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桂林的文化运动及其影响

抗战期间桂林的文化运动及其影响作者：刘春林来源：《桂海论丛》2015年第04期摘要：抗战期间，桂林的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究其原因，有桂林本身的历史根源、独特的地理位置，抗战的客观形势以及广西特殊的政治气候，进步文化人士的积极推动，更有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贯彻执行，多方因素成就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

而文化运动的开展和所取得的成就，对于桂林文化，对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及对于我国当代文化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情况;原因;影响中图分类号：K265.9 ; ; 文献标识码：A ; ; 文章编号：1004-1494（2015）04-0016-05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八年抗战无疑是最悲壮的一页。

抗战时期的桂林，汇集了全国大量文化名人，他们办刊、出报，他们写作、绘画，他们演戏、合唱，用文化吹响战斗的号角，激励各族人民团结抗战，使桂林成为一座举世闻名的文化城。

一、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概况1939年，随着大批文化人士、文化机构和文艺团体的到来，桂林形成第一次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高潮。

1941年初在皖南事变的影响下，桂林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陷入低潮。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和香港沦陷，又有大批文化人从沦陷区辗转来到桂林，1942至1943年，桂林再现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高潮，直到1944年春的西南戏剧展。

当年夏秋，受战局的影响，文化人撤退，桂林沦陷，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结束。

尽管运动在初期面临敌机轰炸的直接威胁，中期出现政治生态环境恶化，后期有文化人的生活窘迫以及文化市场上出现种种不良现象的重重困难，但在抗战旗帜下，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化方针政策的指导和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抗战文化运动在桂林轰轰烈烈地开展。

（一）抗日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抗战期间，桂林的书店、出版社、印刷业、图书、杂志出版、社会科学研究诸多方面都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

书店、出版社的建立如雨后春笋。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战期间桂林先后有各类书店、出版社共200余家[1]2，党直接领导和影响下的进步书店和出版社，如《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文化供应社、三户图书社等，其出版物在广大读者尤其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出版业的发展带动印刷业迅速增长。

抗战前桂林印刷企业不到30家，大部分属手工印刷，没有一家专门印制书版的印刷厂。

抗战以后，据1943年7月的统计：桂林已有大小印刷厂109家，其中从事书版印刷的大型印刷厂8家，还有从事彩印、铸字、装钉的，设备比较齐全。

每月的生产用纸达1万令到1.5万令，排字生产达3000万字到4000万字[1]2。

著名出版家赵家璧曾说：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书刊，有80%是桂林出版的[2]37。

随着出版社、印刷厂的激增，图书、杂志的出版也显得空前繁荣。

抗战时期在桂林出版的文艺著作多达1000多种，丛书50余套，杂志共出版了200多种，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学、戏剧、美术、音乐、青年、妇女、少年儿童等方面[1]3，发行的网线遍及全国。

新闻出版也相当活跃，当时在桂林的通讯社有5家，出版发行的大小报纸有13家，是桂林历史上出版报纸最多的一个时期。

在社会科学方面，抗战期间桂林有多个社会科学团体，其中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广西建设研究会等影响较大，发行的刊物达数十种，内容涉及抗战时政、农村及广西建设、教育、文化、青年、妇女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一些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也在桂林传播。

（二）抗日文艺运动空前活跃抗战期间，文化团体之多，文化活动之活跃，是桂林以往所没有过的。

文学方面，在诗歌、杂文、散文、报告文学、小说的创作以及外国文学名著的翻译上取得累累硕果;音乐方面，除了出版一批音乐刊物，还经常开展音乐活动，30多个歌咏队，活跃在桂林的学校、厂矿和街道，抗战歌曲广为传唱，后来还举行万人大合唱，桂林成了抗战的歌海;美术方面，影响最大的是漫画与木刻，美术工作者用画笔和刻刀宣传抗战主题;戏剧活动则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中成就最为突出的部门，当时活跃在桂林的戏剧团队约有70多个，街头剧、独幕剧几乎天天上演，场场爆满，影响较大的除了街头剧和话剧，经过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改革的广西地方剧种桂剧《梁红玉》、《桃花扇》等也深受欢迎。

1944年春举办的“西南剧展”，时间持续了3个月，参演者来自粤、桂、湘、赣4省的28个单位，演员近千人，演出剧目60多个、175场，观众总数超过十万人次[2]332，堪称为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高潮，也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壮举。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加入，赋予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更为丰富的内容。

国际反法西斯文化战士如朝鲜的李斗山、越南的胡志明和日本的鹿地亘等是其中代表，他们通过办报写文、演讲排戏等各种文化活动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战。

往来于桂林的各国记者、作家，如美国记者爱泼斯坦、作家史沫特莱和德国作家王安娜等人，通过他们的文章和言论，将世界各地反法西斯运动情况介绍给桂林，也将桂林和中国的抗战情况介绍给世界[3]。

从1938年到1944年湘桂大撤退的6年间，桂林的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文化艺术各方面空前繁荣，桂林也成为中国南部抗战大后方的文化中心，被誉为“文化城”，名扬海内外。

