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军事合作 1911-1941
中德军事合作
中德军事合作中德军事合作1911-1941对于中国而言，1911年至1941年间的中德两国合作在20世纪中前期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德合作在某种程度上让中华民国与德国结成了一个联盟。
亲密的合作关系使中国的工业建设和军备迅速实现现代化，尤其是在第二次日中战争之前。
从清王朝遗迹上站起来的中华民国，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军阀割据，列强环绕的环境下艰难的生存着。
国民党通过北伐，在1928年从名义上统一了军阀动荡之中的中国。
此时，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日益昭现。
鉴于此，中国迫切需要实现军备和国防工业现代化以获得自卫生存的能力，而德国则需要稳定供应的原料供应。
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期，这种关系将中德两国紧紧地维系在一起。
虽然合作的蜜月期自33年纳粹当政开始到37年中日战争爆发结束只持续了不到四年时间。
且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改革从36年才开始，但中德合作仍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着深远的影响；同样，中德合作也大大提高了中国抵御日本的侵略的能力。
--------------------------------------------------------------------------------------------------------------------早期中德关系--------------------------------------------------------------------------------------------------------------------最早的中德贸易线从陆路经西伯利亚辗转到达德国。
为了避免俄国政府沉重的通行税，德国早在清王朝就尝试通过海路开拓东方贸易路线，1752年8月,埃姆登普鲁士王家亚洲贸易公司（KPAC）的“普鲁士国王”号在德国船长格来史克的指挥下抵达广州，成为中德贸易史上第一艘到达中国的德国商船。
德国顾问与国民政府的抗日战备
德国顾问与国民政府的抗日战备1937年夏季中国全面抗战爆发时，南京国民政府指挥的中央军是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其中最精锐的“示范军”装备的是清一色的德式武器，中国主要的兵工企业依靠德国设备进行生产，甚至连中国的防御计划也是由德国军事顾问制订的。
开战后的第一场重大战役八·一三淞沪抗战，有大约70名德国军事顾问参与，以致一些西方人和日本人将这一仗直呼为“德国战争”。
考虑到纳粹德国与日本的关系，这一幕似乎是奇特的；然而，这奇特的一幕自有其历史的缘由。
德国军火输华的源起在中德关系的早期发展中，德国便是向中国输出兵工技术、制造设备、船舶和军火的主要国家之一。
中华民国成立初期，德国已成为向中国输出军火的头号国家。
据台湾学者陈存恭统计，1911年至1913年三年合计，来自德国的军火已超过中国输入军火总值的60.8％。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输华军火急剧减少。
战争后期中国对德宣战，两国间的军火贸易中断。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丧失了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但是，历史却为战败者提供了另一种机会。
1920年代中期，中德关系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显露出诱人的前景。
在一些中国人眼中，德国是唯一一个可以在平等基础上与之交往的先进工业国，中国不仅需要德国的投资，还需要德国在军队建设和工业管理方面的经验，战后德国被闲置的军工人才也可以到中国来一展身手。
而在一些德国人眼中，中国恰好是重振德国经济所需要的一个可以进行互利贸易的伙伴，中国既可以为德国工业制成品提供市场，又能提供德国工业发展所需的原材料。
一时间，无论是中国北方的北洋政府，还是南方的革命政府，以及一些地方实力派军阀，都迫切地希望同德国开展经济军事合作。
只是由于中国政局过于混乱，德国魏玛政府迟迟不知究竟把赌注押在哪一方才好。
虽然这一时期中德关系尚缺乏巩固的基础，德国的军备发展亦受《凡尔赛和约》约束，但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两国间传统的军火贸易已迅速恢复起来。
