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和中体西用论
“洋为中用”对“中体西用”的继承与发展
“洋为中用”对“中体西用”的继承与发展文章论述了毛泽东对张之洞“中体西用”观念的继承与发展。
“洋为中用”对“中体西用”的继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光大；对中国实际国情的准确把握；对西方先进文化的理性认识。
“洋为中用”对“中体西用”的发展：从“兼容并包”到坚持以我“为”主；从“体”“用”分明到“中外一致”；从维护“中体”到科学的扬弃。
标签：洋为中用；中体西用；继承与发展一、“洋为中用”对“中体西用”的继承1964年9月1日，毛泽东在《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的批示》中明确提出，对待中外文化遗产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其中“洋为中用”思想影响受众面最为广泛，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讲到我国要大量吸收国外的进步文化，丢掉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的部分。
总结了洋为中用的历史，尤其对中体西用的吸收借鉴、对中国实际国情的准确把握、对西方先进文化的理性认识这三个方面采取批判的继承。
1、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光大维新变法思潮汹涌之时，梁启超等人对旧的保守思想进行了抨击，也对新的偏激思想进行了批判。
他们这个时代的这群人的思想成为中国传统哲学中“中体西用”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中体西用”在当时已经属于明确切入当下发展的文教理念，反映出当时的妥协意味，但更多的是对中体的维护，实际上已经是极大的进步。
“中西”、“体用”经历很长一段时间发展历程，明清更早时期就有了这样的概念。
明清之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传教士传播了西方的思想，关注了中国的本土文化，我国逐渐步西学东渐的思潮，开始对西方的政治、文化、制度进行大规模的了解和学习。
比如徐光启的“中西会通”思想”、“中西学循环“，中西学融合”的思想，这些人的观点贯穿了整个近代史，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时事新论》，这几本书籍对当时思想还略为愚昧的中国人民的影响特别大。
在封建中国早期，思想家冯桂芬在他的书中《校颁庐抗议》提出的“中体西用”、“本末”之类的议论观点，直到清末时期，其论争愈为激烈，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近代化的进程。
4405字,洋务运动与中体西用思考
洋务运动与中体西用思考摘要：洋务运动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代统治者为摆脱军事落后的局面而发起的。
洋务运动包括办军事工业、训练新式陆海军，整顿海防，筹办新式海军，发展民用工业。
虽然“求强求富”的目的并没有实现，但在御侮的过程中起了作用，增强了军事实力。
在这一过过程中形成了“中体西用”的思想，尤其是“中学为体”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历史的局限。
关键词：洋务运动；中体西用一、洋务运动的背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丧失了更多的主权，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地位进一步加深。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魏源等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就认识到中国是落后了，不变落后为先进，就难以摆脱挨打的局面；要变落后为先进，就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林则徐在被遣戍伊犁途中，回忆了鸦片战争中“器不良”“技不熟”，因而失败的教训，总结出取胜的八字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
”把“器良技熟”放在首要地位。
并申论说：“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
”他说他甚至在“获咎之后，犹以船炮二事上陈。
”①这是因为他正确地把这“二事”提高到“驱逐外夷”“舍此曷济”的高度的关顾。
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不久，清政府一些头脑较冷静的当权者痛定思痛，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恭亲王奕 等人表现出了深重的危机感。
曾国藩在战争一结束就提出：“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忘备？……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②。
1861年8月，他强调“今日救时第一要务”为购买外洋船炮，并提出“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独有，在中华则罕于所见”。
从而主张在购买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仿之，继而试造，不过一两年，火炮轮船必为中外官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③。
曾国藩的主张得到了奕 的赞赏，认为是“深思远虑之论”。
另一个洋务热心倡导者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表示：“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又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联系中国近现代史历程谈谈洋务派的中体西用
联系中国近现代史历程谈谈洋务派的中体西用：
1、文化上：
在不危及“中体”的前提下侧重强调采纳西学，实施的留学教育和举办新式学堂，给僵化的封建教育体制打开了缺口，这既是洋务派的文化教育观，也是洋务派应对守旧派的策略。
但同时洋务运动却不愿改变封建科举制度，对真正的人才培养有极大的局限性。
2、政治上：
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有专制走向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引入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政治理论。
但洋务派政治上的内部落后性和对外依附性，决定了洋务运动只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停留在物质层面上，无法进入政治层面与思想层面。
3、经济军事上
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加速了小农经济的崩溃，客观上冲破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桎梏，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进程，一定程度上壮大了中国的军事力量。
但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外国，受西方控制，无法实现真正的自强求富；也因为洋务派坚持中体西用，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封建体制互相冲突，极大地限制了近代中国的经济军事发展。
