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记忆的历史表征与文化再现
创伤记忆的历史复活与公共建构——论电影《一九四二》的见证叙事
避的 ‘ 真 ’进人生 活 ，成为我们真实生 存的基础 。 ”④ 石 ，他终 于没敢直陈灾情 ，慨 叹道 ： “ 他们 向委员 长 这 里强调 了见证 灾难对 幸存者 和后来 人存 在 的意义 。 冯４ ， Ｎ 自己坦言 ： “ 拍这部 电影 ，身体 和心灵都 经受 了巨大痛苦和折磨 ，甚 至世界观都变成 灰暗和悲 观。 ” 相信这也是多数 观众的共 同感受 。这 既表明 了影 片在
发生于 １ ９ ４ ２ 年 的河南 大饥荒 ，其惨 烈 、荒诞 之 识到其更有求 “ 真” 、求 “ 善” ，引领 困境 中的人 实现
程 度 ，对个 体价 值漠 视之 程度 ，绝 不在 奥斯 维辛 之 生存突 围的一面 。一个突 出表现就是它可 以 “ 反抗 遗
下 。３ ０ ０万灾 民沦为被 “ 抛人 ”世 间 的弃儿 ，在天灾
倍感焦虑 的问题 。因为它不仅 涉及 政治禁区与道德 困 境 ，还涉及艺术是否有 资格再 现的问题。最 著名的就 是 阿多诺 发 出的 ，奥 斯维 辛之 后 能否写 诗这 一 “ 天 问” 。在他看来 ，当人丧 失反思 和确证存 在 的思 考能
的神 圣 感 ”②，但 数百 万 具 空腹 的尸 体早 已将 这 一 “ 神圣 感”消解 殆尽 ！如此 看来 ，那些 只能构造 “ 软
地方还是 中国的 。如果 当兵 的都饿死 了 ，我们就会亡
国。 ” 李培 基赴重庆 为 民请命 ，面对 日理 万机 的蒋介 报告 的每 一件事 ，都 比我说 的要大 ，一下把我 给吓住 了。 ”不论 是蒋鼎 文 的强词 夺理 ，还 是李培 基胆怯无 奈 ，都深 刻揭示 出， “ 民”与 “ 国”在历史天平上 的
论《大披肩》中的创伤记忆
论《大披肩》中的创伤记忆”方进李金云（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摘要：记忆是创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创伤记忆的表征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
辛西娅•欧芝克在小说《大披肩》中再现了大屠杀给小说主人公罗莎的身体和心灵造成的持久性创伤，揭示了其创伤记忆具有个体性、亲历性和情绪性等特征，创伤记忆的表征主要通过身体和语言来完成。
作者通过个体创伤记忆的再现与表征，将个体的创伤记忆融入整个犹太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希望人们铭记历史,捍卫民族身份，延续犹太精神和文明"关键词：《大披肩》；创伤记忆;身体;语言引言辛西娅•欧芝克%Cynthia Ozick,1928一）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犹太女作家之一，《大披肩》（The shawl, 1989）为其赢得了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和美国最佳小说奖两个奖项。
该小说集由同名短篇小说《大披肩》和续篇中篇小说《罗莎》构成,一经发表便备受赞誉。
《华尔街日报》指出，“这些故事美丽而悲惨，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新闻周刊》认为，“辛西娅•欧芝克无疑是美国短篇小说大师之一，没有人比她做得更好”%The Shawl扉页）。
同时，小说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学者们从小说主题、艺术手法、文化认同等角度对《大披肩》进行解读,这些研究丰富了小说的主题，拓宽了读者的视野，加深了读者对小说的理解。
然而，目前为止，尚未有研究从创伤记忆的角度分析《大披肩》。
小说主人公的创伤记忆有哪些特点？创伤记忆的表征通过何种方式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者对小说及作者写作目的的了解。
本文将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以创伤记忆为切入点，深入探究小说主人公罗莎的创伤记忆的特征以及表征方式。
具体而言，罗莎的创伤记忆具有个体性、亲历性和情绪性等特征,其创伤记忆的再现和表征主要通过身体和语言来完成。
