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建构现实的三种研究范式
媒介学的基本内涵与主要方式
媒介学的基本内涵与主要方式
媒介学是研究媒介与社会、文化、意义等之间关系的学科，主要关注媒介对信息传播、社会影响、意义构建等方面的作用和影响。
其基本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媒介与社会：研究媒介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
通过分析媒介的发展、结构、经济模式等方面，揭示媒介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功能。
2. 媒介与文化：研究媒介对文化的传播、塑造和改变。
关注媒介如何影响文化的形成、演变和传承，以及媒介如何塑造人们的价值观念、认知方式和行为习惯。
3. 媒介与意义：研究媒介在信息传播和意义构建中的作用。
探讨媒介如何传递和解读信息，以及媒介如何影响人们对信息的理解、解释和评价。
4. 媒介与权力：研究媒介与权力的关系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关注媒介如何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力量的影响，以及媒介如何塑造和影响公众舆论、政治决策和社会变革。
媒介学的主要研究方式包括：
1. 文本分析：对媒介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和解读，探索其中的隐含意义、符号和符码。
2. 受众研究：通过调查、访谈、观察等方法，研究媒介受众的态度、观点、反应和行为，探究媒介对受众的影响和作用。
3. 社会调查：通过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等方法，研究媒介使用和接触情况，了解媒介对社会的普及程度和影响范围。
4. 历史研究：追溯和分析媒介的发展历程，研究媒介技术、媒介制度和媒介文化的变迁与演化。
5. 实证研究：通过实验、观察和数据分析等方法，验证媒介对社会、文化和个体的影响效果，建立理论模型和预测模型。
综合运用这些方式，媒介学可以揭示媒介的作用机制、
社会效应和意义构建过程，为媒介发展、媒介政策和媒介教育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传播学三种研究范式的假设和方法
交流的研究随着时间推移而演变，学者们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来理解人类交流的复杂性质。
在这份论文中，我们将探讨交流研究中的三个研究范式，即正统主义范式，解释主义范式，以及批判性范式。
我们将讨论与每个范式有关的假设和方法，并提供案例研究，说明它们的应用。
否定主义的范式是基于可以观察和衡量的客观现实的假设。
在这一范式内开展工作的研究人员试图发现普遍的法律和一般的交流行为模式。
肯定主义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往往涉及使用定量数据，如调查、实验和内容分析。
大学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研究可能利用调查来审查媒体曝光与大学生的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
研究人员通过收集和分析定量数据，旨在确定交流过程中的模式和因果关系。
与此相反，解释主义的范式假设现实是主观和社会构造的。
在这个范式内运作的学者试图理解个人对其交流经验的意义和解释。
在解释主义研究中，常用定性方法，如人种学，访谈，和话语分析。
对社交媒体在塑造身份方面的作用感兴趣的研究人员可以深入采访青年成年人，探讨他们如何构建和谈判他们的上线人格。
通过定性分析，该研究人员旨在发现社交媒体使用的多种解释和含义。
关键的模式是基于一种假设，即权力和意识形态在塑造传播进程方面发挥着中心作用。
批评研究者试图发现并挑战主流言论和社会中权力分配不均的现象。
与这一模式相关的方法往往涉及使用定性数据以及批评性言论分析和媒体活动。
一些传播学者可以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对边缘化社区的媒体表现进行批判性分析。
通过研究，它们旨在提高人们对媒体如何强化陈规定型观念和助长社会不平等的认识。
为了说明这些范例的应用，让我们审议一项关于气候变化传播专题的案例研究。
一名权威研究者可进行一次调查，以评估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态度以及不同信息传递战略的有效性。
它们可以利用统计分析来确定公众舆论的模式和宣传运动的影响。
另解释主义研究者可以对个人进行深入访谈，以了解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各种解释和情绪。
他们可以分析个人的经验和文化背景如何影响个人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媒介场域理论：媒介研究的新范式-上书房信息咨询
媒介场域理论：媒介研究的新范式场域理论作为一种新的媒介研究框架，超越了传统媒介研究范式结构与文化的二元对立，提供了一种连接宏观与微观的分析路径。
本文追溯了布迪厄场域理论的渊源，从理论框架、分析议题、研究典范几个方面对媒介场域理论进行梳理。
最后，梳理了中国特殊的媒介语境下媒介场域理论的适用性及研究议题，并指出目前场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一、场域理论概述（一）理论渊源：从物理学到社会科学1.从卢因到布迪厄：进入社会科学的场理论“场”（field）的概念源于物理学，指物体周围传递重力或电磁力的空间，电磁学构造了严谨的场理论模型，试图解释场与场内元素的相互作用(Martin2003)。
格式塔心理学最先讲场理论引入社会科学，其中以库尔特·卢因的场论最为著名。
