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唐诗杂论》有感
唐诗综论的读书心得
唐诗综论的读书心得
《唐诗综论》是林庚先生的一本关于唐代诗歌的论文集，收录了作者对唐代诗歌的各个方面的研究论文。
这本书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一次精神的旅行，一次对唐代诗歌的深入探索和挖掘。
林庚先生对唐代诗歌的理解和解析，深深地震撼了我。
他不仅对每一首诗的背景、主题、艺术手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而且从更宏观的角度，对唐代诗歌的整体风格、流派、演变等进行了全面的探讨。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唐代诗歌的魅力和深度。
每首诗都像是一面镜子，反映出唐代社会的风貌和人们的生活状态。
同时，每首诗也像是一把钥匙，帮助我打开了理解唐代历史和文化的大门。
林庚先生的研究方法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不仅从历史、社会、文化的角度对唐代诗歌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还运用了比较文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使我对唐代诗歌的理解更加深入和全面。
这本书不仅让我对唐代诗歌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也让我对林庚先生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有了更深的认识。
他的严谨治学、独立思考、坚持真理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
总的来说，《唐诗综论》是一本充满智慧和启迪的书。
它不仅让我对唐代诗歌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也让我对学术研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我相信这本书将会成为我学术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指引灯塔。
闻一多《唐诗杂论》读后感
《唐诗杂论》读后感
我读了闻一多的《唐诗杂论》，被他的才华和见解深深吸引。
这本书是闻一多先生生前拟定的关于唐诗研究的写作计划，虽然由于他的突然离世而未能完成，但已经足够展现出他对唐诗的独到见解和深厚研究。
读完这本书，我对唐诗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闻一多先生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唐诗，包括文学史全局、历史角度等方面，让我更加明白了唐诗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同时，我也被闻一多先生的才华所震撼。
他的诗歌创作和学术研究相得益彰，使得他的唐诗研究既有深厚的学术底蕴，又有诗人的情感和才华。
在书中，我特别关注了闻一多先生对唐代著名诗人如“初唐四杰”、孟浩然、贾岛、岑参、杜甫、李白等人的评析。
他对这些诗人的诗歌风格、思想内涵、人生经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述，让我更加了解了这些诗人的创作思想和人生经历，也更加欣赏他们的诗歌才华。
同时，我也被闻一多先生的学术态度所感动。
他强调实证和逻辑推理，注重细节和深入挖掘，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让我受益匪浅。
在阅读过程中，我不禁反思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态度，希望能够像闻一多先生一样，做到严谨认真、深入挖掘。
总的来说，《唐诗杂论》是一本充满智慧和启迪的书。
通过闻一多先生的笔触，我不仅了解了唐诗的魅力和价值，也感受到了他的才华和学术精神。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继续深入学习和研究唐诗，希望能够从中获得更多的启示和灵感。
同时，我也会将闻一多先生的学术态度运用到自己的学习和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唐诗杂论》读书心得
