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学考古

美术学考古“天下之是非”焉能混同“人人之是非”为“美术考古学”定义与郑岩先生商榷美术学考古一词是在100多年前，由德国人米海里司制造的。

之后郭沫若先生将其转译到了中国，并将其美化。

在《“美术考古学”之明辨》中指出：一、思维对象之本质属性含混，不可能有助于合乎逻辑的推理。

因此，“美术考古学”之定义，不具有学术指导意义。

二、发明“美术考古学”的米海里司，其著作旨在美术史的梳理。

三、考古与美术史研究，是学术进程的前后关系：考古学提供了历史实物资料，美术史研究是其后视觉艺术之整理者与美术史之发展者的职责。

而美术史与考古的关系在经过一系列的讨论下大体有了以下结果。

一、“美术考古学”在中国已成显学，需要显示其词语被“频频”采用的盛况，《由来》列举了约32本书名。

二、《由来》以历史发展的变动性开脱定义者之失误，却忽视了《百科全书》的功能与规范要求。

“美术考古学”植入中国考古学、以考古学的目标为目标却从事美术史研究，是因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考古学快速发展的缘故。

“美术考古”近三十年美术史研究的新转向近三十年来，中国美术史研究取得的成绩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学科自身的发展。

二是对人文学科研究的影响。

这三十年来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一种明显的表现特征就是通过对考古学的贴近，从利用考古资料，到借鉴考古学理论，再到形成具有本学科理论特色的美术考古学研究方法。

美术史研究对考古材料的利用体现在对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利用中，我们不是简单地将其发掘的物品作为自己的研究与补史对象，还利用考古学家的分期断代与分型描述甚至是可能的解释与分析，来为美术史研究带来便利。

美术史研究与考古学的亲缘关系让美术史受益匪浅。

美术史研究对考古学方法的借鉴体现在美术史家在利用考古材料的同时，也在关注考古学理论。

美术史研究对考古学方法的借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具体方法的借鉴和移入。

第二阶段是对考古学研究观念的引入，这就是有学者说的“整体读法”。

此外受考古学理论的影响，美术史研究的“整体读法”逐渐完善为自己的理论与方法、“美术考古学”方法应运而生。

美术考古学，作为美术史研究的一种方法，其落脚点应在“美术”上，正是由于学科视角的限定，这一研究方法虽然来源于考古学理论的启示，属于美术史研究的考古学方向，但还必须由从事美术史研究的学者来运用，否则，又将顾此失彼。

“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辨析“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是目前在考古学与艺术学研究领域通用的、至今尚未明确区别开来的两个学科概念。

“美术”与“艺术”这两个概念，同源于古罗马的拉丁字母“art”。

“art”本义是指“人工技艺”，泛指各种手工制作的艺术品以及文学、戏剧、音乐等。

从广义上讲，美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设计、书法等种类，具有物质性、造型性、视觉性、静态性和空间性等特征，使其古代艺术品历经成千上万的风风雨雨遗留下来。

相比之下，艺术的其他门类，如音乐、舞蹈、戏剧等，由于过于依赖人的参与，并受到时空的约束往往更易失传。

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艺术考古学是建立在美术考古实践和美术考古学理论发展的基础之上。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通过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以物化的形式出现，都具有生动形象的造型或精美的装饰纹样。

其次，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从事中国古代艺术研究的大都是美术史论家。

他们主要从事中国古代书法、绘画艺术的研究。

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之间的区别也比较明显，主要体现在学科的定位与研究对象的范围方面。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对音乐、美术、戏剧、曲艺、电影、舞蹈、等分门别类进行综合发展起来的艺术研究。

而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提供的古代美术品，即使是按照新的学科分类与代码颁布前艺术的分类标准，把美术与工艺美术合在一起的造型艺术，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总之，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是两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在不同时间条件下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艺术学尚未在中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美术学占学科主导地位，美术学与考古学的学科交叉，自然衍生出美术考古学。

“美术考古学”之名辨“美术考古学”源自德国米海里司著作，中途经日本介绍到中国。

由于译介的过程，从欧洲到中国，其名既未发生义的改变，也未进一步明确化。

不过，尽管米氏对“美术考古学”的学科属性缺乏明确界定，但实有诸多说明性描述。

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美术篇的再定义则误植了概念，使学科错位。

首先，在结构上缺乏种的差别性，因此不能揭示概念内涵，其次在外延定义上违反了逐条原则，不能给所属食物以正确划分，因此判断不恰当，继而在推理上必然不合逻辑要求。

决澜社研究决澜社是所有关于20世纪中国油画的美术史研究都无法回避的重要艺术个案。

决澜社作为20世纪前期出现的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油画团体，他们的创作“接近巴黎画坛的风气的，研究着各种风格，提炼了各国画家的真髓，而赋以自己的乡土气，发挥着各自的才能”，他们的目标是希望“20世纪的中国艺坛，也应当有一种新兴的气象”。

对于这样一个艺术群体，本论文一方面大量珍贵是史实文献的梳理，还原其丰富的历史真相。

同时基于决澜社所处的文化情境，深入反思决澜社现象所引起的中国现代美术演变的文化问题。

从“学科互涉”看美术史学与考古学是关系考古学和艺术史学即是客观世界的某种经验的表达，它们都不能全面地向我们展示真实的客观世界。

二者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学科互涉”和“跨越边界”的特征。

美术史与考古学作为现代知识体系的两个学科，在学科属性、学科构成、研究对象甚至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存在着交错和跨越。

