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维新运动
张之洞实业教育思想发展历程
张之洞实业教育思想发展历程摘要：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的大门被打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面对统治危机，以魏源为代表的先进地主知识分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19世纪80年代，张之洞接受了这种思想，并将其发展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核心的实业思想。
现将张之洞的实业教育思想划分为萌芽期、雏形期、成熟期等三个阶段。
关键词：张之洞实业教育思想发展历程一、萌芽期（1881年以前）探究张之洞的实业教育思想的萌芽首先应从分析他生长环境入手，如上文已论，张之洞出生于官宦世家，曾祖父张怡熊，曾任浙江山阴县知县，祖父张廷深，曾任福建古田知县，父亲张瑛，则曾任贵州兴义府知府。
张之洞有兄弟六人，他是老四，父亲张瑛像其他传统封建官吏一样，非常注重家教。
在对子弟的教育问题上，张瑛花了很大的心血，为的就是使自己的子弟受到良好的教育，接受程朱理学的思想；以便给他们铺平顺利通过科举考试的道路。
据统计，仅张之洞幼年的老师中就有生员6人、举人4人、进士3人，他们都是当时兴义府所能请到的有名望的大儒。
1849年，张之洞师从韩超，韩超当时署理贵州独山州，不久又投于胡林翼门下，胡林翼，出身翰林，湖南益阳人，与曾国落、左宗棠齐名，成为咸同中兴三大名臣，时任贵州黎平府知府。
这两位先生都主张经世致用，对张之洞经世致用思想影响很深。
父亲的教诲和名师的指点，加上本人的勤奋好学，张之洞在青少年时期打下了深厚的经学基础，但同时，封建思想深入张之洞内心，把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奉为至宝，将封建纲常伦理视为万世不变的道，这就决定张之洞后来虽极力主张经世致用但却无法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
其次，青少年时代的社会环境，同样对张之洞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张之洞出生时，中国封建社会正处在重大变化的前夜，三年后即1840年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
西方列强的入侵加深了社会危机，清政府为了抵抗资本主义入侵巧立名目，征收苛捐杂税，社会矛盾、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
历史名臣张之洞的个人贡献
历史名⾂张之洞的个⼈贡献 晚清是⼀部国家衰败，被迫撬开国门的⾎难史，但也是乱世出英雄，患难见真章。
晚清名⾂张之洞为了拯救政府，维护民族利益，也做出了不少贡献。
⼩编为⼤家准备了相关的资料，接下来就让⼩编带⼤家⼀睹为快! 张之洞的个⼈贡献 张之洞是晚清四⼤名⾂之⼀，同时也是洋务派的主要领导⼈之⼀。
他⼤⼒发展军⼯重⼯业，创中国⾸个系统完备军⼯⼚，在晚清末年的政治中占举⾜轻重的地位。
政治上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的思想，⼤⼒倡导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开展期间，他创办了汉阳铁⼚、⼤冶铁矿、湖北枪炮⼚等。
特别值得⼀提的是，咱们后世抗⽇电视剧中，“汉阳造”这个称呼不是经常出现吗，说的就是产⾃张之洞军⼯⼚的武器。
除了倡导洋务运动之外，张之洞也是维新变法的⽀持者之⼀。
在⼤部分⼤⾂都反对维新变法之时，张之洞却⼤加赞同，为变法提供许多便利，希望通过变法国家富强。
教育上，张之洞创办了⾃强学堂，⾃强学堂为武汉⼤学前⾝。
创办三江师范学堂，发展到今天，就是南京⼤学。
同时还有湖北农务学堂、湖北武昌蒙养院、湖北⼯艺学堂、慈恩学堂、⼴雅书院等，为国家输送⼤量⼈才。
军事上，参与抗击法国和镇压国内起义的战⽃。
⼋国联军侵华，⼤沽炮台失守，与上海各领事议定“东南互保”条约。
甲午中⽇战争之后，听闻清政府有意将台湾划给⽇本，以保全⾃⾝。
张之洞当即上书建⾔，直⾔台湾割让，百弊⽽⽆⼀利，希望清政府能慎重考虑。
他甚⾄还提出了应对⽅法，主旨在于借强国之⼒。
清朝衰弱，不能与⽇本匹敌，可以暂时将台湾租界给英国，允许英国开采台湾矿⽯⼗年，这样英国必然动⼼，派军舰保护台湾。
尽管他多次上书劝阻，但最终台湾还是被划给⽇本，导致到如今为⽌，也是难以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张之洞出⽣官宦之家，⾃幼受到良好教育，聪慧的他⼗三岁就已学完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兼习史学、⼩学、⽂学及经济之学，⼜⾃学了《孙⼦兵法》、《六韬》等多篇兵学名著。
维新派的代表人物
维新派的代表人物维新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发生和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在此期间，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人物，他们有的为民族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也有的前仆后继，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但也都以失败告终。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人物。
维新变法时期有四位代表者：保皇派的张之洞、维新变法运动的康有为和戊戌变法领袖谭嗣同。
