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克思英译_红楼梦_的生态翻译学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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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译者的选择
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在翻译过程中要不断地在原语和 目的语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以满足翻译生态环境的需求。 译者的选择贯穿翻译的全过程，体现在翻译的不同层次、不 同方面。
（ 一） 翻译底本的选择 由于成书过 程、政 治 原 因 和 流 传 过 程 等 诸 多 因 素 导 致 《红楼梦》的版本众多，各版本的内容不一致，要想做到真正 的全译必须首先考虑版本的问题。关于底本的选择，霍克思 认为“有两种处理文本的方式，一种是选择他认为最好的底 本，并根据此进行翻译，一种是根据不同的版本选择最好的 故事创立自己的版本。”［12］159 霍克思选择了后者，他说“在翻 译这部小 说 时，我 发 现 无 法 忠 实 于 某 一 个 版 本。 在 第 一 回 中，我主要依据高鹗本，因为与其他版本相比，虽然它有着更 少的趣味性，却 有 着 更 强 的 连 贯 性。但 在 随 后 各 回 中，我 却 时常参照手抄本，而在极少数的地方，我甚至自己做了小小 的改动。”［6］45 － 46 为了保证故事内容和情节的完整性及前后 一致，霍克思还对各个译本进行了比较、选择和编辑，甚至修 订了原著的一些错误，形成了自己的版本。在他看来，“对于 一个当代翻译工作者而言，根据任何现存版本进行完全不偏 离原作的翻译都是不可能的。”［13］18 正是由于霍克思对底本 的精心选择和编辑才能够成就一个“最好的故事”，使读者能 够了解故事的来龙去脉，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的需要。 （ 二） 翻译策略的选择 为了帮组译文 读 者 减 轻 阅 读 障 碍，增 强 译 文 的 可 读 性， 霍克思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运用替代、删改和增加等方 法对译文进行了创造性地改写。比如，在涉及宗教用语的翻 译时，他用基督教词汇代替佛教词汇。他用“Bless”，“Holy” 和“Lord”等基督教用语替换原著中的“阿弥陀佛”。在翻译 贾雨村的名字———“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时，他将 名、表字、别号的概念全部删去了，只保留了“贾雨村”这个小 说中常用的名 字，避 免 译 语 读 者 产 生 混 淆。另 外，在 翻 译 过 程中他还增添了许多解释性的语言，因此霍译本通篇没有一 个注释。霍克思在序言中写道：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在原作 的基础上添加了一些信息，本人对此并不愧疚。因为这有利 于目的语 读 者 对 原 作 的 理 解。当 然，也 可 以 采 用 脚 注 的 方 法。但对我来说，阅读满篇带脚注的文章就像戴着脚镣连续 打几个小时的网球一样吃力。这些少量添加的内容并没让 我远离原作。同时，我也相信当今的翻译家没谁可以不做一 些处理，就能将原作原封不动地传呈给译语读者的。”［13］18 正 是由于归化策略的运用，使得读者在读译文时感觉不到翻译 腔，而像是用英文写的一部中国古典小说。霍克思的选择是 为了适应特定翻译生态环境中的读者而作出的本能选择。 （ 三） 书名的选择 《红楼梦》的书名流传有《石头记》、《情僧路》、《风月宝 鉴》、《金陵十二钗》等，霍克思选择了《石头记》，而不是《红 楼梦》，这也是他为了适应特定翻译生态环境所作出的选择。 他在译本前言里说： “有一点比喻，石头记爱好者可能会在我 的译本中忽略过去，这就是小说中到处可见的红字。小说标 题之一的开头第一个字，就是红字，红是一种象征，它有时代
［关键词］ 生态翻译学； 《红楼梦》； 适应和选择； 译者； 翻译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H315． 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 8610（ 2012） 06 － 0051 － 03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伟大作品， 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自从其问世就受到了世 人的瞩目，据统计，“从 1830 年至 1986 年近 160 年间就出现 了 9 种英译本”［1］46 － 52 ，既有全译本，又有节译本，是中国文 学史上英译本 最 多、英 译 历 史 最 长 的 作 品。其 中，大 卫 · 霍 克斯（ David Hawakes） 和约翰·闵福德（ John Minford） 的译本 The Story of the Stone（ 以下简称霍译本） 是《红楼梦》的第一 个英文全译本。“译本语言精确优美，几乎是逐句翻译，力图 保持原本的风味，考订严密，有根有据，备受海内外红学界和 翻译界褒奖。”［2］