《唐诗杂论》读书随笔语文组任欣欣《唐诗杂论》，2009年中华书局版。
《唐诗杂论》一书是闻一多先生唐诗研究的代表性作品。
内容涉及诗歌体裁、诗人、年谱及诗歌的翻译。
作者以文学家的修养与气质结合学者的严谨与思辨，以历史的眼光，观察和分析唐诗的发展变化，冲破了传统学术方法的某种狭隘性和封闭性。
其中的一些阐述虽不免偏颇，但有些描述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以下试交流一些自己读此书的零星感悟：培根讲，“诗中有一点神圣的东西，因它以物之外象去将就灵之欲望，不是同理智和历史一样，屈灵于外物之下，这样，它便能抬高思想而使之以入神圣。
”夜读《春江花月夜》有感。
中国的文字尤其中国诗的文字，常常把一种相对高浓度的复杂情感用极简的方式多维度地渗透。
诗人温庭筠《商山早行》“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上句写声，下句写形。
这种列锦的手法把早行的寂静的富商山的空间情境具象化的同时，这一联所表现的情感意蕴与“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的意蕴无穷有异曲同工之妙。
读这种诗仿佛是透着月光看山水似的。
好像新印象派的画家，把颜色一点一点地摆在布上，他的工作完了。
画家让颜色和颜色自己去互相融洽，互相辉映——诗人也让字和字去互相融洽，互相辉映。
闻一多也许是受到其诗歌创作“三美”思想的影响？（音乐美主要指音节和韵脚的和谐,追求诗歌的韵律感。
“世上只有节奏简单的散文,决不能有没有节奏的诗。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闻一多的所说的格律是区分于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的,闻一多所说的格律提出诗人可以根据情感抒发的需要自己创造格律,一首诗可以使用多个韵脚,而不是如中国古典诗歌一般只有固定的格律。
绘画美主要指辞藻的华丽,讲究诗的视觉形象和直观性,强调“词藻”的运用和鲜明的色彩感,讲究诗得到视觉形象和直观性,运用具有色彩的词藻,从而实现诗中所描述的画面有鲜明的色彩对比,使诗具有画面感,达到诗画相通。
建筑美主要指从诗的整体外形上,讲究节与节的匀称和行与行的整齐,要求诗的句和节要相对整齐,使诗在句和节的整齐对应中呈现出一种具有建筑结构）他的这几篇文章总是疏细相当，既有泼墨式的挥毫，也有根理清晰的工笔细描，有书评把《唐诗杂论》中九篇文章比作九幅精美绝伦的画，就像汪曾棋曾说过：“能像闻先生那样讲唐诗的，现世无第二人。
高中唐诗杂论的读书笔记5篇
高中唐诗杂论的读书笔记《唐诗杂论》是现代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唐诗研究的经典之作，内容涉及唐代诗歌的多个方面，对唐代著名诗人，如"初唐四杰"、孟浩然、贾岛、岑参、杜甫、李白等人的诗歌成就有独到而深刻的评论与分析。
下面是为大家精心整理了一些关于唐诗杂论的读书笔记，希望对各位能有所帮助!唐诗杂论的读书笔记1单位征集楹联诗文，于平淡中引发一点诗意。
一位受人尊敬的阿姨谈起人生的五年规划，激发自己再读书学习的动力。
人家王石先生60岁还要继续读书，我又如何能自甘不前呢?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讲“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否则“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
这后半句，令人悚然恐怖，于是上周读完闻一多的《唐诗杂论》。
掩卷仍然内心砰砰然，谁能不拜服于这位学者、诗人和斗士的饱满才思和奔流涌荡的情感?中国自三代至唐宋，皆是诗的时代，而唐则是诗化人格的极致时代。
然而，一多先生指斥太宗倡导的类书诗，也就是堆砌式的诗，仅有类书辞藻，缺乏才情。
于是太宗时代鲜有好诗出现，需要靠非专门诗人的魏征《抒怀》来撑门面。
关于沿袭六朝的初唐宫体诗，一多先生怒斥格调低下，称其为“积极的罪“，诗歌描摹的不外“眼荡淫笑，心怀鬼胎”，是“下流意识的口供”，然而争相如此，“堕落无止境”，成为文字的“裎裸狂”。
初唐四杰、刘希夷、张若虚，一波一波将上述的“蜣螂转丸”的宫体诗，跃升为深沉、寂寥、宁静的宇宙意识。
记得成尧夫人段曾写过一篇评价《春江花月夜》的文章，当时还不太明白这首诗的地位，一多先生一席语，再见一个大光明的诗情世界。
闻一多是学者般的诗人，有着偏执狂的性格，他痛恨故纸堆，却又孜孜不倦的钻研它，为的是寻出文明的路径，找到国民和心灵栖息的真谛。
