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城市群战略构想及湖北的对策

长江中游城市群战略构想及湖北的对策[内容提要] 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的共识已成、合作步伐加快，湖北应当乘势而上，积极谋划长江中游城市群未来10年战略构想和湖北推进策略，努力打造成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先行区”，将武汉城市圈建设成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引领区”，把武汉打造成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引爆区”，并做好积极推动四省协作共建的促进者。

2012年湘鄂赣共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合作框架协议签署以来，各省在加快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上务实合作，取得初步成效。

面对党的十八大之后新一轮发展大潮，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怎样定位、如何推进，成为亟待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

近期，省委政研室组成课题组，专门就新形势下如何加快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进行了调查研究。

我们认为：当前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的共识已成、合作步伐加快，应当乘势而上，积极谋划长江中游城市群未来10年战略构想和湖北推进策略，深入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

一、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进展随着安徽的加入，长江中游城市群由原来的28个城市扩容至40个城市，区域面积40.1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3亿，分别占全国的4.18%和11.16％。

2012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262.52亿元，分别占中部的51.73%、全国的11.6%；固定资产投资43622.22亿元，分别占中部的51.04%、全国的11.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943.85亿元，分别占中部的49.93%、全国的9.96%；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5060.65亿元，分别占中部的49.04%、全国的4.32%。

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呈现以下四个特点。

（一）宏观大势正在形成。

从经济发展梯度推进规律来看，我国宏观区域发展的纵轴正从东部沿海发展带向中西部发展带推展，横轴正由新欧亚大陆桥北部发展带和珠江沿线南部发展带向长江沿线隆起，长江中游承东接西、贯通南北的地理区位，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中的战略地位作用、经济板块效应开始凸显。

从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打造大城市，发展城市群，培育增长极，是国家推动经济增长的成功实践。

30多年来，国家几乎是每隔十年培育一个新的核心增长极，第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以深圳特区为平台打造的珠三角经济区，第二个是上世纪90年代以浦东新区为平台打造的长三角经济区，第三个是本世纪初以滨海新区为平台打造的环渤海经济区。

未来10年，从内需拉动战略考量，国家极有可能在中部地区培植新的增长极。

从国家战略布局来看，国家相继出台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地区规划》、《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等都提出，鼓励和支持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开展战略合作，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从党的十八之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方略来看，加快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推动长江中游经济区形成，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符合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执政思路。

可以说，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宏观大势已成。

我们应当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性，积极促成这一趋势的快速到来。

（二）空间结构日渐清晰。

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的四个组团城市群环长江沿线分布，呈“一心三角、两轴环状、四核四圈”格局。

“一心三角”，即：从地理区位来看，武汉分别距南昌258公里、距长沙287公里、距合肥323公里，均在3小时车程范围内，表现出典型的以武汉为外心，以长沙、南昌、合肥为顶点的“三角形”空间结构特征（因之，长江中游城市群又称“中三角”）。

“二轴环状”，即：沿长江通道横轴，沿京广通道纵轴，武汉—岳阳—长沙—南昌—九江—合肥—武汉之间通过铁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长江内河航道形成的“环状”交通路网。

“四圈四核”，即：武汉、长沙、南昌、合肥分别为武汉城市圈（本文的武汉城市圈除包括原来的“1+8”以外，还包括长江沿线的宜昌、荆州、荆门三市）、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皖江城市带等四大城市群的龙头城市和核心增长极（见表1）。

（三）发展共识逐步达成。

近年来，经湘鄂赣皖四省合力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逐步形成共识。

一是高层共识。

2012年12月28日，李克强同志在江西九江主持召开长江沿线部分省份及城市负责人参加的区域发展与改革座谈会时指出，“缩小区域差距，要做好中西部开发开放这篇大文章。

中部地区、长江流域是缩小区域差距的突破之地，就像下围棋，既要抢金角银边，又要在中间谋势布局”，而且明确要求安徽也加入长江中游城市群。

2013年2月23日，武汉、长沙、合肥、南昌四市根据“九江会议”精神，在武汉召开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首届会商会，共同签署《长江中游城市群暨长沙、合肥、南昌、武汉战略合作协议（武汉共识）》，并在宣传、经信、教育、科技、规划、环保、交通、商务、文化、卫生、旅游等领域签订了11个子协议。

这标志着在国家和省域层面基本形成了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的思想共识。

二是舆论共识。

2013年2月24日，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第一时间》栏目，对“构建‘中三角’，打造‘第四极’”进行了专题报道。

全国“两会”期间，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香港大公报、华尔街日报等70多家中外媒体，围绕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进行了采访报道。

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三是社会共识。

全国“两会”和四省“两会”期间，加快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都是会场内外热议的一个重要议题，代表、委员们提出相关议案、建议和提案百余条，各类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形成研究报告、理论文章、观点言论等近百篇。