功的翻译在于“能够多维度地适应了包括社会、时局、动机、 读者、文本等在内的翻译生态环境的结果。”［3］107 可以说，霍 译《红楼梦》在英语世界读者中取得的成功是他不断“适应” 与“选择”的必然结果。
（ 一） 对“需要”的适应 根据生态翻译 理 论，译 者 是 翻 译 的 主 体，也 是 翻 译 生 态 环境中的重要因素。译者的适应和选择也包括“适应和选择 个人的生存需要、实现自己的生存价值”［3］102 。因此，译者从 事翻译活动首先是对个人“需要”的适应。当译者的翻译行 为满足了其个人在情感、兴趣、爱好和成就等方面的“内在的 动因和目标”后才能转化为其对翻译工作的不懈投入。霍克 思非常喜欢《红楼梦》，上大学时第一次读《红楼梦》就被“书 中描述的大观园悲欢离合的故事和其中揭示的多彩社会生 态所深深吸引 ”［5］。 正 是 由 于 对《红 楼 梦 》的 满 腔 热 爱 他 才 能把翻译《红楼梦》当成全职工作，不惜辞去牛津大学中国文 学教授的职位，花费 10 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一重任。正如他 在译本第一卷序言所写“……如果我能够将这部中国小说带 给我的欢乐表达出一小部分，我也就不枉此生了。”［6］45 － 46 （ 二） 对“能力”的适应 生态翻译 学 认 为 翻 译 是 以“译 者 为 中 心”［7］ 的 智 力 活 动，因此译品的优劣与译者的能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胡 庚申说，“为了提 高 译 品‘整 合 适 应 选 择 度 ’的 目 的，译 者 总 是在可能的情况下，（ 从消极方面来说） 尽量不译那些自己无 把握的或把握不大的作品； （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 尽量选择那 些与自己能力相适应、相匹配的作品翻译”。［3］104 霍克思是英 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和红学家。他于 1948 至 1951 年间在 北京大学中 文 系 攻 读 研 究 生，师 从 罗 常 培 等 人，研 究 屈 原。 1959 至 1971 年间在牛津大学担任中文系教授。他的汉语功 底深厚，精通中国古典文学，翻译过《楚辞》、《战国策》、《陶 潜诗集》、《李贺诗集》等，受到英语读者的喜爱。可以说，正
生态翻译学是胡庚申教授在翻译适应选择论基础上提 出的翻译新理论。它将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进行隐喻类比， 取向于研究 译 者 与 翻 译 生 态 环 境 的 相 互 关 系，认 为 翻 译 是 “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3］16 。生态翻译学从 “适应”与“选择”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过程、原则、方法、标 准等进行了全新的描述和解释，为我们重新审视和解读各种 翻译现象和翻译思想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目前关于霍 克思及其英译《红楼梦》的研究集中于从语言学、文学、翻译 和文化视角等对译本进行规定性的批评和比较，本文拟从生 态翻译学的视角重新审视霍克思翻译《红楼梦》的实践活动， 以期为《红楼梦》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
一、译者的适应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过程是“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交替 进行的循环过程”。［4］具体来说，翻译过程是译者对以原文为 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 翻译生态环 境 对 译 文 的“选 择 ”。译 者“适 应 ”的 是 原 文、原 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适应的目的是求存、生效，适应的手 段是优化选择。而且，译者的适应和选择是多维度、多层次、 多方面的，“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就是最佳翻译。成
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
2012 年第 6 期
霍克思英译《红楼梦》的生态翻译学诠释
○ 刘艳明 王晨
（ 中国矿业大学 徐海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8）
［摘 要］ 生态翻译学是从生态学的视角对翻译进行的“综观整合性研究”，取向于研究译者与翻译生态