二、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出现并得以蓬勃发展的原因在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并不发达、又地处边疆的一个规模不大的城市，为什么会短时间内聚集如此大规模的文化力量、出现这样一场轰轰烈烈又波澜壮阔的文化运动？它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社会现实和抗战进程、政治开明的新桂系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文化运动的共产党以人以及各界进步文化人士的各种努力，共同造就了这一场文化运动。

（一）桂林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桂林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们就留下了甑皮岩这个中国南方重要的文化遗址;秦代修建了水利工程灵渠，沟通了漓江和湘江，中原文化从此逐步传入，与岭南文化有机融合，孕育了桂林的地域文化。

桂林从宋代至民国期间历为广西首府，千百年来，它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盖世的山水风光，吸引历代文人骚客，留下无数诗文碑刻。

明清乃至近现代，桂林文化空前发展，学校林立，学子万千，文风炽盛，名人辈出，明清两代广西举人有半数以上出自桂林府，后来更有如石涛、陈宏谋、王鹏运、况周颐、梁漱溟、马君武等思想文化界名人永载史册。

清末康有为曾两次到桂林讲学，传播维新变法思想，造成很大影响，梁启超称赞桂林是“新学的源泉”地之一[4]。

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进步知识分子，在桂林积极传播进步思想文化，营造了一种进步的文化氛围。

20世纪30年代崛起的广西新桂系基于“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政治诉求，在广西提出并实施过自卫、自给、自治的“三自政策”，并根据“三自政策”大规模地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大建设，在发展教育上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大提高了广西特别是桂林人民的文化素质。

这样的文化传统，加之后来的文化建设，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出现、桂林成为抗战时期文化城的历史基础。

（二）桂林抗战时期特殊的地理位置从地理上来看，桂林是广西的省会，地处西南和东南的交界地。

广州、武汉失守后，桂林是全国仅剩的几个未被日军占领的城市之一。

这里西通云贵川陕，东达湘鄂浙皖，南及越南、香港和南洋，不仅是西南和东南的交通枢纽，而且还是由重庆至江南数省及皖南新四军、东江游击区和西南各省党组织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延安党中央的中转站，无论是由重庆到东南各省及新四军根据地，还是由东南各省前往重庆、昆明以至陕北，都得由桂林中转。

加上桂林接近香港和东江游击区，又是通过香港联系海外、沟通信息，特别是与南洋各地联系的重要通道，在地理上可进可退，相比于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重庆，大有迥旋余地[2]114。

所以，许多进步文化人出于战略上的考虑，都不去重庆而愿来桂林。

（三）抗日战争客观形势所需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不仅需要前方将士奋勇杀敌，也需要用文化去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为抗战胜利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援。

正因如此，全面抗战以后，国统区文化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然而，武汉、广州失守，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受到沉重打击，而面对正面战场的节节失利，文化的宣传和鼓动工作更为迫切，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正是在旧的文化中心沦陷后，战争的形势发展又迫切需要文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情况下兴起与发展的。

中国现代文化的中心在北平、上海。

在两地相继沦陷以后，文化界人士和文化事业机构撤至汉口、广州。

1938年10月，由于敌人的进攻，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武汉、广州又相继失守，许多文化人又往桂林、香港转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也沦陷了，当时战斗在那里的文化人，除少数人去重庆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外，绝大部分又内迁桂林。

所以，桂林在这一时期内，集中了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力量。

随之而来的，是报刊杂志、出版社印刷厂和文艺团体等等[5]。

在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下，短时间内大规模的文化力量和文化机构聚集桂林，以此为阵地，开展抗战文化救亡运动。

（四）广西抗战时特殊的政治环境比起沦陷区，比起政治上控制森严的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重庆，对于抗日进步文化人来说更适合栖息和工作，更具吸引力的，是广西相对民主的政治气氛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

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新桂系实力派一向与蒋介石集团貌合神离，既有合作又有矛盾。

为了与蒋介石抗衡，新桂系利用抗日之机，拼命扩充自己的力量和影响。

他们顺应抗日的历史潮流，做出抗战的姿态，在一段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不但允许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士在桂林进行抗战活动，而且还给予一定的合作和支持，比如同意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成立广西建设研究会，李宗仁、白崇禧和黄旭初亲任会长、副会长，后来举办西南剧展，省主席黄旭初慨允担任会长，李宗仁和白崇禧任名誉会长，给大会拨付经费，广西当局介入扩大剧展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并保障剧展的顺利举行。

特别是以李济深为代表的国民党民主派和以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为代表的桂系民主派，他们一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要求民主，同情并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与中共保持着密切关系，与党外进步文化人也有着广泛的联系，对进步文化事业曾给予积极支持，如桂林较大的进步文化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就是得到他们的支持创办起来的[2]32。

由于这些人特殊的身份和民主的政治态度，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新桂系上层的活动和决策，推动新桂系在广西采取开明的政策措施。

在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遇到某些困难的时候，给以方便，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掩护和保护的作用。

由于有新桂系和民主派的参与，进步的文化活动能公开、合法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