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报告
《文化权力与国家》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2023- 9 - 17）作者：杜赞奇。
历史学家、汉学家，印度裔，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拜汉学家孔飞力为师，现为芝加哥大学荣休教授一、中心论点关键词：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的内卷化中心论点：本文利用“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构造了一个“国家—士绅—农民”的三层结构，乡村精英在“国家—士绅”层面传达和缓和国家专制权力，在“士绅—农民”层面因宗教、宗族（文化网络）和共同的利益关系扮演保护型经纪的角色。
随着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保护型经纪陷入困境后选择退出乡村政权，保护型经纪逐渐被以地痞恶霸为代表的赢利型经纪所代替，三层结构演变为“国家—农民”二层结构，小农不得不直面赢利型经纪和封建国家或日本侵略者的盘剥。
二、章节概要1.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本章探讨的问题：地方政权现代化 1）地方政权的重组与扩大：地方政权的现代化推进主要体现在以“区，村庄/乡镇”的二级组织取代原先的三级赢利型经纪，村庄的保护型经纪体制作用消减，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国家政权在无中间环节的情况下与有正式组织的村庄直接打交道 2）河北山东二省的财政：省财政收入迅速增长表明省政权对社会财源控制加强，但这一控制的加强主要通过开辟税源而不是田赋收入的增加来实现；田赋收入增长不多的主要原因是旧有经济及其助手并未根除，只是改头换面，仍充斥于税收部门 3）国家政权的扩张与内卷化：旧有政权不存在内卷化的原因有①“无为而治”②地方政权存在保护性组织；现代化、官僚化的国家政权试图发展不受基层精英操控的基层政权来扩张自己的权力，但他自身无法完全官僚化，且不得不借助旧有经济体制开辟税源，而这阻挡了国家政权的扩张。
4）河北省的县级财政：国家只实现了形式上的现代化而非实质的现代化。
省级政府强制县级政府增加现代化机构→攫取县财政收入→县政府巧立名目增加税收+经济体制延伸至区和村中饱私囊→民国时期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评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 -
评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学号：106293050139读了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毋庸置疑，杜赞奇是一位世界级的中国史研究学者!初步接触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是在大二的时候上我们学院莫金山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解读》，时候对它有的只是一个懵懂的表面概念。
现在读来，《文化、权力与国家》作为一本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书，对于我们一般读者来说，恐怕理解和把握起来有很大难度。
所谓后现代主义研究，依我浅显的理解，就是把过去发生过的史实和相关研究统统作为一个客观对象加以解读。
这意味着后现代主义者要能够跳出现代学术研究话语的束缚。
直到后来，拿去和莫教授请教，才感觉有了一点眉目。
这本书与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相比，两者的理论出发点和最后的解读结论不同，甚至有些地方完全相反。
黄宗智想解答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在出现商品分化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经营道路；而杜赞奇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到底对乡村社会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一影响与中国革命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前者研究的进路是内部式的，即向中国传统社会自身寻求主导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之道；后者的进路则是外部式的，即从中国政权由传统到现代的演进视角，来考察西方冲击而引起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到底对中国乡村社会带来了什么后果。
我觉得杜赞奇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方面存在缺陷，过分强调集市作用而忽视了宗教、宗族等文化纽带，村庄研究模式则过分强调村庄封闭性而忽视了跨村庄组织的作用，所以村庄和市场都不能满足乡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需要。
在这一既有研究基础之上，杜赞奇借用文化象征概念，创造了一个“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
这一概念指的是由乡村社会中多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考察国家权力是如何一步步侵入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而企图建立现代意义国家政权的。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后感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后感
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是东亚史研究的著作，曾先后获得1989年度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和1990年度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
本书运用社会史学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各种文献资料（以满铁编写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为主）和实地访问的基础上，通过建构“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详细探讨了中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有两大特色，一是建构出很多新颖且解释力非常强的概念，如权力文化网络、经纪统治等，下文将会对“权力文化网络”进行详细分析；特色之二是书中提出了诸多富有洞察力和穿透力的新观点，其中有些甚至推翻了传统的观点。
