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与
顾颉刚与
顾颉刚与《当代中国史学》课件试题文档免费下载-清风教育资源网出处：网络更新时间：2007-12-26 13:31:50民国时期的学界，流传有这样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用来谐戏那些以认识胡适（1891-1962）为荣、并将他常挂在嘴边炫耀的学人。
这句话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的为人。
的确，胡适之交游，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马弁，在同类学者中，并无几人可及。
但其实，真正能成为胡适朋友的人，也实在没有想像的那么多。
而在他们当中，顾颉刚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位。
1917年，胡适自美归国，任教北京大学。
虽然在回国以前，他已经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博得一些名声，但要想在北大立足，并采用新的研究手段与角度，将中国传统的经学史研究，扩大和转变为类似西方的哲学史研究，则仍然让他感到是一种冒险，因此心存不安。
胡适的这种不安也十分自然，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批比他小不了几岁，自幼便受到传统学问熏陶的学生。
在他们当中，顾颉刚是突出的一位。
出身苏州世代书香、其家族曾被康熙誉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的顾颉刚，在去北京念书以前，不但已经熟读了那些所谓的"经书"，而且还旁涉各类书籍，并培养了对历史研究的兴趣。
可幸的是，胡适的新方法、新态度不久即为顾颉刚所认可，顾还为他在同学中说项："他虽没有伯弢（陈伯? --胡适的前任）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
更重要的是，顾还拉了另一位旧学底子厚、而又能"放言高论"的同学傅斯年（1896-1950）去听胡适的课。
由于傅和顾的认可和支持，年轻的教授胡适才在北大站稳了脚跟。
与他的老师胡适相比，顾颉刚虽然没有"暴得大名"，但成名也不可谓不早。
他于1920年北大毕业，由胡适介绍入图书馆工作，并协助胡适编书。
在工作中，他很快就发现了古史传说之可疑，因此追根寻底、顺藤摸瓜，发现了一连串的问题，由此而发起了"古史辨"的争论。
第七讲 顾颉刚与古史辨(11.14)(1)
• 《古史辨》不胫走天下，疑禹为虫，信 与不信，交相传述，三君者或仰之如日 月之悬中天，或畏之如洪水猛兽之泛滥 横于四野，要之凡识字之人几于无不知 三君名。
• ——《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
两幅对联
• 只会开山，未能善后； 但求立业，不望兴家。
• 好大喜功，终为怨府； 贪多务得，哪有闲时。
• 从更长远的观点看，最值得人怀念的， 恐怕还是他那嗜学如命的性格，探索真 理的豪情和开拓门径的兴味。语云：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 者。”在现代史学家中，他无疑是极少 数乐学的学者之一；既能在学问中体会 到“真实的美感”，又能在探索中感受 到“不尽的欢喜”。
•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
学术传承
• 开创新的学科门类：历史地理学、民俗 学、古籍版本学
• 培养弟子：何定生、谭其骧、史念海、 侯仁之、童书业、杨向奎、刘起釪、黄 永年
• 你的脸这样黄，你的手这样冰冷，你的精神 这样衰颓，甚而至于期望丧失灵性，我还希 望着什么呢。我给你钱，无论是借也罢，赠 也罢，而所得的结果只有看到你一天到晚的 颓废，自己走进坟墓里去，而出其余力则为 我制造被人攻击的资料，我为什么要帮你呢？ 唉，写到这儿真把我气死了！
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 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
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
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 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 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 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 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 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 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 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顾颉刚和古史辩论拾遗
但我的意思,顾先生之为世纪史学的领军人物,不仅在此,更在于这个方法论的自觉.
这是因为:"新"不是某家某派的专有定语,只是置于时空维度中的特定概念,相对的概念.
(12)同注(11)第80页
(13)1929年胡适在上海对去看他的顾颉刚说:"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
的超越的学问境界和广纳歧见的大胸襟.提出四项总结顾颉刚的原则性意见.
