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中国法律思想史

一、名词解释：（每题5 分，共 25 分）1、以德配天：是西周时期的神权政治学说，是指君主的权力是“天”授予的，是“天命”但不是固定不变的，只有有德者才可承受天命，失德就会失去天命。

在商代达到顶峰的神权法思想，被西周统治者继承发展，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以周公旦等代表的西周奴隶主贵族，总结并吸取了夏代、商代灭亡的教训，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说。

认为“天”或“上帝”不是哪一族独有的神，而是天下各族共有的神；“天命”属于谁，就看谁有能使人民归顺的“德”。

“上天”只会把统治人间的“天命”交给那些有“德”者；一旦统治者失“德”，也就会失去上天的庇佑，新的有德者即可以应运而生，取而代之。

因此，作为君临天下的统治者应该“以德配天”。

“德”的要求，主要包括三个基本方面：敬天、敬宗、保民，也就是要求统治者恭行天命，尊崇天帝与祖宗的教诲，爱护天下的百姓，做有德有道之君。

“以德配天”的神权政治主张，在当时法律上的体现就是“明德慎罚”。

2、道法自然：语出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要求做到无为，并不是指无所作为，而是反对过多的人为干涉。

它不反对依据大道的本性去行事，积极地行道修道。

《阴符经》开宗明义第一句就说：“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

”所谓天之道，是指整个世界的根本规律。

观，则指人去考察、体验。

了解天道，目的是把握天道，将天道运行的法则运用起来。

做到这一点，便能控制外物，改造自身，便叫做执天之行。

这是道教各种修仙方术的重要理论基础。

按照这一观念，道教徒积极地寻找着各种体现大道的理则，试验过各种各样的改造自身（修成仙体，延长寿命）和支配外物乃至鬼神(役使鬼神变化万物)的方法，在中国的科技史、养生史、医药史上，都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有的还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贡献。

同时这种掌握大道后积极地支配外物的思想也奠定了道教的富于道术的特点。

3、性三品：中国古代一种关于人性的学说。

中国古代一种主张人性分为三等的理论。

性三品之说受孔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先验论影响。

西汉董仲舒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

结合天人感应说，提出人性有上、中、下之别的观点。

他认为：“人副天数”，人是天的副本，人的身体和性情都来源于天。

“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

他认为，人性的根源是阳，表现于外为仁，是善；情的根源是阴，表现于外为贪，是不善。

人生下来就有性和情两种质，虽然性是主，情是从，但不能说人性先天就是善的。

他比喻说：“善如米，性如禾。

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

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实性》）。

要使人养成道德品行，达到“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需要经过社会的教育。

董仲舒认为:上等的“圣人之性”先天就是善的,不需教育;下等的“斗筲之性”，是经过教育，也难以转化为善的。

这两种都是少数，都不可以名性，只有“中民之性”可以名性。

中民是大多数，需要教育，所以董仲舒指出：“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

”认为君王承天命，教育人民养成善德。

他从人性论上论证了封建统治的合理性。

4、律学：两汉时期，是经学统计学术的时代。

汉儒根据儒家经书中的经义来研究、解释法律，形成律学。

律学是正统儒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西汉统治阶级吸取秦朝骤亡的教训，摒弃其“专任刑罚”的政策，采取礼法并用、德刑相济的方针，他们在强调德礼的同时，又注重发挥法律的作用，使礼、律相互为用，“明经”和“通律”并举，使律学成为专门的学问。

到了晋代，进入了律学的鼎盛时期，出现了一批专门的律学著作。

这些著作对法律的本质，法律的精神，法律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以及法律名词概念的定义等，做了广泛而深刻的探讨，使以往长期混乱不清的名词概念的内涵得到了确定，使它们之间的界限更加分明，这表明这一时期的律学已从政治学、哲学中分离出来。

5、天人不相预：唐朝人柳宗元在《天说》中指出：“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

是虽大，无异果蔬痈痔草木也。

”这事说天地、元气、阴阳都是自然现象，和瓜果、草木等具体事物在性质上是一样的，不过它的体积比较大罢了。

天地、元气、阴阳同瓜果、草木一样，都属于自然的“物”。

它们和社会人事是不同的，是不包含意志的。

因而人事的“存亡得丧”根本和天地、元气、阴阳没有关系，即“天人不相预”。

二、简答题（每小题9分，共45分）1、何谓“周公制礼”答：周公制礼，是指在周公的主持下，对夏商以来传统的礼仪习俗进行整理、补充和厘定，使之成为一整套以宗法等级制度为核心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范。

2、简述荀子的礼法起源思想答：荀子是先秦儒家中谈“礼”最多且把“礼”的地位抬得最高的一个，也是最重视“法”的一个，他“隆礼重法”，往往“礼”、“法”并提，在这一点上，荀子既不同于主张“礼治”的孔孟，也不同于主张“法治”的法家。

一、隆礼。

在荀子之前，“礼”和“法”是对立的。

因为“礼”在广义上是西周以来维护贵族宗法等级制的各种典章制度和调整贵族内部关系的各种行为规范，它是宗法和等级制相结合的产物。

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极力反对贵族的世袭特权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分封制。

因而也反对维护这种世袭制和分封制的“礼治”，要求代之以“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

但法家并不反对一般的等级特权，只是反对贵族世袭这些特权，而要求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新兴地主阶级也有同等机会享受这些特权。

荀子为了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将儒家原来所维护的周礼改造为维护封建官僚等级制的新礼。