1924年至1928年五年合计，从德国输入的军火占中国输入军火总值的41.87％，远远超过挪威、波兰、日本、英国、意大利等国。
中德关系背景
1933++1938中国30年代前期的外交方针，内容主要从采取对日本忍让、依赖国际联盟、寻求与各国修正不平等条约、利用英美力量牵制日本、引进德、意技术军事援助。
德国在一战后就与中国平等交往，也是唯一一个在中国领土上没有租界的欧洲国家，从广义来说，中国与德国在两次大战期间同为主张修正国际条约的大国,因此都具有共同的政治目标。
在经济与技术领域上，中国也填补了一战后德国受凡尔赛条约限制下的空白。
可以说，“从1928到1938年,政府同德国关系的密切程度超过了列强中的任何一个”，与在30年代外交调整所相反的，“中德关系更进一步发展、和谐与活跃的时期，是1934年以后至1937年间。
…….双方由单纯的民间贸易和非官方的军事往来,发展为政府间的密切合作”。
换言之，对德关系的由民转官恰恰与对英美关系的由政转经形成强烈的对比。
另一方面，中德双方的平等亲善也与中日之间的胁迫有所不同。
纳粹上台之后，延续了魏玛政府以来修约的外交方针，意欲积极扩充军备，然而受到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必须以改头换面的方式突破。
此时，中国就成为纳粹心目中的理想盟友。
拿同一时期的西班牙与中国相比，有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两国都长年不断内战,中国犹有胜之,这就为武器的生产与改良找到市场与实验室。
其次，两国皆为稀有金属矿产产地，在西班牙为铁、铜、汞等，而中国则以钨、锑和锡闻名于世，这些都是纳粹扩充国防工业不可或缺之物。
再次，两国政治气氛都倾向于反共，这也符合纳粹过去一贯标榜之宗旨。
事实上,“德国在中国将寻找工业市场与原材料协调一致始于1933年塞克特的访华”，而其后的汉斯·克兰更将之升级为以货易货的贸易，并同时与南京和广东政府分别签订《中德易货合同》和《中德交换货品合约》。
从仅以《中德易货合同》签约后第一年来看，锡、钨、锑各4000吨，为此，希特勒亲笔致函蒋总统以表示感谢。
尽管中德间经济层次的来往密切，却也造成日德间在对华经济利益上的抵触，而这种矛盾一直要到1936年4月，签订德满贸易协定才有所缓解。
中德军事合作1911——1941
中德军事合作:1911——1941对于中国而言，1911年至1941年间的中德两国合作在20世纪中前期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德合作在某种程度上让中华民国与德国结成了一个联盟。
亲密的合作关系使中国的工业建设和军备迅速实现现代化，尤其是在第二次日中战争之前。
从清王朝遗迹上站起来的中华民国，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军阀割据，列强环绕的环境下艰难的生存着。
国民党通过北伐，在1928年从名义上统一了军阀动荡之中的中国。
此时，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日益昭现。
鉴于此，中国迫切需要实现军备和国防工业现代化以获得自卫生存的能力，而德国则需要稳定供应的原料供应。
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期，这种关系将中德两国紧紧地维系在一起。
虽然合作的蜜月期自33年纳粹当政开始到37年中日战争爆发结束只持续了不到四年时间。
且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改革从36年才开始，但中德合作仍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着深远的影响；同样，中德合作也大大提高了中国抵御日本的侵略的能力。
早期中德关系最早的中德贸易线从陆路经西伯利亚辗转到达德国。
为了避免俄国政府沉重的通行税，德国早在清王朝就尝试通过海路开拓东方贸易路线，1752年8月,埃姆登普鲁士王家亚洲贸易公司（KPAC）的“普鲁士国王”号在德国船长格来史克的指挥下抵达广州，成为中德贸易史上第一艘到达中国的德国商船。
1861年，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天津条约让诸如普鲁士等众多欧洲国家和中国建立了正常的贸易关系。
19世纪晚期，中外贸易一直受控于英国。
而奥托·冯·俾斯麦则热切希望在中国建立立足点以平衡英国的影响。
俾斯麦力排众议，为德中的航线设置了奖金。
给予奖金的议案于1885年最终通过。
同年，俾斯麦派出第一支德国银行业和工业考察团前往中国评估投资机会，这最终促成了1890年德华银行的建立。
通过这些努力，德国于1896年继英国之后成为第二大在华贸易国。