“权力文化网络”这一概念是在书的第一章中提出的，但书中并没有直接对这一概念进行说明，而是分别解释了“权力”和“文化网络”。
在杜赞奇看来，权力是指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这些手段包括暴力、强制、说服以及继承原有的权威和法统；文化网络则是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
因此，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理解为“承载着权力的文化网络”，即文化网络是权力存在和施展的基础。
“权力文化网络”这一概念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包含的内容广泛，超越了十分重要但并不完全的“乡绅社会”和“儒家思想”等概念，将更多的因素纳入了对政治体系的分析，从而更具解释力。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文化与权力》读书笔记（小编整理）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文化与权力》读书笔记（小编整理）第一篇：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文化与权力》读书笔记【阅读•思考】网络一代的习性问题布尔迪厄分析说，个人的行为动力或者说是原因可以用“习性”来解释。
我们在作出一个行为之前其实是有倾向性的，这种倾向不是单纯由我们的意志或是社会的规则所控制，而是被一种内化了的早期社会经验和预期所左右，这种经验和预期往往跟我们所处的阶层所认为的“合理”“有效”等判断有关。
由此，我们的行为不断地再生产和帮助维持不公平的社会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布尔迪厄在分析“内化”这一过程时，假定了它会完美顺利地发生。
然而，认知心理学和传播学的研究都表明，个体与群体经常误解与其同等的人的情感、思想与行为。
——在网络时代，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
网络时代的我们接触到各种间接的社会经验和价值经验，我们甚至无法判断哪些是对应于自己所属的阶层特点的。
那些谈得来的朋友们，已经不像过去一样，是与你拥有相同家庭背景和个人教育背景的人。
拿我自己举例子，我从初中开始接触网络，也接触了一些非主流文化（正处于叛逆期），这一直影响了我后来的交友状态，乃至价值观和人生观。
后来在大学被证明，我的这些选择已经与同我所属相同社会阶层的人相去甚远。
用布尔迪厄逻辑来说，我所属的社会阶层对我的趣味和文化习性产生影响很小。
这个例子应该可以说明“内化”过程没有顺利起作用，不过庆幸的是，这些早该被我认知的东西，还可以在我大学之后重新学习。
事实上，现在的我确实明白我所属的阶层认同怎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既然“内化”阶段可以借助外力来弥补，那么也能顺利形成所谓的“身体化倾向”吗？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毕竟无意识的接受与有意识的理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认知情况，后者如果不被行为者认同，就永远不会对他的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
那么，这是否能说明网络时代打破了原有的习性生成机制，从而避免布尔迪厄所说的不公平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呢？这样真的能够改变社会结构吗？——我对此持怀疑态度。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报告
在内外环境下步履维艰的中国现代化历程——读《文化、权力与国家》看了这本书。
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总结这本书的思想的话，就是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传统的文化结构支撑的权力网络解体，由于缺乏支撑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的资源，国家政权建设走入了内卷化的歧途，内卷化的国家政权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这导致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设成功。
本书有三个核心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政权内卷化。
一、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个概念深受法国后现代哲学家福柯的影响，福柯有句名言叫知识就是权力，福柯用由知识构成的权力关系来解构世界。
传统中国的权力文化网络是在以儒家意识形态为主要合法性来源构成的。
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向中，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受到了多重挑战，有西方的船坚利炮造成的民族危亡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怀疑，反省和批判，有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思想来源的颠覆和解构旧有传统的革命意识形态，有国内的在传统士农工商秩序之下置于末端的新型民族资产阶级、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诉求和以自由主义为主要思想来源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侵润。
旧有社会文化权力网络逐渐崩解，新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在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中逐渐在自发形成。
二、国家政权建设是一个国家在政治上和政权上的现代化。
被西方国家强行打开国门的中国原有的秩序逐渐解体，新的政治的民族中国开始了自我建设的历程，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所处的世界环境，内在的有了民族主义的取向。
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和论述了政治权威合法统治的三种类型，即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
认为不同类型的政治权威获得合法性的途径不同。