一、张之洞张之洞(1831年-1898年),字子文，湖北武昌人。
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1878年中法战争爆发，在武汉任按察使时，主张联俄抗美，支持张之洞变法。
此后任湖广总督、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
1898年6月7日病逝于汉口。
这位以“晚清四大名臣”之一闻名世界的“外交家”。
1、张之洞一生共经历了八个重要历史阶段，这其中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世界局势动荡的二十年。
他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也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全面被动挨打状态；他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也经历了日本对中国发动侵华战争后列强纷纷开始瓜分中国；他经历了甲午中日战争，也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对国家主权要求进一步加强、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更加坚定；他经历了1905年发生在天津的中日甲午战争及1906年发生在上海长崎事件等一系列事件。
然而最重要时刻出现在辛亥革命前：他参与组织武汉光复军。
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参与起草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出任清政府驻英公使；第一次向西方列强宣战后出国参加西方列强发起的一系列战争；参与起草建立中华民国政府；参与办理中法战争；同徐世昌等人组建中国近代海军；与袁世凯共同参与袁死后国民党政府改国名运动，以及领导建立大清王朝等等。
2、在中法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中，张之洞对列强的态度是一贯强硬的。
1905年10月，八国联军侵华，他奉命率联军北撤。
八国联军是一支由俄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国组成的武装集团，有1万多人规模。
八国联军由俄国和日本调集20万兵力，分两路进攻北京。
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
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洋务运动企图在不损害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巩固自己的特权利益，于是发动了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下面是为你整理的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希望你喜欢!洋务运动代表人物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
1860年后，在中外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清朝封建集团中逐渐形成了一批具有买办性和近代性的官僚和军阀。
他们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但认为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可以调解和妥协，“借洋助剿”，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而且还可以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以达到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目的。
这部分人就是当时清政府内当权的洋务派，他们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所从事的洋务，史称洋务运动。
所谓“洋务”，是指诸如外事交涉、订条约、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以及有按照“洋法”操练军队(北洋，福建，南洋舰队)、学习外洋科学、使用机器、开矿办厂等对外关系与外洋往来的事物有关的一切事情。
爱新觉罗;奕訢(1833-1898年)，爱新觉罗氏。
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1851年(咸丰元年)封为恭亲王。
1860年9月，咸丰帝于英法联军攻陷通州八里桥后逃往热河，令奕訢留守北京，“督办和局”。
10月24日、25日，奕訢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北京条约》。
1861年1月，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奕訢、桂良、文祥受命为总署大臣。
8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
11月，奕訢与慈禧勾结，利用领有重兵驻扎北京一带的胜保，发动政变，摘掉了当权的以肃顺为核心的赞襄政务八大臣。
从此，慈禧垂帘听政，奕訢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及衙门。
