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概念

《政治的概念》读书笔记
《政治的概念》是施密特的代表作之一，在全书中，施密特从国家、世界和人性等角度出发建构政治的概念，并提出政治概念的核心是划分敌友。

本文将在阅读文本的基础上对施密特的政治的概念进行简单的梳理。

在全书的开篇，施密特提出了“国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的命题。

紧接着他叙述了一个关于国家的通常说法：“国家是在封闭的疆域内，一个有组织的人群拥有的政治状态。

”随后，他指出，这只是一般性解释，而不是国家的定义。

因为在此所关注的乃是政治的本质，所以这样一个定义尚未得到保证。

于是，施密特开始从国家的角度建构政治的概念。

在他看来，国家是政治统一体，是一个有组织的、拥有国内和平与领土完整以及不受外国干涉的政治统一体，以民族、主权和领土为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

于是，施密特提出自己对民族、主权和领土等基本要素的看法。

关于民族，施密特认为，国家是民族的政治统一体。

无论就其字面意义而言，还是就其历史形象而言，国家均是一个由民族构成的特殊状态。

关于主权，施密特认为，国家是主权统一体。

在他看来，国家作为民族的政治统一体，是一种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统一体，与其他各种组织相比，它是最高的、做出权威性决定的统一体。

国家作为决定性的具有权威的最高政治统一体意味着它拥有主权。

因此，从本质来看，国家乃是主权统一体。

关于领土，施密特认为，国家是确立了领土边界的政治统一体。

随后，施密特提出：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

他认为，“朋友与敌人这对概念必须在其具体的生存意义上来理解”，并进而把政治的核心归结为“区分敌与友，并以此二者为前提”。

因此，要理解以划分敌友为核心的政治概念的必要性，就必须从维护国家统一体生存的高度，从国家统一体生存所涉及的内外两方面出发进行分析。

就外部而言，国家统一体的生存意味着民族自身的安全、独立与自主。

因此，
从国家统一体生存角度出发，敌友概念意味着，朋友是民族生存的维护力量，而敌人是民族生存的威胁与挑战。

正如施密特所说，政治敌人毕竟是外人，非我族类；他的本性足以使他在生存方面与我迥异，所以，在极端情况下，我可能与他发生冲突。

此外，敌人不是私敌，而是公敌——威胁到民族生存的国家公敌。

随后，施密特提出，必须从生存意义上理解因敌人而来的战争。

在他看来，战争作为对人类生命的肉体消灭，或者是否定敌人的生存，或者是维护自己的生存。

因此，面对复杂的外部世界，为了维护民族的生存，国家统一体必然面临一个敌友的划分问题。

就内部而言，国家统一体的生存问题是确保和平与秩序。

施密特认为，一个正常国家的首要问题就是努力确保国家和疆域之内的彻底和平。

创造“安宁、安全和秩序”并进而确立正常处境，这是各种法律规范得以实施的先决条件。

但是，国内的和平与秩序有可能受到国内政治冲突的破坏，这种冲突的极端后果是内战，即发生在一个有组织的民族单位内部的武装斗争。

作为民族—国家内部的自相残杀，内战同战争一样危及民族的生存，因为它标志着国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拥有国内和平与领土完整以及不受外国干涉的政治统一体的解体。

因此，在国家统一体内部，仍然有威胁到民族生存的敌人。

由此可见，在国家统一体内部，仍然有敌友的区分：只要国家是一个政治统一体，这种对国内和平的要求便迫使它处于尚要决定国内敌人的关键处境中。

通过对内部和外部的分析，施密特指出，为了维护国家统一体的生存，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敌友的划分，并且这种敌友的划分居于政治的核心位置，如果这种划分消失了，那么政治生活也将随之彻底消失。

在对敌友划分进行分析之后，施密特对多元主义国家理论进行了批判。

他指出，多元主义国家理论全部的独创性仅仅在于反对国家原先具有的那种浮夸、“权威”和“人格化”，以及国家对最高统一的垄断，但是按照这种多元化的国家理论，国家统一体应当为何这个问题仍然是模糊不清的。

而且，多元主义国家理论
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心，忽视所有国家理论的核心概念——政治，它完全是在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中兜圈子，结果无非是那种应当废除的国家服从于个人以及个人的自由组织。

但是，政治统一体乃是一种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决定性统一体，如果这种统一体消失，那么政治本身将不复存在。

