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的自觉
建安文学的介绍
建安文学的介绍东汉末年，天下三分，除了不断的兼并与战争，还有乱世中夹缝而生的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拥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与思想，对后世文学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建安文学的特征，“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特征，建安文人开阔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远大抱负、积极通脱的人生态度，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抒情风格，形成了建安诗歌所特有的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风貌。
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风范。
建安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期，建安文学中所反映的人在社会角色义务之外，还有个人的情趣，爱好，公共的社会生活之外还有私人的日常生活。
建安文学是充分展示个体生命的文学，它充分展示着伟大的生命精神，具有恒久的魅力和价值.。
东汉王朝恢复，曹操便制订了“外定武功，内兴文学”的治国方针。
曹操在逐个消灭各个割据势力，消除战乱，实施一系列富国强兵措施的同时，身体力行，积极领导发展文学事业，“御军三十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以及追随他们的建安七子：孔融（唯其与曹操政见不一）、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应瑒，刘桢及一、二十位文人学士亦仿照曹操积极努力创作。
建安时期，无论是诗歌、辞赋，文章等都获得了极大的进步，尤其是诗歌，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创作高潮，使汉乐府诗完全成熟，五言诗体得以发展，七言诗体从此开创。
曹操又率先冲破儒学的禁锢，打破当时盛行的骈体文格式，采用通脱的文体作文章，追随他的文人学士亦积极响应。
在北方，不仅出现了一个文学繁荣的局面，而且使一代文风得以转变。
这一时期的文学被称之为“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为推动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尤其是对后来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建安文学的影响，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曹操。
他诗歌创作代表作品有描写汉末战乱和人民苦难的《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蒿里行》中的名句。
如何理解魏晋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期
为 由于 社会 原 因 ，儒 家思 想 以不 复有 当年 的威 力 ，取 而代 之 的是 从 宇宙本 体 出发 ，探 求 本末 ，论 述人 生 、社会 、 自然 哲 理 的玄 学 。这种 既 不是 道 家亦 不少 儒 家 ，却 兼有 二 者 品质 的学 派对 魏 晋 时期 的文 学创 作 影响 巨 大。玄 学 的流行 ，使 追 求个 性 解 放 ，精 神 自由 蔚 然成 风 。文 人 志 士 开始 放 弃宗 教隶 属 的舒 服 ，摆 脱 官场 的 纠缠 ，非 汤 、武 而薄 周 、孔 。玄 学 中对 自然 的 热 爱 也 影 响 了那 个 时期 文人 的创 作 倾 向， 从 “建 安 七 子 ”到
学 的 政治 倾 向和社 会 的功 利 目的 性 ．强化 了文 学的 本体 性 和文 学 的 审美趋 向。 文学创 作开 始趋 于个性 化和 风格 多样化 。
（一）就诗 歌 而言 ，突 出 的特点 是 五 言诗 的 成 熟 和繁 荣 。五 言诗 最早 产生 于 民间 ，到了 汉代 已经 成为 一种 新 的诗 歌形式 ， 大量 存 于汉乐 府 中。五 言乐 府诗新 鲜 ，活 泼 ，深受 贵族 和一 般 文人 的喜 爱 ，但 是 由于 它来 源于 民 间 ，质 朴通 俗 ，又受 到正 派 文人 的鄙 视 。 因此 ，虽 然在 东汉末 年 ｍ现 了像 古 诗十 九首那 样 优 秀 的五 言诗 ，但总 的 来看 ，写 五言 诗 的人不 多 见。建 安时 期
古代文学史2 名词解释
名词解释一、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称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文学自觉表现在三个方面：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其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和认识；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比如四声的发现并运用，诗歌中讲究用事、对偶等，证明人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