1.《大披肩》中创伤记忆的特征从心理学角度讲，创伤记忆“指对生活具有严重伤害事件的记忆，这类记忆常会引起心理、情绪甚至生理的不正常状态”%杨治良,2012：412）,它严重影响了创伤个体的心理、思维以及行为方式,同时伴随强烈的焦虑、痛苦、恐惧等消极情绪，并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大屠杀见证：创伤记忆与历史再现
大屠杀见证：创伤记忆与历史再现作者：王欣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06期〔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70周年，但对于纳粹大屠杀的研究和讨论却一直没有停止。
战后对于大屠杀的见证分为三个部分：大屠杀幸存者的见证、德国人对罪恶的见证和历史的再现。
幸存者的见证由于创伤后应激反应，充满了再现的困境；德国人的见证则聚焦于集体罪恶和个人罪恶的问责；而历史学家的再现则从道德的、法律的、文化的、现代性的角度规范了再现的过程。
这三个部分体现了大屠杀见证过程中的三个阶段，都将成为历史经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本文从这三个部分出发，对大屠杀的再现过程进行特征描述和归类，以求获得创伤后各类反应的发展逻辑及各种问题间的整体关联，在概念和经验上揭示和解释大屠杀的原因和现象。
〔关键词〕大屠杀；见证；创伤；记忆；平庸之恶；齿轮理论〔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6-0014-081945年5月8日，随着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宣告结束。
据统计，自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以来，德国纳粹仅在波兰就建立起奥斯维辛等6座集中营，总计大约有600余万犹太人遇难，其中，奥斯维辛集中营就屠杀了110万到150万犹太人。
大屠杀不仅是一场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的浩劫，也是一场以现代化的技术和效率集体犯下的罪恶，引发了战后对文明和罪恶、历史和记忆的深刻反思。
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劳伦斯·兰格（Lawrence Langer）、夏洛特·德尔波（Charlotte Delbo）、索尔·弗瑞兰德（Saul Friedlander）、丹尼尔·戈德哈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多利·罗伯（Dori Laub）、恩利·维塞尔（Elie Wiesel）等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精神分析家和文化批评家从各种角度对于这场浩劫进行了书写和反思。
论作为文化表征的创伤记忆
伤如何影响到他写作童话故事的结局问题，卡关系，而茨威格的他尔扎克ｆ勃则把作家
童年的伤害记忆作为后来创作的主要动机来看待。从文学创
作角度来看，创伤记｝乙泛指欧洲成长文学里人物遭受的童年 伤害记忆，在其社会化成长过程中的作用。
的作用力，他的（锾弥儿》和蜥爱洛伊丝》则讨论如何
把儿童带进自然教育以避免心灵创伤的问题；歌德（铖
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涉及到少年初涉社会经历心理伤 害和克服伤害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中 主人公梅思金公爵、罗果静都是有着童年严重心理创伤的 人物，前者最终疯狂；威廉・斯泰隆《苏菲的选择》中德 国屠犹集中营留下的心理创伤，影响并决定了苏菲后半生 悲剧性命运选择，等等。 欧洲文学中的成长小说把精神和心灵的成长作为一个 经典的主题来讨论，而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重心也就是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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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文化视野