在各自的研究实践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以后可以合作的契机。

多关注彼此的学科互涉和边界的渗透性，以此为基础进行合作将是二者及相关学科在未来发展的基本保证。

“今天的‘学科互涉’就是明天的‘学科’”，考古学和艺术史之间的“学科互涉”早已有之，美术考古作为学科互涉的一个领域已经快跨出一个世纪了，不管它是艺术考古学，考古艺术学，还是另外一个允许每一个分享有同等地位的名称，合作是最为恰当的。

不断的学科交涉和边界跨越，修正和加深对自身文化遗产及其研究的认识和理解，将是人文学科在未来发展的基本保证。

考古提供的仅仅是材料吗？考古学给美术史带来的变化多样的。

比较不同时期中国美术通史著作，就会有不同的收获。

近期出版的中国美术通史其内容是包罗万象的，既有卷轴册页，又有器物、建筑、石窟，已经大大突破了传统画史的范围。

然而美术史著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如下几点。

一、孤立的选择和使用考古材料，视考古材料与传世品无异。

考古学与古器物学的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在于，前者以获取史料为目的，利用科学的手段尽可能地获取完整的材料，而后者多是孤立地、静止地观察器物。

二、有的著作虽然强调考古材料的重要性，却不自觉地将考古材料作为次等材料使用，只是用来“证明”和“补充”现成的，依据文献所构建的美术史框架，将考古发现的图像仅仅看作一部文献所构成的美术史的插图或注脚。

三、夸大考古材料的价值，将考古材料看成是系统完整的历史，而缺少具体的分析研究。

四、有的美术史研究者对考古学整体进展的情况了解不够，知识结构较为陈旧。

而目前，中国美术通史的著作常常以教科书的形式出现，限于各种条件，教科书多是“材料+结论”的二元结构，问题和分析过程全然不见，不仅不能体现考古材料真正的价值，甚至无法反映出近些年来美术史研究的进展。

考古学与古代艺术研究古代造型艺术作品是实物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古学是根据实物的史料来研究古代历史的一门科学。

这种实物的史料，既然是人类社会活动遗留下的痕迹，因而它所包括的种类，所表现的形式，也就出人意料的复杂。

在欧洲，古典艺术品的搜集与研究，是现代考古学是先驱。

这里说的考古学，即以田野考古方法作为基础的考古学。

作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以一种新兴的社会科学而普及。

现代考古学推动了古代艺术研究的迅速发展。

从欧洲文化史上看，现代考古学的诞生，既得力于古代艺术的引导，又否定了它在考古学上的优越地位。

但是，这并没有削弱或妨碍古代艺术的研究，相反地是加速了这方面的继续发展。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古代艺术的研究重新起作用与考古学。

考古学与艺术史研究郑岩教授访谈录本次采访嘉宾是博士生导师郑岩教授，现任职于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研究方向为美术考古、汉唐美术。

个人著作有《安丘董家庄汉画像石墓》、《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中国表情》，与人合著有《山东佛教史迹》、《中国美术考古学概论》，其主持翻译《礼仪中的美术》，合议《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

本刊记者就美术考古的学科建构，研究方法等相关问题与郑岩教授展开讨论，试图分享一个学者的成长经验，带给大家一些思考和认识。

美术考古学的“热”与“冷”从学术史的角度看，现代意义上的“美术考古学”诞生于西方。

目前存在着中国考古学“热”在圈外，“冷”在圈内的现象。

美术考古学不仅开阔了考古学的视野，打开了历史学的更多视角，同时改写了以往中国美术史学中诸多的认识、观念和思想。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美术考古学学科品质是有误解的。

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美术考古学科的不成熟，另一方面是在一般考古学工作者中，人数众多、理论纯熟、技艺精湛，大都没有接受过艺术史的基本训练，缺乏必要的美术学识和教养。

正因此，我们看到的现实，便是“美术考古学”学科打举建设的表象虽然热闹，但学科自身有待完善。

美术考古学的命名、性质与研究内容美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也是一门交叉学科。

它与“艺术学”的的分支“美术学”关系比较密切，主要以考古发现的和传世的古代美术遗迹为主要研究对象。

因此，它应称为“美术考古学”，而不应称为“艺术考古学”，中国美术考古研究的内容，根据考古发现的实际情况可分为雕塑、佛教造像、画像石与画像砖、绘画、建筑、陶瓷、玉器、铜器、石碑和墓志形制以及其他古代工艺美术等10大类。

它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利用考古学整理研究资料的层位学和类型学方法，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历史学的分析研究和艺术的分析研究，其目的在于阐明古代文化艺术产生和发展的科学规律。

美术考古学的学术定位和学科建设“美术考古学”一词源自西方，20世纪20年代，美术考古学的概念进入中国学术话语范围。

按传统的学科分类观，美术考古学不过属于考古学或美术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通过对美术考古学与考古学、美术史学的相互关系，从美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范围、目的、方法等方面对美术考古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予以剖析，认为美术考古学是人文科学中一门卓然独立的学科。

它所呈现出来的独立性，对当下美术考古学的学科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美术考古学学科建设的认识前提和实践性关于如何从学科建设上来建设美术考古学的问题，要先认识到什么是美术考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