劝百讽一：语出西汉末扬雄的《法言》。
“劝”是鼓励的意思，“讽”即讽谏。
其意是说赋中鼓励的成分过多，淹没了篇末的讽谏主旨，本末倒置，结果欲讽反劝，适得其反，助长了帝王的奢侈心理。
这是杨雄对汉大赋的批评。
三曹：汉魏间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的并称。
他们以显赫的政治地位与杰出的文学才能著称于世。
他们在诗歌中抒写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乱离的社会场景，悲歌慷慨，是汉魏风骨的代表诗人，在五言诗歌发展史上处于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
曹植被誉为“建安之杰”。
建安七子：指东汉建安年间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等七位文学家的并称。
他们均以诗文显赫当世，是曹魏文学集团核心成员，与三曹同为建安时代的重要作家。
其中以王粲、刘桢成就最高。
建安风骨：又称建安风力、汉魏风骨，是指以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为代表的作家继承《诗经》、汉乐府优秀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反映了社会动乱，抒发了渴望国家统一的抱负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
诗歌大抵情辞慷慨悲凉、格调刚健清新，成为后世诗歌创作推崇的榜样，后人把建安诗歌的这种文学风格的形象概括为“建安风骨”。
建安文学：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这一称谓包括了其后若干年的文学创作，习惯上就称为“建安文学”。
这一时期，文坛上涌现了大量的作家，“三曹”“七子”和蔡琰是其中的代表。
他们都曾被卷入极度动乱的时代漩涡，生活和思想都有较大的变化。
一，他们继汉乐府之后，打破了汉代文人诗歌消沉的局面，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二，他们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反映社会动乱和抒写报国壮志的充实内容，慷慨悲凉的情辞和苍劲雄浑的风格形成了“建安风骨”，对魏晋南北朝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我国古典诗歌也从此摆脱了四言格局，完善了五言体制，开创了七言新体，这一时期，赋与散文也表现出新的面貌。
建安风骨与文学的自觉
建安风骨与文学的自觉作者：张清湘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11年第05期内容摘要：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围绕着曹氏父子聚集而成的邺下文人集团直接承袭汉乐府民歌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其“慷慨悲凉”的诗歌风格形成了后人所称道的“建安风骨”。
在中国文学史上掀起了第一个文人诗歌创作的高潮。
所以说建安文学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在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上占有一席独特的令人瞩目的地位。
关键词：建安时期建安风骨文学的自觉首先从文学自身的地位来看。
文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历程。
它是从劳动中产生，并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最初的文学活动总是与音乐、舞蹈等祭祀及娱乐活动相伴随的。
它的特点体现为创作的集体性和口头性，并不是作为单纯的文学作品而独立存在的。
殷商昏期有了初步定型的文字，许多原始时期的口头创作得以记录并以文字的形式流传。
至周代，统治者为了教育子弟和娱乐，更为了“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开始有意识地组织采诗。
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最后编定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成为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
在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中也保存了许多优秀的含有文学性的作品。
但这些只是作为“经学”“史学”的附庸而存在的，还算不上标准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只是到了屈原才开始了诗人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
至此，文人创作始蔚为大观。
东汉出现了“文章”的概念，文士“以文显章”。
《后汉书》特立《文苑传》与《儒林传》并立。
文学方得以从经学中分离出来，开始自成学科。