洋务派保守认为军事装备上是中国落后最大的原因，关注于经济军事方面的变革而拒绝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变革。
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文化整合方案和教育宗旨，又是粗糙的，是在没有克服中、西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下的直接嫁接。
甲午中日战争打断了洋务运动，革命变得激进。
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必须进行思想革命才能真正救国。
新文化运动中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传入中国，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的大解放运动。
洋务运动其指导思想“中体西用”评析
I洋务运动其指导思想“中体西用”评析洋务派面对新的形势，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最早的近代化思想。
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都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是洋务运动代表人物。
他们在思想方面有相同点，也有相当大的差异。
曾国藩与李鸿章在洋务指导思想上都络守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
曾国藩主张维护封建纲常、封建体制的基础与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达到“自强”的目的。
虽然曾国藩未曾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但他的洋务思想主旨即为“中体西用”。
张之洞的“中学为体” 并非如顽固派那样全盘地否定和抛弃西学，他在维护封建皇权、坚持中学为体的原则下还有承认西学、积极兴治西学的一面。
张之洞的思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发展独立性，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观点和主张，这些主张和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肯定地说是比较先进的，成为他从事洋务活动、致力振兴实业的指导思想。
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最先作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冯桂芬。
他在《校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这个思想后来被进一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
洋务运动是清政府在同治、光绪年间（19 世纪60～90 年代）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强”“求富”运动。
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中，洋务派把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解释为“体”与“用”的关系、“道”与“器”的关系、“本”与“末”的关系、“主”与“辅”的关系，进而提出了两者的相对价值，即中学具有精神价值，西学具有物质价值；同时提出了两者的不同功能，即中学“治心身”，西学“应世事”。
在这里，中学和西学的地位虽略有高低之分，如强调中学是“本”“体”，而西学只是“末”“用”，但同时又强调这两者是互相补充、不可偏废的。
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评价
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评价
洋务运动是清朝晚期的一场现代化改革运动，其主要目标是借鉴西方技术和制度，推动中
国实现现代化。
在评价洋务运动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 追求技术进步：洋务运动积极引进西方技术和制度，推动了中国的技术进步。
在洋务运动中
兴办的洋务工厂和学校，推动了科技的发展，为中国后来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2. 学习外国经验：洋务运动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积极学习外国经验，努力改革传统制度。
通过学习西方的军队组织、工业制度等，增加了中国的实力和竞争力。
3. 一定程度的现代化成果：洋务运动在一些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在造船、制造火炮和军械
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这些成果为后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4. 存在问题和限制：洋务运动在一些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和限制。
由于没有形成全面、系统、连
贯的现代化理论和体系，一些改革措施在实际中难以贯彻执行，缺乏整体规划和协调。
5. 受到保守势力和农民起义的阻碍：洋务运动在推动现代化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保守势力和
农民起义的阻碍。
这些阻碍使得洋务运动的实施受到一定的限制，进程比较缓慢。
综上所述，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和制度，增加
了中国的实力和竞争力。
然而，洋务运动也存在一些问题和限制，同时受到了保守势力和农民
起义的阻碍。
近代史论文——从洋务运动与改革开放看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作为东西方文明碰撞的产物，是我国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挽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重要手段。
它从诞生以来，就在不断地变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体用内容划分上不断改变，成为我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工具。
但是，体用之间分属不同文化系统的矛盾冲突依旧不可调和，相互阻碍，最终使得中国近现代文化体系成为一个不和谐的畸形体系，难以带领中国走出严重的历史危机。
一、中体西用的思潮的渊源和发展——中西体用范围之划分中体西用的思潮的渊源和发展——中西体用范围之划分——中华文化可以三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者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
文化者，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
晚清之时，中华文明的衰微，是这三方面作为文化体系共同的衰弱，并非如晚清学者所言仅器物较西方为劣而已。
晚清的中体西用仅仅是学者形而上学的解决之道，割裂了体系特点的生硬嫁接自然会产生种种问题，直接浪费了我国宝贵的发展机遇，难以解决救亡图存的根本问题，自然也不可能去实现自强求富的梦想。