传统型统治以政治权威自称的、官员和公民相信的历代相传的神圣传统为基础；魅力型统治则以被统治者相信政治权威具有超凡的魅力、品质、才能，从而愿意服从其统治为基础；法理型统治则以政治权威、官员和公民都只对理性的法律负责为基础。
从历史角度看，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威模式一般要依次经历以上三种类型。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序言“经纪”是指在交易中起不可或缺作用的中介人，其本身既无褒义，也无贬义。
我将官府借以统治乡村社会的“经纪人”（或称“中介人）分为两类，一类为“保护型经纪”，他代表社区的利益，并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政权的侵犯。
该经纪同社区的关系比较密切，社区有点类似于“乡村共同体”，所以，中国读者对此一类型的经纪可能易于理解。
另一类型的经纪视乡民为榨取利润的对象，我将其称之为“赢利型经纪”。
但“赢利性”（本意为“企业性”）一词又有积极的和合理性的含义，因此又无法准确地表达这类经纪对待乡民的贪婪性、甚至掠夺性。
正因为如此，我有时也称他们为“掠夺型经纪。
”（2）综：新政权面临的新问题：经济的现代化、民族的统一、国家政权的建设。
第一章：权力的文化网络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
这些组织既有以地域为基础的有强制义务的团体（如某些庙会），又有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如水会和商会）。
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
这些组织既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开放的；既可以是单一目的的，也可以是功能复杂的，总之，其包容十分广泛。
（10）村民与市场交往并不是建立在栖性村民内部关系的基础之上，事实上，村民之间的关系似乎更为加强、人们以此来提高自己在集市交易中讨价还价的地位。
（13）我要说明的是，市场并不是决定乡村大众交易活动的唯一因素，村民纽带在提供多种服务、促成交易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文化网络的视角来看，是市场体系及村民纽带联合决定了乡村经济交往。
不过，网络模式揭示得更为深刻，它表明，村庄和市场亦村庄和市场亦不能满足乡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需要。
下面我将重点分析一下村外联系，它们既不等同于市场体系，但与市场又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13）综：集市中心对乡村的婚姻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不是关键作用，乡村的婚姻主要还是人际关系网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人际关系将不同类型的组织连接起来，为文化网络提供了一种粘合的方式。
《文化、权力与国家》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浅析国家政权的内卷化阅读时间：阅读人阅读书目：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是美国学者杜赞奇所撰写的理论著作，其内容是关于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
在这本书中，作者以《中国惯性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20、30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资料、及中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为基础，通过细致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1900—1942年间中国国家政权进行现代化这一时间段中，中国乡土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而在国家政权不断深入乡村社会的，乡村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回应，促使乡村回应的又是怎样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与国家政权较量、融合等一系列互动过程中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这都是杜赞奇在这部著作中提出并加以分析的问题。
其中第一章作者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作者认为乡村社会这种权威由乡村社会各种组织体系和象征规范组成的框架之中，他们把这种框架称为权力的文化网络。
第二章主要论述的是经纪统治。
作者把晚清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看成一种经纪关系，国家利用赢利型经纪和保护型经纪来实现其主要职能。
第三章作者开始讨论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从中引入了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
第四章到第八章，作者具体论述了国家政权建设和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感触最深的就是“政权扩张的内卷化”这一内容。
我认为，杜赞奇对这一问题分析和论述高度概括了晚清和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建设的本质，从而在更深一层次揭示了其灭亡的原因。
一、“内卷化”的内在逻辑“内卷化”是克利福德吉尔茨在爪哇研究水稻农业时提出的这一概念，它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阶段达到一种确定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如在农业社会，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原地不动，未曾发展，只是不断地重复简单生产。
尽管这种生产并未导致人均收入的急剧下降，但是阻止了经济的发展，即人均产值并未提高。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报告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报告在当今社会，文化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对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素养起着重要的作用。
读书作为文化交流和传承的重要媒介，也承载着促进国家文化与社会进步的使命。