但直到建安，人们对文学的价值评价是不高的，作家的地位也很低。
汉朝的帝王们把作家当做“倡优”。
武帝时东方朔曾著《答客难》一文对自己的“倡优”地位发泄不满。
建安时期作家以及文学的地位都有了很大的改观。
作为统治者的曹氏父子本身就是作家。
他们都爱好并奖励文学。
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
曹丕更明言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简论建安文学是文学的第一个自觉时代
简论建安文学是文学的第一个自觉时代简论建安文学是文学的第一个自觉时代摘要：建安文学指的是从汉末建安算起直到曹魏统治结束的43年（196—239年）间的文学。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人的觉醒和文学自身自觉发展。
这两者在建安文学时代以前从来都不曾在同一时代出现过，所以就这两点来看，建安文学时代是文学的第一个自觉时代。
关键词：建安文学，自觉时代，觉醒建安文学指的是从汉末建安算起直到曹魏统治结束的43年（196—239年）间的文学。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人的觉醒和文学自身自觉发展。
这两者在建安文学时代以前从来都不曾在同一时代出现过，所以就这两点来看，建安文学时代是文学的第一个自觉时代。
在这段时间里：军事上，黄巾军起义不断，摧毁了东汉皇朝的统治，打击了大地主的力量。
豪强军阀趁势而起，割据一方并且为了扩充实力进行着残酷的兼并战争，导致生灵涂炭。
社会被空前破坏，且处于动荡不安，民不聊生。
政治上，宦官把权，外戚操柄，豪强军阀相继挟天子以令诸侯，直至曹操将北方统一，并先后自封魏公魏王，这实际上已经篡汉建立魏国，从而与蜀、吴形成了三国鼎立之势，三国之间为统一三国而互见战争。
建安年间至三国前期，曹魏政权一直在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为北方之政治中心。
文化上，曹操出身低下，对儒家的等级尊卑不甚有好感，极力提倡“唯才是举”的文化政策，将当时魏国的土壤变成了一块磁石，吸纳着天下文士，使之趋其门下或在魏生活，形成了建安文学的文化基础。
此种状况下在建安文学作家的作品中得到真实的反映，面对现实战争的残酷，诗人们没有沉沦，没有没入平凡，而是以高昂的姿态，向上的激情奏出一首历史上诗歌黄金时代的交响乐章。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此论断已经在鲁迅先生之前的日本铃木虎雄先生的著作中就已经有所提及）。
略论建安文学自觉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
作情 况 、 艺术特征 等分不开的。
文 学 的 发 展 与 人 们 对 文 学 这 概 念本 身的认 识发 展 相联 系 。 建安时期 以前 ，文学的概念并 不
一
量 的 推 动 作 用 。 建 安 时期 之 所 以 成 为 文 学 的 自觉 时 代 ， 当 然 与 这 时期 的文 人 有 着 极 大关期 文 学 的
禁锢 ，使得文学 长时间 以来 只被 看 作 是 经 学 的 附庸 ，是 用 来 阐 释
儒 家 经 义 的Ｔ 具 ，没 有 独 立 的 位 置。像《 诗经》 《 、离骚 》 《 、 道德经》 这 些 杰 出 的文 学 作 品 ，都 被 列 人 经 学 的 范 畴 。这 种 文 学 概 念 上 的
鲁迅先生 曾经说过 ： 用近代 “
的文 学 眼 光 来 看 ，曹 丕 的 一 个 时 代可说是 文学 的 自觉时代。 ”Ｊ 【 ｌ 这 里 所 说 的 曹 丕 时 代 ，就 是 指 文 学 史 上 的 建 安 时 期 。魏 晋 南北 朝 时 期是 文学 继汉 开唐 的转 折时 代 ， 位 于这段 时期 开端 的建 安文 学 ， 更 多 呈 现 出 文 学 由不 自觉转 向 自 觉 的 特 征 。这 一特 征 的形 成 ， 与 是 当时 文 学 认 识 的 发 展 状 况 、文 人 的 思 想 、生 活 状 况 以及 文 学 的 创
走 上 独 立 发 展 的道 路 。 曹 丕 在 他 的《 论 ・ 文》 典 论 中说 ： 夫 文 本 同 “ 而末 异 ， 奏议 宜雅 ， 论 宜理 ， 盖 书
的主要文学形 式是辞赋 ，辞赋很 发达 ， 作者也很 多 ， 当时也有不 但 少人士像杨雄 、王充等对 辞赋 的 地位和作用估 价一直不高 。他们 重视学术而轻 视辞赋 ，认 为辞赋
略论建安文学自觉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
略论建安文学自觉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作者：张蕾梅来源：《文学教育》2010年第05期内容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继汉开唐的转折时代,位于这段时期开端的建安文学呈现出了由不自觉转向自觉的特征。
这一特征的形成,与当时的文学独立意识、文人思想解放以及文学创作特点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建安文学自觉独立意识思想解放创作特点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1]这里所说的曹丕时代,就是指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继汉开唐的转折时代,位于这段时期开端的建安文学,更多呈现出文学由不自觉转向自觉的特征。
这一特征的形成,是与当时文学认识的发展状况、文人的思想、生活状况以及文学的创作情况、艺术特征等分不开的。