最早提出中体西用思想的冯桂芳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到：“如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而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哉！而稍后的王韬同样认为“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 当躬。
甚至先后做过曾国藩和李鸿章幕僚的薛福成也说“中国之洪荒，以圣人制度文物辟” 之。
“自有天地以来，所以弥伦于不蔽者，道与器二者而已……中国所尚者道为重，而西方” 所精者器为多。
但“彼之利器，可购而得也”“彼之技艺，中学而能也。
” ，”如此，“则彼之所长，我皆夺而用之矣。
因而，要“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 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是乃所谓用夏变夷也。
可见，中体西用从诞生起，” 就是在这样一种体用分离而没有系统观的学术认知中付诸实践，自然容易产生问题。
这些学者想当然的以为可以通过西艺来卫其道，却不知他们所谓的道也是衰微之源，如何可以驾驭地了比其先进的多得西方物质文化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洋务运动中的中体西用
体用之争，自古有之。
大体上说，“体”为本质，为内容，即事物的自身基础以及内在根据。
而“用”指的是形象、形式，是相对于“体”而言的外在现象。
通常，“体”代表原则、立场等根本，而“用”则被用来表示具体方法手段。
其实从主辅方面来说，似乎已经事先预示了“体本用末”的结论。
而在研究体用之争之前，不妨先讨论另一个与体用之争相关的，自古存之的命题——道器之辨。
道器之辩较之体用之争，似乎更加古老一些。
古人言：“道生万物”，又云：“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
这样的“道”，代表着万物本原，及世间一切永恒规律。
而正如“体”与“用”相对一样，“道”也是“器”的另一个孪生子。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万物与本性之原，即为“道”；一切有利用发明生活的实际学问，即为“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的思想牢牢占了上风。
有两个词可以明确说明态度：“以道御器”和“道本器末”。
圣人言：“安贫乐道”，强调“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即便身处陋巷也不改“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志向。
在古人看来，除却追求大道之外，其余一切身外之物都不值得为之停驻。
而对“道”更现实的解释，实际上应该是某种深深扎根于心底的美好理想——终极的善与美的。
从这点出发，古代的读书人把重点更多地放在了修身治国平天下之上，“学而优则仕”，将一生抱负寄托于朝堂之上，从而轻视了科学技术。
还因各种“奇技淫巧”会造成欲望膨胀，从而导致道德方面即“道”的沦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也包含了这方面的含义。
“器”者，各适启用然不能相通。
因此人不应成为某种器具，应该博学广泛，也可理解为人不应成为达成功利目的的手段。
一个真正的君子，理应致力于对“道”的追求，他的人生意义不应该是实用的、功利的。
因此这样的君子，有时候还被对人视为“无用”，但实际上，君子的“无用”正符合了重道轻器的要求。
但这样的看法缺陷在于割裂了“道”与“器”的联系，某些时候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道”并不符合实际利益的追求。
洋务运动时期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社会风气以及价值观念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
在19世纪后期的中国社会，民族资产阶级尚未登上政治舞台，尤其是“中体西用”出现之初的60年代，中国刚刚打破了封闭状态。
面对一个敞开的世界而惊魂未定时，就以“中体西用”迈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确实难能可贵。
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思想，于是就有了“西学”的合法化，有了中国30年的洋务实践带来的800家工矿企业，三大海军舰队以及现代先进技术的大规模传入，甚至还有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西方先进政治文化的传入。
中国的现代化从“中体西用”开始也确实带有主观的阶级局限和客观的历史局限，但这是顺应历史发展的一项明智之举，是古老的中国面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所作出的最初的唯可能的选择。
洋务运动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真正开端就已经说明了它的历史价值。
中国古代历史上科学技术曾经居于世界前列，但清政府的统治者长期以来昏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顽固派抱着“中国文化独尊”论不放，把向西方学习看作是可耻可恨之事，许多聪明之士把青春消磨于八股文、试帖诗等无用之事，更有甚者封建统治者把科学视为至贱之艺，因此风化不开。
一般士人迷恋于科举之途，将其视为向上爬的阶梯，而对科学技术“不屑为”。
洋务派的从中国被动挨打、屡遭屈辱的现实中看到了重要原因是科学技术的落后。
洋务运动更重要的贡献在于从此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使国人不再一味以追求仁人先贤之道为惟一理想，不再鄙视“奇技淫巧”的技术，奠定了“科学”的根基与土壤。
1861年京师设立同文馆，次年正式成立，学习外文及天文算学，培养近代专业技术人才。
此后，洋务派又先后创办一批学习外语和专业知识的新式学堂，如1866年左宗堂在闽局附设“求是堂艺局”，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设天津水师学堂等。
这些学校第一次将西方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带进课堂，从而培养出我国第一批造船、航海，机器制造以及近代医学等方面的人才。
从七十年代开始，洋务派又先后向外国派出留学生，去吸取西方科技之营养，以期为祖国的独立与富强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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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和中体西用论
1)统治阶级的危机意识和洋务运动:自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以后,中国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迫使中国人以新的思维方式认识政治,统治阶级也迫切地想制造一个能够维持现存秩序的更加有效的思想武器。
在朝廷内部尽管存在一些顽固的闭门主义分子，但经过同治时代（1862-1874）洋务派势力逐渐壮大了.曾国藩（1811-1872）、李鸿章（1823-1901）和张之洞（1837-190 9）代表了洋务派.他们以太平天国运动为起点承认西方武力的优越性,接受与此有关的机器和技术以此来要寻找中国自强之路.这样在维持中华自尊的同时，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以此来寻找中国自强之路的运动,这就是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也是像魏源、林则徐和龚自珍等一批先知们对西方认识的实践.