本文将探讨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报告之间的关系，并分析读书报告在推动文化权力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文化权力的定义与意义文化权力是指一种通过文化实践和传播来影响和塑造社会行为和价值观念的力量。
它不仅体现在政府的文化政策和法规中，也通过民间文化活动、文化产业等方式展现。
文化权力的存在可以促进艺术、语言、宗教和传统的交流，从而加强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的互动和认同。
文化权力的发展有助于维护和传承国家的文化特色，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与进步。
二、国家读书报告的定义与意义国家读书报告是一种对国民阅读状况进行调查和总结的官方报告。
它通过分析国民阅读的趋势、模式和内容，以及评估阅读的效果和影响，向国家提供关于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平的参考和建议。
国家读书报告旨在推动全民阅读、培养阅读习惯，并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指导和支持。
它是反映国家文化娱乐水平、教育水平和文化权力的重要指标。
三、读书报告对文化权力的推动作用1. 激发国民的阅读热情与兴趣国家读书报告通过公布全民阅读的情况和推荐优秀书籍，激发了国民的阅读兴趣。
它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鼓励，促进了全民的读书热情的提升。
这有助于推动全民阅读的普及与发展，培养国民的阅读习惯，提高文化素养与知识水平。
2. 促进文化产业的繁荣与创新国家读书报告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通过调查和分析国民阅读的模式和内容，国家可以了解读者的需求与偏好，推动出版社、图书馆和书店等文化产业机构的发展。
同时，国家读书报告也为作家、编辑和出版商提供了参考和指导，鼓励创作更多优秀的图书作品，促进文学和文化创新。
3. 传承和弘扬国家文化与精神国家读书报告在总结和推荐阅读内容时，通常会关注国家的经典文学作品和传统文化，弘扬国家的精神与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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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外环境下步履维艰的中国现代化历程
——读《文化、权力与国家》
看了这本书。
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总结这本书的思想的话，就是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传统的文化结构支撑的权力网络解体，由于缺乏支撑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的资源，国家政权建设走入了内卷化的歧途，内卷化的国家政权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这导致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设成功。
本书有三个核心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政权内卷化。
一、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个概念深受法国后现代哲学家福柯的影响，福柯有句名言叫
知识就是权力，福柯用由知识构成的权力关系来解构世界。
传统中国的权力文
化网络是在以儒家意识形态为主要合法性来源构成的。
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向
中，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受到了多重挑战，有西方的船坚利炮造成的民族危亡
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怀疑，反省和批判，有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思想来源的颠覆
和解构旧有传统的革命意识形态，有国内的在传统士农工商秩序之下置于末端
的新型民族资产阶级、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诉求和以自由主义为主要思想来源的
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侵润。
旧有社会文化权力网络逐渐崩解，新的权力的文化网
络在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中逐渐在自发形成。
二、国家政权建设是一个国家在政治上和政权上的现代化。
被西方国家强行打开国
门的中国原有的秩序逐渐解体，新的政治的民族中国开始了自我建设的历程，
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所处的世界环境，内在的有了民族主义的取向。
德国的社会
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和论述了政治权威合法统治的三种类型，即传统型、魅力
型和法理型。
认为不同类型的政治权威获得合法性的途径不同。
传统型统治以
政治权威自称的、官员和公民相信的历代相传的神圣传统为基础；魅力型统治
则以被统治者相信政治权威具有超凡的魅力、品质、才能，从而愿意服从其统
治为基础；法理型统治则以政治权威、官员和公民都只对理性的法律负责为基
础。
从历史角度看，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威模式一般要依次经历以上三种类型。
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在韦伯的话语体系之下可以说清末民国时期传统的政治
权威解体，传统的文化的权力网络结构也被消解，而法理性的现代国家没有建
设成功，而是走向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道路上，最终清末和民国时期的现代国
家政权建设归于失败。
三、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个概念用现在流行的改革话语体系来讲，就是国家现有的利
益格局已经刚性，既得利益集团拥有强大的维护既定秩序的能力，打破原有政
治格局的存量改革无法进行，而社会也缺乏新的资源获取方式，没有新的发展
增长点，增量改革也无法进行，国家政权的强化就成了原有的利益格局的深化，
主流利益集团意外的人除了进入体制加入这个深化和内卷化过程以外，鲜有自
我发展的其他出路，因为原有的秩序是民族内自我压榨和自我掠夺的方式，这
个政权就内在的有自我毁灭的倾向，最终走向了政权的崩溃。