术、科学和哲学。”［３ ３希腊文明是通过亚洲西部、非洲 北部再次传播到欧洲大陆，并为近世意大利、法国、德国 学者所倚重、阐发，继而成为思想源泉。而在形态上，古 希腊文明的理性思想与多神教文明是多元共存形态，关于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述里了解 到。神学与理性思想并存，是希腊文明存在的一个特点。 再次，从文明性质看，正因为古希腊文明形态是多神 教传统，因此理性仅仅是这个文明系统中的一个部分，而 不是理性主义。启蒙主义学者及其后继者把理性主义视作 古希腊文明的思想传统，是具有修辞意义的，当然也是为 了自己的时代需要而披上的外衣。 由此我们看出，理性主义与启蒙运动一样是欧洲近代 社会的产物，是服务于欧洲近代社会所需要产生的思想体 系。所谓反理性主义并非反理性。那么，为什么要提出反 理性主义的口号呢？ 欧洲近代理性主义思想曾经有一个比喻，即把理性主 义比喻为“明灯”，而把混沌世界比喻为“黑暗”，经由理 性主义之灯的照耀，混沌世界方才显露出本来面目。为 此，理性成为人类面对精神、自然和社会的唯一法门；信 仰、直觉等都成为被排斥的对象。理性发展为理性主义， 是进而发展为理性主义偏执的重要前提。它一方面排斥了 理性之外的思维方式，建立了理性专制的地位；这样，非 欧洲思维方式就不能有机补充欧洲思想之不足。另一方 面，它建立了两两相对的价值体系， “正”与“反”、 “是”与“非”的绝对化价值体系，中间缺乏一个有机的 过渡地带，埋下了必然的矛盾冲突、必然以消灭不同价值 观的对象为结局的解决路径。在欧洲文化内部，因为理性 主义渗透程度不同，英法德俄各自表现为不同的倾向，彼 此不兼容。这样，理性主义虚构的“普遍规律”和“根本 原则”成为铁律，在这一决定论的规约下，人和事实都成 为一个统一大链条的环节和组成部分。哪怕再重大的事 实，都被遮掩在自信的理性逻辑之下。 这种理性主义偏执受到后现代以来一些学者的质疑， 例如伯林说： “宣扬理性的自律性和以观察为基础的自然 科学方法是唯一可靠的求知方式，从而否定宗教启示的权 威，否定神学经典及其公认的解释者，否定传统、各种清 规戒律和一切来自非理性的、先验的知识形式的权威，自 然会受到教会和众多教派中的宗教思想家的反对。”［４］不 仅如此，也受到来自不同知识体系的人们的反对。实际上， 启蒙主义思潮开始成为欧洲社会的主要潮流的同时，对理 性的盲目就开始了批判。伯林就说：“对法国启蒙运动及 其在欧洲各国的盟军和弟子的核心观念的抵抗，与这场运 动本身一样古老。”［５１但是，相信进步以及科学和文化最 丰硕成果的人，莫不坚信支配世界的是一组普遍而不变的
《创伤见证历史》范文
《创伤见证历史》篇一一、引言历史是一本厚重的书，每一页都记录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与挫折。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战争、灾难、变革等事件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创伤。
然而，正是这些创伤见证了历史的进程，塑造了人类的精神风貌。
本文将探讨创伤如何见证历史，以及我们从中学到的宝贵经验。
二、战争的创伤与历史的记忆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酷的创伤之一。
在战争中，无数生命被夺走，家园被毁，心灵受到深深的伤害。
然而，正是这些战争的创伤，让我们铭记历史的教训。
以二战为例，这场全球性的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然而，正是这场战争让人们认识到和平的重要性，促进了国际合作与交流。
战争的创伤见证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让我们更加珍视和平、尊重生命。
三、灾难的洗礼与历史的见证除了战争，自然灾害也是人类历史上不可忽视的创伤。
地震、洪水、干旱等灾害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同时也是历史的见证。
以汶川地震为例，这场灾难让无数人失去了亲人、家园。
然而，在灾难面前，人类展现出了顽强的毅力和团结的力量。
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共同抗击灾害。
