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论文——精选推荐
1 《离骚》“孰信修而慕之”中“慕之”义探析 摘要：对于《离骚》中“孰信修而慕之”句，自东汉以来, 注家们所作解释一直存在歧义, 至今尚无定论。本文主要概述了影响较大的几种训诂观点，并对其提出自己的看法。通过对前人观点的探析，加深自身对于《离骚》及其《楚辞》文学特征的理解；亦将训诂学应用于文学之中，加强自身综合学习的能力。 关键字：离骚 慕之 探析 《离骚》：“索琼茅以筵篿兮，命灵氛为余占之。曰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对于“孰信修而慕之”句的解释，古有疑问。朱熹《楚辞集注》解为：“占之、慕之，两之字自为韵”，朱熹认为两“之”字叶韵，现大部分学者并不认同此种说法。张德纯谓“篇中唯此韵不知所从，考古亦无据。朱熹以为两之字自相叶，又无此例，今仍缺之。”(《离骚正音》、《离骚本韵》) 闻一多先生云：“按慕与占不叶，义亦难通。”姜亮夫先生在《楚辞通故》第四辑中有言：“占之于下句慕之当为韵而实不相协。朱子遂以两之字为协说之，此在《诗经》中有此例，而在屈原赋中则无之，仍以占慕为韵为是。然自来说者皆不甚可通。”正由于现认为“占之、慕之”两之字并不相协，“于是此二韵乃成为注家聚讼之点。”（郭在贻《楚辞解诂续》） 对于“慕之”条列的解释，历来说法颇多。王泗原先生将“慕”理解为“慕恋”之义，认为在楚地方言中“占”“慕”协韵，赞同朱熹的说法，“慕”字不宜改。今人刘永济教授谓“疑占本作卜，卜慕为韵。”姜亮夫先生言：“占字当为卜字之误，而慕字为莫字之误，二字皆衍字形之下部。„„。信修者犹言真美，真美而莫之之字为代辞，指上文两美必合之事，言两美必可得合，岂有怎美而不得可者乎？莫字用法与《庄子·人世间》‘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之莫相同，其句法又与下文‘孰求美而释汝’亦通，是莫之较慕更为可通。莫在入声铎韵，卜在屋韵，尤侯在鱼模本可合韵也。”（《楚辞通故》）。郭沫若认为“慕”当为“莫□”二字。因下一字缺，写者不慎，致与莫误合为一而成“慕”字。闻一2 多认为所缺之字应为“念”字，在《离骚解诂》中直接将“孰信修而慕之”改写为“孰信修而莫念之。”郭在贻赞同郭沫若和闻一多疑慕字当为“莫□”二字之误合为一的观点，但是不同意二者对于所缺字之拟测，他认为所缺之字当为“心”字。郭在贻云：“今谓此缺坏之字不烦别求，正是心字。何以知之，盖以韵言，心与占古韵并隶侵部，二字相叶；以形言，慕字正是莫心二字之合体；以义言，心字古有思念、谋虑之义。似此，揆诸形、音、义三者而无一不合，则其为心字当无疑义矣。”如此“慕之”应为“莫心之”，郭在贻详细解释了“心”古有思念、谋虑之义，则“莫心之”即莫思之、莫念之矣。 两郭氏和闻氏观点虽有偏颇，却同认为“慕”为“莫□”之误合。近又有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金小春《试论<离骚>“慕之”当作“莫之思”》提出“慕之”当作“莫之思”，他参照王力《古代汉语》提出：“上古汉语里, 用‘不、毋、未、莫’四个否定词的否定句有一个特点, 即当宾语是代词时, 一般总放在动词之前。这一特点在否定词是‘未、莫’的句子里则更为明显。因此很难设想《离骚》中会出现‘孰信修莫念之（或莫心之）’这样的句子。”按所说，我们观整部《楚辞》，确实并没有“莫□”的说法。如《离骚》中“国无人莫我知兮, 又何怀乎故都？“汩余若将不及兮, 恐年岁之不吾与。”“世并举而好朋兮, 夫何莞独而不予听？”等句。又有《惜诵》中“情沈抑而不达兮, 又蔽而莫之白。”“退静默而莫余知兮, 进号呼又莫吾闻。”等句并无将宾语置于动词之后的例子。笔者并不同意这种说法，此文作者在同意前人“慕”为“莫□”二字之合的基础上又认为“之”宾语前置，实为不妥。既为二字之合，两字必相连方能造成笔误，如果是按照该文作者所说宾语前置，则不会出现笔误的情况。 又有华中师范大学曹东海文《<离骚>“慕之”辩义》提出“孰信修而慕之” 的“慕”读为“漠”，其意是苦心谋虑, 刻意盘算。其文指出：其中的“之”是紧承上句“两美其必合”的“合”而言, 指男女的结合、偶配。若此,全句的大意是：有谁的确美好而为合配之事费心伤神呢？他认为，《离骚》中“慕之”，与《诗经· 巧言》“莫之”辞例同一, 犹言“漠之”意即“谋之”，在诗中具体指苦心谋划合配美女之事。 其实，在他之前，有一位学者早提出这一说法。于省吾《泽螺居楚辞新证》中“孰信修而慕之”字条下指出，王夫之说“非两美相合, 无能信慕也。”按自3 来均读“慕”如字,故不得其解。他认为，“慕” 应读作“漠”，训为“谋”。金文以“慕”为“漠”，禹鼎的“肃慕”实为“肃漠”。《尔雅·释诂》训“谟”为“谋”,金文以从心之“慕”为“谟”，于义尤为允当。以“慕”为“羡慕” 或“爱慕”，乃是较为后起之义。《史记·夏本纪》引《书·皋陶谟》，“谟明弼谐”作“谋明辅和”，《诗·皇皇者华》的“周爰咨谋”，《淮南子·惰务》作“司爱谱谟”，是其例证。 于省吾和曹东海的这种看法，实则与郭在贻的观点有相通之处，上文提到郭在贻在解释“慕之”应为“莫心之”时，探讨了“心”古有思念、谋虑之义，同为谋划、谋虑的义项。不过郭氏将该句理解为反问句，而于氏和曹氏则理解为纯粹的疑问句。