卢因在界定他的场概念的时候援引了爱因斯坦的定义：“场是相互依存事实的整体”（申荷永，1990）。
卢因着重探讨“个体”与“环境”，认为“场即生活空间”，人与环境是一个共同的动力整体。
在特定时间，决定个体行为和心理活动的所有事实,是一个个人的主观因素、客观环境及被主观化了的客观环境所构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系统（刘海龙，2005）。
将场理论普遍化的人是布迪厄(PierreBourdieu)。
他在经过长期的人类学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适用于各学科的“场域理论”。
所谓场域，是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种种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特有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特有的法则、规律与权威形式。
这些规则界定了一个社会构建的空间，“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
”(Bourdieu，1993)。
布迪厄吸收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将社会看作一系列不同的场域，如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生产的场域等。
社会行动者即根据他们在空间里所占据的位置进行运作，以求改变或维持在这个社会空间里的位置（朱清河，2010）。
媒介素养研究的中国语境、问题与范式——关于我国媒介素养研究及教育的一种理性审视
紧盯前沿理论透析传播实践O N G N A N C H U A N BO传播视域——受众研究——关于我国媒介素养研究及教育的一种理性审视邓文华(南昌航空大学江西南昌330063)■要：媒介素养研究在西方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文化强国”建设的推进，媒介素养研究也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
如何在借鉴西方媒介素养研究既有成果的基础上，从中国本土媒介发展的实际情况及培养国民媒介素养的实际需要出发，提出符合中国媒介素养研究及教育的范式并建构相关理论，成为当下及今后一段时间内的重要课题。
关t诩：媒介素养中国语境问题范式近年来，媒介素养研究在我国大有成为一种“显学”的迹象，不少学者对媒介素养教育的前景也表示乐观。
比如，汤书昆等人在2009年就认为，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有望在未来十年左右建立起符合国情的中国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并逐步完善出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媒介素养教育模式”。
111对此，笔者认为若想发展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媒介素养教育特别是建构相关教育体系，那么就必须重视并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一、我■撼介素莽研究曩t膏的基本语境与其他一些学科或专业相比，媒介素养研究特别是教育更需要注意语境的问题。
这是因为，媒介素养不仅涉及媒介的问题，而且还涉及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媒介素养研究及教育必须重视中国语境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和重视。
张宏树曾指出，若要建构当下大陆地区公众的媒介素养就“必须考量中国语境，包括社会、文化环境与媒介生态，同时应该考量控制教育决策的相关因素”。
团应该说，这种呼吁已在相当程度上切中了问题的要害。
以媒介生态为例，当下中国的媒介素养研究及教育所面临的最重要语境之一就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媒体获得了空前发展。
有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的网民规模达到了5．64亿，互联网的普及率为42．1％。
翻不过笔者认为，社会、文化、媒介生态等方面的语境固然需要重视，但更需要重视的语境或许是我们的媒介素养研究及教育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传统”这样一个事实。
《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读书报告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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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媒介不仅为人们提供信息与娱乐，而 且建构着人们几乎所有的常识。 大众媒介如同一双巨大而看不见的手，时 刻拨弄着或控制着人们精神与物质双重意义上 的日常生活。 大众媒介已经成为新的社会权力结构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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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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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森认为，他关于人类需要、公民权利和义 务等等视点，是对上述3种范式的补充，而不是第4种范 式。 • 史蒂文森希望未来的媒介文化研究能够尊重媒介文 化的特殊性，同时又将各种媒介文化与广泛的社会实践 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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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与大众传播研究