一文学的发展与人们对文学这一概念本身的认识发展相联系。
建安时期以前,文学的概念并不是独立的,它与哲学、史学尚未分离,加上强盛的儒家思想的层层禁锢,使得文学长时间以来只被看作是经学的附庸,是用来阐释儒家经义的工具,没有独立的位置。
像《诗经》、《离骚》、《道德经》这些杰出的文学作品,都被列入经学的范畴。
这种文学概念上的非独立性或者说附庸状况一直延续到汉代,直到建安时期,文学才开始摆脱经学和史学等的束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曹丕在他的《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2]最早把诗赋等文学作品提到和政治、学术著作相等的地位,充分肯定了文学的独立性。
文学的由非独立走向独立的认识状况,是文学由不自觉转入自觉的一个发展条件。
随着文学在建安时期逐步走向独立,人们对文学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也逐渐明确起来。
文学越来越受到重视,因而也就有越来越多的文人自觉投入到文学创作当中。
以五言诗为例,文人五言诗的创作虽然始于东汉,但终汉之世,文人创作的五言诗并不多,普遍存在着轻视通俗乐曲和五言诗的现象。
到了建安时期,由于曹操、曹丕等人的倡导,尤其是他们的亲身尝试,五言诗的地位提高了,轻视现象有了彻底的转变。
古代文学之魏晋南北朝文学(建安文学)
古代文学之魏晋南北朝文学（建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是文学史上的大转折时代，文学走向自觉。
并且产生了大批依据文学审美特征而开展的论文和文著。
此时不仅有三曹、二陆、陶谢、鲍照、谢脁、庾信等流芳百世的大作家，更有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田园诗、山水诗、以及元嘉体、永明体等诗歌的典范。
建安文学建安文学是汉末建安时期兴起的文学，是以曹操父子为核心、以及建安七子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曹魏集团文人为主力的文学，其中王粲刘桢的成就最高，曹植被称为“建安之杰”。
主要作品精读曹操刘勰评曹氏父子的诗曾说：“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
”（《文心雕龙·乐府》）锺嵘评曹操的诗也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诗品·下》）都指出了曹操的诗歌感情沉郁悲怆的特点。
惟其有情，故曹操的诗读来有感人的力量；惟其悲怆，故造成了其诗沉郁顿挫、格高调响的悲壮气势。
蒿里行（背诵）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首《蒿里行》即是极为典型的例子。
故陈祚明说：“孟德所传诸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始而忧贫，继而悯乱，慨地势之须择，思解脱而未能，亹亹之词，数者而已。
”（《采菽堂古诗选》）可见曹操诗歌抒忧写愤的特征已为前人所注重。
短歌行（背诵）作者：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䜩，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短歌行》正像曹操的其它诗作如《蒿里行》、《对酒》、《苦寒行》等一样，是政治性很强的诗作，主要是为曹操当时所实行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策略服务的；然而它那政治内容和意义却完全熔铸在浓郁的抒情意境之中，全诗充分发挥了诗歌创作的特长，准确而巧妙地运用了比兴手法，来达到寓理于情，以情感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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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文學的自覺這個問題，是魯迅先生最早提出來的。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系》：“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以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
”從曹丕《典論·論文》來考察，有以下表現。
一“詩賦欲麗”，對文學本質的認識，文學地位的提高。
文學审美特征成為自覺的追求。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
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
”，強調立言的重要性。
二“文氣說”。
創作個性的覺醒。
強調作家主體意識在文學創作中的作用。
三、文体观念的自觉。
细分体裁。
四“哀人生之多艱”，抒寫內心世界，反映社會人生，慷慨悲涼，表現自我。
五“三曹”、“建安七子”，文學群體的出現。
《世说新语·文学第四（66）》：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作诗，不成者行大法。
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