奕訢力主“借洋兵助剿”，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支持地方实力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开展洋务活动，成为清廷中枢主持洋务的首脑人物。
1865年，因受慈禧猜忌，被罢去议政王职务。
1884年中法战争中，被免去一切职务。
1894年，重新起用为衙门大臣，后又受命督办军务。
戊戌维新运动论述题
戊戌维新运动论述题
戊戌维新运动是指1898年（戊戌年）六月二十一日湖南巡抚
张之洞等人，在康有为的提议下，倡导《戊戌政变》后，以“驱逐鞑虏，立宪法政”为目标，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变革运动。
戊戌维新运动是同兴学会思想的实践，主张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以实现中国强盛。
在政治上，戊戌维新运动主张“驱逐鞑虏”，即反对外国侵略者；并倡导“立宪法政”，希望
通过采用西方的宪政制度，推行民主政治，确立平等自由的法治秩序。
经济上，戊戌维新运动主张变法兴业，推行洋务运动，引进先进的机器、设备和技术，发展工商业，以实现经济的自立和繁荣。
文化上，戊戌维新运动主张实施“中学为体，西学
为用”的教育改革，注重启蒙教育，培养新的人才，推动科学
知识的普及和文明观念的传播。
戊戌维新运动在短暂的时间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积极的变革，但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
一方面，由于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和抵制，以及外国列强的干预和压力，很多变革措施无法顺利实施或深入推进。
另一方面，一些主张保守的势力也对变革运动持有异议，认为这样的变革将导致社会动荡和国家份子气的下降。
最终，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反对下，戊戌维新运动以失败告终。
尽管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了，但它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它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先河，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戊戌维新运动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对自
强不息、追求独立和民主的渴望，为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人教版高中历史选修2 6.1课文注释：张之洞的《劝学篇》
课文注释：张之洞的《劝学篇》
撰成和刊行于维新运动走向高潮时的1898年春，计四万余字，包括二十四个分篇。
又分“内篇”和“外篇”两大部分，所谓“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
“本”是指维护封建制度的纲常名教，对此要坚决维护，不容动摇；“通”则是指诸如工商、学校、报馆等事，不必拘泥，可以灵活变通。
内、外篇即主要是从这两个不同方面来分别阐述的。
内篇包括《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等九个分篇；外篇包括《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等十五个分篇。
全书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为核心观点。
所谓“旧学”是指《四书》、《五经》之类内容；所谓“新学”是指“西政、西艺、西史”之类内容，可见与“中体西用”中的“中学”与“西学”是基本对应的，所以，通常是把张之洞《劝学篇》的主旨用“中体西用”来概括，认为《劝学篇》集“中体西用”思想之大成。
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
《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读书报告2013211682 刘瑾作为晚清重臣的张之洞，一生历经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可以说，他的整个生命历程几乎与一部晚清史相伴随。
张之洞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一生对中国的经济、教育、军事、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变革和发展都有涉足，在这些不同的领域都曾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对于张之洞的评价，从生前到死后，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由此，长期以来，关于张之洞的研究，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观点和视角。
自20世纪以来，关于张之洞的研究大致可以以八十年代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在中国大陆，由于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张之洞作为一个儒者形象，在文革期间颇受批评和指责。
故这一时期，在中国大陆，关于张之洞的研究所取得的理性成果较少。