[关键词]古史辨 顾颉刚 胡适 平台 胸襟 境界
一九八零年顾颉刚先生去世以后,有过三次全国性的纪念活动.一次是编辑纪念顾先生
诞辰九十周年论文集(几经周折至九零年由巴蜀书社出版,易名《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
一次是九三年五月在苏州举行的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还有就是这次
二年(1923)二月.古史辨运动起始于胡适,顾颉刚师生讨论中国辨伪史,讨论姚际恒《古
今伪书考》,崔东壁遗书等的辨伪功绩与不足,以及计划《辨伪丛书》;以三伪(伪书,伪事,
伪史)为辨伪的内容和范围;"为审定史料,所以要辨伪"(2)的史料学立场和原则,"进化
的历史观念"(3)和方法,以及由胡适提出的那个著名疑古原则:"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
先生在第一册〈自序〉明白地说:"要是我不亲从适之先生受学,了解他的研究的方法,我
也不会认识自己最近情的学问乃是史学.要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
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的神速."(12)我不否认后来
胡适与顾先生在疑古思想及老子问题上发生歧见(13),以及后来两人关系疏远,感情隔膜,
古史辨派主要观点
古史辨派主要观点1923年顾颉刚先生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主要观点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此后，顾颉刚先生又提出了判别古史可信与否的四项标准: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顾颉刚先生的疑古学说引发了古史论战。
刘掞黎、胡董人、柳诒微等人对“层累”说提出批质疑，顾颉刚、钱玄同等进一步申说其疑古思想。
除了对史料的理解、对辨别古史真伪的方法不同等学术上的分歧外，批评者主张对于古中国取“察传”的态度，“参之以情，验之以理，断之以证”，他们担心的是“这种翻案的议论，这种怀疑的精神，很有影响于我国的人心和史界"（刘掞黎《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
顾颉刚认为根本分歧在于“这是精神上的不一致，是无可奈何的"（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
胡适评论“顾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见解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我们应该地仔细研究他，虚心地试验他，不应该叫我们的成见阻碍这个重要观念的承受。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我们可以说，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中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
”1顾颉刚疑古学说的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斩除思想的荆棘，指出了旧的古史系统的不可信，打破了长期以来被奉若经典而不可触动的圣贤之言，为重建可信的中国古史开辟了道路;促使中国史学走出旧学的案白，迈出了以史学独立、史学“求真”为宗旨的近代史学学科建设的实重在在的一步。
1926年6月，汇集了讨论古史的信件与文章的《古史辨》第一册由朴社出版。
一年重印了二十次，疑古学说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至1941年，共出版七册，收入各类文章350余篇，300多万字。
在《古史辨》系列中支持、赞同并声援是古学说的学者被称为“古史辨派”2。
顾颉刚《怀疑与学问》原文阅读
顾颉刚《怀疑与学问》原文阅读怀疑与学问顾颉刚「学者先要会疑。
」——程颐。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
」——张载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
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
事实和证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
事实和证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
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说得如何凶险，那便是别人的传说，不一定可靠。
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说得如何凶险，那便是别人的传说，不一定可靠。
要知道实际的情形，只有靠己亲自去观察。
要知道实际的情形，只有靠己亲自去观察。
