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京津同盟会二三事 税西恒 何鲁 唐午园

记京津同盟会二三事税西恒何鲁唐午园
一谋刺袁世凯的经过
辛亥武昌首义后，在北京、天津和保定一带的同盟会会员秘密成立京津同盟会，直属于同盟会本部（初在上海，后在南京）。

这一组织除分设总务、军事、交通、财务、宣传各部外，并特设一暗杀部，以为诛锄元凶巨憝之计。

这一部不设部长，直属于会长、副会长，共有男女同志二十余人，每人都有直接行动任务，并负担一部分事务性的工作。

成立一月，已将各事准备就绪。

所需武器由上海运来，并由各同志到京西门头沟、十三陵等处荒山演习。

谋刺对象、方法、道路均一一讨论决定，只等候南京的命令。

当时研究谋刺的对象有三人：（一）袁世凯（清内阁总理），（二）良弼（军咨府副大臣），（三）载泽（度支部大臣）。

后二人是清朝中枢较有能力的满族大员。

但我们认为是最主要的、要首先对付的则是袁世凯，这不但由于他是清朝政府的主脑人物，而且为人阴险无信，必须首先加以诛锄。

我们探知袁每日入清宫议事，要经过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东华门大街，入东华门。

这一路线虽然袁经过时街旁均密布军警，但仔细看他们态度悠闲，并不警惕，实为易与，所以决定就在这一段街上截击他。

又袁入宫时在晨间，街上人少，容易被军警注意；出宫时在十一、二点钟，人多容易混过。

又当时的街道不宽，在人行道上投弹，可达街心。

我们这样作好行动计划，推定四个同志负责行动，并布置三道关口，各人的阵地如次：（一）严伯勋同志守候在东华门外不远路南一茶叶店门外；（二）黄芝萌、张先培两同志在丁字街一临街酒楼上；（三）杨禹昌同志在东安市场门口。

袁车经第一关时，严伯勋同志投弹甚准，正落袁车下，但由于车行较速，炸弹猛烈爆炸时，车已过去，只炸毙车后卫兵一骑，伤数人。

袁车立即改道折入路南一小街逸去，未经原路。

在丁字街酒楼上的黄、张两同志闻第一弹声，即开窗持弹等候，但因袁车已改道，未得一击，反被街上军警察觉，上楼捕去。

在东安市场门口的杨禹昌同志，在场内休息时闻得弹声，持弹奔出，也因形迹败露被捕。

惟投弹的严同志乘人声鼎沸、军警慌乱之际，暗退入茶叶店内，将手枪插入茶叶桶中，从容出门逸去。

黄芝萌为贵州贵筑人，北京陆军测量学堂学生。

张先培为贵州贵阳人，北京客籍学堂学生。

杨禹昌为四川资阳人，北京清河陆军中学教师。

三同志被捕后，为袁之军警执法处所杀害，临死不屈，大节凛然。

三同志遗体稿葬城北荒冢中，我们买嘱狱吏指引，认明其地，共和告成后，改葬西郊公园烈士墓道。

严伯勋同志为福建侯官人，清海军部军法司司长，脱险后避居天津，共和告成后到南京。

他对刺袁一事不愿声扬，当时组织也故隐其名，只公布了黄、张、杨三同志姓名。

解放后，闻严同志已在数年前去世了。

全国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载有吴弱男所写的《袁世凯轶事数则》，其中谓刺袁为良弼所遣，袁不杀刺客，又资遣之；又谓袁又遣人刺良等，皆非事实，已如上文所述，但此说也不为无因。

我们事先曾约定，行刺各同志倘不幸落袁手中，则供认为良所遣；如落清朝权贵手，则供认由袁所遣，以加速他们之间的矛盾。

黄、张、杨三同志被捕后，是否实行此计无从得知，但袁于出事后第二日即派人向会中致意，表示要效忠革命，推翻清朝，并请各同志勿急，可见他并未以此次行刺为良弼所遣也。

二彭家珍亲入虎口刺杀良弼真相
刺袁既不成，大家觉得拦街截击已不可能了，关于谋刺良弼和载泽的问题，不得不另作考虑。

军事部同志彭家珍建议，他有入良宅行刺的条件，愿担任其事。

彭同志系四川金堂人，为北方现役军官，在奉天供职，武昌事起，离职来京参加京津同盟会组织。

他探知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为良弼亲信属员之一，适数日前应良电来京议事，当时尚未到达。