这场灾难的洗礼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坚强，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关爱他人。
四、创伤中的成长与历史的启示创伤不仅仅是痛苦和悲伤，更是人类成长的催化剂。
在创伤中，我们学会了坚强、勇敢和团结。
这些品质成为了我们面对未来挑战的宝贵财富。
历史的启示在于，我们要从过去的创伤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同时，我们也要珍惜当下的和平与繁荣，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在面对未来的挑战时，我们要保持团结、勇敢和坚强的品质，不断前进。
五、结论创伤见证了历史的进程，也塑造了人类的精神风貌。
无论是战争还是灾难，都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但同时也让我们更加珍视和平、尊重生命。
从过去的创伤中，我们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这些将成为我们面对未来挑战的宝贵财富。
在未来的道路上，我们要铭记历史、珍惜当下、展望未来。
我们要保持团结、勇敢和坚强的品质，不断前进。
同时，我们也要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为构建和谐、繁荣的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
创伤记忆心理事实与文化表征
创伤记忆心理事实与文化表征一、本文概述《创伤记忆心理事实与文化表征》这篇文章旨在深入探讨创伤记忆的心理事实及其在文化中的多种表征形式。
创伤记忆，作为一种深刻的心理体验，往往源于个体或集体经历的痛苦、灾难或暴力事件。
这些记忆不仅对个人心理健康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化、历史和价值观。
本文将从心理学和文化学的双重视角出发，分析创伤记忆的形成机制、心理影响以及其在文化中的表征方式。
通过梳理相关理论和研究，文章将揭示创伤记忆如何被塑造、记忆如何影响个体的认知和行为，以及这些记忆如何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被表达和诠释。
最终，本文旨在增进对创伤记忆及其文化意义的理解，为心理创伤的治疗和文化交流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二、创伤记忆的心理事实创伤记忆的心理事实，是指个体在经历极端压力或痛苦事件后，其心理层面产生的深刻印记和持久影响。
这些记忆常常伴随着强烈的情感反应，如恐惧、无助、愤怒或悲伤，且往往以碎片化、非线性的方式存储在大脑中，使得受害者难以整合和表达。
创伤记忆的形成与个体的认知、情感和生理反应紧密相连。
在经历创伤事件时，个体的认知功能可能受到严重损害，导致信息处理能力下降，难以形成连贯的记忆。
情感反应则可能表现为强烈的恐惧、绝望或愤怒，这些情绪状态可能持续很长时间，甚至影响个体的日常生活。
生理反应方面，创伤事件可能导致身体出现应激反应，如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等，这些反应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个体的心理状态和记忆形成。
创伤记忆的持久性是其另一个重要特征。
与普通记忆相比，创伤记忆往往更加难以消退，甚至可能伴随个体一生。
这种持久性可能与创伤事件的性质有关，如极端暴力、性侵犯或亲人离世等，这些事件对个体的冲击过于强烈，导致记忆难以被遗忘。
创伤记忆的持久性也可能与个体的心理防御机制有关，如否认、回避或压抑等，这些机制可能使个体难以面对和处理创伤记忆，从而导致其长期存在。
创伤记忆的心理事实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影响。
论中国当代灾难文学创伤叙事的情感表达——以《云中记》《余震》《花冠病毒》为中心
现象解读创伤叙事包括历史、文学、影视等多种表达形式，它是个体或集体对战争、疾病、贫穷、灾难、家庭暴力等的承受和记忆，作为一种表现个体或民族心理、情感创伤的叙述，具有强烈的生命抒写和崇高的悲剧美学特征。
感觉是心理的来源与基础，灾难袭击时所造成的一个短暂、迅速、封闭的时空，切断了人对过去和现在的历史连续性，身体感官承受了外界灾难事件的深刻撞击，留下了强烈的情感记忆和心理创伤，这种创伤情感具有应激反应的特质，并在人的潜意识心理中长期存在。