萁（qí）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曹植的影响；1文采富艳，泽被后世。
一代大家。
《诗品》。
才高八斗。
王勃。
李商隐。
黄庭坚。
汪道涵。
2五言诗的发展。
3不幸身世。
1.古都邑名。
春秋齐桓公始筑，战国魏文侯建都于此。
秦置县。
汉后为魏郡治所。
东汉末年又先后为冀州、相州治所。
袁绍镇此。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为魏王，定都于此。
曹丕代汉，定都洛阳，邺仍与洛阳、长安、谯、许昌合称五都。
晋避司马邺 (愍帝)讳，改名临漳。
十六国时後赵、前秦、北朝东魏、北齐皆定都于此。
有二城：北城曹魏因旧城增筑，周二十馀里，北临漳水，城西北隅列峙金虎、铜爵、冰井三台。
旧址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
南城筑于东魏初年，大于北城，今属河南省安阳县辖境。
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复名邺县，宋 (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并入临漳。
《韩非子·内储说上》：“西門豹爲鄴令，佯亡其車轄。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
”《典论·论文》和《文赋》各有一段话提到文体的特点，为文学史家所熟知。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
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
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
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
”（《文赋》）一般的文学史著作都会提及这两段话。
鲁迅先生更是从这段话里读出了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开始。
但人们重视的是“诗赋欲丽”和“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这两句话，从中看出对文学自身形式美的追求的自觉。
但仅注意到这些远远不够。
仔细研究这两段文字，有几个细节值得进一步注意。
《典论·论文》提及的文体有八种，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类叙述，是合并种类叙述，而且每一类只用一个词来概括，这说明代表了这一时期文学观念的最高水准的曹丕对文体的认识相对陆机来说还比较粗略。
《文赋》则列举了十种，每一种单独描述。
每一种用了四个字两个词来概括，而且前后两个词具有辩证的意味。
诗是既“缘情”而又“绮靡”，赋是既“体物”而又“浏亮”，等等。
用词的增多反映了对文学规律的认识的深入。
最重要的是在《典论·论文》里，虽然提出了“诗赋欲丽”，但它是列在最后的位置。
这说明在曹丕的潜意识看来，“诗赋”是排在“奏议”“书论”“铭诔”之后的。
而《文赋》则将“诗赋”排到了最前列。
这种顺序的变化绝不是作者随意的排列，而是反映了在其心目中的地位。
曹丕将宫廷文章的“奏议”排在最前面，而诗赋排在最后面，而陆机将最具有文学性的诗与赋排在最前面，说明了在他心中诗赋的地位的迅速提升。
反映了从曹丕时代到陆机时代的文学观念的新发展，即从魏到晋是文学观念变化最迅速的时期。
如果不注意到这一细节的变化，则忽略了魏晋文学自觉思潮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变迁。
证之这一时期的诗赋创作的繁荣以及读者追捧，可以知道从曹丕到陆机的言论，反映了这一时期文学观念的发展已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左思的《三都赋》使“洛阳纸贵”，以往人们仅仅是当作文学故事的谈资来讲。
其实，这反映了晋代人们对赋的追捧热情不减。
而从魏到晋，五言诗的发展是诗体发展最快的阶段。
题材的扩展、形式的追新，反映了诗体艺术的迅速发展。
这说明在作者和读者心目中，其地位的上升。
而曹丕和陆机不过是时代的代言人罢了。
揭示这一被人忽略的细节有助于认识文学观念的悄然变迁。
（莫道才广西师范大学）魏晋风度－文的自觉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而已集.魏晋风度及药与酒的关系》]“为艺术而艺术”是相对于两汉文艺“厚人伦，美教化”的功利艺术而言。
如果说，人的主题是封建前期的文艺新内容，那么，文的自觉则是它的新形式。
两者的密切适应和结合，形成这一历史时期各种艺术形式的准则。
以曹丕为最早标志，它们确乎是魏晋新风。
鲁迅又说：“汉文慢慢壮大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曹丕地位甚高，后来又做了皇帝，极人世之崇荣，应该是实现了人生的最高理想了吧，然而并不。
他依然感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两者并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帝王将相、富贵功名很快便是白骨荒丘，真正不朽、能够世代流传的却是精神生产的东西。
“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典论·论文》]显赫一时的皇帝可以湮没无闻，华丽优美的词章并不依附什么却被人们长久传诵。