另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于省吾先生将“信”理解为“相信”意，笔者认为似乎不妥。《离骚》中“信美”、“信姱”、“信修”都连为一词，“信”应理解为副词，当为“确实，的确”义。 姚小欧师在为学生讲读《离骚》时曾谈到，“孰信修而慕之”当解为“孰信修而莫慕之”。姚先生认为，“慕”之实为“莫”字与重文符号的合写，写者误看作“慕”字。重文符号的产生, 清人赵翼认为“始于石鼓文”，赵氏此说大概来源于唐代李贤, 李贤《后汉书·邓寇传》注谓‘今岐州石鼓铭, 凡重言者皆为=字。’（任远《古代重文符号概论》）石鼓文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刻于公元前770年，凡重文均不出本字。战国秦汉时代, 重文符号应用的范围广泛, 在新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的青铜玉石竹帛文字材料中，都发现有重文符号。（重文符号不仅有“=”，还有“ㄑ”“又”“：”等样式。）古代流传至今的文献，因为重文号误读的并不罕见，《离骚》在传抄过程中，抄书人将重文符号“=”看作是文字其中的部件，并不是不可以解释的。 以上谈到了几种学术界对于“慕之”的不同观点，笔者不同意将“慕”理解为“羡慕”义，也不同意“占”“慕”叶音说。姚小鸥先生“莫慕之”观点，实为在前三者基础上的提升，不仅考虑与下文义之契合，又结合古代重文符号可能造成误读的现象，全面考虑，见解独到卓识，值得进行深入探讨。另，郭沫若、闻一多、郭在贻等人认为“慕”为“莫□”二字之合，不论是“莫思之”、“莫念之”或者“莫心之”，其实都为殊途同归，意思大抵相同，原文到底为何字，看不到古人的实证材料，今人不好妄下结论。笔者以为，这样的分歧，其实丰富着4 学术界，对于学习者来说是有很大帮助的。 参考文献： [1]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 [2]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3]闻一多《离骚解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4]姜亮夫《楚辞通故》，齐鲁书社，1985年。 [5]郭在贻《楚辞解诂续》，中华书局《文史》第十四辑，1982年。 [6]金小春《试论<离骚>“慕之”当作“莫之思”》，《杭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7]于省吾《泽螺居楚辞新证》，中华书局，2003年。 [8]曹东海《<离骚>“慕之”辩义》，《中国楚辞学》第十四辑，2011年。 [9]任远《古代重文符号概论》，《语言研究》，1990年第1期。
浅析“楚辞”与“汉赋”名称方面的区分
浅析“楚辞”与“汉赋”名称方面的区分
【摘要】楚辞,自他产生之日起,便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代之文学”的汉赋,正是在楚辞艺术之汁灌浇下诞生和发展的。但二者之间也存在诸多差异,本论文试图从名称方面将二者加以区分。
【关键词】楚辞汉赋;名称;区分
历史上以至于现今,习惯上把屈原的作品以及效仿屈原作品的体制而创作的作品称为“楚辞”。但从现存文献来看,“楚辞”之名,或作为文体的“辞”这一名称,并不见于先秦。先秦时代的韵文有诗、歌、赋(如荀况的《赋篇》)等,而“辞”和“楚辞”之称,最早见于汉代。但汉代对于屈原作品的称谓至少有楚辞(或单称辞)、赋、骚三个称名。下面就分别论述一下这三个名称的渊源所自和它们之间关系和含意。
最早称屈原作品为“辞”的,见于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这里的所谓“辞”,显然是指屈原的作品而言;又与“赋”并列,而有文体的含义。《史记》同时也有“楚辞”的名称。如《酷吏列传·张汤传》云:“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于助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
这里将屈原(当也包括宋玉等人)的作品称“楚辞”。辞,指文体,冠以“楚”,无非是说明它的地域性。至于“辞”这一文体名称,是先秦时代就已出现而由汉代人沿用的呢?还是由汉代人定名的,已很难确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称屈原所创制的新诗体为“辞”,是与屈原作品中频繁出现的词语——“辞”字有关,这是不成问题的。
先秦时代的诗歌,或称“诗”,或称“歌”,但没有“辞”的称谓。在屈原作品中,也是这样。如《九歌·东君》云:“展诗兮会舞”,《招魂》又云:“造新歌些”,《九歌·抽丝》也云:“道思做颂”,等等。但是另一方面,屈原在作品中,又每每称自己言志抒情为“辞”。例如《离骚》写道:
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兮,
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
楚辞讲读——浅析二湘
浅析“二湘”
