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宗族复兴

也谈宗族复兴
【摘要】本文分析了当代农村复兴宗族的现代性；论证了复兴宗族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并对利用宗族力量促进乡村建设提出建议：组织、发展互助合作式的集体经济；维护乡村秩序，在乡村治理中充当重要角色；维护村民的公共利益，发展村内公共事务。

【关键词】宗族；新宗族；现代性；宗族功能
新中国成立后，宗族遭到了全面的批判和取缔，一时之间，农村的宗族势力似乎全然消失。

到了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踏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集体合作社式的生产方式完全被打破，家庭再次成为生产的独立主体，被推到了生产的前沿。

在此大环境下宗族观念再次抬头，以家庭联合为形式的宗族复兴活动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热热闹闹的上演了。

宗族的“回潮”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诸多学者纷纷立说评述“宗族力量”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不良影响。

然而笔者认为，宗族在经历了中国20多年的现代化建设后，已经与传统的宗族大不相同。

现阶段在中国农村复兴的是传统宗族的变种，是农民根据自己的发展需要创新了的宗族，是一种能够容纳现代化持续变迁问题与要求的较有弹性的制度形态，是一种带有鲜明现代化特色的“新宗族”，并在农村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
传统宗族，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父系家长制为内核，以大宗小宗为准则，按尊卑长幼关系制定的封建伦理体制，20世纪50
年代到80年代中国宗族经历了一段全面消溃的时代，使得千年的宗族历史出现了断层，人们的宗族观念淡化，同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影响了人们的宗族观念，因此当80年代农村的宗族热闹登台时新宗族已不同于传统宗族，其内容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新宗族的宗法性减弱。

传统宗族作为一种封建社会产物，鲜明的特点是在其宗法性，宗族内往往是宗法大于国法。

而新宗族则是在中国乡村的民主化进程中，伴随着乡村的现代化建设步伐复兴的，宗族的成员尤其是年轻的宗族成员受到的是现代化教育，增长了见识，形成自己的行事准则，加强了法律意识，宗族中所谓的族规、族训效力锐减，宗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其次，新宗族以利益为交往原则。

尽管新宗族依然是以血缘和地缘为联系的纽带，但是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农民的传统思想，农民的价值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寻求自身的发展是主导思想，因此，即使是同宗的亲人，当利益相冲突时，也会出现亲人互相仇视的情况，或者，明明是血缘很近的亲戚因为没有相关的利益而关系疏远。

新宗族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利益团体。

再次，新宗族对传统宗族的父系家长制提出了挑战。

农村社会的发展，促使农民的现代性增强，例如妇女地位的提高。

传统社会中，妇女地位低下，只能依附于男性，在家庭事务处理上没有发言权，在现代的农村社会，妇女在家中担当着重要角色，不但能参与
家庭事务的处理，甚至有的妇女拥有家庭事务的决策权，而妇女与长辈的关系更多的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因此在新宗族中父系家长制淡化，也不乏女性家庭代表的出现。

二
“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存在纯粹的现代性和纯粹的传统性，相反，现代化进程是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化的要求不
断适应的过程”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农村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结构打破，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宗族失去了基本力量，传统的宗族功能在农村本地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适应了社会的发展、具有浓厚现代化色彩的现代功能。

其一，组织、发展互助合作式的集体经济。

由“宗”带“村”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

目前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依然处于不发达的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基本的生产单位。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涌入农村，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无法应付市场经济的大潮，宗族在此时充当了组织者的角色，为联合村民互助合作，发展集体经济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首先例如在农村的生产活动中，一些大型的农用工具如拖拉机、收割机等，宗族内可以共同购买一套，共同使用，公共保管，而农忙时，宗族内的劳动力也可以共享，减少了农业生产的“交易成本”。

其次，由于“东南宗族模式”的影响，新宗族尤其重视族内“精英群体”的作用，一旦宗族内有人谋得一官半职或是成为发家致富的能手，族内族长和其他成员们就会寻找这些”宗亲”寻求帮助，而
这些人往往会尽力为“自家人”提供帮助，带动本族发展，再由族辐射到村进而造福一方百姓，最常见的例子就是由族内“精英人士”组建家族企业，带动本村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

再次，宗族的出现为宗内甚至村内构建了一张庞大的关系网络，不但为本宗、本村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济资源，也为农民进城打工提供了信息资源，同宗成员的介绍和推荐是农民获得打工机会的主要方法。

其二，维护乡村秩序，在乡村治理中充当重要角色。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写到：“乡土中国是一个以家庭为中心，构成差序格局的，服从长老统治的礼治社会”，再次复兴的宗族将传统的团结和礼治带入现代乡村治理的过程中。

首先，城乡的两极分化与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造成了农民心理上的缺失感，“精神上漂泊不定，找不到泊位”，新宗族的出现为他们找到了自身的归属感，消除了农村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也为城市里打工的农民工提供了坚实后盾，可以使他们人在异地有所依靠，相互扶持。

其次，农村生活总是纷繁复杂，发生矛盾和纠纷在所难免，当宗族内矛盾纯粹属于道德问题时，就决定了法律和政府在纠纷调解中的无能为力，而宗族却是大有可为。

族内成员总是会信服于族长或族内长者的威望，矛盾处理后也很少有彼此积怨的情况。

因此，宗族成为维护乡村秩序的重要力量。

最后，在乡村治理中，宗族发挥着不可忽视的“监督”作用。

例如：村干部选举中，一般一个宗族会先在族内推选出一个竞选者，或为族内文化水平较
高的，或为族内的致富能手，或为德高望重者，族内成员会将其看作是自己利益的代言人，因此审核更为严格，而且同宗的人对彼此“知根知底”所以会推举出真正的“有能之士”。

而当选的村干部也会受到非本族内其他村民的监督，村内道德舆论的约束往往会使当选的宗族干部谨慎行事。

其三，维护村民的公共利益，发展村内公共事务。

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个在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组织，即“第三部门”，哈贝马斯称之为“公共领域”。

宗族在乡村社会中正是充当着这样的角色。

在部分农村，基层组织的功能较弱。

宗族成为农民公共利益集团。

经常可见到利用宗族力量帮助族人或本地村民追讨工资或利用宗族力量上访，抗拒一些非法的侵害，宗族的存在让农民有了“底气”，有了可以靠的“靠山”，有了维护自己利益的集团。

另外，宗族承担着村内大量的社会公共事务。

村内的传统节日和习俗往往是由宗族来召起和组织，而村内修路、修水等公共事务，也是宗族的号召力远大于村委会，利用宗族的力量发展村内的公共事务未尝不是一种好方法。

复兴新宗族的现代性功能使得宗族又以全新的姿态融入了乡村的现代化进程中，它满足了农民一些生活上的实际需要，为农民提供了心理上的安全感，稳定了乡村秩序，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所以，如何合理的利用新宗族资源，对新农村的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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