在这段时期，与英法不同，德国并没有积极的表现出其对中国的帝国主义野心，而中国政府也将德国视作来帮助中国进行现代化发展的伙伴。
一战中的中德断交
1917年3月14日，北京政府布告：自即日起对德国正式断绝外交关系，同时宣布收回天津、汉口德租界，停付对德赔款与欠款。
这一决定是经参众两院投票作出的。
国会中的研究系追随段棋瑞。
中国参战在要不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宣战这个问题上，北洋政府内部意见不一，斗争激烈。
为了达到主战的目的，段祺瑞将其手下的十几个督军叫到北京，组成“督军团”，对黎元洪施加压力，但未获成功；后来段祺瑞又叫人写了对德宣战书要总统盖印，黎元洪为了平息风波，勉强在文件上盖了章。
即使这样，段祺瑞仍不满足，在国会开会讨论时，又大肆干涉，终于触动了众怒。
恰在这时，段祺瑞私自向日本借款一事被揭露。
1917年5月21日，黎元洪瞅准时机在这时下令撤销了他的总理职务，段祺瑞愤然离京去津，并且指根据临时约法，总统无权撤销总理职务，不承认黎的免职令。
因一方为总统府，一方为国务院，所以它们间的争斗被称为“府院之争”。
之后黎元洪请督军团团长张勋于6月14日入京调解。
张勋入京后，拥立宣统复辟。
事件为段祺瑞所镇压，黎元洪于事后辞去总统职，总统改由冯国璋担任。
府院之争告一段落。
段祺瑞统治下的北洋政府，在英法的支持下，参加了协约国，对同盟国宣战。
国民政府对德意绝交宣言（1941年7月2日）“德意两国政府，竟已承认南京伪组织，是其侵略政策，显已推及远东，全又充分证明纳粹德国与法西斯意大利，已与中国之敌人同恶相济同义词俩佃政府，明知南京伪组织为日本军阀一手造成，乃竟加以承认，实为加于中国之重大侮辱，且不惜自弃其所享中国政府与人民之一切友谊。
两轴心国家此举，愈足证实世界侵略之恶势力，已结成集团，专事摧毁人类自由与文明，幸爱好和平与自由之国家，对于此种世界恶势力，英勇而坚毅之抵抗，在数量上与实力上，已日益增加，其合作愈趋密切，中国在反侵略集团中，对其所处地位及贡献，尤其处此空前困难时期，对于维持国际信义一贯努力，均堪无愧，今后尤必与各友邦尽量合作，继续奋斗，以期终达吾人共同之使命。
中德关系发展历史
中德关系发展历史中德关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那时候德国和中国之间已经有了一些经济、文化往来。
18世纪，随着中欧贸易的增加，德国的商人和传教士开始来到中国。
他们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商业机构和传教工作，与中国的新文化、新知识进行交流。
这段期间，随着德国的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德国开始对中国展开了更多的接触和探索。
19世纪初，随着英国的炮舰政策和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列强开始在中国分割利益和进行殖民扩张。
德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也利用这一机会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租界和权益。
此时德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还是以经济往来和民间交流为主。
20世纪初，随着革命和现代化的涌现，中国逐步开始拥有自己的国家意识和国际影响力。
德国也在这一时期经历了自己的现代化进程，成为欧洲大国之一。
这一时期，德国与中国的交往逐渐转变为政治、军事联系。
在一战期间，德国成为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的主要支持者，也曾试图在中国加强与孙中山革命政府的联系。
二战时期，德国与中国已经处于敌对状态。
在法西斯德国的侵华战争中，德国军队为日本提供军事训练、军事技术和军事物资支持，协助日本侵占中国。
在此时期，中德关系陷入最低谷。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德两国双方互不承认。
随着中国的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中国开始寻求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德国是其中之一。
1950年9月，在中国政府的邀请下，德国代表团包括学者、工程师、医生等人员前来北京，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重新开始。
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之间的交往和合作逐渐增加。
在1961年，中德关系正式建交。