不过，在港台和海外地区，学界对于张之洞的研究还是有不少建树。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1976年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台湾学者苏云峰的《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论述了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及其在湖北教育改革中的实践。
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台湾学者朱传誉的《张之洞传记资料》，对张之洞也做了多方面的评析。
1972年台湾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的的台湾学者张秉铎的《张之洞评传》，系统叙述了张之洞的生平活动及思想。
1971年美国学者威廉·艾尔斯的《张之洞与中国教育改革》，着重叙述了张之洞在晚清教育改革中的思想及活动。
此外，还有1978年美国学者丹尼尔·H·贝斯的《中国进入二十世纪：张之洞与新时期的问题（1895-1909）》等。
80年代以来，随着大陆政治环境的改善，学术界的学术氛围渐趋自由和多元，学术界对晚晴重臣张之洞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和理性，对张之洞的生平及主要活动都展开了丰富和深层的探讨。
除了数量丰富的论文外，代表性的研究著作主要有：苑书义等人主编的1998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之洞全集》以及199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
张之洞与维新派合作及原因分析
张之洞与维新派合作及原因分析作者：董进昌来源：《中国校外教育·综合(上旬)》2014年第01期从张之洞的生平和经历入手，围绕当时的客观形势和他的立场心态，讨论他与维新派合作及其背后的原因。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对张之洞支持维新变法的原因有一定的了解。
张之洞维新派合作原因一、背景甲午海战中国战败后，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宣告破产，《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面临着外国列强瓜分的危险。
在这个紧要关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了变法图强的维新运动。
1895年，康有为联合千余名举人进行“公车上书”，但受到了顽固派的阻挠。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开始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办报刊、设学会。
维新派第一个学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
在康梁的倡导下，由文廷式出面组织了北京强学会，而张之洞就是在这时进入了维新派的视野。
他不仅捐资五千金以示支持，而且还让其子张权和幕僚入会。
张之洞至此已被维新派人士默认为“自己人”了。
谭嗣同就曾言维新运动的主持者“内有常熟，外有南皮”。
北京强学会进入轨道后，康有为动身前往南京，张之洞与他常常“隔日一谈”，内容多为“共开强学，窃图同心”之语。
最终二人达成了共识。
张之洞支持康有为在上海成立强学会，并捐款一千五百两作为会费，并在《上海强学会序》里署名“南皮张之洞孝达记”，以示重视。
另外，张之洞还派自己的幕僚梁鼎芬等人参与了上海强学会的组织筹建。
但由于顽固派的弹劾，北京强学会被封闭，张之洞怕被波及，也迅速关闭了上海强学会。
可是，张之洞与维新派的合作并未因此结束。
1896年8月，汪康年携带着强学会被查封后的余款与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又创办了《时务报》。
当时张之洞虽以成为湖广总督，坐镇两湖，但他仍然十分关注此报，对其大加赞赏，并且要求“湖北各省文武大小各衙门”都要按期收发，其款项由湖北善后局支付，足见张之洞对此报的重视，也正因为张之洞的重视和提倡，才促进了《时务报》的发行，从而扩大了维新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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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4203217作者简介:邹 勇(1970～),男,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师。
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
2004年8月第23卷 第4期绵阳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Aug.,2004Vol.23 No.4张之洞与维新运动邹 勇(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四川绵阳 621000) 摘 要:在1895-1898年由维新派发起的维新运动中,作为洋务派的重要领袖,张之洞曾参与其中。
虽然,他们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与矛盾,但综合张之洞在运动前及运动中的表现,他是支持维新运动的,而不是“假维新”。