这反映了社会各界对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载体打造“第四极”的共同期盼。

（四）融合发展步伐加快。

在交通建设方面，四省围绕共建国家综合运输通道、综合交通枢纽和大宗战略物资集散中心，启动了省际公路联网工程，打通了13条省际之间“断头路”，开通了省会城市之间动车组，正在规划建设武九、沪昆、荆岳等高铁项目，在打造“长江中游综合交通运输示范区”上取得重大进展。

在产业协作方面，四省围绕承接产业转移、培育产业链条，加强磋商、统筹谋划，提升了区域产业整体竞争力。

比如，湖北武钢与芜湖奇瑞开展战略合作，合建80万辆轿车钢材配送中心、高端车钢研发实验室，使奇瑞车钢成本下降一半。

在要素市场建设方面，四省围绕建立公平、开放、有序的市场环境，促进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要素资源在城市间快速流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

四省省会城市签署协定，支持大型商业连锁企业在对方城市布点，加强批发市场、农产品物流合作。

在提升区域公共服务能力方面，四省教育、文化、医疗、卫生部门打破区域界限，整合公共资源，探索区域合作、共同发展公共事业的新路子。

比如，探索建立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跨省结算、医疗卫生资源跨省共享、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合作、食品医药安全工作联动等机制，在提高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水平的同时，更好地满足了群众需求。

二、长江中游城市群战略构想当前，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关键是要进一步明确战略定位和发展路径，解决好“建成什么样子”、“怎么建”的问题，引导四省开展有序、务实、有效合作，推动长江中游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一）大胆借鉴美国城市群发展经验。

美国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其城市群形成、演进、发展的历程，可以为我们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提供有益启示和借鉴。

以波士华城市群为例，它地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平原，北起缅因州，南至弗吉尼亚州，由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五大都市和40多个中小城市组成，城市带绵延965公里，总面积约13.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500万，以1.5%的全国面积集中了美国20%左右的人口、30%的总产值，城市化水平超过90%，是美国最大的生产基地、商贸中心，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也是世界上首个被认可、目前实力最强的城市群。

波士华城市群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单体大城市形成阶段，这一阶段人口、企业、要素及各类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集中，促进城市规模快速扩张，但各城市之间松散分布、独立发展、联系不紧。

二是区域城市体系形成阶段，这一阶段在工业化、产业化的推动下，特别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促使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的规模、数量急剧增加，逐渐形成了以纽约、费城两个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区域城市发展轴线。

三是大都市区形成阶段，这一阶段各单体城市步入发展顶峰，开始跨越地域界线，向周边郊区拓展，与其他城市融合发展，逐渐形成大都市区。

四是大都市带成型阶段，这一阶段在科技、信息、交通力量的推动下，以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为核心城市的各个大都市群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空间范围横向蔓延，发展为跨越数州的波士华城市群。

总结波士华城市群的崛起奥秘，世界经济重心由欧洲向北美转移是其发源的历史原因，大西洋沿岸的临海区位是其形成的自然基础，工业化、都市化、信息化是其发展的主要动力，由点到轴联网辐射是其扩张的路径模式，重视发展临海经济、培育核心增长极、合理界定功能分区、完善城市群交通体系、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政府之间管理协同等，是它的成功经验；大都市化过程导致的交通拥挤、生态破坏、区域失衡，是它的主要教训。

这些经验教训应当成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的有效镜鉴，对其成功经验，应大胆学习借鉴；对其挫折弯路，当果断回避绕开。

（二）客观分析和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进行对比分析，我们认为：虽然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整体实力要落后于其他三大城市群，但是国家的战略布局、宏观政策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自身潜力相互叠加，构成其未来十年快速发展的四种比较优势。

一是经济结构优化的主要区域。

中国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保持持续快速增长，仅仅依靠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增长极难以为继，必须以区域结构优化来寻找新的增长空间、培植新的增长动力。

近年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增长极，受到“两升两降”（即：产业转型升级、劳动力成本升高，外需动力下降、资源承载力下降）因素掣肘，经济增速明显放缓，2012年，北京、上海、广州的经济增速均低于全国7.8%的平均水平，相比之下，湖南、江西、安徽、湖北的GDP增速均超过了11%，历史上连续5年超越东部地区，显示出后发赶超的强劲态势和板块效应，成为未来优化区域结构、支撑经济增长的重点地区。

二是内需拉动的战略基点。

后金融危机时期，国家把扩大内需作为稳增长的重要战略，强调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发展。

201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集中了全国10.3%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4%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且以上两项指标的增幅分别超出长三角3个和9个百分点、珠三角4.4个和13.2个百分点、京津冀1.9个和10.3个百分点，显示出巨大的内需潜力和强大的发展后劲。

三是“四化”同步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