史蒂文森认为， 马克思主义媒介理论的优点，在于它指出了所有制和 媒介生产的文化内容之间的联系，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滋长 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形象和表达。 马克思主义媒介理论的劣势，在史蒂文森看来，在于 忽视了阶级统治以外的其他统治关系，比如性别和种族。
史蒂文森探讨了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媒介理论方面的3种研究成果：
总结：
• 优点： 比较全面地对20世纪中叶以来本领 域内的各相关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关于 媒介文化的理论及核心观念，进行了 细致精深的梳理和表述，并对各学派 内的研究视点进行了分析整理，提出 了别树一帜的观点，而且不乏深中肯 綮之见。 不足： 一是书中有些地方存在着明显的 反马克思主义思想； 二是本书介绍的诸种理论流派，仅 集中于欧洲各国、美国、加拿大和澳 大利亚，对世界其他各国的理论探索 则几乎未曾提及，这对于全面研究媒 介文化理论显然是有其局限性的。
第五章 博德里亚的暴风雪 •
在史蒂文森看来，如果说麦克卢汉对于媒介技术的 看法过于乐观的话，那么博德里亚的看法就过于悲观了。 • 博德里亚的社会理论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分析，而转向符号分析。 • 博德里亚认为：商品在被消费之前必须先成为符号。
大众传播理论：范式和流派
1.话语是指围绕着特定语境中的特定文本所形成的传播实践和社会实践。
话语研究不再关注事物的本质，而是把关注点放在事物本质所做出的种种话语的可能性上。
换句话说，话语研究不是研究一个事物是什么，而是研究为什么人们用某种方式对该事物进行表述，是什么社会条件导致了这个话语，这个表述能否自我证明，它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
话语研究不关注获得了什么知识，而是关注知识是在什么前提下获得的，以及是否可靠2.传播是一个社会现象，人们对它的定义与理解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
传播也是个历史现象，在人类社会实践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会赋予传播不同的功能。
因此传播的复杂性决定在某个时期，任何一种对于传播的界定都无法概括所有的传播实践3.我们不应该傲慢地否定其他的理解，而是应该保持一种宽容的心态，尽可能地超越自己的视阈，理性地分析各种不同的看法在不同的语境中优势和不足，以一种建设性的态度对社会现象做出较为全面的解释4.信息论的提出者申农认为：信息就是消除不确定性。
自然科学的确定性，成为实证主义追求的目标。
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这三种理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被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之中5.隐喻使得我们对事物作出形象的理解，同时也限制了我们对比喻物的想象。
关于传播是传递或者是讯息的定义强调了信息的客观性的一面，却忽视了信息的编码与解码的复杂性，忽视了传播的社会意义6.意义和言语的困境：传播的活动必须使用语言，但是语言并不是一条透明的通道，而是一个晦暗不明的迷宫。
而苏格拉底却认为，传播的理想境界是心灵之间的交流7.在传播的过程中，我成为中心，我是否能被真正地理解，是传播成功与否的标志，“传播是传递”这个话题最终也会导致交流陷入困境8.传播是传递，还只是唯我主义的自怜自爱的话，那么传播是控制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肆意妄为9.美国着名的报人-李普曼在1922年出版的《民意》中认为，对外部的世界、媒体营造的虚假环境和人们头脑中关于世界的图像做了区别。
因为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越来越间接，我们自以为是真实的东西，只不过是利益群体利用大众媒体制造出来的虚假环境。
作为一个研究范式的媒介环境学派
作为一个研究范式的媒介环境学派媒介环境学派的研究范式及其在现代传播学中的应用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媒介环境学派的研究范式对于理解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旨在探讨媒介环境学派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范式，其理论观点、研究方法和在现代传播学中的应用。
媒介环境学派、研究范式、传播学、媒介与社会、互动关系媒介环境学派是传播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媒介如何塑造和影响人类生活和社会。
该学派的研究范围广泛，涵盖了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的各种形态，旨在揭示媒介在社会发展、文化传播和个体认知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媒介环境学派的研究方法具有跨学科的特点，综合了社会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