此时中德关系已经从以前的政治和军事方面转变为以经济、科技等为主要方面的交往。
德国成为了中国特别是东欧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和技术支持者。
双方在科技、文化、教育、医疗等领域也得到了广泛交流和合作。
199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普遍禁止核试验条约，中国对该条约的签署和生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随后，德国成为了中国与欧洲之间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德之间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不断加强。
现代中德国家外交概况
1938年至1941年：中德合作的终结
• 伪南京政府首脑汪精卫于1941年会见德国外交官1938年1 月至9月，中德关系随着德国采取一系列弃华联日的政策 之后，已经跌入低谷。9月12日，德国与满洲国签订了 《德满贸易协定》，将在华经济重心从国民政府控制区转 到了满洲。中德之间的联系一直持续到1941年。但是1940 年由于德国未能实施“海狮计划”让希特勒的计划偏离了 轨道。 1940年底，德国与日本和意大利签订了三国轴心协 议。1941年7月，希特勒宣布承认汪精卫的南京傀儡政权， 自此，德国与重庆政府继源自对话的最后可能性也不存在了。•
1929年在广州的国民政府同样在寻求德国的支援，曾在 德国留学的朱家骅为此表现得极为出色，从1926年至1944 年间几乎所有的中德合约都经过他手。除了德国的技术外， 还有其他几个原因令德国成为中国对外合作的首选。首先 德国在一战以后对国外殖民地完全失去了影响力，因此对 中国没有一种帝国主义式的兴趣，例如1925年-1926年中 国发生的排外行动主要是对准英国。另外不像苏联（苏联 曾经帮助国民党重组并与共产党合作），德国对中国没有 政治上的兴趣，双方的政府因此不会有正面冲突。与此同 时，蒋介石认为德国历史有许多地方值得中国仿效，即德 国统一可以成为蒋介石本身统一中国的范本。因此中国认 为德国将是其“国际化发展”的首选支援。
•
• 1936年4月8日，合步楼公司合伙人将其股份转让给德国国 防部，从而由军方背景的私营公司变为国营公司。当天中 国代表顾振与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签订了合步楼条约的补 充协定——《德华信用借款合同》，由德国政府向中国政 府提供1亿帝国马克的无限期周转贷款，此外，德国向中 国的出口物资将由德国国防部提供给中国的1亿马克信贷 实行现金交易。蒋介石、孔祥熙为此与希特勒、沙赫特互 致贺电，标志着中德关系进入了“蜜月时期” 。
试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
引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军事工业的先行发展无疑是中国自强自立的必由之路。
这既是由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决定的，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面临的外敌入侵的军事压力。
中德两国由于各自国情发展的需要和特殊的时代背景而走到了一起,两国间的合作关系对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与德国的军事交流中，本身尚处于军事转型期间的中国军事工业，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所以说这一时期德国军火输华确实从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
⑴本文从军事技术转移的角度展现出国民政府军事现代化史中那些不为人所熟知的内容和在军事现代化的进程中作为军事被援助方所能采取的具体可行模式,同时也对德国及其顾问团在中国早期抗战中所做出的贡献做出了客观评价。
一、蒋介石政府与德国修好并依靠德国建立其国防力量的原因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
虽然它在表面上取得了统一，但是地方军阀依然各自为政,而早于清末就已开始德国军火军械输华为这一时期的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础，再加上蒋介石以其对于德国人的一向好感认为德国军队训练精良、武器先进、颇足效法，于是决定吸取其技术经验，以为中国军队改造之借镜。