然而，故纸堆的精华也是人类优秀分子的遗产，研究故纸堆，也不啻于和千百年的精英畅谈晤面，譬如文艺复兴时的彼特拉克，譬如少年时的杜子美，其实我看，也有整理这故诗文的闻友三。
他们不仅活于当下空间，也是周旋于历史长河，揖让于英雄、俊杰之间。
唐诗学引论陈伯海读后感
唐诗学引论陈伯海读后感第一篇哎呀，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最近读了陈伯海的《唐诗学引论》，真的是感触良多呢！刚开始读的时候，就觉得这本书好像带我走进了一个神奇的唐诗世界。
陈伯海先生讲得可详细啦，从唐诗的起源、发展，到各种风格流派，就像给我展开了一幅长长的画卷。
书里对那些大诗人的分析，让我感觉跟他们都成了熟人。
比如说李白，以前只知道他诗写得豪放，读完才明白那背后是他洒脱不羁的性格和对自由的追求。
还有杜甫，以前觉得他的诗有点沉重，现在才懂那是他对国家和人民深深的爱。
而且哦，这本书不光是讲诗，还讲了唐朝那个时代的风气、文化。
让我明白了唐诗为啥能那么牛，原来是整个社会都在给诗人创造条件呢。
读的过程中，我时不时就会感叹，哇，原来这首诗还有这样的深意！以前自己读诗就是瞎琢磨，现在感觉找到了方向。
总之呢，读了《唐诗学引论》，就像是给自己的唐诗知识库来了一次大升级，太满足啦！第二篇嗨，朋友们！今天来跟你们聊聊陈伯海的《唐诗学引论》。
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心里还嘀咕，会不会很枯燥呀。
结果一翻开，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它就像是一个贴心的导游，带着我在唐诗的花园里畅游。
给我介绍每一朵花的来历、特点，让我看得眼花缭乱，又兴奋不已。
比如说讲到唐诗的意境，以前我哪懂什么叫意境啊，就觉得诗读着美。
但这本书让我明白了，意境是诗人用文字营造出来的一种氛围和感觉。
一下子，那些诗在我眼里就变得更有魅力了。
还有那些关于唐诗格律的讲解，原本觉得头疼的东西，经过陈伯海先生一解释，好像也没那么难了。
原来格律不是用来束缚诗人的，而是帮助他们更好地表达情感。
最让我感动的是，通过这本书，我能感受到陈伯海先生对唐诗深深的热爱。
他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激情，让我也忍不住跟着他一起陶醉在唐诗的世界里。
读完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像是从唐诗的小学毕业，升入了中学，懂的东西多了好多。
现在再读唐诗，感觉都不一样了，能看出更多的门道啦。
怎么样，小伙伴们，有没有心动也想去读一读呢？。
重读《唐诗杂论》有感12页
重读《唐诗杂论》有感12页《唐诗杂论》是唐代文学家刘勰创作的一部从批评唐诗入手的文学理论著作。
其内容充满着深刻的艺术见解和人生智慧，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虽然这部著作诞生于1300多年前，但它的思想和文学价值却充满着时代的历久弥新的光彩。
在本次重读《唐诗杂论》的过程中，我深刻地感受到了这部文学经典的独特魅力。
首先，这部作品提倡诗歌要贴近生活、表达真实。
刘勰认为，诗歌创作应该秉承“吟而未成之句，应自比目之物，解脱翱翔之翼”的精神，要有自然的表现和真实的感受。
因此，在《唐诗杂论》中，他反对一些诗歌空泛无意的写作风格，并呼吁诗人要把握真实情感，创作出自己的艺术精品。
其次，本书也提出了诗歌应该追求节奏感、韵律感的思想。
刘勰认为，一个好的诗歌作品应该追求节奏、韵律上的和谐，而这种和谐既不应该过于造作、生硬，也不应该过于随意、杂乱。
只有在韵律和节奏的处理上，才能更好地传达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和思想。
另外，我们也可以从《唐诗杂论》中感受到刘勰对文学创作的崇高追求。
他认为，一个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具有“有情无意”、“意在笔先”的特点，也就是说，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必须表达作者深刻的情感，同时要具有独特的创意和审美风格。
在今天的文学创作中，这些思想与理念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们要认识到，文学创作的核心在于真实、感性、美学的融合，只有在这些方面取得平衡，才能创作出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优秀作品。
同时，在诗歌韵律和节奏的处理上也需要追求和谐与平衡，这样才能让作品更加动人、感人。