媒介环境学派认为，媒介不只是一个传递信息的工具，而是构成人类生活和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学派媒介如何影响人类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以及媒介如何塑造和反映社会文化。
近年来，媒介环境学派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新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媒介暴力与心理健康、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媒介与身份认同等。
然而，该学派在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对媒介偏见和信息茧房效应的研究尚不充分。
媒介环境学派的创新点在于其强调了媒介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将媒介视为一个独立且强大的变量。
这一研究范式有助于深化人们对媒介的认识，并为现代传播学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
媒介环境学派还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可为政策制定、媒体监管和公众教育提供指导。
本文对媒介环境学派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范式进行了全面阐述，并分析了其在现代传播学中的应用价值。
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为理解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有力支持，对于推动传播学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意义。
然而，该学派仍需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上不断拓展和完善，以更好地应对现实问题，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
在当今社会中，技术媒介已经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还对传媒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比较语境中的场域理论_媒介研究的新范式报告
比较语境中的场域理论:媒介研究的新范式罗德尼·本森内容提要 本文介绍了法国已故重要的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并以此为框架,通过分析若干场域个案,检视了比较语境中的“媒介场域”,并深刻剖析了法国新闻界的历史发展和现状。
作为独树一帜的理论取向,“场域理论”已经成为当前媒介批判研究的新范式。
作者在强调场域理论贡献的同时,也明确指出这个范式尚需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
通过《差异》(L a Disti nction)一书的英译本,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文化客体的接受与化为己用(appropriation)的(研究)取向已广为人知。
但说英语的学者仍然应该从布尔迪厄关于文化生产,尤其是与新闻媒介相关的著作中获得完整的收益。
[1]布尔迪厄和他的合作者Alain Accardo,Patrick Champagne,Rémi Lenoir,Dominique Marchetti,及Louis Pinto发展了一种以“媒介场域”(media field)[2]概念为中心的新闻社会学研究新范式。
其中心论点是面对经济场域已然增长的影响和渗透性,新闻的自主(autonomous)性减弱了。
新闻媒介,作为统治权力的代言人(agent),正在削弱其他文化生产领域的自主性(autonomy),因此也损害了科学知识生产和艺术创新的最佳社会条件。
致力于该知识性课题的布尔迪厄和他的合作者至少在三个重要的方面对英—美式的新闻媒介研究传统贡献良多。
首先,聚焦于中观层面的“场域”为传统上割裂的宏观的新闻媒介“社会”(societal)模式(诸如政治经济、霸权、文化和技术理论)和微观的“组织”(orga2 nizational)研究路径架设了理论与实证合而为一的桥梁。
其次,相对于不是集中于新闻机构就是集中于受众(但很少同时集中于这两者)的那些研究,他们的场域理论侧重于两者间的联系。
此外,它挑战“被动”—“主动”受众这种二分法,坚持生产和接受周期的预设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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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建构现实的三种研究范式媒介建构的现实有别于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的现实世界，它是一种高度依赖个体经验的意义世界，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媒介建构现实方式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查看。
“媒介建构现实”已经成为传播学界的一种共识，然而对于媒介如何“建构”现实的说法存在很大的争论。