中国清末民国时期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向的现代国家建设之路走上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歧途，作者在明确阐述了“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这一概念之后，他把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的实践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实践相比较，指出两者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他指出始于清末“新政”的中国近代国家政权建设工作，在民国时期取得一定成效。
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客观限制，以及当权者对“国家权力”和“政治现代化”的
片面理解，最终使中国早期的国家政权建设误入歧途。
这首先表现为当国家政权的某些职能迅速增长的同时，人民的民主权益和经济利益不但没有得到相应的保障，反而不断受到削弱。
“国家权力”实际上沦为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实施专制独裁统治的工具，“强化国家权威”的过程逐渐异化为单纯的对广大社会民众强化控制和敛集社会财富的过程。
作者用“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这一概念来说明20世纪前半期中国国家政权的扩张及其现代化过程。
在政权内卷化的过程中，政权的正式机构与非正式机构同步增长。
尽管正式的国家政权可以依靠非正式机构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但它无法控制这些机构。
在内卷化的国家政权增长过程中，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团体代替过去的乡级政权组织成为一支不可控制的力量。
清末的乡村社会，国家政治实际上通过某种代理人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和管理的。
在这种“经纪统治”中，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形成了两种类型的经纪人：保护型和赢利型。
乡村精英则往往充当起保护型经纪人的角色，在国家政治与乡村社会之间关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实际发挥着对乡村社会的保护作用。
底层胥吏则往往借助自身特殊的地位成为赢利型经纪人，但不能视为正统权威之母体的文化网络的组成部分。
伴随着国家政权深入而出现的赢利型经纪体制的再生及延伸极大地损害了政权在人们以上中的合法地位。
杜赞奇从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那里借用了“内卷化”这一概念，他最早是用此概念来研究爪哇的水稻农业的。
根据吉尔茨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在殖民地和后殖民地时代的爪哇，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原地不动，未曾发展，只是不断地重复简单再生产。
尽管这种生产并未导致人均收入的急剧降低，但它阻止了经济的发展，即人均产值并未提高。
国家政权的扩张应建立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之上，否则其扩张便会成为吉尔茨所描述的那种“内卷化”。
我对赋税征收系统中的效益作了如下定义：不论利用何种手段，当正式的国家税收机关收税增加，而且，其征自纳税人的税款在总税收中比例增大时便可说明是效益提高。
相反，如果正式税收机关所征税款在总税收中比例并未增加（小论其绝对值是否增加），则说明其效益低下。
目家政权内卷化在财政方面的最充分表现是，国家财政每增加一分，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而国家对这些机构缺乏控制力。
换句话说，内卷化的国家政权无能力建立有效的官僚机构从而取缔非正式机构的贪污中饱——后者正是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增加榨取的必然结果。
更广泛地说，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此处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面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
20世纪当中国政权依赖经纪制来扩大其控制力时，这不仅使旧的经纪层扩大，而且使经纪制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村庄。
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一旦发生“内卷化”，国家权力扩张的性质和内容就会改变。
其表现是：一方面国家对普通民众的控制和榨取的功能不断加强，另一方面是国家对各级各类政府机构和官员的控制约束能力不断减弱。
在“内卷化”的政权扩张中，由于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任何积极的改革举措都会被各种消极因素化解，消于无形；另一方面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层出不穷，愈演愈烈。
晚清和民国的历史实践还表明，“政权扩张的内卷化”与“经纪体制”有可能互为因果，恶性循环。
由于当时建立的国家政权缺乏广泛的社会民众基础，国家权力的扩张不得不依靠强制的手段实现，这就需要一套庞大的镇压机构和众多的行政人员作为其扩张权力和维护反动统治秩序的工具。
而且国家权力介入社会生活的领域越广泛，所需要的机构和人员的数量也越庞大。
我们不妨把这种政权扩张模式称做“经纪体制”下的“外延扩张”模式。
但是国家财政显然无力支付外延扩张所必需的控制成本，这又反过来使国家政权更加借重“经纪体制”的作用。
这样，国家政权就陷入了“为控制社会而不断扩张——外延扩张导致社会负担
加重——负担加重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再次实行外延扩张……”的怪圈，直到国家政权最终崩溃。
通过对晚清和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向农村基层社会扩张活动的细致剖析，杜赞奇指出：“进一步探索国家政权内卷化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我们便不得不改变过去对共产党革命的一些看法。
……过去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国家政权的衰弱是发生革命的前提条件。
国家政权内卷化对此有着不同的解释。
它认为国家政权在某些方面的加强亦会导致自身的腐败和革命的发生。
”
2008级政治学理论专业孙鹏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