总的来说，重新阅读《唐诗杂论》是一次极富收获的体验。
这部作品不但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从中可以汲取到众多的文学启迪和思想启示。
当然，我们也应该在今天的文学创作中不断秉承这些理念和思想，不断推动中国文学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读林庚先生《唐诗综论》有感
读林庚先生《唐诗综论》有感近代以前，文学研究主要以两种方式进行，一为文献考订，一为诗文评点（像《文心雕龙》这样的著作不惟空前，而且绝后）。
近代以后，从王国维先生开始，古代文学研究才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从而形成了考据、评点、西化研究三足鼎立的研究局面。
到了上世纪50-60年代，西化的研究方式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考据还因其有现实的需要而若存若亡，评点式的研究则已退化成为鉴赏而可有可无了。
论者甚至以康德不懂审美却写出了旷代美学巨著而为自己不懂审美辩护。
80年代以来，由于对西化研究方法的反思，古代文学研究出现了不大不小的回归热。
阶级分析的方法确实已很难被正式发表的文章所运用，鉴赏辞典铺天盖地，考据被重新确立了其重要地位。
三者的位置进行了调整。
考据恢复了它的重要地位；西化研究换上了社会学、文化学的招牌，理论上更新换代了，原型批评、结构主义、阐释学、文化人类学纷纷登场；只有鉴赏，仍然被相当多的研究者看作可有可无，而且被认为是文学研究中不科学的标志。
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文学，过去成绩不大，现在成绩如何，依然是个争议很大的问题。
不过，用西方理论很容易出成绩，对于评职称比较有利。
而考据，或称文献学的方法，作为古代文学的基础，是极其重要的，也是知人论世的需要，但考据并不是文学研究本身。
原来文学研究还是需要悟的。
和其他的学科科学研究不同，文学研究从来是先有结论，后有分析；而不是先有分析，后有结论。
当然这种结论，是审美直觉的结论，而非理论的先入之见。
占有充分的准确的材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不过文学研究所用的材料本身有等级之分的。
一般的已失去文学生命力的文学作品及相关史料可称为材料，而把仍具生命力的文学作品也称为材料就不合适了。
林庚先生的《唐诗综论》堪称真正的文学研究。
在《唐诗综论》的一系列文章中，我们看到鉴赏不仅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它还是文学及文学研究的基础、本身和目的。
而鉴赏力正是文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能力。
与一般的鉴赏文章不同的是，林庚先生的文章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有开阔的视野，有比较的眼光。
唐诗杂论的读书笔记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唐诗杂论的读书笔记篇一：闻一多读后感闻一多读后感1.再读说和做，认识闻一多先生前期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出路而潜心学术，不畏艰辛，废寝忘食，十数年如一日，终于在学术上取得累累硕果。
后期则投身于民-主运动，敢于为人民讲话，面对凶残的敌人无所畏惧，视死如归，体现出民-主战士的大勇，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楷模。
我最敬重他的一句话，就是有的人说了也不会做，有的人做了也不一定说，只要我们去做，努力去做，不一定要说，别人也会知道，就算了我们说得天花开，地天落，天下美言都用上，也没有用的。
闻先生在前期和后期所走的道路不同，反映了他对社会认识的变化。
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的事迹，表现了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高尚人格，赞扬了他为国家、为民族、为民-主的献身精神。
2.火一样盛开的头发，有如杜甫晚年的“一月不梳头”;一副老花镜下一双锐利的眼睛，深黑的眼袋，一张将厚厚的贴满下巴的胡须劈开的嘴，上面还有一只似乎很坚硬的直鼻;历经风雨的黄脸上勾画出这位“何妨一下楼的主人”。
他便是我最崇敬的民-主战士——闻一多。
