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韩非的说难和李斯的谏逐客书简述法家思想的优缺点

结合韩非的说难和李斯的谏逐客书简述法家思想的优缺点
法家思想的历史局限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

这点应该注意。

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秦朝法治思想的负面性，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强调法律价值的绝对性，忽视德治
我们知道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这就决定了法本身的局限性，它不可能是万能的，有其滞后性，不可能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诚然，法作为人类阶级社会的调节器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把它的作用加以无限扩大，就会产生负面作用。

比如涉及人们思想、认识、信仰等领域就不能用法律调节，因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他有自己的是非善恶评价标准，而这些东西用法律强制，只能促成逆反心理。

又如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不宜采用法律手段，而应用道德来约束，给人们一个自我约束的空间。

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法自君出，实行“独断”
法家认为“权制断于君则威”，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主手里，臣下不得行使，建立起一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
制度。

皇帝本人则凌驾于法之上，超越于法之外。

至秦始皇时更加刚戾自用，法完全成了君主实现个人欲望的工具。

我们知道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是可怕的，《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

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

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

然候早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

"强国弱民”
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法家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法家认为是农战，但法家认识到“民之内事，莫苦于民，民之外事，莫难于战”。

农事之苦，战事之难是推行农战的极大障碍，那么如何驱民耕战昵?法家认为，必须置民于贫穷困弱之中，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民才有可能从令如流，克已之难，以赴耕战,只有人民努力耕战，国家才会强盛。

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韩非甚至认为，应当让人民经常处于饥寒而求食不能的状态，只有仰仗国家禄赏才能存活，才能保证人民顺从国家的法令。

法家的“强国弱民”理论上，体现了国家与人民的权利义务界限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法家主张无限的扩大国家权利而缩小人民的利益，这是法家理论的一个危机。

如果当人民贫弱到不能生存时，他们就不会再抑仪国家的食禄，而会起来夺食，届时任何赏罚都将失去作用，国家强盛将不复存在。

这个简单的对立统一规律法家没有认识到。

“刑用于将过”
法家认为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构成犯罪时，就应处以刑罚。

《商君书．开塞》说：“刑加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两赏不能止过者，必乱。

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

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看，将要犯罪仅仅只有犯罪的思想，尚未实施犯罪行为，尚未产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就不应定罪处罚。

因此，处罚“将过”实质上是按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为定罪。

法家将有犯罪思想的人和有犯罪行为的罪犯
等同起来，给予同样的刑罚，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法理是极不相符的。

此外，法家这种“刑用于将过”的理论，还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无疑是重刑主义的表现。

表现性质
法家被认为只是在战国时期才发挥其历史作用。

其实不然。

中华其后二千年的政治表现都可以看到法家所表现的重要作用。

其中最为显然的就是吏治。

中华所谓的法治其实是强意志理论。

法家的思想重心只是一种对权势的体现方式。

而几乎没有重要的理念。

它没有真正的法的公正认识，其主要的表现就是无“法”精神的律治。

着重于对统治者意志的律令体现。

从而助长了中华形成了权力单极的社会形态。

政治强盛而民间力量无有。

而且正是由于这一点。

古代中华的人的权力被极大的压迫。

而且人民也有被压迫的意识。

使得中国的国民性极其的淡漠。

在近代战争中表现出无国家性的麻木。

中国社会的这一性质可以说是法家所刻意打造的。

也是它对政治建设的最大功绩。

可惜它是反面的。

法治的意义
法家的法治一个最重要的实践就是秦朝的商鞅变法。

众所周知，秦原本是一个“僻在雍州”的经济政治文化相对落后的小国，无权参与中原各国的事务，常受中原诸侯的鄙视，直至秦孝公重用商鞅开始“弃礼任法”，实行“法治”而使秦一跃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并最终实现了“六王毕，四海一”的伟业，可见其“法治”是具有其积极意义的。

其实，法家法治思想中有很多具有持久生命力和可供现代法治借鉴的东西。

法家的法治也有诸多负面性。

一、法律万能主义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这就决定了法本身的局限性，它不可能是万能的，有其滞后性，不可能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诚然，法作为人类阶级社会的调节器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把它的作用加以无限扩大，就会产生负面作用。

秦二世而亡即是明证。

法家要求“事皆断于法”，否定道德的作用，犯了法律万能主义的错误。

现代法治社会虽然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但是依然需要道德的调解作用来缓解社会矛盾。

如果一切都用法律来调节，除非是机器人才能做到。

二、法律专制主义法家认为“权制断于君则威”，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王手里，臣下不得行使，建立起一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比起“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有其进步性。

但是它却把君王给漏掉了，如果君王犯法，怎么办？没法办。

法家是以法治国而不是依法治国，法律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它只是君王用于统治的工具。

这与以民主为基础的现代法治有根本上的区别。

现代法治没有谁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而法律是由民主选举出来的立法机构制定的。

民主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基础。

三、极权主义诸子百家的目标是富国强兵，法家也不例外。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法家认为是农战。

然而，法家实行法治的基础是人性好利恶害，而“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民之外事，莫难于战”，农事之苦，战事之难是推行农战的极大障碍。

那么如何驱民耕战呢？法家认为，必须“强国弱民”，置民于贫穷困弱之中，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民才有可能从令如流，克己之难，以赴耕战，只有人民努力耕战，国家才能强盛。

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法家的“强国弱民”理论体现了国家与人民的权利义务界限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法家主张无限的扩大国家权利而缩小人民利益，这体现了法家的极权主义。

法家的法治下，富的只是国，不是家，强的也只是兵，而不是民。

这也是与我们以人为本的思想相抵触的。

法家的富国强兵只是满足了统治者的个人私欲，并没有带给人民以真正的富强。

现
代法治虽然依法治国，但是贯彻的却是以人为本的原则，与法家为了满足统治者的一己私欲的严刑酷法有极大的不同。

四、重刑主义在法家看来，重刑是力量的源泉，是禁止犯罪的根本，可以导致“无刑”。

“铸刑鼎”的子产曾经说过:“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

”这可谓重刑论的萌芽。

在法家看来，之所以“禁奸止过莫若重刑”是因为“刑重而必得，故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

因此，在实践上，法家的代表人物基本上都有酷吏的评价。

“刑用于将过”则是重刑主义的极端表现，法家认为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构成犯罪时，就应处以刑罚。

然而，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看，将要犯罪仅仅只有犯罪的思想，尚未实施犯罪行为，尚未产生危害社会的后果，不应定罪处罚。

处罚“将过”实质上是按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为定罪。

这是极不符合法理的，而且，这还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

总而言之，法家的法治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法治是不同的，法家的法治是建立在君主专制与个人独裁的基础上的，而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以民主为基础的。

固然，法家的法治也有许多值得我们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借鉴之处。

如上文所述的历史进化观等。

然而，法家代表的是地主阶级，法家的法治维护的是地主阶级的利益，贯彻的是地主阶级的意志。

而社会主义法治维护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

无产阶级中也包括被地主所压迫的农民。

此二者在根本上是相对立的，我们在借鉴法家的法治思想时万不可忽视这一点。

法家思想主张“不法古，不循今”，核心精神是务实为主，锐意进取。

用现代社会的观点去抨击2000多年前的法家著作是不可取的。

学习法家只要明白法家主张即可。

否则就和儒家抱残守缺没有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