可见曹丕所以讲求和提倡文章华美，是与他这种对人生“不朽”的追求（世界观人生观）相联系的。
文章不朽当然也是人的不朽，它又是前述人的主题的具体体现。
这样，文学及其形式本身，其价值和地位便大不同于两汉。
在当代，文学实际总是宫廷玩物。
司马相如、东方朔这些专门的语言大师乃是皇帝弄臣，处于“俳优畜之”的地位。
那些堂哉皇也的皇皇大赋，不过是歌功颂德、点缀升平，再加上一点所谓“讽喻”之类的尾巴以娱乐皇帝而已。
至于绘画、书法等等，更不必说，这些艺术部类在奴隶制时代更没有独立的地位。
在两汉，文学与经术没有分家。
《盐铁论》里的“文学”指的是儒生，贾谊、司马迁、班固、张衡等人也不是作为文学家而是因具有政治家、大臣、史官等身份而有其地位的和名声的。
文的自觉（形式）和人的主题（内容）同是魏晋的产物[东汉已有所变化。
范晔《后汉书》始立文苑传，与儒林略有差别，但毕竟“文苑”人物远不及“儒林”有名]。
在两汉，门阀大族累世经学，家法师传，是当时的文化保护者、垄断者，当他们取得不受皇权任意支配的独立地位，即建立起封建前期的门阀统治后，这些世代沿袭着富贵荣华、什么也不缺少的贵族们，认为真正有价值有意义能传之久远以至不朽的，只有由文学表达出来的他们个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品格，从而刻意作文，“为艺术而艺术”，确认诗文具有自身的价值意义，不只是功利附庸和政治工具，等等，便也是很自然的了。
所以，由曹丕提倡的这一新观念极为迅速地得到了广泛响应和长久的发展。
自魏晋到南朝，讲求文词的华美，文体的划分，文笔的区别，文思的过程，文作的评议，文理的探求，以及文集的汇篆，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它们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突出特征。
其中，有人所熟知的陆机的《文赋》对文体的区划和对文思的描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心懔懔以怀霜，志渺渺而临云。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对创作类别特别是对创作心理如此专门描述和探讨，这大概是中国美学史上的头一回。
它鲜明地表示了文的自觉。
自曹丕、陆机而后，南朝在这方面继续发展。
钟嵘的《诗品》对近代诗人作了艺术品评，并提出，“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至乎吟咏性情，亦何贵于干事？”再次把吟咏性情（内容）的诗（形式）和经事致用的经学儒术从创作特征上强调区别开。
刘勰的《文心雕龙》则不但专题研究了像风骨、神思、隐秀、情采、时序等创作规律和审美特征，而且一开头便说，“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行。
此盖道之文也”，而“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把诗文的缘起联系到周孔六经，抬到自然之“道”的哲学高度，可以代表这一历史时期对文的自觉的美学概括。
从玄言诗到山水诗，则是在创作题材上反映这种自觉。
这些创作本身，从郭璞到谢灵运，当时名声显赫而实际并不成功。
他们在内容上与哲学本体论的追求一致，人的主题展现为要求与“道”——自然相同一：在形式上与绘画一致，文的自觉展现为要求用形象来谈玄论道和描绘景物。
但由于自然在这里或者只是这些门阀贵族们外在游玩的对象，或者只是他们追求玄远即所谓“神超理得”的手段，并不与他们的生活、心境、意绪发生亲密的关系（这作为时代思潮要到宋元以后），自然界实际并没能真正构成他们生活和抒发心情的一部分，自然在他们的艺术中大都只是徒供描画、错彩镂金的僵化物。
汉赋是以自然作为人们功业、活动的外化或表现，六朝山水诗则是以自然作为人的思辨或观赏的外化或表现。
主客体在这里仍然对峙着，前者是与功业、行动对峙，后者是与观赏、思辨对峙，不像宋元以后与生活、情感融为一体。
所以，谢灵运尽管刻画得如何繁复细腻，自然景物却未能活起来。
他的山水诗如同顾恺之的某些画一样，都只是一种概念性的描述，缺乏个性和情感。
然而通过这种描述，文学形式自身却积累了、创造了格律、语汇、修辞、音韵上的种种财富，给后世提供了资料和借鉴。
例如五言诗体，便是从建安、正始通由玄言诗、山水诗而确立和成熟的。
从诗经的“四言”到魏晋的“五言”，虽是一字之差，表达的容量和能力却很不一样。
这一点，钟嵘总结过：“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
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
”“四言”要用两句表达的，“五言”用一句即可。
这使它比四言诗前进一大步，另方面，它又使汉代的杂言（一首中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均有）规范化而成为诗的标准格式。
直到唐末，五言诗始终是居统治地位的主要正统形式，而后才被七言、七律所超越。
此外，如六朝骈体，如沈约的四声八病说，都相当自觉地把汉字修辞的审美特性研究发挥到了极致。
它们对汉语字义和音韵的对称、均衡、协调、和谐、错综、统一种种形式美的规律，作了空前的发掘和运用。
它们从外在形式方面表现了文的自觉。
灵活而工整的对仗，从当时起，迄至今日，仍是汉文学的重要审美因素。
在具体创作、批评上也是如此。
曹植当时之所以具有那么高的地位，钟嵘比之为“譬人伦之有周孔”，重要原因之一也就是，从他开始，讲究诗的造词炼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