他生于1899年，那个布满硝烟而黑暗的年代。
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他看到了祖国的黑暗，政府的腐-败，帝国的阴谋。
却想用“望闻问切”的手段来拯救中国!理由是“我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他是个疯子，文学上的疯子!”不少人在他动员的时候这么想。
是啊，我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个“疯子”。
但是，他却做到了，唤醒了千千万万的国民站起来抗争!而他所用的——不过一张嘴和一枝笔!“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
”“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他酷爱文学，所以，他在早期充当的只不过是一介诗人，没有多少人能留意。
直至他诗兴不在，在没有任何“说”出来的情况下钻研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想参考先人的历史来拯救中国。
《唐诗杂论》、《楚辞校补》和《古典新义》不过是他“何妨一下楼”的成果。
接着，他开始了更新近一步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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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唐诗杂论》有感各位读友大家好，此文档由网络收集而来，欢迎您下载，谢谢万丈高楼，幸有人起——重读《唐诗杂论》有感原创：写游学报告的云云欢里一、作者简介本书出版于2009年，系以1956年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闻一多全集选刊》为底本，增补了数篇文字作为附录。
其著者闻一多先生，具有集诗人、学者、民主战士于一身的“三重身份”。
在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闻一多先生对唐代文学研究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
二、内容介绍《唐诗杂论》，侧重在于唐诗。
所谓唐，自然表明是一个时代；而诗，是一个时代的诗歌风貌。
文中并没有逐篇地分析某位诗人的诗歌，整本书的特点在一个“整”字，从整个时代的文化气象入手，由时代切入诗人的人格特征。
它不能被称之为诗论，而更像是史论。
初唐诗显然是闻一多先生叙述的重点，从唐初五十年“类书式”的诗，从五代因袭而来的宫体诗风，唐诗开创期的变革着四杰，短短几十年，唐诗的文化风气极大地转变。
这其中的诗人都不是作为一个个人，而是包含在整个时代内，他们是时代的诗人。
《类书与诗》从唐初的文学被学术同化讲起，引出六朝时期的类书与初唐诗作比，初唐诗的构成程序正如类书的进化。
唐太宗对堆砌式的文体的追求，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种畸形的文学的形成。
《宫体诗的自赎》讲述宫体诗发萌至转变，最后完成自救的过程。
宫体诗是梁简文帝时期南朝宫廷生活的产物，闻一多先生批评宫体诗是“一种伪装下的无耻中求满足。
”庾信的北渡本应拯救宫体诗，但原本热性的北人也被逐渐影响。
到唐太宗宴驾，宫体诗仍然兴盛。
直到卢照邻、骆宾王的“一声霹雳”，刘希夷“回返常态”的复归于正，再到张若虚“不亢不卑，冲融和易”的《春江花月夜》，宫体诗的百年罪恶终于被赎清了。
闻一多先生在《四杰》中指出，所谓的唐诗“四杰”文学徽号，无论从年龄、性格、友谊集团，还是诗歌创作形式、时代使命来看，这种并称其实是不妥当的。
卢照邻、骆宾王年龄较长，性格“浮躁”，擅长七言歌行，与刘希夷、张若虚一脉相承，是宫体诗的改造者。
杨炯和王勃则较为沉静，诗作契合，专工五律，是“律变”的完成者，与沈佺期、宋之问是志同道合的至交好友。
盛唐和中唐，则是诗人的时代。
孟浩然和杜甫是盛唐的两个典型，贾岛则不仅仅是晚唐的代表诗人。
他们造就了一个阶段的唐诗风貌。
《孟浩然》从“颀而长，峭而瘦”的孟浩然画作入手，写孟浩然始终仅仅“临渊羡鱼”的隐士一生，表现在他诗歌中只一“淡”字，可谓“人如其诗，诗如其人”。
同时也指出孟浩然的诗作虽有质高之句，但数量太少。
《杜甫》一篇，闻一多先生想塑造的并不是“诗圣”杜甫，而是讲述杜甫的一生：他家族的高尚品德，他早慧和血缘里的自傲，他郊游齐赵时的快意。
最最有意思的是杜甫与李白的郊游。