楚地风俗，民神不分，迷信巫鬼。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有言：“昔日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这种信巫、事鬼、祭神的风俗代代相传，影响到楚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屈原的文学创作中，可以看到有很多关于神鬼的描写与赞颂，《湘君》和《湘夫人》就是其中典型的两篇。
《湘君》、《湘夫人》虽然分别独立成篇，但历来观点认为这二者之间相互呼应，通常合称为“二湘”。“情致风华，婉曲动人”的《湘君》、《湘夫人》，是瑰丽神奇的《九歌》中最美的篇章，也是历来争论最多的作品。“湘君”、“湘夫人”究竟何许人也？“二湘”主旨到底何为？这些问题现在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也正体现了《湘君》和《湘夫人》这两篇作品的研究价值。
一、湘君、湘夫人身份辨析
《湘君》和《湘夫人》是《九歌》中两篇绝佳之作，它们“深情而迢远”的意境和缠绵悱恻的情致感染了历代文人，而它们深沉含蓄的神话底蕴所造成的千古之谜又让历代研究者费尽心机，仅仅“湘君、湘夫人是谁？”这一问题就有很多种答案。
最开始，人们认为湘君是尧之二女，舜之二妃。《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一段记载：
（始皇）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关归。
汉代刘向的《列女传·有虞二妃》的说法与此相近：
有虞二妃者，帝尧之二女也。长娥皇，次女英。……舜既嗣位升为天子，娥皇为后，女英为妃。……舜陟方死于苍梧，号曰重华。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
之后，人们又将《九歌》中的“二湘”与二妃联系起来，《楚辞章句》的作者王逸在《湘君》注中说道：
君，谓湘君也。……言湘君蹇然难行，谁留待于水中之洲乎？以为遥用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从而不反，道死于沅、湘之中，因为湘夫人也。所留，盖谓此尧之二女也。
以诗词为话题的议论文（范文模版）
以诗词为话题的议论文（范文模版）
第一篇：以诗词为话题的议论文（范文模版）
以诗词为话题的议论文(一)
《古诗中的作文之道》
在中国数千年的灿烂辉煌的古典文学长河中，诗歌无疑是最璀璨瑰丽的一颗明珠。其涉及的社会生活之广泛、深入，对国家民族影响之深远、巨大，恐怕是世界其他民族所无法睥睨的。它为后世的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可资借鉴学习的知识，其中不乏作文之道。
“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这是宋代陆游告诫自己儿子的肺腑之言。无论作诗、写文章，若要笔底生花、文采斐然，没有宽厚的知识基础和丰富的社会阅历，是行不通的。他还明确地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这更是对自己文学创作活动的生动总结。想写什么事情，想抒什么情感，想议什么问题，缺乏实践的态度，没有设身处地的思考、研究过程，纸上谈兵，常常只会打擦边球。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做一个见多识广的人!
“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宋朝陈与义的这两句诗，形象反映了灵感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如何捕捉灵感?着名作家莫言说，我始终保持着一个好习惯，就是随身总带着一个小本和一支笔，随时把想到的、见到的可写的东西记下来。是呀，常常积累，时时做有准备的头脑，何须等到“安排句法”时的苦思冥想呢?朱熹也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现实生活的积累是灵感不竭的源泉，是创作活动的土壤。要随时积累，做一个勤于观察、善于准备的人!
“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唐卢延让)有了好的材料、好的题旨，还须有好的语言来表达。炼字的功夫，一向为中国文人注重，更有甚者“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唐贾岛)，如此煞费苦心，怎不令人感动!那么炼字的标准是什么呢?是不是生僻怪诞的才叫好?元好问说得好：“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最能反映事物本质，最能表达写作意趣的，即是最好的字眼。 但生活语言与写作语言毕竟是两种不同风格的语体，如实辑录生活语言，那只是一种记录而非艺术，对生活语言加以适当的再创作才是艺术。因此写作须讲求炼字，但也须追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境界。要善于炼字，做一个对语言精益求精的人!