这种争论一方面是因为传播学理论基本来自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直接导致了传播研究中不同的理论范式;另一方面，传播学往往被视为社会学科，学者们更为关注具体问题的解决，例如媒介效果、传播语言等等，而对一些理论问题经常缺乏刨根究底的兴趣。
但是“媒介建构现实”作为一个基础理论问题，从研究范式的视角来深入探讨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媒介现实”作为一种建构的社会现实“媒介建构现实”之所以成为共识，是因为人们意识到媒介化语境下的现实只是一种“建构”的媒介现实。
“建构”一词来自英语“Construct”，具有构造、建筑、创造、生产、结构等意义。
也就是说，媒介所建构的现实与我们亲身体验的现实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复制关系，而是再度创造或生产的关系。
媒介建构论者认为这是一种以“虚拟”为特征的社会现实。
沃尔特·李普曼(WaltLipp-mann)(1922)很早就注意到了媒介现实的虚拟性。
他认为，新闻媒介对现场事件的表达经常是错误的:它所创建的形象经常是误导的、歪曲的，也错误地描画了我们头脑中对外部世界的形象。
他同时又认为，人们经常不是按照实际的事实与事件来作出决定，而是按照他们从新闻媒体中感知到的他们自认为真实的环境中发生的一切来做决定[1]。
李普曼所提到的新闻媒体所构建的环境就是媒介现实。
C怀特·米尔斯(CWright·Mills)(1967)提出了“二手世界”的概念。
他认为，“理解人类处境的第一条原则就是人们生活在一个二手世界中。
……他们关于世界以及自身的印象是由他们从来不曾遇见将来也不会遇见的众多的目击者所给予的……”[2]。
不管是媒介现实，还是二手世界，虚拟性构成了它们的根本属性。
在这个虚拟世界中，媒介活动的参与者把亲身体验到的生活事件编码为媒介符号，而媒介上呈现的现实往往以新闻故事、戏剧寓言、新闻报道、图片或音乐等形式出现。
WeimannGabriel(2000)认为媒介现实同社会现实相比，更为戏剧化，更为丰富多彩，更为激烈，更为积极，也比现实生活变的更快。
这样的世界之所以能让很多人迷恋而放弃真实生活，就在于能让参与者获得一种超乎寻常的“在场感”[3]。
“在场(Presence)”是一种主观体验，并非客观实在。
JamesJGibson(1979)指出，“在场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人对其物理环境的体验。
它不是指社会个体所生活的物理世界中的周围环境，而是对那些环境所产生的一种感觉与意识，而这种周围环境是作为自动控制的精神过程的一种中介而存在[4]。
W·托马斯也对此有过论述，认为在环境刺激与人的反应之间存在一个主观定义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情境定义”。
这种情境判断完全是主观的，可能与客观实际相符合，也可能不相符合。
但是，如果人们把一种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它们在这些人看来就是真实的[5]。
因此，所谓的“现实”实际上就是社会个体对自身所处环境所定义的一种在场意识。
从这个角度而言，媒介现实虽然有别于身体力行的客观现实，但是因为能够给参与媒介活动的社会个体一种“在场感”或“在场”意识，从而具有一种高度的真实性，也比大量的物理世界更吸引人，更迷人，因而也被参与者当成一种社会现实。
二、媒介建构现实的三种研究范式有关媒介建构现实的研究，一般被看作是与实证主义相对立的一种研究思路。
费斯克(Fisk)在批评以信息运输为目的的媒介工具论的同时，给予了强调意义生产的媒介建构论以“符号学派”的地位[6]。
汉诺·哈特(HannoHardt)(1992)也明确把关注意义问题的建构主义媒介研究思想称为文化批评学派[7]。
在我国，邓理峰也开始把建构主义媒介观当作与媒介工具论(或者媒介实在论)并驾齐驱的媒介研究范式[8]。
即便如此，学者们并没有在媒介建构论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对媒介建构现实的不同倾向作进一步的探讨。
媒介现实的虚拟性告诉我们，它不仅与经验世界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而且还与媒介活动参与者的个体心理紧密相关，媒介—个体—社会三者共同构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三角关系，由此也形成了三种有关媒介建构研究的基本范式:关注媒介文本的符号学范式，关注社会现实层面的社会学范式，以及关注个体心理的社会心理学范式。
下面就理论来源、研究对象、研究问题等几个方面作进一步阐述。
(一)符号学范式在媒介建构现实的研究中，来自语言文化领域的学者常常把目光放在媒介语言的具体体现———文字、图象、声音等媒介文本上面，一般采用内容分析或者符号学方法，通过研究话语的修辞与内容变化来研究语言符号的意义及其生产过程，这种思路可以被称为符号学范式。
这种范式起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来源于我们共享的文化符码。
这种语言符号的概念意义(所指)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就是借助语言符号来思考和区分其所生活的世界的。
因此，我们正是通过语言符号这种媒介，把我们的现实世界与社会历史文化建立起了联系。
罗兰·巴尔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符号学中的意指思想[9]，正式把历史文化纬度引入符号学研究领域。
他认为符号能指与所指两个层面之间的连接关系是一种意指关系，其中有两个核心序列(如图1):第一个序列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揭示的意义称为明示意，也是符号的常识性意义;第二个序列引进了文化纬度，关心的是符号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第二序列中，第一层面的符号成为第二层面符号的能指，而这能指又重新获得意义项所指层。
这一层面的意义称为隐含意(文化义)。