彭同志即冒充崇恭，从天津乘火车到北京，住金台旅馆，于十一点钟乘马车直至良宅，叩门请见，其时良弼尚在外未归。

不久良乘车归来，察觉来者并非崇恭，知道有异。

此时彭同志已
取炸弹在手，良急步上台阶，向内逃走。

彭同志急忙投弹，因距离甚近，自身被台阶弹回之弹片所中，立时死去。

良弼被炸去一腿，延至次日身死。

袁、良遇刺之后，载泽很少外出，不易下手。

几位同志曾在其住宅和清宫地安门之间一段路上守了几天，未遇。

阴历腊月八日清帝赐各大臣腊八粥，大臣照例要入宫谢恩，但这天也未守着。

不数日，清帝宣布退位，这事就作罢了。

孙中山先生就临时大总统任后，追赠彭家珍同志大将军衔。

北京西郊公园烈士墓道建成时，他的遗体已由其家属运回家乡安葬，所以西郊烈士墓中只存衣冠而已。

三汪精卫勾结袁世凯破坏北方革命团体的经过
武昌起义不久，清廷看到革命的风暴日益紧张，为此把谋炸摄政王未遂被捕监禁的汪精卫、黄复生和罗伟章三人释放，以示缓和。

当时在北京与同盟会有关的杜洛舟（号紫扉，后在南京临时政府任礼教局长）、赵铁桥（后任京津同盟会交通部长）、孙炳文（后任京津同盟会文事部长）等协同汪、黄、罗到天津组织京津同盟分会，推汪任会长，李石曾任副会长，并公推吴禄贞任军事部长（吴被刺后改推张绍曾，张未到任，由吕超代理），所有活动以暗杀部最为积极。

但由于汪精卫向袁世凯妥协，竭力主张和议，不仅断送了北伐的革命事业，并且出卖革命，解散了京津同盟分会的组织。

兹列举下面的几点事实借以说明。

朱芾煌原是同盟会会员，清末在日本留学时与袁世凯的长子克定相识交往。

及至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到北京执政之初，朱芾煌因袁克定关系，曾为袁世凯进行种种阴谋活动。

朱芾煌初曾持袁密函，南下武昌，向黄克强先生沟通拉拢。

岂料朱到达汉口时即被清军冯国璋（统制）师的部下所捕。

朱自称系袁宫保的左右，要求谒见冯国璋，从而得以解送回京。

袁一见面即问其密信事，朱答称于被捕的当晚即将密信扯碎咀嚼，咽入腹内了。

因而袁大为赏识，认朱颇有干才。

朱继又向袁献策，称与近在天津的汪精卫有旧，愿代袁与汪秘密拉拢，经朱从中活动，袁汪关系一拍既合。

汪即决定到南京向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力主和议。

此时京津同盟会各部骨干同志如孙炳文和不少革命分子向汪说明，即将由张绍曾旧部组织滦州起义，并拟谋炸袁世凯和良弼等计划，而汪精卫概不采纳，仍极力主张南北议和，且在南下后竟函电阻止炸袁，因此激起了许多同志的愤慨，坚持照原拟计划行事。

不久即先后发生杨禹昌、黄芝萌、张先培三烈士等炸袁世凯案和彭家珍烈士炸良弼案。

当时这两大炸案使清廷和袁氏大为震慑，也是促使袁氏决心求和（足资证明的是从此我们在当时地下工作同志都由袁送给京津间的头二等火车票）和促成清室下诏让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滦州起义遭到当时坐镇天津与秦皇岛之间的张怀芝的血腥镇压而归失败，仅事后在滦州发现的一个大坑里，即掘出数十具有名有姓的烈士尸体。

当时有一年才十九岁的薛成华同志曾预留诗句于枕边，在天津车站奋炸张氏，未中陨命。

其诗云：“男儿死尔果何悲，断体焚身任所为，寄语同志须努力，功成早建荡夷碑！”
汪精卫到达南京向孙先生主张议和之际，又得到当时已在南京宋教仁、杜洛舟等倾向和议的有力人物和散在各地的所谓“立宪派”首要分子如湖北省咨议局长汤化龙、四川省咨议局长蒲殿俊以及其他有力的妥协派分子的内应外合，达成了南北议和主张。

当时孙先生虽曾主张总统职位可以让给袁世凯，但政府应该迁都南京，这唯一条件也由于汪迁就袁氏而未能坚持。

南北和议告成后，汪精卫即解散了京津同盟会。

会员中仅有极少数人愿在袁统治下充当小官僚，大多数在汪氏所谓功成身退的欺骗口号下，领受了三百元回原籍办国民党，纷纷作鸟兽散了。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６集，文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８月版，第５４—５８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