《楚辞》中的植物描写及其文化渊源
124文学·艺术《名家名作》·研究
张 健
《楚辞》是孕育于楚地民歌的一种诗体。它不仅吸收了楚地民歌的特色，而且“书楚语，作楚声，纪楚物，名楚物”，楚地的很多具有地域色彩的器物、动植物、文化习俗等在其中都有反映。《楚辞》继承了《诗经》的表达手法，并有所创新。我们来看看《楚辞》中出现的植物。关于《楚辞》中的植物，古代就有人进行过研究，比较早的是南宋学者吴仁杰。他在其著作《离骚草木疏》中对《离骚》中出现的植物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统计。关于本书，吴说：“独取诸二十五篇之文，故命曰《离骚草木疏》。”其书共四卷，前三卷考察的是香草嘉木，后一卷考察的主要是恶草。具体如下：第一卷，荪（荃）、芙蓉、菊、芝、兰、石兰、蕙、芷（芳）、茝（药）、杜蘅、蘼芜（江离）、杜若、芰、蘦，共计14种。第二卷，荼、薜荔、女萝、菌、茹、紫、华、苽、莼、蘋、蒿、蒌、薠、胡、芭、藑茅、揭车、留夷等共20种。第三卷，橘、桂、椒、松、柏、辛夷、木兰、莽草、楸、黄棘，共10种。其中一、二两卷为草本植物，第三卷为木本植物。第四卷，薋、菉、葹、艾、茅、萧、葛、萹、荠、簧、榝，共11种。全书所录《离骚》草木共55种。据后人考证，吴氏的统计并不准确，可能是其所用版本有异而至。《楚辞》中的植物远不是这个数字。但是据目前的资料来看，这本书是最先研究《楚辞》中植物的，在《楚辞》研究史上有开创性作用。南宋末年的谢翱作的《楚辞芳草谱》，对江离、薰草、菌、兰、蕙、杜若、茝、蘼芜、卷施、菉、菊、荃、薜荔、款冬、艾、蒌、莎、匏、蓼、茨、菱、蘋、萍共23种草本和木本植物进行名物考释，只是影响不大。明代屠本畯曾作《离骚草木疏补》四卷，对吴仁杰的《离骚草木疏》进行补充。在香草类增入麻、秬、黍、薇、藻、稻、粢、麦、粱9种；在嘉木类加入枫、梧两种。清代祝德麟作《吴仁杰离骚草木疏》四卷，书中对吴作进行校对订正。前述为对《楚辞》草木进行专项研究的书籍。现代学者姜亮夫先生的《楚辞通诂》中对《楚辞》中的动植物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本书第三辑“博物部第八”中，对《楚辞》中146类植物进行考释，旁征博引，论说深刻，颇具水准。21世纪初，台湾学者潘富俊先生借现代摄影手段与先进印刷技术出版了《楚辞植物图鉴》。书中对《楚辞》一百多种植物进行分档，其体例分为“主题植物特写”“标题”“诗篇引文”“注解”“另见”“植物小档案”“说明文字”“图说”“主图”9个方面，对诗中的每一种植物进行解释说明，图文并茂，令人耳目一新，在《楚辞》植物研究史上开创了崭新的局面。本书将《楚辞》中的植物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香草香木，共34种，其中香草22种，有江离（芎藭）、白芷、泽兰、蕙（九层塔）、茹（柴胡）、留夷（芍药）、揭车（珍珠菜）、杜蘅、菊、杜若（高粱姜）、胡（大蒜）、绳（蛇床）、荪（菖蒲）、蘋（田字草）、襄荷、石兰（石斛）、枲（大麻）、三秀（灵芝）、藁本、芭（芭蕉）、射干及撚支（红花）。香木有12种：木兰、椒（花椒）、桂（肉桂）、薜荔、榝（事茱萸）、橘、柚、桂花、桢（女贞）、甘棠（杜梨）、竹及柏。另一类是恶草恶木，有以下几种：薋（蒺藜）、菉（荩草）、葈耳（仓耳）、野艾、萧（艾属植物）、马兰、葛（葛藤）、蓬（飞蓬）、泽泻、菽（刀豆）。其中恶木有棘（酸枣）、苦桃、荆（黄荆）、葛藟、枳（枳壳）5种。另有菎蕗（箭竹）、款冬、藜、藿（豆）几种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恶草恶木，但《楚辞》中常常会把它们放在反面以对其他香草香木进行反衬。因而在特殊的语境下①也就具有了贬义。这一点是要注意的。以上这些著作都是《楚辞》植物研究史上比较有影响的作品，它们主要是从生物学角度进行考察，也都在不同方面做出了贡献，为我们今天进一步研究《楚辞》中的植物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当代人李金坤先生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楚辞》中的植物进行了更加细致的统计，兹引如下：江离（蘼芜、芎）、芷（药、白芷、莞）、兰（泽兰）、木兰、宿莽（莽）、蕙（菌）、茝、荃（荪）、留夷、揭车、杜蘅（衡）、菊、胡、绳、芰（菱）、荷（芙蓉、芙蕖）、薋（蒺藜、藜）、菉、茹、藑茅、艾、萧、菅、屏风、稻、穱（麦）、黄粱、柘、梓、蘋、白蘋、石兰、杜若（若）、女萝、三秀（芝）、射干、藿、襄荷（苴莼）、荼、荠、撚支、藁本、泽泻、马兰、蓬、蓼、葵、葈耳（施）、秬黍（粢）、蒲（莆）、雚、薇、蘮蕠、粱、藻、菰、蒌蒿、蓍、浮萍（蓱）、萹、苇、蒯、枲（黀）、紫（紫葳）、芭、款冬、菫、青莎、芋、茅，以上为草本植物，计有70种；申椒（椒、露申）、桂（菌桂）、桂树、薜荔、扶桑（若木）、桑、榝、枫、竹、篁、葛、松、柏、［摘 要］《楚辞》中有许多关于植物的描写，这些植物具有鲜明的楚地特点，它们不仅是诗人关注的对象，也是情感抒发的媒介。这种现象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关 键 词］《楚辞》；植物描写 ；文化渊源《楚辞》中的植物描写及其文化渊源
