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葛浩文翻译春树

当葛浩文翻译春树摘要道格拉斯·罗宾逊提出翻译是一场作者、译者、译文读者共同开展的双声对话。

本文拟从罗宾逊翻译双声对话中，译者、作者对话关系视角入手，对春树的《北京娃娃》以及毕飞宇的《玉米》葛氏译本进行评析，通过对比译者与作者的非常态对话关系，以期揭示译者与作者能够开展平等的翻译对话必须具备的条件。

关键词：道格拉斯·罗宾逊双声对话葛浩文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传统翻译观中，作者与译者的对话属于主仆之间的对话，而现今译界由于热衷于“译者主体性”这一译学命题的研究，认为在译者与原作者的对话中，翻译家处于中心的位置，只是这种对话关系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应有明显的限度。

然而，译者葛浩文翻译的春树的《北京娃娃》时，虽然将原作内容删去了三分之一，却在英文图书市场创下了不俗的销售业绩！译者与作者的对话关系又当何解？本文拟从对话理论入手，探讨译界这种非常态的对话关系问题。

一对话理论概述对话理论是俄罗斯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的一个思想深刻、内涵深远的理论。

该理论认为，“对话交际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这种对话性体现了“双声语”的本质——“两种意识，两种观点，两种评价在一个意识和语言的每一成分中的交锋和交错，亦即不同声音在每一内在因素中交锋”。

基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美国翻译理论家道格拉斯·罗宾逊将翻译视为具有“双声语”特征的活动事件，把翻译看成是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之间展开的一场穿越时空、跨越语言文化障碍的“双声”对话。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并不是“传声筒”、“应声虫”、“复印机”等被动的中介工具，而是具有创造性的主体，能够利用自身的身心体验、逻辑思维、个人阅历积极能动地与作者、读者进行双声对话，在相互交流过程中加深对原文意义的理解，更好地在抒写原作的神韵、保留文化异质，并于译文可读性间寻求最佳平衡点。

换言之，翻译既不是原文作者的独白，也不是译者的独白，而是在译者的身心体验基础之上、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之上，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共同参与的一场开放式的对话。

罗宾逊的翻译对话理论体现出译者、作者、读者彼此平等、相互尊重的学术思维和态度。

如果能真正实践这一理论，翻译对话则是双向平等的，交谈各方就能相互影响、互相塑造。

事实上，如此理想的对话环境，不过是一种憧憬。

二当葛浩文翻译春树译者葛浩文，1939年生，男，被誉为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已出版约50部译作。

作者春树，1983年生，女，2000年高中辍学开始自由写作，已出版小说3部。

美国人葛浩文虽为译界巨擘，但有时由于商业效应接手翻译自己不感兴趣的作品，如《北京娃娃》。

对比原作，我们不难发现葛浩文在英译《北京娃娃》时，不仅在词、句的翻译上作了大量的删减处理，还通过段落顺序调整、融段、整段删减等方式，剔除了与小说主要情节无关的内容，调整了小说结构。

罗宾逊所倡导的平等开放的“对话”模式，在英译本中踪影全无。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非常态的对话形式？1 “代际”隔阂美国“30后”翻译家葛浩文被誉为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大家，在译过萧红、白先勇、张洁、杨绛、冯骥才、贾平凹、刘恒、莫言、虹影等二十多位名家的四十多部作品之后，2004年出人意料地翻译了中国初出茅庐的“80后”作家春树的自传体小说《北京娃娃》。

这是一场非常态的译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注定会引人注目。

首先，译者与原文作者之间的年龄跨度达到近五十年。

这种译者年龄长于作者的情况并不常见。

通常情况下，作者尽管年龄上小于译者，但在创作上已相当成熟，例如葛浩文与毕飞宇。

为什么葛浩文声称对春树的《北京娃娃》不感兴趣？部分原因或缘于年龄差异。

更重要的是，“年轻人的作品来得快，去得也快。

我也老了，还是专心翻我自己喜欢的作品。

”因此，译者采取了不肯俯就的姿态，与作者拉开了距离。

结果译作对原作的忠实度让人唏嘘。

其次，年龄、阅历、地位的差异加大了对话的难度。

五十年是一道难以跨越的岁月的鸿沟。

《北京娃娃》描述了春树从14岁到17岁之间坎坷的情感经历，真实朴素地展示了“残酷青春”，里面的生活对老成持重的译界大师葛浩文来说，还是比较遥远的，译者可能无法深刻体味。

而作者通过夹杂于行文其间的个人自由体新诗表现出的迷惘，由于葛浩文从个人体验出发，觉得这些诗作“低龄化”，文学性不足，毅然进行了大量删减，使得英语读者只能感受到一个寻常美国不良少年的叛逆故事，并没有准确抒写出中国少年当前的社会历史语境。

“翻译就跟谈恋爱一样，译者必须译与自己气质和文风相近的作品才可能喜欢甚至爱上原作，才能出好作品。

作者和译者之间有了缘分，机趣相投，性情相近，才有可能出现历史的奇遇。

”葛氏在年龄上几乎与春树的爷爷相仿，且不说喜欢她的作品，就连理解这位中国“80后”在现代教育体制下压抑自我，却又想要逃离的矛盾心理都是要颇费一番工夫的。

2 性别藩篱性别决定了男女不同的话语风格。

春树的女性话语特点十分突出，她更擅长形象、具体、直接性思维，更注重内心的主观体验、情感经验和生命经验等私人空间的书写。

她以自己的身体与经验作为审美感知原点，而且在创作过程中始终使用非理性思维进行文本表述，如：“我的大脑因此变得像一块杂草丛生的土地，那时就连一瓶洗发水也能让我想起他来。