李白之于杜甫，恰如孟浩然之于李白。
我一直认为天才式的李白是杜甫诗歌创作的偶像，而闻一多先生的分析颇为有趣。
先生认为杜甫与李白的交友，最初是倾心于李白“谪仙人”的风貌，而这种狂热逐渐冷却后，杜甫骨子里还是忧国忧民的那个少陵野老，他与天然出世的李白并不是一路人。
他所忧愁的不是生命，而是现实。
至于山东一聚后，两人又如何，先生在此戛然而止。
《贾岛》，贾岛以佛为基，以儒为形，在晚唐的一隅描摹荒凉清冷的万物，自成阴霾、峭硬的情调。
神奇的是，审美仿佛一个轮回，“几乎每个朝代的末叶都有回向贾岛的趋势”，贾岛也就成了唐以后各个时代共同的贾岛。
本书还有一些零散的附录，及《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岑嘉州系年考证》、《英译李太白诗》等文，在此不作过多说明。
三、感想与评价并不是第一遍读这本书，初读时对唐朝的脉络并不了解，就如牛嚼牡丹生吞了下去，一些宫廷诗人甚至是第一次听说，对此书的初印象也只觉得行文风格如余光中先生般大开大合，文字随性转换，形散了，我也并没有抓到它的神。
而近来，看过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和朱光潜先生的《谈美》后，我又重读了一遍《唐诗杂论》，才发现此书其实立了一个大框架。
中国史学史的课上，听老师讲陈寅恪先生时，脑海中浮现的场景再一次出现了。
陈寅恪先生在历史的根基上搭好了框架，就像宫殿已经搭好了梁柱，只待后人再补上零散的外壳和内部装饰。
在最后看附录陈子昂时，闻一多先生点了几个点，列出了材料，只是没来得及写，这种感觉愈发浓厚。
尽管如此，重读此书，仍有不少收获。
想象与固化：文学记忆中的诗人形象《孟浩然》开篇即对孟浩然画像的描述：“颀而长，削而瘦，长白袍”。
这源于李洎的题识，闻一多先生对此赞叹不已：“你在孟浩然诗中所意识到的诗人那身影，能不是‘颀而长，削而瘦’的吗？连那件白袍，恐怕都是天造地设，丝毫不可移动的成分。
”而这种形象，是孟浩然本人吗？或许是，《孟浩然集》编者王士源在序文里介绍孟浩然“骨貌淑清，丰神俊朗”，与夫陶翰《送孟六入蜀序》形容的“精朗奇素”一致，李白也写诗“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一切描述，不正是白袍帽靴的布衣形象吗？而更直观的感受，是从他的诗中所意识到的诗人的身影，那“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那“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他的诗是淡的，他给人的感觉也是风神散朗。
十有九人当如其诗，或人就是诗，这话不假。
我于9月份写过一篇日记：“今天看文学史的时候，忽然觉得每个人都有定格的形象。
就很奇怪，所有人都是从学步儿童一直到耄耋之年。
但比如李白，就是三十来岁白衣立于船头的模样，无论如何都有年少人的狷介和生气；杜甫则是四十出头的老者，每条皱纹都写满了对国家局势的担忧；韦庄、温八叉，不知道长相怎样，总是被花间派词人朦胧的柔光虚化了。
就像总觉得姜夔、杜牧一直是与桥边红药赏二十四桥明月的年少风流，韩愈隐藏在儒学正统谏迎佛骨下藏不住的长剑倚太行之昂扬正气，谢灵运字句之间不加雕琢就自带上位者的超脱随意，真的诗为心声，就算孟郊贾岛苦饰雕琢，还是掩不住地流露局促穷酸。
诗人创造了诗，历史大浪淘沙后留下的诗又反过来塑造了诗人的形象，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虽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一个诗人在不同人的印象里不尽相同，但依然会具有共性。
造成这些共性的，一是史书对他们外貌的记载，二是他们在诗歌里的样子。
这必是这些已有意象加以配合，才能想象出诗人。
画家、雕刻家正是将这种抽象的概念翻译成具体的意象，才表现于作品。
而具体的意象才能让平凡人移情于物，将无处安放、模模糊糊的想象投射到作品上。
诗人的形象就此被固化。
所以，虽然杜甫在语文课本上的画像并不是杜甫本人，我依然会觉得他符合一部分的杜甫，甚至很多人认为他就是杜甫，他的眼中眺望的是万里山河破碎。
求同与存异：以数字并称的徽号初唐四杰，名次记载不一，最为人熟知的顺序为“王杨卢骆”。
从历史记载来看，此称呼在唐代就已得到极大的认可。
《新唐书·文苑上·杨炯传》记载：“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新唐书》卷二〇一《王勃传》记载：“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以文章齐名，天下称为‘王、杨、卢、骆’，号‘四杰’。