⑵(一)中国时代背景长期以来实现军事现代化以自立、自强是中华民族几代人孜孜以求的理想，但是到南京政府时期国内军事工业破败的局面已经难以为继,亟需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军事体系,自清末“自强运动”至民国建立前的五十年间，满清政府曾创建多所西式兵工厂试图建立军火工业，但是不能切合国防需求,所以其成效并不理想,因此从列强大量进口军火成为必要。
当时中国长期处于军阀混战时期，各地武装割据现象严重且依靠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所以各部队武器各色各样，零件弹药互异，致使全国整体性的补充与储备计划难以建立,但为避免以前军火大杂烩的现象重演，必先要从统一全国武器型式与弹药口径入手，但中国并无现代化的兵工产能与技术，除了与外国合作否则别无他法。
现代军事理论的萌芽:德国人鲁登道夫提出了”总体战”的新军事理论,接着蒋百里又提出了总体战的三个主要部分,即“未来战争有三个方式：1、武力战;2、经济战;3、宣传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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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军事合作1911-1941对于中国而言，1911年至1941年间的中德两国合作在20世纪中前期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德合作在某种程度上让中华民国与德国结成了一个联盟。
亲密的合作关系使中国的工业建设和军备迅速实现现代化，尤其是在第二次日中战争之前。
从清王朝遗迹上站起来的中华民国，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军阀割据，列强环绕的环境下艰难的生存着。
国民党通过北伐，在1928年从名义上统一了军阀动荡之中的中国。
此时，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日益昭现。
鉴于此，中国迫切需要实现军备和国防工业现代化以获得自卫生存的能力，而德国则需要稳定供应的原料供应。
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期，这种关系将中德两国紧紧地维系在一起。
虽然合作的蜜月期自33年纳粹当政开始到37年中日战争爆发结束只持续了不到四年时间。
且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改革从36年才开始，但中德合作仍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着深远的影响；同样，中德合作也大大提高了中国抵御日本的侵略的能力。
早期中德关系最早的中德贸易线从陆路经西伯利亚辗转到达德国。
为了避免俄国政府沉重的通行税，德国早在清王朝就尝试通过海路开拓东方贸易路线，1752年8月,埃姆登普鲁士王家亚洲贸易公司（KPAC）的“普鲁士国王”号在德国船长格来史克的指挥下抵达广州，成为中德贸易史上第一艘到达中国的德国商船。
1861年，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天津条约让诸如普鲁士等众多欧洲国家和中国建立了正常的贸易关系。
19世纪晚期，中外贸易一直受控于英国。
而奥托·冯·俾斯麦则热切希望在中国建立立足点以平衡英国的影响。
俾斯麦力排众议，为德中的航线设置了奖金。
给予奖金的议案于1885年最终通过。
同年，俾斯麦派出第一支德国银行业和工业考察团前往中国评估投资机会，这最终促成了1890年德华银行的建立。
通过这些努力，德国于1896年继英国之后成为第二大在华贸易国。
在这段时期，与英法不同，德国并没有积极的表现出其对中国的帝国主义野心，而中国政府也将德国视作来帮助中国进行现代化发展的伙伴。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努力也告一段落。
其后，袁世凯请求德国帮助他建立“自强军”和“新建陆军”。
德国的援助不仅限于军事方面，也扩大到工业和技术交流领域。
比如19世纪80年代晚期，克虏伯公司作为中国的合同商负责修筑Port Arthur（威海卫？）附近的一系列防御工事。
俾斯麦苦心经营的德中良好关系被威廉2世的帝国主义野心所彻底改变。
在甲午战争后的三国联合干涉中，德国强迫日本让出租界汉口和天津；1897年，德国通过“巨野教案”获得了对胶州湾99年的租约。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时期，德国军队野蛮镇压义和团员的行为让中德关系走到了最低点（事实上威廉皇帝激励他的士兵们“像匈奴人般作战”，由此，"Huns"成为了德国士兵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蔑称）。