那真是死都不愿回忆的几天。

夜像风一样吹进心里。

”而译者的性别身份有可能决定其对待原作时，更注重情节性，这一特点可以用来解释传达原文精髓的心理描写为何在葛浩文的翻译中被消弭于无形。

在葛氏译介过程中，只见到译者与目的语读者的单向对话，与作者对话的过程则被译者男性身心体验替代，扭曲了原作原有的面目。

相反，葛浩文在译介中国当代著名男性中年作家毕飞宇的《玉米》时，翻译之完整、全面、精确令人惊叹，赢得了西方文坛认可，其成功之道正是对人物心理描写进行了巧妙的翻译处理。

葛浩文十分欣赏毕飞宇，他认为毕飞宇观察人物更加深刻细致，尤其是内心活动。

他力图向作者毕飞宇靠近，体现出基于与作者平等对话基础上的对原作作者的尊重。

例1：真金不怕火炼，身正不怕影斜。

译文：true gold does not fear fire，and an upright body never fears a slanting shadow.为了忠实于原作细致的心理描写，葛浩文采用了斜体独立成段的方法，来突出表达女主人公玉秧的心理，使译文脉络清晰。

该巧妙手法得益于译者同作者、读者成功地开展了一场“双声”对话，在与作者、读者互动中积极地平衡了双方的诉求，与对待女作家春树心理活动描写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3 文化的强、弱势之异为了市场需要，为了迎合英语读者的阅读口味，葛浩文在翻译《北京娃娃》时，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第二次创造，如对小说出现的人物名称全部采取意译方法，或者干脆舍弃音译法用英文对应名取代，让读者感觉小说中的人物像美国人，而非中国少年。

例如，小兰被翻译为“little orchid”，似乎全然忘记了中国人名是最能彰显中国文化的一种途径。

又如，在面对诸如“四两拨千斤”、“水至清则无鱼”、“鹤发童颜”等中国文化负载词语时，葛浩文直接删去不译。

至于体现作者追求自我、特立独行、叛逆精神的朋克音乐以及诗歌等，也都被译者随意删去。

经葛浩文之手，《北京娃娃》俨然成了西方人眼里的美国娃娃。

的确，目前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经济的优势赋予其话语权和说服力。

但是，我们不能意气地认为《北京娃娃》英译本就是帝国语境强权征服下的折射性译本，要知道，来自所谓强势文化的葛浩文教授在翻译来自弱势文化的毕飞宇的《玉米》时，却采取了忠实的翻译策略。

例如，用汉语拼音方式翻译人名，像小说主人公玉米（yumi），玉米的父亲王连方（wang lianfang）等，全部采取音译。

又如，在面对诸如“四两拨千斤”之类的中国文化负载词语时，由于既无法在译语直译出来，也无法转换或移植到译语中去，于是葛氏便舍弃原语中的形象，基于文本语境译出原文的含义，采用意译手段尽可能缩小译语与原文成语对读者所产生的语义联想和艺术感受上的差距。

例2：这个呆丫头就是这么不领她的情，说话的腔调也变了，完全是一个城里人了，都学会四两拨千斤了。

译文：not only had her foolish baby sister dismissed yumi’s generosity，but she had already begun to talk like a city girl who knows the value of understatement in important matters.可惜，春树的作品却无此待遇，同样是“四两拨千斤”，葛浩文翻译春树时，却采取了置若罔闻的态度。

例3：我所有的愤怒都被李的消极麻木四两拨千斤解构掉了。

译文：all my anger had been defused by li’s indifference.“四两拨千斤”在译者笔下被全然隐匿，无法突出男友李旗在与作者春树恋爱过程中所占据的主导性地位。

一种是居高临下式的交流，一种是平等尊重的对话模式，葛浩文对两名中国作家的态度如此之不同，显然不能简单地用强、弱势文化来解读葛浩文与春树间的对话问题。

三结语对话意味着差异的存在，意味着不同观点和见解的合法并存，当葛浩文翻译春树时显然是意识这一点的。

在现实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与原文作者真正能做到平等对话实属不易，特别是当资深译者遇到资浅的作者、男性译者翻译女性作者作品的时候，即便为人、为译者修养高如葛浩文先生，也会受到诸多由于年龄性别阅历引起的各种因素的影响，造成心理上对交流对象不同程度的接纳和认同。

可见，译者欲与原文作者开展平等的“双声”对话，是需要一些条件的。

首先，译者须与原作者存在差异及见解的不同，唯有如此，才能互为补充。

但是，差异不能遥远到难以进行“双声”对话的地步。

其次，译者须与原作者存在相互敬重的关系，但不能敬重到一方不自觉地俯视另一方的程度。

虽说译者与原文作者不能个个都达到葛浩文与毕飞宇那样英雄惜英雄的关系，但至少双方是平等的、能心平气和地展开正常对话。

最后，译者与原文作者应该有一些共性和感情的共鸣。

由于年龄、性别等方面的差异，葛氏在译介《北京娃娃》的过程中，没有践行罗宾逊提出的译者应同原语作者和译语读者进行双向和谐对话的对话理念，在与春树的翻译对话过程仅仅充分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却走向了忽视作者、由译者全盘操控的极端。

这种仅与读者对话的方式尽管能够迎合读者的阅读趣味，并因商业效应使译作比原作更显轻松化娱乐化，但却造成了文本思想、作者形象的误导性塑造，小说中的精华丧失殆尽，文化的引入和再现更无从谈起。

葛浩文与春树的翻译对话结果毁誉参半，但这仅是葛先生翻译生涯的一次尝试。

从葛先生一生的翻译事业来看，他一直都在实践着翻译对话理论所体现出的推崇平等、提倡相互尊重的学术思维和态度，否则，难以成为“公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