做学问也是这样，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证据；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见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
做学问也是这样，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证据；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见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
我们对於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
我们对于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
我们信它，因为它「是」；不信它，因为它「非」。
我们信它，因为它「是」；不信它，因为它「非」。
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肯随便轻信，便是怀疑的精神，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
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肯随便轻信，便是怀疑的精神，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
我们听说古代有三有三皇五帝，便要问：这是谁说的话？我们听说古代有三有三皇五帝，便要问：这是谁说的话？最先见於何书？最先见于何书？书是何时人著的？书是何时人着的？著者何以知道？著者何以知道？我们又听说「腐草为萤」，便要问：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飞动的甲虫？我们又听说「腐草为萤」，便要问：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飞动的甲虫？有什麼科学根据？有什么科学根据？我们若能这样追问，一切虚妄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了。
我们若能这样追问，一切虚妄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了。
我们对於不论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先经过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
顾颉刚与国学运动
清代 乾嘉 学派 的考 据学 到 罗振玉 和 王 国维 而集 大 成 ， 颉 刚正 是 以 这 顾 两位 者 考据 的 业 绩 为 ｝ 发 点 的 。他 晚 年 在 《 是 怎样 写 （ 史 辨 ） ｝ Ｊ 我 古 的》 中追忆 说 ：我那 时真 正 引为 学 术 上 的 导 师 的是 王 国维 ， “ 而不 是 胡
产 生 的一种 学术思 潮 。 １２ 年 胡适 发表《 ９３ 北京 大学 （ 国学 季刊 ） 刊宣 发 言 》 认 为 ：国学 的使命 是要 大家懂 得 过 去 中 国的文 化史 ； ， “ 国学 的方 法
是 者 道 学 对 史
一 的 是 法 据
这 将 国学新 思潮 与 国粹 派 的界 限 划 得极 为 清楚 。顾 颉 刚 坚 持从 纯 学 术 观 点 来 理解 国学 的 价值 ， 认 为关 于 社会 政 治 与 道 德 问题 ， 他 仅是 国 学 研究 的对 象 而 已 ， 不 因此 而肩 负 改 良社会 的工作 ； 时 ， 并 同 因为是 高
计划 编辑 《 伪丛 刊 》 由顾 颉 刚 任其 事 。１ ２ 辨 ， ９ １年胡 适 草 成 《 楼 梦 考 红
证 》 尚嫌 关 于 曹 氏家 族 史 料之 不 足 ， 顾 颉 刚 代 为搜 集 有 关 资料 ； ， 请 他
帮助 胡适 完成 了《 红楼 梦 考 证 改定 稿 》 １ ２ 。 ９ ］年 春顾 颉 刚在 北 京 大 学
出性 质 的判 断 。关 于 禹 是 否 有 天 神 性 ， 与 夏 有 无 关 系 ， 的来 源 ， 禹 禹
国学大师顾颉刚其人其事
国学大师顾颉刚其人其事国学大师顾颉刚其人其事汪修荣在中国史学界，特别是20世纪20至40年代的史学界，顾颉刚这个名字如雷贯耳。
1923年，30岁的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一夜之间暴得大名，成为史学界一颗新星。
大名鼎鼎的胡适热情洋溢地称赞道："……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
"当代著名学者余英时也评论说："顾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之所以能在中国史学界发生革命性的震荡，主要就是因为它第一次系统地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1926年，顾颉刚出版其史学巨著《古史辨》(第一册，先后出版七册)，再次轰动史林，胡适称之为"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
"《古史辨》的出版，标志着一个新的史学学派古史辨派的诞生，顾颉刚也当然地成了这一学派的创始人。