关键词:张之洞;维新运动;支持中图分类号:K25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12x (2004)0420039205 甲午战争的惨败,尤其是《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清王朝在政治上,经济上出现了空前的危机。
于是,以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为起点,全国掀起了一股为民族存亡而忧虑、愤慨和抗争的热潮。
人民大众、士大夫知识分子,乃至在朝官员、封僵大吏都卷入其中。
在被卷入维新运动的朝廷官员中大多为帝党官员和洋务派官僚。
其中,只有洋务派的部分官僚掌握着实权,他们对这场运动态度非常微妙,且大多曾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赞助和支持。
洋务派以“自强”“富国”为目的。
中法战争后,满清当权的洋务派只剩下三位有影响的领袖了: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
李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北洋海陆军;刘时任两江总督,控制长江下游;张时任湖广总督,控制了长江中游。
李鸿章原为洋务派的大首领,地位仅次于奕 ,但甲午战争的失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李声誉扫地,“一生事业,扫地无余”[1],从而退居幕后。
对于维新运动,他是“不甚赞成,也不反对”[2]。
但由于私人恩怨,他曾怂恿其儿女亲家狱史杨崇伊上疏弹劾强学会及维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帝党官僚文廷式,使强学会遭封,文廷式被革职,给维新运动产生了消极作用。
刘坤一碌碌而无显绩,虽在维新运动初期,也曾捐款给强学会,列名其中。
但随着运动的深入,他越来越疏远了同维新派的关系。
在戊戌变法中,他消极对待上谕,多次遭到光绪皇帝的责备,被维新派视为阻挠变法之人。
而这一期间,张之洞却表现得十分突出,在整个维新运动中,张之洞都同维新派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是张的弟子,刘光第则为张所保荐。
戊戌变法中,由于积极参与他还受到光绪帝的赞许,多次打算让其进京辅翊新政。
对此,现在有着不同的评价,有人认为张之洞在这期间的表现是“假维新”,自始至终都是维新变法的反对者[3];也有人把其纳入维新派的行列,对其大唱赞歌[4]。
对于上述两种观点,笔者认为均有其道理,但也许是观察的角度不同,强调的重点不同,结论皆有失偏颇,本文拟对张之洞在维新运动中的行为和思想做一个剖析,以期对他在维新运动中的历史作用做出比较公正的评介。
一张之洞最早同维新派的联系应当从1895年算起。
在这一年的十月中旬,北京强学会成立,身在江宁的张之洞捐助了五千金以示支持,并派他的儿子和亲信杨锐参加了强学会。
这一时期,参加强学会的多为帝党成员和洋务派,以至谭嗣同在一封信里谈到:“康长素倡为强学会,主之者,内有常熟(翁同),外有南皮(张之洞)……。
”为了成立上海强学会,康有为于十一月初又到了南京,在南京“居二十余日,说张香涛开强学会,香涛颇以自任,隔日一谈,每至深夜”[5]。
商谈结果,张之洞同意成立上海强学会。
此会的成立宣言(“上海强学会序”)也由张之洞署名公布,会务由张之洞的幕僚汪康年主持,经费由张捐助白银一千五百两。
翌年一月,又创刊了《强学报》,由康有为推荐的徐勤、何树龄两人主编。
该会成立不到三个月,由于北京强学会的劾封而被迫解散。
上海强学会停办以后,黄遵宪愤于学会的解散,便邀请汪康年、梁启超等倡办《时务报》,这样,上海强学会的一千二百多两余款也就成了开办《时务报》的最初经费,其中,在张之洞名下的就多达半数以上。
《时务报》创办之后,张之洞还下令所属善后局,按时寄款,使《时务报》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不致因经费不足而中辍。
在给与经济上的支持后,张之洞还利用自己封疆大吏的地位,大力提倡。
他将《咨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刊登在第六期时务报上,并对《时务报》大加赞赏。
札上说:“查上海新设时务报馆,每旬出报一本,本部披阅之下,具该报识正大,议论切要,足见增广见闻,激发志气。
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所琐闻,……实为中国创始地一种有益之报”[6](p548)。
并由官费订购,要求报馆向文武大小各衙门,乃至各局各书院各学堂按期足数寄发,紧接其后,山西,湖南,浙江,安徽等省的巡抚,江苏,贵州的学政以及江西布政使等起而效尤,纷纷“通札各属及书院诸生悉行阅看,或令自行购买;或由善后局拨款购送”[7](p4)。
《时务报》发刊不久就风靡海内,除其宏通,文笔精妙之外,同张之洞的公开支持也是分不开的。
汪康年就曾说:“南皮张制军提倡于先,中外诸大员振掖于后,各省同志复相应和”[6](p135)。
尽管《时务报》经常刊登一些观点激进的文章,却没有象强学会那样为后党顽固派所禁,也同张之洞的公开支持不无关系。
在百日维新期间,张之洞对变法也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他所统辖的地区在变法中,对新政贯彻最多。
在奉旨裁减制兵中,张之洞将两湖制兵各裁减“五成”,“其中湖北裁减马战守兵7715名,湖南裁7438名”[8](p17),而其它督抚皆认为“无可再裁”。
在裁减冗员上,“仅湖北就裁革官员170余名”[8](p33)。
在军事上,张之洞创办了江南自强军,采西法练兵,设护军营“专练洋操,力洗旧习”[9](p10)。
在改革科举中,张之洞还与陈宝箴联名上了《妥协科举新章摺》,制订了“请改为三场分试随而去之法”[10](p4139),“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此为中学经济……第二场试以事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此为西学经济,三场试四书驿两篇,五经义一篇”[10](p4139)。