2)洋务运动的实际情形和局限性：中国社会内部从整体上开始形成了一股促使政治上的反省和改革的新风气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的新风气,尤其是士大夫阶层最先认识到世界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直接引起了思想界风气的变化。
一直担心着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爆发和社会秩序混乱的传统士大夫们主张儒学的本质在于经世致用，从而掀起了一股新风气,并且他们也认为实行洋务从而可以改良社会和解决社会矛盾。
在这样的情况下，洋务运动逐渐取得了相当大的势力。
但是在西方帝国主义者剥夺中国内部的资本蓄积机会的情况之下, 洋务运动自身却无法脱离多局限性. 在政权斗争的过程中，洋务派代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汉族绅士们的保守主义,这也导
致了洋务运动的主体存有局限性.因此洋务运动是由洋务派在中体西用论的立场上促进的.1当然在朝廷外也有一些人士将中国的传统纲常名教摆在首位来看待，这是他们与洋务运动派相同的，但是与洋务运动派的情况不同的是，他们认为要从西方学习的,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甚至涉及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在这一点上与洋务运动有着很大的区别.2但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能够摆脱洋务运动派的中体西用论的局限。
因此可以说洋务运动没有带来社会政治上一点点振作的士气。
所以洋务运动作为在制度圈内进行的运动即将面临着诸多批判。
这场改革的内在局限性终于在189 4-1895年的清日战争中中国败给日本的结局中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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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洋务派认识西方的局限性：洋务运动的局限性与发起这场运动的洋务派们对西方的认识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首先考察他们对西方的认识地平线.洋务派认为中国对思想方面来说是完整的国家,对文化和政治方面来说是一个世界, 因此洋务论,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没有一种平等对待别的国家的意识.这样看来,洋务论在思想史上保持中华思想的对外表现即夷务论。
当然至少他们承认西方即外国的存在和取之所长,虽然有些范畴是受到限制.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华夷思想出现了一定的动摇。
但尽管如此,以中体西用论为标志的洋务论依然没有脱离想使西方国家追随中国的强烈的中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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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洋务运动思想的局限性：洋务派对外部世界的实践程度受到了他们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制约。
但是他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的局限是由于受到了他们内部认识体制的影响，内部认识结构也无法脱离影响内部认识结构形成的文化。
因此了解一下影响洋务派内部认识体制的最深刻的思想。
洋务运动只是把改革的重心局限在军事化和工业化的改良上。
具有这样局限性的改良运动与它的理论支柱即中体西用论的局限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洋务运动的基本思想是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体西用出发引进西方的技术（用）来增强和维持道（体）。
换句话说，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
1朴赫淳著:< 关于洋务运动>,<讲座中国史V>,汉城大学东洋史学研究室编出版,1999年,第197页.
2朴忠錫著: <淸末公羊學派的思想特点>,<中国研究(`78.10),檀国大学校附设中国研究所出版,第55-56页.
3孔輔卿著: < 关于清末革命思想形成的研究>,<论文集9,2(`88.9), 慶星大學校出版,第159页.
4裵永東著: <关于中國近代政治改革的考察-康有爲的變法論> , <院友论文集>4(`76.12), 延世大学校院友会,第10-11页.
维护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
因此对洋务运动派来说,西学意味着采用来创办中国近代的军事工业的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来，洋务运动派所追求的最终价值在于重建传统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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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朴忠錫著: <淸末公羊學派的思想特点>,<中国研究(`78.10),檀国大学校附设中国研究所出版,第53-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