屈原-楚辞《远游》主要内容是什么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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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楚辞《远游》主要内容是什么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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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楚辞_九歌_河伯_疑点辨析
201110语言与文学《楚辞·九歌·河伯》疑点辨析■冯辰辰文章针对《楚辞·九歌·河伯》，从文章主旨、黄河之神问题、叙事人称问题这几个疑点，进行了简单的考证和辨析。《河伯》一篇历来有诸多疑点，对于其主旨，较为常见的说法是祭祀黄河之神的乐歌，但有人又以辞中无提及祭祀目的加以质疑。那如果承认是祭祀之乐歌，有人说楚地之境不到黄河，因此祭祀的不是黄河之神，有人又说河伯的传说本来自远古传说，楚人奉而祀之，无不可。总而言之，河伯有以下几个疑点。一、《河伯》主旨问题《河伯》属于九歌，只要搞清楚了九歌究竟是什么样的作品，作品反映的是什么样的内容，那么《河伯》之主旨自然也清楚了。但历来对九歌主旨的争议颇有分歧，主要看法有四种：最早也是最普遍的看法是《九歌》是祀神曲；第二种看法是《九歌》是屈原奉怀王之命而作，用以祭祀众神，借神的力量来压倒秦国；第三章看法认为《九歌》不是一组有目的、有组织写成的作品，“是屈原拟议杂凑所成”；第四种看法是姜亮夫先生提出，“九歌亦缃沅之民，集于乡社，搬演其心目中之天神故事。”那么《河伯》这一篇的主旨，较为接近这四种中的哪一种呢？首先，我觉得可以排除的是求神报秦之说，求助神灵，以报强秦，必然会罗列出秦国一些罪状，以求得神明之佑助。然而《河伯》这样一篇缠绵悱恻的情文，会是讨伐、责骂秦国之辞？难以想象。此外，对于《河伯》是祭祀黄河之神的祀神曲这种说法，则较为普遍，王逸和朱熹都赞同这一点。王逸：“（屈原）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朱熹：“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太甚。”可见两人都赞同《河伯》是祀神曲，且是屈原改过的祀神曲。总之，关于《河伯》主旨主要有以上几种看法，本文则以“《河伯》为祀神曲”这种见解为前提开展下文。二、黄河之神问题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河”在上古话语体系中专指黄河。甲骨卜辞中就有河的记录，河乃商人对黄河的称呼。在《左传》、《竹书纪年》、《穆天子传》、《韩非子》、《庄子》、《晏子春秋》中提及“河”的，无一例外均指黄河。“河伯”为黄河之神自是无疑，那么这位黄河之神长什么样？又叫什么名字呢？洪兴祖《楚辞补注》中提到河伯为冯夷，但是朱熹《楚辞集注》中又加以驳斥：“舊說以為馮夷，其言荒誕，不可稽考，今闕之。大率謂黃河之神耳。”洪兴祖之所以认为河伯为冯夷，自然是文献中多有提及，然而为何朱熹觉得“荒诞”呢？是否说明黄河之神就叫河伯，没有名字，又或者说黄河之神有多位，这里的河伯只是其中的一位呢？苏雪林先生就考证出，河伯以称冯夷者，以及黄河之神尚有不以河伯或冯夷称者，有叫“玃与赑屃”，有叫“天吴”的，等等。以上种种文献表明，河伯的传说广泛流传，这位河神在人们的想象中幻化为多种姿态，莫衷一是。那么，《九歌·河伯》所讲述的这位河伯是谁呢？笔者较为认同洪兴祖所说，即冯夷。文中“乘水車兮荷葢，駕兩龍兮驂螭”与《山海经·海内北经》中“冰夷人面，乘两龙”同。三、叙事人称问题既然已经解决了河伯是谁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就是角色定位的问题。在有关河伯的传说中，爱情故事是较为主要的内容。《史记·滑稽列传》所载的河伯娶妇事即是一例。本篇也以河伯的爱情生活为主题，但因内容含混而不具体，以致造成后人对全篇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如郭沫若认为本篇是描写男性的河神与女性的洛神之间的恋爱生活（见《屈赋今译》），而游国恩则认为是描写河伯娶妇之事（见《楚辞论文集·论九歌山川之神》），还有人认为本篇描写的是河伯娶妇时最热烈的一个场面，等等。爱情故事自是无甚疑义，但笔者认为是在祭祀环境下的一种爱情故事。朱熹曰：“楚俗祠祭之歌，今不可得而聞矣。然計其間，或以隂巫下陽神，以陽主接隂,則其辭之慢淫荒，當有不可道者。”除去朱熹道学家的口吻，他对文意的理解与把握应该是准确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九歌》的祭祀是一种人神相恋模式，祭祀中巫师把神灵想象成情郎或情妹，用情歌打动神灵，以达到降神之目的。由此，笔者大胆推测，《河伯》乃扮作河伯的男巫与扮作其情人的女巫之对唱。