"江南第一读书人家"顾颉刚1893年5月8日生于苏州悬桥巷顾家花园。
顾家是苏州有名的书香世家，康熙皇帝下江南时，曾特地题写"江南第一读书人家"赠之。
由于数代单传，所以顾颉刚一生下来就成了掌上明珠，家里不仅希望他能传宗接代，更希望他能延续顾门书香。
年仅两岁时，祖父就教他识字，顾颉刚从小就对书感兴趣，六七岁时已认识几千个字，"能读些唱本小说和简明的古书"。
被老妈子抱上街时，两边的招牌他都能一一认出，街上行人大为惊叹。
1906年初，苏州第一所高等小学开办，顾颉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
同时考取的还有叶圣陶。
进入初中以后，除了课堂上的内容，每天晚上祖父还要给他亲授《尚书》、《周易》，家庭环境对他后来走上治学之路影响很大。
除了家学，少年顾颉刚还经常向旧书肆的老板请教版本学、目录学，像《四库总目》、《书目答问》之类的书，在十几岁时已翻得烂熟。
顾颉刚生命中的四个女人
892019年第06期ＡＬＬ ＣＩＲＣＬＥＳ名人婚恋史学家顾颉刚为人看似严谨内敛，实则多情善感，婚姻生活一波三折，先后娶过三房妻子，爱慕过一位女子，她们似淡似浓、似真似幻，出现在他不同的人生阶段，深深牵动了他的心扉。
结发妻子吴徵兰由于顾家五代单传，人丁稀少，长辈们早早地为十三岁的顾颉刚订亲，希望他早添香火。
1911年1月27日，顾颉刚将年长他四岁的吴家小姐徵兰娶进家门，两个陌路人开始了这段既没有感情基础又没有共同语言的婚姻，但，如同那个时代的多数人一样，他们在“举案齐眉”中建立夫妻感情。
深受三从四德教育的徵兰自然对丈夫忠贞不二，顾颉刚也抱着“男女之情舍吾妇外，不应有第二人耳”的心态，两人在理解和包容中快乐地过着小日子。
徵兰是一个地道的旧式女子，只字未识，顾颉刚充当老师，教她识字断文，慢慢地她能写自己的名字。
徵兰侍奉祖母，操持家务，养育女儿，大家庭的复杂与生活的辛苦使柔弱的她不堪重负，幸而有丈夫的疼爱让她感到人生的乐趣。
然而夫妇恩爱却换来祖母的“醋意”，加之婆婆的挑拨，老祖母“薄待徵兰”，顾颉刚北上求学后，徵兰内心倍感孤独与郁闷，即使受了家人的欺负，只管藏着，不敢告诉丈夫。
1917年2月，徵兰生下次女后，因感染风寒而病倒。
为了抢救妻子的沈慧瑛柔弱温顺的吴徵兰是顾颉刚终身愧疚的结发妻，贤德体贴的殷履安是他铭记肺腑的贤内助，聪明干练的张静秋是陪他度过漫漫长夜的铁娘子，热衷政治的谭慕愚则是他珍藏在心底的一片风景。
在顾颉刚漫长的人生中，先后有这样四位性格迥异的女子陪伴在他身边，她们的出现对于顾颉刚来说，真可谓段段遇良伴，段段存真情。
顾颉刚生命中的四个女人生命，远在京城的顾颉刚屡次写信给家人，请求他们将她送到医院，但家人推三托四，就是不愿花钱看病，最后徵兰不治而亡。
有心抗争，却无力抗争，眼睁睁看着妻子命丧黄泉，顾颉刚心痛不已。
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亡妻尸骨未寒，祖母与父亲以后继乏人为由，劝他续弦，苦于经济上的不独立，加之需人照顾弱女，顾颉刚含泪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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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的为人。
的确，胡适之交游，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马弁，在同类学者中，并无几人可及。
但其实，真正能成为胡适朋友的人，也实在没有想像的那么多。
而在他们当中，顾颉刚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位。
1917年，胡适自美归国，任教北京大学。
虽然在回国以前，他已经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博得一些名声，但要想在北大立足，并采用新的研究手段与角度，将中国传统的经学史研究，扩大和转变为类似西方的哲学史研究，则仍然让他感到是一种冒险，因此心存不安。
胡适的这种不安也十分自然，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批比他小不了几岁，自幼便受到传统学问熏陶的学生。
在他们当中，顾颉刚是突出的一位。
出身苏州世代书香、其家族曾被康熙誉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的顾颉刚，在去北京念书以前，不但已经熟读了那些所谓的"经书"，而且还旁涉各类书籍，并培养了对历史研究的兴趣。
可幸的是，胡适的新方法、新态度不久即为顾颉刚所认可，顾还为他在同学中说项："他虽没有伯弢（陈伯? --胡适的前任）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
更重要的是，顾还拉了另一位旧学底子厚、而又能"放言高论"的同学傅斯年（1896-1950）去听胡适的课。
由于傅和顾的认可和支持，年轻的教授胡适才在北大站稳了脚跟。
与他的老师胡适相比，顾颉刚虽然没有"暴得大名"，但成名也不可谓不早。
他于1920年北大毕业，由胡适介绍入图书馆工作，并协助胡适编书。
在工作中，他很快就发现了古史传说之可疑，因此追根寻底、顺藤摸瓜，发现了一连串的问题，由此而发起了"古史辨"的争论。
此时的顾颉刚，才三十左右，但已经全国闻名了。