此建议为光绪所采纳。
在荐举人才方面。
戊戌四月,张之洞将梁启超、杨锐和黄给箕等人一并向朝廷推荐,作为可以委以重任的经济特科人选。
还让陈宝箴也向光绪帝荐举杨锐,刘光第。
“杨锐与刘光第之入军机,亦张之洞托陈宝箴荐之者也”[11](p424)。
杨锐是张之洞的弟子,其参与维新虽有做为张在京城耳目的一面,但也有其爱国的一面,从现在众多的论述中来看,大多认为杨锐是支持变法维新的,属于维新派[12]。
刘光第虽为陈宝箴推荐,但却对张之洞极为推崇,称其为“命世先觉,其忍时务俊杰,中国神智人哉”[13](p55)。
做为张之洞辖区的湖南是戊戌变法期间,唯一基本按上谕推行新政的地区。
早在戊戌变法前,湖南就成为维新变法宣传最活跃的地方。
南学会作为谭嗣同、唐才常等发起的政治组织,以演讲的方式,积极进行变法维新的舆论宣传,时人认为大有外国议院之规模。
另外还设有《湘学报》,《湘报》做宣传工具,成立了由梁启超任教习的时务学堂以培养变法人才。
可以说,在百日维新前湖南是维新派最多的地区。
谭嗣同、梁启超和唐才常等皆长期在湖南活动。
另外湖南巡抚陈宝箴也在政治,经济上推行了一系列的新政,并因此受到守旧势力的攻击,而光绪帝却谕褒陈宝箴,并斥责守旧派是“有意阻挠,不姑大局”。
做为张之洞的下属,如果没有张之洞的默许,陈宝箴也就不会那么容易在湖南推行新政了。
实际上,陈宝箴除了是张之洞的下属外,两人私交也非常不错。
在百日维新快要结束时,他还曾向光绪帝上奏折说:“变法事体重大,必得通识老成望重,更事多而虑患密者,始足参决机要,宏济艰难,窃见湖广总督张之洞忠勤识略,久为圣明所见,其于中外古今利病得失,讲求至为精审,似宜迅召入都,赞助新政,与军机总理衙门五大臣及北洋大臣遇事熟筹期自强之实效”[14](p122)。
在维新变法期间,光绪帝曾多次指责刘坤一和谭钟麟等督抚大员不能积极推行新政,却从没提到张之洞。
可见张之洞在这一期间的表现,证明他是支持变法的。
二笔者认为张之洞是支持维新变法的,并非仅从他在维新运动中的表现而定。
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张之洞在维新运动前后的活动及其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张之洞支持维新,赞助维新,是有其内在的思想基础,并非简单的一句“投机”就可以概括其动机和目的的。
张之洞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其先辈曾三世为州县官,因此,他从小就受到严格的传统儒学教育。
入仕之后,他很快就成为“清流健将”。
尽管清流派是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斗争的产物,其中不乏迂腐的旧式书生。
但以张之洞、张佩伦和陈宝琛等为首的一批清流派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他们的不同。
在这里,忠君爱国,为民请命的思想对他们影响很大,而张之洞表现尤为突出。
他曾草拟过替四川东乡(今宣汉)农民申冤的奏折[15](p56);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之洞论奏其失,请斩崇厚,毁俄约”[16],坚决反对沙俄蚕食我国西北边疆;中法战争中,张之洞“建议当速赴援,示以战意”[16],并保荐善战将领赴前线抗敌。
做为两广总督,他还亲自参与了抗法战争。
正是由于他曾亲自参与了反侵略战争的实践活动,使他看到了中国的落后,强烈的爱国之情,及抵御外侮的思想,使其战后迅速转向洋务派。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张之洞坚决地支持抗战。
他积极布置江南防务(当时暂理两江总督),重新起用冯子材,前线筹措饷械。
及至战败,他又反对签订卖国的和约。
对于和约的签订,他认为“从此中华何以自立?令人痛恨发指”[14]。
爱国之心跃然眼前。
当台湾军民反抗日本占领时,他又不顾清政府的禁令,暗中支持台湾人民的斗争,调解唐景崧与刘永福间的矛盾,积极援助枪支弹药。
即使在唐景崧已退出台湾,刘永福被拥立为“总统”的情况下,他仍私下支持刘永福的抗日斗争。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张之洞具有强烈的忠君爱国及忧患意识,这也是张支持康梁变法的重要思想基础。
而维新热潮本就是在民族危机出现的情况下发生的,康梁变法的本质也是要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因此从一开始他们就求助于君权,其公开的变法主张也是以不破坏君权为限度的。
甲午战争的失败,民族危机的加重,使张之洞也意识到了变法的迫切性。
他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曾提出:“凡我普天臣庶,遭此非常变局,忧愤同心,正可变通陈法,以图久大,不泥古而薄今,力变以前积弊,其兴勃焉,又何难雪此大耻”[17](p44)!对于张之洞的变法思想,最为集中的体现就是他所著的《劝学篇》。
文章发表于1898年4月,即百日维新前夕。
其内容分内外两部分,《内篇》主旨是教育人门要恪守孔孟之道,尊奉三纲五常,忠于满清统治者,即“务本以正人心”[18]。
《外篇》则号召人们努力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即所谓西政和西艺,仿照西方的先进体制,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教育等加以改造,以达富国强兵,挽救危亡的目的,即“务通以开风气”[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