[1]（译者按，1900年7月27日，威廉二世的言论：Ihr sollt schweres Unrecht suenen. EinVolk,das,wiedie Chinesen,eswagt,tausend jaehrige alte Voelkerrechte umzuwerfen und der Heiligkeit der Gesandten und der Heiligkeit des Gastrechts in abscheulicher Weise Hohn spricht,das ist ein Vorfall,wie er in der Weltgeschichte noch nicht vorgekommenist.(...)"你们应该对不公正进行报复。
象中国人这样，悍然置千年固有的国际法于不顾，以令人发指的方式嘲弄外国使节和客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样的事件，在世界史上还没有过先例...你们如果遇到敌人，就把他杀死，不要留情，不要留活口。
谁落到了你们手里，就由你们处置。
就象数千年前埃策尔国王靡下的匈奴人在流传迄今的传说中依然声威赫赫一样，德国的声威也应当广布中国，以至于再不会有哪一个中国人敢于对德国人侧目而视。
）1902年的日英同盟和1907年的三国协约实际上说明德国已被从政治上孤立，这使得一次大战前期中德关系稍有改善。
基于这种孤立，1907年德国希望建立一个由“德—中—美”组成的三国协约，但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2]在1912年，德国提供了一笔6百万元的金马克的贷款给新的中国民主政府换得了在山东修筑铁路的权益。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德国提议将胶州湾归还中国，以避免其落入日本之手。
但是日本作为协约国成员加入了战争并开始进攻德国在中国租界，继而占领了青岛和胶州湾。
整个一战期间，德国困于欧洲战局而腾不出手顾及其在远东的利益。
1917年8月14日，中国对德宣战，并且收回了德国在汉口和青岛的租界。
虽然中国获得了国联的承诺在战后将租界归还中国，但是最终凡尔赛条约却裁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半岛的特权。
强烈的被出卖感和数十年的压抑导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有意思的是，原文用的是“the nationalistic May Fourth Movement”）。
总的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德关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特别是从贸易方面。
1913年中国有近300个德国商号，但到了1919年，却只剩下2个。
[3]20年代的中德合作朱家骅，后来的中央研究院第二任院长，曾为最初的中德接触贡献良多。
凡尔赛和约限制了德国的工业出口，军队被限制在十万人以内，军工生产被大量削减。
但即使如此，条约并不能改变德国在军事创新上的领导地位，许多工业企业仍然保存着设备和技术以生产军事硬件。
因此为了绕过条约的限制，这些工业企业开始与国外合作，例如苏联和阿根廷，合法地生产武器并出售给国外。
在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跨台，全国陷入内战，各地军阀都企图取得优势。
因此许多德国军火企业开始寻求重建与中国的商业联系，以便进入这个广阔的军火市场。
马克斯·鲍尔（Max Bauer）和蒋介石（1929）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同样在寻求德国的支援，曾在德国留学的朱家骅为此表现得极为出色，从1926年至1944年间几乎所有中德合约都经过他手。
除了德国的技术外，还有其他几个原因令德国成为中国对外合作的首选。
首先德国在一战以后对国外殖民地完全失去了影响力，因此对中国没有一种帝国主义式的兴趣，例如1925-26年的排外行动主要是对准英国。
另外不像苏联，苏联曾经帮助国民党重组并与共产党合作，德国对中国没有政治上的兴趣，双方的政府不会有正面冲突。
与此同时蒋介石认为德国历史有许多地方值得中国仿效，即德国统一可以成为蒋介石本身统一中国的范本。
因此中国认为德国将是其“国际化发展”的首选支援。
[5]1926年朱家骅邀请马克斯·鲍尔来华评估投资可能性，次年鲍尔抵达广州并被任命为蒋介石的顾问。
1928年鲍尔返回德国并促成了一些为中国的“重建”的工业接触，同时开始为在南京的蒋介石招募一些长期顾问。
不管怎么说，鲍尔的努力并非完全成功，许多德国工业企业对于中国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仍抱疑虑，另外鲍尔本身曾参与1920年的卡普政变而被放逐。