与他相比，早年北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1897-1969）等人，尚在海外辗转留学。
他们虽然比顾年轻几岁，但耳闻顾颉刚的成就，傅斯年也由衷地赞叹道："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
傅斯年1926年底回国以后，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古史研究上急起直追，也有一番辉煌的作为。
而当年向胡适郑重推荐顾颉刚的罗家伦，在回国之际，则写信给顾颉刚，希求后者的帮助，谋求教职。
1可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顾颉刚的地位有了迅速的转变，从一位年轻的学生，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学者。
他的那些在海外游学的同学，未免感叹："士别三日，则当刮目相看"。
用傅斯年的话来说就是："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2的确，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顾颉刚名声非但蜚声国内，而且已经远播海外。
美国汉学家恒慕义(ArthurW.Hummel)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撰文? 樯芄蓑「铡⒑使赜诠攀返奶致郏压蓑「盏摹豆攀繁妗返谝徊嶙孕颍氤闪擞⑽某霭妫馕兑桓鲋泄费Ъ业淖源罚踩话压蓑「帐游笔敝泄费Ы绲拇怼?恒慕义的作法，也为后来的学者所认可。
1971年，美国史学家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出版了中外学术界第一本有关顾颉刚学术生涯的专著，题为《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把顾颉刚视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
4施耐德愿意为一位当时还在世的中国学者立传，这在美国的学术界，也属少见，由此可见顾颉刚的名声与威望。
而在国内，虽然顾颉刚的名字，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但真正对他的学术加以研究的，则要在他过世多年以后。
这里的原因，与顾颉刚本人晚年的遭遇，有所联系，这在顾颉刚女儿顾潮写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的后半部分，有比较清楚的描述，此不赘言。
中文学术界对顾颉刚以及"古史辨"加以专题研究的，始在1980年代末，如刘起釪的《顾颉刚学述》、王泛森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等好几种。
德国汉学家吴素乐(Ursula Richter)于1992年亦出版了《疑古：作为新文化运动结果的古史辨与顾颉刚》，再度证明顾颉刚之国际名望。
5 字串11．坦诚相见、文如其人也许是早年成名的关系，顾颉刚与胡适一样，在生前有意无意地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材料。
如前述有关顾颉刚与胡适之间最初的接触，就是由顾颉刚自己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提供的。
因此，他们不但能因其成就而为学界所注意，也由于材料丰富的关系，使后人能不断为之"树碑立传"。
但是，他们两人之间还是有所不同的。
胡适成名之后，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他又有史学的训练，深知史料的重要，因此他所遗留下来的文件，包括日记和手稿，非但字迹工整，而且思想清晰，没有暧昧之处。
即使有暧昧之事，胡适也注意不留下痕迹。
如他与美国女友威廉斯的友情恋情，则主要经过对方所保留的书信，而为今人所知。
顾颉刚则稍有不同，堪称"性情中人"，乐意披露自己的感情。
这里的感情，并不专指男女之事，而是指他对学问、人生、友情的看法。
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一旦有了机会，往往下笔千言而不能止，不吐而不快。
几乎每次"古史辨"讨论结集，只要是他负责，他就会写一篇长序，直抒胸臆，将前因后果娓娓道来，其中的甘辛苦涩，一并呈现，让读者知晓。
因此读他的序言，宛如读郁达夫的小说，有一种淋漓尽致的感受。
他们都是五四时期的人物，都受到那时提?母鋈酥饕搴屠寺饕宓闹种钟跋欤淙恢窝巳煌鲂苑绺裼邢嗨浦Α９蓑「盏恼庵治姆绾托愿瘢岳费Ъ依此担蚴悄蟮南彩拢蛭栽傅靥峁┝诵矶嗖豢啥嗟玫牟牧希芳液投琳吡私馑奈酥窝В屑蟮闹妗Ｂ晕⒖上У氖牵臼槠淮螅忠云缆叟匀说淖髌肺鳎虼瞬⒉荒苋霉蓑「站⌒朔⒒印５牵奈姆缧愿瘢故怯兴逑帧Ｋ玫钠烙铮浅Ｖ苯印⒏纱啵挥斜Ａ簟Ｋ惺鄙踔两父鋈说耐嘧髌芳右员冉吓琶殖雒危浞直硐至怂甭省⒄娉系母鲂浴?/P> 当然，顾颉刚能这样做，不仅与他的性格有关，更因其史学名家的地位。
由此，顾颉刚这种名家评名作的作法，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
本书写于抗战胜利之后的1945年，此时的顾颉刚，虽然刚过五十，但就其威望成就而言，已经是史学界的耆宿。