”《旧唐书·裴行俭传》亦提到四杰“并以文章见称”，杜甫有诗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为休”。
何为“当时体”？现代人多理解为诗歌，但根据以上历史记载，四杰并称应兼指诗文，偏重文章。
但无论如何，“四杰”并称似乎是毫无异议的文学徽号，张志烈先生在《初唐四杰年谱》指出：“‘四杰’之称，必为四人并世且才名埒敌之时即已出现。
”但是闻一多先生第一次对“四杰”的徽号提出质疑。
他认为这一徽号就文赋而言是足以成立的，就时代使命而言，也大致适用。
但诗中的四杰“并非一个单纯的、统一的宗派，而是一个大宗中包孕着两个小宗，而小宗之间，同点恐怕还不如异点多。
”闻一多先生认为在人和诗两方面，四杰天然分为两派。
首先是性格上的不同，卢、骆年长单浮躁，王、杨年轻但较沉静。
正是因为诗人气质上的个体差异，两派采用不同的诗歌创作方式来传达内在情感。
一是诗歌形式的不同，卢、骆擅长铺张扬厉的七言歌赋。
与卢、骆相比，王、杨要年轻许多，他们完全是在新体诗风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为了跻身朝廷，他们会自觉选择向沈佺期、宋之问这类文学主流创作团体的文风靠近，所以五律是王、杨创作的首选。
二是两派的诗歌使命实则不同。
“王勃修正了宫廷风格，但从未远离这一风格，也从未像卢照邻那样，至少在某些诗篇中与宫廷诗实行彻底的决裂。
”卢、骆的歌行可以算宫体诗的救赎，他们将市井的放纵带入诗中，“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
他们与写做《代悲白头吟》的刘希夷算作一派，为宫体诗注入新的风格，但深刻程度远不如刘希夷。
王杨的五律是对诗词格律的定型，他们开拓的是台阁体的境界，与沈佺期、宋之问一脉相承。
1957年，刘开扬先生在《文史哲》发表了一篇《论初唐四杰及其诗》，对闻一多先生的这一观点表示质疑。
刘开扬先生认为年龄和性格不足以区分某个文学并称，而闻一多先生强行区分两派文学上的异处，也是不可取的，卢骆《折杨柳》、《在狱咏蝉》、《梅花落》等五律，都有可取之处；，王勃的《采莲曲》、《登高台》等，也是很成功的七律。
“四杰除了写作七言歌行，还都在五言律诗方面为后来的建立者沈佺期，宋之问奠定了基础。
”四杰应当被看作是一个整体，共同反对上官仪之流的文风，在客观上和上官体形成对立的局面，表现改造齐梁诗的倾向。
且不论闻一多先生观点的对错及其他学者对此观点的辩驳，单单是提出这一质疑，便如盘古劈开混沌，像是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
文学史上的数字并称不在少数：西汉的“汉赋四杰”；魏晋南北朝的“三曹”、“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竟陵八友”；隋唐五代的“文章四友”、“大历十才子”；宋代的“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永嘉四灵”、“中兴四大诗人；金元时的”中州三杰“、”元曲四大家“；明代的前后”七子“、”公安三袁“、”吴下三冯“、”吴中四杰“；清代的”江左三大家“、”桐城三祖“；等等。
诚然，王国维曾经提到”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文学并称恰恰是所谓”一代文学“的代表，为我们分析前朝文学特征提供了重要的轨迹，而从古至今的人们也乐此不疲地创造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并称。
应该说，将诗人放在整个时代中，放在时代的文学浪潮中，去研究数位文人共同的创作趋势及对当时文坛产生的影响，是正确的。
数字类的文学并称，或是依据生活所在地，或是用姓名中国共产党同的字，或是依据其创作文体，或是划分其创作风格，看似有一定的根据。
但令人遗憾的是，一旦一位文人被放在了并称的徽号中，尤其是带数字的徽号，其某一共性特质必然被凸显出来，而个性化的创作被有意忽略了。
一位文人或许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难以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当他们组成了文人群，往往会得到充分的关注。
问题在于，一方面，文人的知名度由群体规模而提高；另一方面，历朝历代的人们对文人群的共性反复强调，形成印象固化，对其不同之点大多选择漠视，文人群中的文人不过千人一面罢了，文人的个性化何在？如此，反而掩盖了文人，妨碍了中国古典文化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