情感表达是灾难文学叙事的核心，小说的情感表达策略决定了小说叙事的时间、空间、角度等，作者对创伤情感体验的深度、广度、个体体验的差异性，是创伤叙事的出发点，由此决定人物的性格、命运、生存方式、价值取向、人生理想，笔者试图以疾病、地震等集体创伤和个人情感、心理创伤为中心，选取阿来长篇小说《云中记》、张翎短篇小说集《余震》、毕淑敏长篇小说《花冠病毒》为例考察创伤叙事的情感表达策略。
一、身体经验与创伤情感的发生鲁迅小说《祥林嫂》中的主人公祥林嫂逢人便诉说儿子阿毛的悲惨故事，遭受了一次又一次婚姻、家庭的沉重打击后，再次来到鲁镇的祥林嫂“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记性也坏得多，死尸似的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泣不成声的祥林嫂在反复的倾诉中消磨了鲁镇人对她的同情和怜悯，这是遭遇疾病、贫穷、失去亲人的一连串不幸而引发身体上的应激反应，突出的是人物精神内核的改变以及对创伤记忆的反复表达。
创伤叙事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亲历者、幸存者、见证者，都承受着身体至精神的双重苦痛，这种苦痛的情感记忆会长期伴随着人物的命运。
（一）疾病、死亡预兆与悲情《花冠病毒》第十三、十四两节叙述了女主人公罗纬芝在感染病毒之初到恶化的身体反应及对死亡预告的恐惧。
首先是身体的疼痛，“就在她准备以身相许的时刻，突然胸口一阵剧痛，一种非常特殊的从未经历过的内在之痛，从椎骨前方深处生发出来，利剑一样刺透了她的肺腑”①。
这种疼痛“仿佛一台马力强大的切割机，以锋利的刃口，螺旋着扫过她的肺叶”，还有刀绞般的腹痛、不停息的咳嗽、咳血、喘息、全身蜷缩等。
创伤历史、文学的命运与跨文化记忆文学记忆与媒介记忆研究的新方向
创伤历史、文学的命运与跨文化记忆:文学记忆与媒介记忆研究的新方向①阿斯特莉特•埃尔0著，王小米2译（9.法兰克福大学新英语文学与文化系，德国法兰克福66629；2.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学跨学科研究院，江苏南京219045）摘要：近年来，文化记忆作为一种新的跨学科的理论视角，将文学、媒介研究与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联系在一起，形成了诸多颇有活力的研究议题。
首先是创伤历史的媒介表征问题，它将记忆研究指向大屠杀研究以及战争和暴力的文化史研究，个体创伤和文化创伤的逻辑关系、表征记忆的叙事和其他审美形式以及文学和电影的社会功能等是这一研究领域要应答的核心问题；其次是对文学“命运”的研究，即从社会、媒介和文本叙事的角度对文学故事和文学模式的“社会生命”进行历时的考察；最后是对跨国记忆与跨文化记忆的研究，它表明“跨文化”是记忆固有的一种属性，是我们在研究记忆的共时表征（如“创伤历史”的表征）和记忆的历时传承（如文学的“命运”）时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研究视角。
关键词：文化记忆研究；文学与记忆；媒介与记忆；跨文化记忆中图分类号：B83-05文献标识码:A文化记忆作为一种理论视角，将文学与媒介研究以及人文社科领域的跨学科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
记忆研究是一个文化史学、社会心理学、媒介史学、政治哲学和比较文学等多学科交叉的领域。
在“文化记忆”这一术语引领下,学者们在社会文化语境中研究过去与现在（还有将来）关联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具备生理的、媒介的和社会的属性。
文化记忆既包括“记忆”又包括“遗忘”,既有个人的维度,又有集体的维度，并且两个维度之间紧密联系。
②记忆研究介入文学和媒介研究有多种可行方式。
例如，有学者对古代记忆术带给文学和艺术的文章编号：1677-394X（2021）02-0015-05意义产生兴趣，还有学者从“文学的记忆”的角度研究文本间性，从文化遗产的角度研究所谓正典的形成。
