄博弈的许多事件,包括谈判、讨价还价、情报交换、互递本国信息。
在有限的范围内,他们可见机行事,适当独立地做出一些决策,但不得背离第一层级的决策原则中美俄属于这一决策层级的知名人物包括早期的葛罗米柯、多勃雷宁、钱其琛,以及伊利切夫、贾丕才、王炳南、王幼平、王荩卿、章文晋、洛德、李洁明、老布什等。
中美俄博弈决策的辅助层级,是辅助第一、第二层级进行博弈决策的一个群体。
他们包括涉及中美俄博弈决策的外事部门司局级官员、相关处官员、情报机关、重要智库、商务部、财政部等相关部门的官员。
这个层级的成员主要为中美俄博弈决策提供相关的辅助工作,包括高级翻译、文件起草、信息咨询、情况汇报、情报收集与甄别、政策建议提供、战略报告撰写、对外信息交换、与党政立法机关沟通以及负责公众说服等工作。
尽管这些人员属于辅助层级,而且其大部分时间在后台工作,外界不易了解其工作性质,但其能量不可低估。
只要机遇来临,这个层级有时可以在中美俄博弈决策中起到关键作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熊向晖、冀朝铸和王海容、唐闻生等人的表现,证明了辅助层级可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
参阅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孔东梅《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二、中美俄博弈的决策动机很久以来,关于中美俄博弈决策的背后动机众说纷纭,但基本上可以归为三个动机:一是意识形态驱动;二是国家利益驱动;三是价值观驱动。
意识形态之所以成为中美俄博弈决策的动机之一,首先,中苏两国与美国存在着社会制度上的根本差别,前者对内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对外坚持国际共运总路线,并通过“和平”或“革命”的方式终结美国的世界霸权。
其次,中苏公开决裂也是因为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严重分歧,特别在对美战略方面立场大相径庭赫鲁晓夫参加了戴维营会谈后转道访问中国,却在中南海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在对美战略上发生激烈争吵。
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28页。
因此整个冷战时期的中美俄博弈,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分量很重。
这当然是观察中美俄博弈的一个重要视角。
然而,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通用语言是国家利益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六原则对此作了清晰的界定,参见[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8、45页。
阎学通认为,国家利益是现代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参见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9页。
,中美俄也不例外。
所以国家利益应是中美俄博弈决策的主要动机,而国家利益的计算是中美俄博弈决策首要考虑的问题。
长期以来,美国的政客或学者喜欢使用价值观一词,声称驱使美国外交决策的重要动力便是捍卫美国的价值观念。
在他们看来,美国外交政策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实现某种历史使命,这种使命要求美国扮演救世主的角色,通过武力与和平两种手段的交替使用,改造那些价值观与美国传统相悖的大国,尤其是中俄两国,这是经常支配美国决策者的一个重要动机[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李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19-120页;[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本书翻译组译,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