由他出面评述当代中国史学（顾有合作者童书业和方诗铭两人），自然有点"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味道，读来十分过瘾、亲切。
但是，顾颉刚并不自大高傲，而是力求公正。
这一点又与他的性格人品有关。
字串7顾颉刚虽然出身书香门第，但他的成长，却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坐拥书城，整日"之乎者也"，只啃那几部经书。
相反，他由于年幼体弱，一直为其祖母所呵护，从祖母那里，听来不少民间故事，由此而培养了他对民俗文化的兴趣。
以后到北京求学时，又迷上了京戏。
因此他对中国的精英和通俗文化，都有兴趣。
这或许也影响了他的人品性格。
顾颉刚虽然出身世家，自己又很早成名，但他的待人接物，则较少"名士气"，而是显得真诚、宽容，愿意以各种方式奖掖、提拔后进。
他的治学，也往往高低兼涉，不但研究深奥的经学与史学，也对通俗的戏曲和民俗文化，充满了兴趣。
甚至他在古史研究上的一些想法，如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的说法，正是他从对戏曲剧情的演变的探究中，启发而来。
这一"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是顾颉刚疑古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他从戏曲的演变中看出，一部剧作的剧情，往往始简而繁，经过几代人的加工，而变得愈益生动逼真、跌宕起伏。
他由此提出，人们对古代文明的认识，也经历了同样的演化路线，愈到后代，其对古代的认识，似乎愈益清晰，因此其描述变得愈益复杂生动。
其中的原因，显然是因为后人掺假虚构所致。
他在那时所举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传说中的圣贤禹，或许只是古人的一种图腾崇拜，并不是一个真人。
只是到了后来，人们才把古史传说"拟人化"，将尧、舜、禹等奉为远古的"三代圣主"。
他的这一说法，激怒了当时不少守旧的学者，视顾颉刚为大逆不道。
但顾颉刚对古史传说的解释，从人们的常识出发，显得简明易懂，也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
而且，他不仅仅做基于常识的猜想，而且用考证史料的手段，提供了古人作伪的许多证据，因此使得"古史辨"的运动，在1920年代为国人所广泛注意。
它也揭示了传统文化的弊病，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改造，提供了有力的学术论证。
但是，深知治学艰辛的顾颉刚，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不前，而是希求通过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对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对古史作更深入的研究，以求在科学的、而不是在传说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并恢复古代文明的面貌。
可惜的是，许多对顾颉刚没有研究的人，往往不了解他的这一想法，而是将他简单看作是一位"疑古"的、"破坏型"的学者。
而其实，顾颉刚是想先破而立、甚至破中求立的。
因此，他还是一位"建设性"的学者。
他在本书上编第五章评论经今文学派时，已经提到"破坏与建设本是一事的两面"。
字串5本书的写作结构，比较明确地表现了顾颉刚的这一重要的、常为人忽视的另一面。
本书有三编，代表了三个部分，主要描述民国史学由旧转新的过程。
在顾颉刚看来，传统史学中有不少有益的成份，为新史学的成就起了一种铺垫的作用。
而更重要的是，他把新史学的成功，主要归之于新史料的开发，这自然包括那时对文献史料的考订与批判，而"古史辨"之功劳独大。
但他的重点，则是要强调实物史料的发现与运用，如"安阳甲骨文的出土"、"西北文物的发现"，"敦煌石室的发现"和"铜器的新发现"。
他把这些实物史料，列于文献史料之前，同时还把传统史学中运用实物史料的成就，特别加以列出，以显示新旧史学之间的联系。
于是，细心的读者就能感觉到，虽然顾颉刚把"古史辨"的运动列于书末（第五章），但他并不认为"古史辨"集了新史学的大成，或代表了新史学的最高成就。
相反，顾颉刚眼中的新史学，以对实物史料发现和运用为主要核心和标志。
而对实物史料的发掘与运用，显然并不是顾颉刚所长，也不是他成名的主因。
而是他昔日的好友、今已有龃龉的傅斯年的一贯主张。
傅斯年所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史学只是史料学"为信仰，以&quo t;我们不是读书人。
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为口号，以"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和"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为目标，对中国文明的遗址，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发掘，由此而对中国的古史，获得了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