除以外，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不能直接对军工企业投资也是极大的限制。
鲍尔再次回到中国，七个月后罹患天花去世，葬于上海。
[6] 鲍尔在中国的短时间工作为以后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础，他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对工业和军队的现代化。
他同时建议裁减军队以建立一支小型但精锐的军队，并支持中国敞开市场以刺激德国的生产和出口。
30年代的中德合作中国代表们正在视察一架容克-52飞机1933年，因大萧条的影响，中德贸易比30年和32年略有下降。
[7]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由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而陷于困顿，但是德国工业，进出口商和国防军都想从发展中获得利益。
直到奉天事变前，中国工业化的进展并不顺利。
奉天事变让满洲里变成了日本的傀儡国，并直接导致中国的工业政策重心朝向以抵抗日本侵略为目的的军事和军备工业发展。
它刺激中国经济走上一条以国防为中心的发展路线，巩固了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8]1933年，纳粹党掌权使中德政策走向变得清晰。
在此之前，德国的对华政策是充满矛盾的，魏玛政权的外交大臣极力鼓吹政府应在东亚地区保持中立，并反对国防军工业体系直接和中国政府进行合作。
那些进出口商因为担心中央政府会在他们的生意中充当中间人的角色，自然也是鼎力反对。
但纳粹政权推行的是战时经济政策，动员全社会扩大生产并对诸如钨、锑等重要的军需材料以及各种原材料进行战略储备。
而这些原材料中国都可以大量供应。
因此，从这个时代开始，对各种原材料的需求成为了德国对华政策的推动力。
[9]1933年5月间，汉斯•冯•希克特将军到达上海并担任资深顾问为经济和军事发展提供建议。
同年6月，他在给蒋介石的《给元帅的备忘录》（Denkschrift für Marschall, memo for marshal）中描绘了他对中国工业化和军事化规划的大纲。
他摒弃中国传统的大型低素质武装力量，强调规模较小但是机动能力强、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
此外，他还提出这支军队是“统治的基础”，以及，军队的战斗力在于素质的优越，素质的优越来源于优秀的军官团[10] （参见《秘密之剑——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们》）为了实现他所提出的框架，冯•希克特首先建议中国的武装力量必须统一训练，听从于蒋介石的号令，整个军事系统必须成为中央集权金字塔的基石。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冯•希克特提议仿照德国精英团队的架构成立“教导大队”，这些被严格挑选且直属于中央管辖的精英部队成员的使命是接受专业的训练，再将这种训练和职业军人的素质带到其它团队。
[11]这是一架亨克尔111A，是卖给中国航空公司的11架飞机之一武器弹药不可能永远依赖于进口。
在德国的帮助下，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国防工业。
在这期间，中德两国的工业产业被有效的组织起来，在中央集权管理下，工业化的效率大大提高。
1934年1月，合步楼公司（Hapro）将资金、技术与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来投资。
[12]这实际上是以私有公司的外壳来避免其它国家的异议。
1934年8月，“中德原材料及农产品与工业及其他产品互换条约”签订，中国开始用战略性原料换取德国的工业产品。
直到中国因内战和国际贷款出现巨大预算赤字为止，这个完全平等，双方享有相同的权利的交换条约一直为中德合作起着良好的促进。
这个时期，中国向德国提供的原材料使德国几乎不用在国际原材料市场采购任何产品。
这个条约不仅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发展，也给中国军队的重组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在完成了这个中德合作史上里程碑式的条约后，冯•希克特将军推荐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将军担任他的继任者，并于35年3月返回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