笔者对以上几个问题的简单辨析也许不一定正确，但可以确定的是，《河伯》这一篇在九歌中基调算是极为欢乐明快的，展现出的这位黄河之神形象丰满而具有人情味。作者在其中对爱情的描写是健康的，感情是真挚的。这正是《楚辞》长久地为人们所记诵、所称道的原因之一。参考文献：[1]汤漳平.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谭介甫.屈赋新编[M].北京：北京中华书局,1978.[3]姜亮夫.屈原赋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4]王逸著，洪兴祖补注.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5]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6]苏雪林.屈原与九歌[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7]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屈原校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6.[8]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作者简介：冯辰辰，女，汉族，江苏无锡人，本科，武汉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68--
《 楚辞》 中的饮食文化
《 楚辞》 中的饮食文化
◆陈 国 新
屈 原 创 作 的 《 楚 辞 》 ， 不 仅 在 中 国 文 学 史 上 具 有 划 时 代 的 意
义 ， 而 且 在 中 华 文 化 史上 为 我 们 保 存 了 享 誉 世 界 的 “ 楚 文 化 ” ，
特 别 是 留 下 了 丰 富 的 饮 食 文 化 。 《 楚 辞 》 中 记 录了 大 量 的 饮 食 习
俗 、 烹 饪 方 法 与 技 巧 、 宴 席 菜 肴 与 菜 谱 ， 为 古 老 的 秭 归 保 留 了
珍 贵 的 历史 记 忆 。
饮 食 是 人 类 物 质 文 化 和 民 族 文 化 、 社 会 习 俗 各 个 组 成 部 分
中 ， 最 能 反 映 地 域 和民 族 特 色 的 一 个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两 千 多 年
前 ， 屈 原 创 作 的 《 楚 辞 》 中 ， 为 我 们 留 下 了 宝贵 的 资 料 。 《 离 骚 》 、
《 九 歌 》 、 《 九 章 》 、 《 招 魂 》 等 篇 章 中 ， 大 量 记 录 了 春 秋 战
国 时 期 楚人 在 饮 食 文 化 上 的 遗 存 。 诗 篇 中 不 仅 向 我 们 展 示 了 楚
先 民 们 在 那 时 吃 什 么 ， 怎 么 吃 法 ；喝 些 什 么 及 菜 肴 的 种 类 ， 而 且
还 让 我 们 了 解 到 是 如 何 对 食 物 进 行 配 制 、 加 工 、 储 存 等方 法 。
古籍记载及考古证明
司 马 迁 《 史 记 · 货 殖 列 传 》 载 ： “ 楚 越 之 地 ， 地 广 人 稀 ， 饭
稻 羹 鱼 ， 或 火 耕 而 水 耨 ，果 隋 蠃 蛤 ， 不 待 贾 而 足 ， 地 势 饶 食 ， 无 饥 馑 之 患 ， 以 古 呰 窳 偷 生 ， 无 积 聚 而 多 食 。 是 故江 、 淮 以 南 ， 无
冻 饿 之 人 ， 亦 无 千 金 之 家 ” 。［ １］
《楚辞·渔父》赏析
《楚辞·渔⽗》赏析
《楚辞·渔⽗》赏析2008-09-18 11:08
【原⽂】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吟泽畔，颜⾊憔悴，形容枯槁。
渔⽗见⽽问之⽈：“⼦⾮三闾⼤夫与！何故⾄于斯？”
屈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圣⼈不凝滞于物，⽽能与世推移。世⼈皆浊，何不淈其泥⽽扬其波？众⼈皆醉，
何不哺其糟⽽歠其醨？何故深思⾼举，⾃令放为？”
屈原⽈：“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安能以⾝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
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莞尔⽽笑，⿎枻⽽去，乃歌⽈：“沧浪之⽔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浊兮，可以濯
吾⾜。”遂去，不复与⾔。
【注释】
1.三闾⼤夫:掌管楚国王族屈、景、昭三姓事务的官。屈原曾任此职。
2.淈(gu3古):搅混。
3.哺(bu1补):吃。歠(chuo4啜):饮。醨(li2离):薄酒。
4.⾼举:⾼出世俗的⾏为。在⽂中与"深思"都是渔⽗对屈原的批评,有贬意,故译为(在⾏为上)⾃命
清⾼。举,举动。 5.察察:洁净。
6.汶(wen4问)汶:玷辱。
7.⿎枻(yi4义):打桨。
8.沧浪:⽔名,汉⽔的⽀流,在湖北境内。或谓沧浪为⽔清澈的样⼦。"沧浪之⽔清兮"四句:按这⾸