接下来，在“决断战争和敌人”一节中，施密特将以敌友划分为核心的政治的本质概括为民族—国家的主权政治。

从外部来看，这种政治以一个主权国家承认其他与其对立的主权国家为基础，在这种承认的同时，一个主权国家决断了对与其对立的其他主权国家友好、敌对还是中立。

从内部来看，国家借助暴力资源的彻底垄断而获得了支配人的肉体生命的权力，不仅超越了所有其他的组织和社团，而且享有决定谁是敌人的主权以及如何对付敌人的手段。

如果国家统一体失去了这种主权以及相应的手段，那么，它就丧失了国家统一体的资格。

由此可见，无论在民族—国家统一体内部还是外部，以国家统一体为主体的敌友划分始终是国家主权政治的体现。

因此以敌友划分为核心的政治从本质上说就是民族—国家的主权政治。

随后，施密特从世界的角度出发，指出世界并非政治的统一体，而是政治的多样体。

虽然他把由民族—国家所组成的国际政治体系称为“国际法共同体”，但是他也指出，这个国际法共同体作为政治的世界是一个复杂的多元体而不是单元体，世界并非政治的统一体，而是政治的多样体。

只要尚有国家存在，世界上就必然不会只有一个国家。

那种囊括全世界和全人类的世界国家不可能存在。

政治世界乃是一个多元的世界，而非统一的世界。

通过从国家和世界角度的观察可以发现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多元世界是相互竞争、适者生存的自然状态，而且在自然状态下，人类始终处于危险之中。

那么，处于危险之中的人类本身是否是一种危险的存在，他到底是一种危险的生物，还是一种无害的生物？施密特在提出了这一问题之后，对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人的看法是否存在疑问，对任何进一步的政治思考所涉及的前提
至关重要。

在评论普莱斯纳的《权力与人性》时，施密特指出，对普莱斯纳而言，人首先是一种能创造远景的存在，他本质上是无法确定、无法测度的、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如果我们记住善与恶的人类学区别，再把普莱斯纳的“始终悬而未决”与他实际所指的危险区别开来，那么普莱斯纳的理论便接近于性“恶”，而非性善论。

施密特的这一评论点出了他对人进行定位的基本要素：人的不确定性、性恶论和人的危险性。

其中，关于性恶论的描述最为关键。

在作为国家理论和政治观念之人性预设的性恶论与性善论的争论中，施密特坚定地选择性恶论。

他认为，一方面，所有真正的政治理论均假定人性为恶，对人悲观主义的定位乃是政治理论得以成立的根本前提或基本假定。

另一方面，由于政治领域最终为敌对的现实可能性所决定，因此，政治概念和政治理论就不能完全从人性论的乐观主义出发。

在选择性恶论之后，施密特向立足于性善论的政治理论进行了猛烈批判。

首先，施密特批判了无政府主义。

他认为，无政府主义之所以激进地否定国家和政府，是因为其相信人性本善。

因此性善论与取消国家和政府的主张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有前者必有后者，它们相互鼓励。

在施密特看来，无政府主义过于天真。

紧接着，施密特对自由主义进行批判，他指出，自由主义从人性本善出发，视社会为人性善的体现或者说由理性调节需要的产物，而把国家和政府归结为不值得信任的邪恶之物，它将政治局限于伦理，也即局限于批判国家的专制、限制政府的权力、保护个人的权利之上，并进而使政治服从于经济。

在施密特看来，自由主义以人权的名义抵消了主权，以自由的名义消除了民主。

在自由主义那里，没有真正的政治的风险和政治的极端状态，也没有真正的政治的概念。

自由主义从权力、法律、权利、公共事务、国家等角度界定政治的概念，导致的结果就是以行政和治理吸纳并消除政治。

但是政治是永不可消除的，也不可避免，因此声称所有的政治和权力都是恶的、因而必须加以限制和消除的学说，如果不是真正的
无知，就是有意的欺骗。

随后，施密特指出，尽管自由主义没有像无政府主义那样，激进到否定国家的程度，但是它对国家和政府的反对以及对自由的主张，这一切在具体情况下便会导致激烈地反对特定的国家及其权力，从而与无政府主义殊途同归。

在施密特看来，自由主义既不能被看做一套国家理论，也不能被看做一套基本的政治原理。

在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后，施密特得出结论：人决不是一种没有任何问题的生物，而是一种“危险的”动态生物。

总而言之，施密特通过从国家、世界和人性角度的观察，以国家统一体、民族—国家组成的多元竞争的世界体系以及作为一种危险性的存在的人为支撑点，成功建构出政治的概念，并通过对以敌友划分为核心的政治的必要性和本质的阐释，回答了何为政治的问题，赋予政治的概念以具体内涵，从而和全书开篇提出的“国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这一命题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