所谓改造，主要是取消了旧礼中除君主嫡系以外各级贵族的世袭制，并将原来的宗法等级制变为非世袭的官僚等级制。

这种改造实际上关系到整个上层建筑的重大变化。

一方面，使当时非贵族出身的新兴地主阶级取得了和贵族比较平等的地位，也有入仕做官参与政治的权利；另一方面，由于取消了世卿世禄的世袭制，各级官吏改由国君直接任免，也就必然加强了君权。

但这并不等于说荀子否定了宗法制。

与此相反，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他依然强调以家族为本位，以家长制为核心的宗法关系。

只不过他把过去“国”、“家”合一的一元化“礼”，变成了紧密结合的“国”、“家”相分的二元化的礼。

经过这样的改造后，原来在宗法世袭下任人唯亲的旧礼，便变成了“尚贤使能”的新礼。

这正是当时法家所要求的官僚等级制的写照，因而这种新礼在制度上便和法家“一断于法”的“法”一致起来。

基于这一改变，荀子的政治思想与法家观点大体相同，既希望做到“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

从这种理想出发”，他既反对“以世举贤”，有反对“以族论罪”。

需要指出的是，“养”和“别”是荀子认为“礼”的两大重大作用。

二、重法。

在“隆礼”的同时，荀子对法律也给予了高度重视。

他认为礼与法是相辅相成不可缺少的。

与先秦诸子相比，注重对法进行理论分析，从法理学的角度阐述法律的作用和具体内容，是荀子论法的特点。

他从不就法论法，而是把法放在社会的大系统内，从与人性、法与礼义、法与君子等的关系中进行分析，阐明法律原理，从而促进了古代法理学的发展。

1、荀子明确提出了“法义”、“法数”和“类”三个重要的法学概念，他认为，只看到法律的条文规定而不认真地领会其精神实质，只尽到法令规定的职责而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规定，那么遇到法令规定之外或职责范围之外的问题就会束手无策，无法处理。

因此，运用法令时不仅要了解“法之数”，更重要的是要把握“法之义”。

在荀子看来，“法义”是“法数”的指导，“法数”是“法义”的体现。

荀子还指出，由于社会现象十分复杂，法令不能包容一切，所以还必须以“类”即案例类推，作为“法数”的补充。

由此可知，荀子的“法义”相当于今天的法学原理，“法数”是指具体的法令或条文规定，“类”相当于今天的判例。

2、荀子提出了一系列立法、司法原则，以强化法律处的作用。

（1）、制定和公布成文法，并大力进行宣教；（2）严格执法，信赏必罚；（3）、主张废除族刑；（4）、赏当贤，刑当暴，做到罪刑相称；（5）、否定象刑，主张以重刑惩罚。

3、简述商鞅的“重刑”思想答：商鞅的“以刑去刑”重刑思想是期望通过对罪人实施重刑严惩，使人皆惧于刑威而不敢以身试法，从而达到消灭犯罪的目的。

在诸多法家人物的法律思想中，商鞅以重刑主义著称，他公开主张“禁奸止过，莫若重刑”。

商鞅虽然主张赏刑兼顾，但是他更重视刑罚的作用，所以，他的重刑主义包括以下含义：1、在赏与刑的两种法律手段中，更倾向于“重刑”。

他主张“刑多而赏少”和“先刑而后赏”。

2、在刑罚选择上，主张轻罪重罚。

商鞅认为要想国家得到有效治理，就要加强刑罚力度，“禁奸止过”用一般的刑罚不足以达到目的。

3、刑用于将过。

这意为：一个人产生犯意时即可治罪。

商鞅认为“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

这是商鞅重刑主义的另一个重要体现。

4、简述黄宗羲的法律思想答：黄宗羲的政治法律思想，带有明显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主义性质。

他的著作后来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思想武器。

他的启蒙思想完全没有外来思想的影响，被称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

黄宗羲采取古今对比的方法，对传统封建法律进行了批判。

他认为自三代以来，所谓的法都已经变了味，成了维护君主专制的“一家之法”。

也就是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所谓的“法”只不过是君主用来维护其阶级利益的一张“狗皮膏药”而已，其所有的内容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非代表着天下万民的共同利益。

为此，他提出要废除代表君主一己之私的“一家之法”，制定实行反映天下人包括市民阶层利益的“天下之法”，实行法治。

黄宗羲认为，三代是公天下，其法律是为天下人而立的，因此其法度虽然疏简，但没有动乱，天下太平。

显然，他对“三代以上之法”过于美化了，而对秦汉以降之法却缺乏客观分析，不免把进步措施和倒退行径，如郡县和分封相提并论。

但是，他明确提出，秦汉以后的法律是没有一丝一毫世为天下人民的，都是君主一家之法，这就深刻地触及专制主义政治法律制度的本质问题。

在黄宗羲看来，真正的法应该是夏、商、周三代时期的法，只有三代的法是维护天下万民利益的，其根本精神就是立天下之法，以天下治理天下，把天下交予百姓管理，赏罚也非出于君主一人之手。

这里除了美化“三代之法”，又明确指出后世之法的实质是搜刮天下之财富以供君主一家之私，所以其法不得不密，而用这种“非法之法”，永远治理不好天下。

黄宗羲认为，要想拯救病态的社会，改变混乱的现状，唯一的的出路就是以“天下之法”来取代“一家之法”，用法治来代替人治。

为了废除君主“一家之法”，实行“天下之法”，黄宗羲又提出了“有法治而后有治人”的主张。

他认为，天下治乱生于“非法之法”，为了拨乱求治，国家应立足于法治，必须有正当的立法，然后依法办事，才能取得成效。

黄宗羲一针见血地拆穿了当时封建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所鼓吹的“有治人无治法”的谬论，指出这种说法的本质就是在鼓吹人治，否定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