《沧浪歌》也见于《孟⼦·离娄上》,⼆"吾"字皆作"我"字。
【译⽂】
屈原被放逐之后，在江湖间游荡。他沿着⽔边边⾛边唱，脸⾊憔悴，形体容貌枯槁。渔⽗看到
屈原便问他说：“您不就是三闾⼤夫吗？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
屈原说：“世上全都肮脏只有我⼲净，个个都醉了唯独我清醒，因此被放逐。”
渔⽗说：“通达事理的⼈对客观时势不拘泥执着，⽽能随着世道变化推移。既然世上的⼈都肮脏
龌龊，您为什么不也使那泥⽔弄得更浑浊⽽推波助澜？既然个个都沉醉不醒，您为什么不也跟
着吃那酒糟喝那酒汁？为什么您偏要忧国忧民⾏为超出⼀般与众不同，使⾃⼰遭到被放逐的下
场呢？”
屈原说：“我听过这种说法：刚洗头的⼈⼀定要弹去帽⼦上的尘⼟，刚洗澡的⼈⼀定要抖净⾐服
楚辞研究与楚文化研究的关系与出路
楚辞研究与楚文化研究的关系与出路
【内容提要】 屈原特殊的身份、个性、遭遇、追求，决定了“楚辞”的政治学意义与丰富、生动的古史信息。两千年楚辞研究史昭示我们，以考古新发现、以出土文献研究楚辞，是“楚辞学”学科建设与深化的必然途径，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作了探讨与尝试。楚文化的研究正处在动态发展之中，逐步明晰了出土文物与传统文献的关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关系。在楚文化与楚辞两个密切相关、又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应该强调楚文化与楚辞的双向互证。
一 中国考古学的史学特征：楚辞是上古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20世纪20年代李济主持的考古发掘，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迈出了第一步；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则奠定理论基础。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周刊》发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指出四大发现：第一，1898—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古代，特别是商代的看法，使“东周以上无史”观不攻自破；第二，西域木简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汉晋历史的根本认识；第三，敦煌文书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经书和唐史的许多认识；第四，清代内阁大库三千多麻袋档案被罗振玉抢救，使人们对明清史研究的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同时，王国维又以四大发现为例证，在《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勾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①。
我们还可以通过商代先公先王的考证，尤其是王亥、王恒、上甲微的考证——这一典型的常常为后人称道的“案例”作些分析。
第一，在王国维之前，清代学者（主要是楚辞学者）已经作过理论研究，提出了比较准确的结论。《楚辞?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四句之释，是一个历史疑案。清代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管城硕记》指出，“该”，为冥子垓，是即该也②。刘梦鹏据《左传》、《竹书》、《山经》指出“该”即殷先公之“王亥”，“有扈”为“有易”之讹，“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即王亥败于有易，有易“困辱之，使为牧竖”③。第二，一百多年后，王国维据甲骨卜辞进一步证成其说，断定卜辞中的王亥，亦即《山海经》之王亥、《竹书纪年》之殷侯子亥。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云：
嘉礼写心,借橘明志——说屈原的《橘颂》
MASTERPIECES REVIEW《名作欣赏》2019年第6期
楚辞研究（一）经典重读Classics
甘肃 赵逵夫嘉礼写心，借橘明志——说屈原的《橘颂》