此外还有很多其他议题包括叙事、记忆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媒介（如照片和电影）在记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作为不同记忆模式的口述和文本以及数字媒介时代的记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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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记忆的历史表征与文化再现
（中山大学南方文谈第15期）
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董晴整理
2014年10月17日晚，我系“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第15期“南方文谈（沙龙）”如期在中文堂举行。
本期沙龙以“创伤记忆的历史表征与文化再现”为主题，由暨南大学中文系赵静蓉教授主持，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陆道夫教授、我系张均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段吉方教授、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卢建红副教授、暨南大学社科部田明老师参加讨论，同时有来自校内外各专业同学积极参与了本次活动。
（沙龙嘉宾自左至右为卢建红副教授，段吉方教授，张均教授，赵静蓉教授，陆道夫教授，田明讲师）赵静蓉教授以创伤理论来源与演变为开场，综述此次活动将沿创伤基本理论至创伤现实语境再到创伤文学/书写发展前景的思路展开。
张均教授表示亚历山大的创伤理论忽略了同一时代可能存在不同文化创伤的问题：鲁迅的“幻灯片事件”、萧红的《生死场》与毕飞宇的《推拿》等事例表明，创伤体验需经过社会群体认同才能成为创伤文化。
卢建红副教授则从鲁迅“幻灯片事件”的文学书写事实出发，指出《呐喊•自序》与《藤野先生》是作者两处明确书写，但两处并非完全相同，这
一事实表明鲁迅的创伤体验来源于一张图片，但鲁迅在不同人生阶段对该图片的理解与解释各有侧重，进而影响了创伤体验的书写。
卢老师表示，创伤体验以对某事件的理解为基础，这种理解会随时间而变化，因此创伤体验也处于变化中，故创伤体验由建构而成，具有非常强的主体性。
田明老师在对前述两位老师的发问中提出：我们为何要了解创伤？创伤如何治愈？又应如何认识治愈创伤的必要性与在治愈创伤过程中可能带来的新创伤之间的矛盾？田老师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伤进入，用哲学思辨的方式阐明中国的现实是以反理论、反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作为治理国家社会的意识形态，而这种理论诉求最终会偏离它本身。
段吉方教授则以阿多诺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还可以吗？”开始，解释何以对奥斯维辛的记忆已成为诗意的记忆，进而表示鲁迅的“幻灯片事件”难有普遍性。
段老师认为创伤只是历史的一个侧面，创伤理论中最重要的应是“见证”：当历史当事人已不在，应如何见证和还原真实的历史（创伤），又该如何认识和走出这种创伤？陆道夫教授以谭思美《喜乐会》与纳博科夫《洛丽塔》为例，指明鲁迅的创伤体验可能源于特定事件对其童年记忆的激发，这为我们从微观角度进入创伤提供启示。
在对创伤理论进行简要讨论后，话题转入创伤文学/书写的现实语境和发展前景。
创伤作为一种原初的素材是如何通过媒介转化为书写的呢？又该如何治愈创伤记忆呢？陆道夫教授表示创伤记忆大多由迎合某种价值取向的媒介机构建立起来，但这种建构与受众可接受的记忆之间存在错位。
张均教授从近年来红二代对于“文革”公开道歉这一事实阐明，文化创伤中的“善”与“恶”难以推置到制度层面，历史中的“善”与“恶”
也总是此起彼伏，并非直线进步。
在这样的境况下，对创伤记忆进行不同的治愈会好于只有一种治愈，而无数种意识形态争鸣优于一种意识形态至高无上。
段吉方教授也表示，创伤记忆的治愈内涵复杂，常与历史事实、政治诉求等诸多因素纠缠在一起。
陆道夫教授认为来自范德堡大学研究者的观点颇有启示意义，即创伤的修复可以依靠教育与再教育来完成。
此次讨论活动进行得十分热烈，老师们或针锋相对、或相辅相成的观点构成了深厚的对话场，为我们对创伤记忆与创伤文学/书写的理解提供诸多思路。
（董晴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