这样就把意指的触角伸向了社会现实与文化领域。
巴尔特认为，文化层面与神话一样具有虚拟的特性，因而也称之为神话层。
正是因为有了“意指”过程，意义丰富的文化系统成为了神话学的所指层面。
符号学也完成了从语言符号学到神话符号学的蜕变。
从第一系统的语言学到第二系统的神话学，与人发生关系的现实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在第一系统中，我们面对的是物的世界，有赖于我们的实践活动来体验。
感觉到的世界也是实实在在的物理世界，有时间和空间的规定性。
到了第二系统，物理世界完全变成符号世界，或者说变成神话的世界。
我们接触的世界是一个超越了物理时空环境的心理世界。
在那里，一切的经验不再依赖于我们的身体实践，而我们的文化想象力赋予了多种多样的符号(文字、图片和声音等)以形形色色的意义，这是理解、解释的结果。
大众媒介(既包括传统的报纸、电视、广播和杂志等，也包括以网络为纽带的新媒介)建构的世界，就是一个第二系统意义上的符号世界。
这个世界，是媒介从业人员借助一系列的图象、文字和声音符号建构而成的，并以新闻、广告与娱乐节目的形式出现。
学者们正是以符号学理论为依据，以媒介文本为研究对象，而解释与揭示符号世界的意义呈现就成了学者们努力的目标。
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Fairclough)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包括话语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在内的话语分析框架[10]。
文本纬度的分析包括“词汇”(主要涉及个体语词)、“语法”(涉及与分句和句子连在一起的语词)、“连贯性”(涉及分句与句子如何被连接在一起)一直到“文本结构”(涉及文本的大范围的组织属性)层面;第二个向度话语实践，牵涉到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第三个向度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主要是在与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关系中讨论话语。
这三个向度具有递升特征，最后指向以政治、意识形态等形式体现出来的社会实践层面。
这个模式虽然以社会实践为最高层次，但是始终围绕媒介文本而展开，重点是解释媒介符号多层面的意义，因而就社会实践层面而言还是不够彻底的。
(二)社会学范式社会学范式重点关注媒介建构现实过程中社会现实或社会结构在其中的作用，以及在社会现实与媒介现实的互动影响过程中知识的生产与消费问题。
社会学范式的理论来源以彼得·伯格(Peter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Luckmann)的知识社会学为主。
他们改变了古典哲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从形而上的逻辑世界转到我们身体力行的日常生活世界。
他们认为这种世界蕴含的日常生活现实因为具有高度的真实性而“成为最重要的现实”，它们“以一个互为主观的世界，也是一个我与他人共享的世界，呈现在我面前”[11]。
也就是说，日常生活现实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具有最高实在的价值。
这个世界只有通过行动者的社会互动才能建构完成。
伯格和卢克曼认为，社会生活中任何一个实在的建构，都只能是社会地建构，即通过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本身来建构。
而基本的建构程序为制度化、合法化和社会化，正是通过这些过程，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称为主观与客观融合在一起的社会实在。
伯格和卢克曼的知识社会学，主要探讨了个体是如何通过语言的社会互动来建构主观实在与客观实在交错存在的日常生活世界，以及如何使社会实在与符号实在沟通连接起来。
HannaAdo-ni等学者(1984)认为这个理论之所以能被应用于媒介建构研究，是因为“大众媒介(新闻和娱乐)在惯习化过程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以及它对制度，既而稳定社会体系所提供的支持”[12]。
说到底，该理论解决了媒介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以及媒介在建构社会现实中的重要地位等问题。
由于社会学范式的研究重心在社会结构、社会化等社会一端，因而来探讨这种研究范式的研究问题时，我们会发现，文本意义或观念等文化范畴不是它的核心问题，相反，常识性的“知识”更适合成为媒介建构研究中社会学范式的研究主题。
更确切地说，“知识”构成了各种意义的结构，离开它们，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
而且，在媒介建构研究中，知识不是固有的，它是社会互动的结果，与社会互动密不可分。
知识与社会结构、社会互动等共同构成了最为重要的研究命题。
(三)社会心理学范式社会心理学范式认为，媒介现实的建构是媒介活动参与者对媒介符号的接受、理解与阐释的过程，也是媒介活动参与者自我认同的过程。
故媒介活动中参与者的心理及相关外在化就成了关键问题。
该研究范式主要来源于符号互动论。
符号互动论发端于乔治·赫伯特·米德(MeadGeorgeHerbert)，完成于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Blumer)。
布鲁默认为符号互动论有三个基本前提:人们对事物所作出的行动是建立在意义基础上的，而这事物是因为意义而存在的;这些事物的意义来自于一个人与他的同伴之间的社会互动;这些意义通过一个解释的过程得到处理或调整，而这个解释过程是人们在处理他所面对的事物的时候采用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