屈原的《橘颂》收于《楚辞·九章》中。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及表现了诗人怎样的思想，学界看法分歧很大。要正确解读《橘颂》，首先要弄清它是诗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所写。王逸《楚辞章句》言屈原被放江南之野而作《九章》。至宋代朱熹才提出《九章》是“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但关于《橘颂》的作时并未言及，故学人仍多遵从旧说，以《橘颂》作于屈原晚年被放江南之时（当时楚人称与郢都相对应之长江以南洞庭湖周围、沅湘流域为“江南”）。至明代汪瑗的《楚辞集解》方说：“此篇乃平日所作，未必放逐之后所作者也。”又说：“或曰‘此之行比伯夷’，后《悲回风》篇曰：‘见伯夷之放迹’，其辞抑何同也？’曰：此正可见屈子幼而学之者此也，壮而行之者此也。”清代陈本礼明确提出作于诗人青少年之时。其《屈骚精义·九章》中关于《橘颂》说：余细玩其词，虽不能定其作于何时，其曰“受命不迁”，是言禀受天赋之命，非被放之命也；其曰“嗟尔幼志”“年岁虽少”，明明自道，盖早年童冠时作也。汪、陈二位都说得很对，唯未能提出更直接的证据。吴汝伦《古文辞类纂评点》中说：此篇疑屈子少作，故有“幼志”及“年岁虽少”之语。摘 要： 屈原的《橘颂》收于《楚辞·九章》中。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及表现了诗人怎样的思想，学界看法分歧很大。本文认为，《橘颂》是屈原二十岁行加冠礼时明志之作。关键词：《橘颂》 创作时间 借橘咏志经典重读 >名作欣赏 /Classics
联系作品言之，是有说服力的。但他又承其师姚鼐之意，说《橘颂》是作于初仕为三闾大夫“率其贤良以厉国士”时。此说很有影响，如陆侃如的《屈原评传》即取此说。如现代著名楚辞研究大家游国恩先生比较蒋骥、林云铭这两位主江南之野的说法后，认为林云铭之说“似乎比蒋氏之说更近情理”，言：“从大概楚南多橘，屈原渡过江来，途中所见，借以抒写怀抱，是极可能的事。看他篇中有‘南国’一句，更可证明他作这篇时已到湖湘之间了。”（《楚辞概论》。《楚辞论文集》略同）其实这“南国”是相对于北方诸国，指楚国，非指“江南之野”，诗中这里是借橘以明志，非言所颂之橘树生于何处。而且楚国以产橘出名之地不在江南之野，而在汉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在《九章》的《解题》中说：“《橘颂》一篇，体裁和情趣都不同。这可能是屈原早期的作品。”同样很有道理，唯言“所颂者何人，不得而知。是不是自颂，也不得而知”。马茂元《楚辞选》说：“本篇基本上是四言，句法少变化，当是屈原在文学生活中创造性还没有发挥出来的少年时的作品。”文怀沙《九章今绎》也说：“文字风格与其他八章迥异。因此我们可以比较大胆地肯定，这一定是距离其他八篇写作期较远的作品。”陆侃如《楚辞选》在《九章》题解中只言：“《惜诵》和《橘颂》可能作于放逐以前。”都较墨守王逸以来旧说者有很大的进步，也较姚鼐之说有很大的进步。虽然这样，因为同此前主青年时所作者一样未能讲出更充分的理由，故各家在具体看法上仍然有分歧，直至二十世纪末仍以主被放逐后作者也不少。有的学者则回避作时问题，如姜亮夫先生言：“但求通解，不敢穿凿。”尤其至近四十来年，仍有人认为是被逐时所作，或以为顷襄王元年被放江南行前所作，甚至有的人说是屈原的“绝笔”。改革开放以来，有几位学者就青年时代所作一说提出来一些补充理由。胡念贻《楚辞选注及考证》说：“《橘颂》似为屈原早期的作品，四字一句，和《诗经》相近。”虽文字不多，但很有道理。金开诚与其学生董洪利、高路明所著《屈原集校注》没有承袭其师游国恩先生之说。书中说：从内容上看，《橘颂》当是屈原早年的作品，不仅是《九章》中最早的一篇，也是屈原所有作品中最早的一篇。这可以从《橘颂》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中看出。《橘颂》全篇通过对橘的赞颂，表达了作者崇高的志趣和坚强的性格以及热爱祖国的强烈情感，洋溢着一种乐观愉快、积极向上的精神。讲得很好，对作品思想内容和风格的总结也很正确。只是承吴汝伦之说，仍言本篇“可能是屈原担任三闾大夫时的作品”。屈原在任左徒之前应该是先任三闾大夫的。但不可能二十来岁一出仕即担任三闾大夫这样在学问、德行方面都有很高要求的职务。诗人被任命为三闾大夫，应是在三十岁上下时。而《橘颂》不可能是在三十多岁时所作，如是三十来岁时所作，也就不能说是“少作”。但不论怎样，上面这一段话在消除旧说的束缚和影响方面还是有意义的。从以上的回顾可以看出，在学术研究上要有所推进，实为不易。我觉得主要问题是很多学者们只是在各种《楚辞》文献当中找材料，甚至只在前人之说当中斟酌去取，很少有联系《楚辞》之外其他先秦两汉时的文献，联系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破解学术悬案。据我的研究，《橘颂》是屈原二十岁行加冠礼时明志之作。理由如下：第一，冠辞也叫“冠颂”，本篇是诗人以橘自喻，借橘以明志，故题作“橘颂”。第二，今见于《仪礼·士冠礼》和《孔子家语》的几篇冠颂，全都是四言的形式，《橘颂》在体式上与此完全一样。第三，冠礼也叫“嘉礼”，本篇第一句“后皇嘉树”，本书是借咏橘以抒怀，故用“嘉”字表示是行嘉礼时明志之作。第四，《仪礼》中所载冠辞中有“弃尔幼志”之句，同本篇“嗟尔幼志”意思相同。古代贵族子弟在二十岁（虚岁）举行的冠礼即成丁礼，意思是要MASTERPIECES REVIEW《名作欣赏》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