环境之间的关系。本文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来解读霍克思英译《红楼梦》，认为其成功是霍克思对翻译生态环境不 断适应和选择的必然结果，为《红楼梦》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作者简介］刘艳明，女，山东青州人，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 王晨，女，安徽宿州人，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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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
刘艳明 王晨 / 霍克思英译《红楼梦》的生态翻译学诠释
是由于霍克思选择了“与自己能力相适应、相匹配的作品”才 能取得翻译的成功，也验证了企鹅出版社选择霍克思来翻译 《红楼梦》是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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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 活动”，这里的翻译生态环境是指“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 的世界，即语言、交 际、文 化、社 会 以 及 作 者、读 者、委 托 者 等 互联互动的整体。”［1］105 翻译生态环境是影响译者做出最佳 适应和选择的集合，是翻译成功的决定因素。 1． 对原文的适应。《红楼梦》描绘的不仅是宝黛间凄婉 的爱情悲剧，更是复杂的社会现实，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 教、民俗、教育等诸多方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它 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精湛的艺术被誉为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精品，是 18 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巨著，被誉为中国古典四 大名著之一。要想把原作中的文学审美意义和文化信息传 递给译语读 者 并 非 易 事。霍 克 思“力 求 翻 译‘每 一 样’东 西”，因为在他看里“这虽然是一部‘未完之作’，但却是由一 位伟大的艺术家以他的全部心血写就。……书中的任何细 节都有其目的，都应该进行处理。”［6］46 因此，他在翻译的过程 中抱着近乎虔诚的态度努力做到逐字逐句地翻，连双关语、 诗词的不同格式都要表现出来。林以亮曾经指出的，“霍译 本最令人叹服的一点在于，原著中任何一个小小的单字都不 曾放过。”［8］ 2． 对委托者的适应。翻译委托者是指“任何能够促进或 阻止文学创作和翻译的力量，包括个人、政府或政党有关行 政部门，或权力机构，以及报刊、杂志、出版社等”［9］91 － 97 ，对 译者翻译行为起着限制作用，直接影响译者的翻译目的和翻 译策略。霍译《红楼梦》的委托人是英国最具权威的企鹅出 版社。企鹅出版社将《红楼梦》列为企鹅经典丛书，定位为适 应不同阶层的读物，走的是英美图书市场。这就要求译本要 有很强的可 读 性，让 读 者 在 阅 读 的 过 程 中 感 到 轻 松、愉 快。 霍克斯在谈到译本的定位和翻译目的时说，“我当时就想我 的翻译内容不需要考虑多少学术性，我只要考虑如何再现这 部小说就行。毕竟出版商是企鹅集团，我要把整部小说都译 出来同时还要让英国的读者乐读，能够读出我读这部小说时 感受到的快乐。”［10］ 3． 对读者的适应。生态翻译理论认为读者是“翻译生态 环境中的重要元素”［3］142 ，译者和译品要“长存”，必须符合生 态环境中的读者需求。霍译本之前的版本，尤其是 1900 年 ～ 1960 年的译本“针对的是英语国家普通读者，译者在翻译 中都对原文做了大量的压缩和改编”［11］64 。20 世纪 70 年代 中国古典名著迎来了“全译世代”［11］80 。1975 年，由柳无忌 和罗郁正主编的英语世界第一部较为完整的中国古典诗歌 选集《葵哗集》； 1977 年，余国藩教授翻译的第一个《西游记》 英文全译本出版； 1977 年，陈莉莉翻译的第一个《西厢记诸 宫调》英文全译本出版。就《红楼梦》的读者而言，他们需要 能够更吸引他们兴趣的全译本。而且，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 了大量从事亚洲及中国研究的“专业读者”，他们需要出自专 业人士的完整、权威的译本。所以尽管霍译本的读者定位为 广泛的英语读者，而不是搞学术研究的学者，霍译本却也适 应了这些专业读者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